村小的孩子

今晚看了纪录片《村小的孩子》——一个大学毕业生毕业后用近六年的时间对一个村子留守儿童和家庭的进行的跟拍。六年的时间，孩子们从一年级到六年级，从单独到三姐妹；而不变的是，要想很久才能记得一年才能回一次家的爸妈的模样，要每天早上四点半起床走路上学，风雨无阻。 或许贫穷依然存在于世界上的各个角落，但令人不解的是这六年来，当外界的关注点逐渐转向他们的时候，为何孩子的上学路还是如此艰辛？ 每一位农村的孩子都需要一束光，这束光，可以是一位好的老师，也可以是一位纪录片里那些好心的大学生志愿者，也可以一次去过大城市的机会。只有外侵机会的到来，才能让他们看到差距，知道自己怎么回事，处在哪种境遇，明白读书与努力的意义，见到了这束光，往往就是他们改变命运的开始。 农村孩子生处的环境是恶劣的，学习环境很差，教学质量更差，父母的背景也都是来自厂里的打工人，没办法提供更好的教育机会和视野。他们会让孩子好好读书，可是自己却并不是榜样，当然这里面各有原因，每个父母都有他们的困境与苦衷，加上又是爷爷奶奶带大了，这里面缺乏的与父母之间的温情与指导更少了，所以农村出生的孩子，苦是吃过的，性格会坚韧，但是因为视野狭窄缺乏沟通会变得极端和敏感，自负与偏执。而这些问题，又 需要他们通过教育不断成长与改变自己。

LL：他今年二十五岁，父母都是聋哑人，小时候他的爸爸妈妈长年不在家，在附近的城市打工，也许是因为聋哑人，反而他们有更强的互帮互助的那种民间组织，所以应该是在厂里上班，家里的奶奶带他，住的不远的他的叔叔对他很严厉，甚至在他青春叛逆期会把他吊起来在房梁上揍他，他的叔叔也是个很能吃苦的农村汉子。我记得有次他家里所有人一起去远处的乡镇替别人收地里的庄稼挣钱，天黑了还没回来，他就来找我，他哭了，那时候我记得他有初中大小，我被眼前这个能把别人胳膊打成三截的男孩竟然会家人的晚归和黑夜吓得掉眼泪。那天我姥爷把他叫到我家一起吃的饭，准备一起睡去的时候，他的家人都回来了，他就跑回去了。

现在的LL，已经是两个女儿的爸爸，现在长年在外地打工，过年回去吃了顿饭，给我讲了几种电焊的区别，我记住一个词叫氩弧焊。中间他有个我不认识的朋友厚着脸皮坐在一桌，聊了一夜他刚买的宝骏汽车。他结婚的时候我回去参加婚礼，我记得那天我喝了一杯很辣嗓子的白酒，婚房循环放的是“菊花爆满山”那首歌，他弄丢了我随给他的二百块钱红包，我回到姥爷家吐的一塌糊涂，我讨厌白酒。他是个很不错的人。二胎政策以后，他自己的弟弟比他的女儿大不了几岁，他们家一直都是人丁兴旺的。

FC：他比我大一岁，但是我从来没叫过他哥。在姥爷家的那群小孩子里，他是脑子比较好使的，除了我（我觉得）。他的父母在村里开过一段时间压花生油的生意，听说有过一百多万，也算过得不错的家庭，可是我记得小时候他吃的午饭也没什么肉。后来有几年，农村各个土广告都是借贷，这可远早于现在的网络借贷，我也是那时候才听说“铁爪子”这样的词的。赌博成风，在市里房价不到一千块的时候，村里新一批的年轻人，赌博输掉四十万这样的数字，对我来说是惊人的。他爸不是年轻人，但是输了一百多万，于是就卷了铺盖，去北京打工了。他在读初二的时候，我初一，他和我聊性的话题，他告诉我拉手接吻是有可能怀孕的，我已经上初一了，我知道他说的不对，所以我说他脑子是最好使的，除了我。后来初三没上，去学武术表演了，我震惊于这个骨头已经硬了的年纪，还可以重新学会空翻，他说他可以一连着从舞台这头翻到那头，好像叫什么开堂彩。后来他去北京打工，我高中暑假去北京旅游，去找了他，他和一个朋友住在北京，我跑了很久才到他说的那个地方，管庄。我才知道，北京不只有我们印象中的样子。我们仨横着躺在他们出租屋的那张唯一的床上，腿伸不直。

现在的FC,应该是那些小伙伴里混的最好的，十来年北京的租房中介，现在自己在北京开了一个小公司，当了老板，在北京贷款买了房子，前些年结了婚，某年见面吃饭聊天，他说要是英语好一些就好了，卖别墅给那些傻逼老外，会点英语能多挣好多钱。最近好像离了婚，还在北京，希望他的公司可以扛得住疫情。

XL：他比我大四五岁，也是第一个不和我们再一起玩的伙伴。我们还在玩泥巴的时候，第一次听说他去打工了，在那个年纪我是震惊的，我的其他小伙伴不震惊。

后来再到今天，我好像有十年没见过他了，听说他还没有结婚，快三十了，找媳妇比较难了，因为他爸得了脑血栓，他妈妈又有点神经，觉得媒人要钱多了，从家里给人骂了出去，好像不太有人愿意给他说媳妇了。

ZZ：我是顶看不上他的，姥爷的本家，比我小两岁多三岁，我讨厌他的性格，听话。小时候顶讨厌谁的妈一喊就乖乖回家的小孩，扫兴，还爱哭。但是他的弟弟，和我姨家的小孩，好多年以后又成了朋友。前几天和小表弟视频，ZZ的弟弟在旁边，刚考完中招，我问咋样，他说估计二百分左右，准备去技校。

ZZ现在在某厂上班，不是个坏人，性格还是老实的，估计也快结婚了。

先睡啦，回来再更新，困

继续写俩人。

PY：也是我姥爷的本家，我应该叫他哥，比我大俩月，也没叫过。小时候关系时好时坏，我俩共同的爱好就是都非常喜欢动物，喜欢钓鱼。喜欢小动物的小孩大多比较善良，也容易怯懦，小时候三五岁，我和另一个小伙伴放学就要欺负他，把他堵在胡同拉他的小鸡鸡，后来他妈妈专门在放学的路上拦着我们，说让我们不要欺负他，后来也就没有了。我俩小时候一块拿树枝当牛羊，拿很大的鹅卵石当猪，办“养殖场”，别的小朋友不太喜欢这种游戏，我们更多的时候一块玩别的。有次我俩去钓鱼，没钓到，他在桥头买了一条大鲤鱼，让我和他一起编了一个他钓到鱼的故事，我即兴当了一回捧哏，他爹逢人就跟人讲他儿子钓鱼多厉害。他爹是个五大三粗的庄稼汉，钓鱼是一件更细致点的事，他爹做不来。他爹是爱他的。

在另一个同学结婚的时候见过他一次，和他的老婆，一个大着肚子的黑瘦的女人。他好像在农村的价值观里不是太有出息的，他就近在家的附近的厂里上班，这样就挣的少，有许多人比较恋家，可能他也算。最近几年没和他有联系了，听说他的女儿都几岁了。最后一次见面就是我喝了一杯不好喝的白酒，他跟别人吹牛逼说我喝了一斤多，嗯，是他的风格。

KK：他是我的邻居。比我大有五岁左右，偶尔一块玩过，小时候我读育红班（幼儿园），和小学一个校园，听说他和一个叫小六儿的，俩人打架最厉害，我和我的小伙伴们商量“买通”他帮我们揍一个人，我给出的筹码是一颗大白兔奶糖，打谁我现在记不清了，反正是没成行，毕竟一个三四岁的小孩控制不住一个五年级的大孩儿。他妈妈有点傻，小时候管教他很严格，我记得会让他跪在踩碎的炉渣上，他哭，我姥爷让我去“救”他，把他叫出去玩。还有一件事，我向他买过一个木头棍，五毛钱。

现在他在煤矿旁边开了一个饭店，每天凌晨回来，也蛮辛苦，但是看起来生活还不错。他的女儿和他的妹妹年龄也差不太多，这也是二胎放开以后得事了。

WC：这个同学故事比较多，能认识他就是因为姥爷把我送到了育红班，他是前街的，我住中间，那个年纪的活动范围还比较小，本来不会认识的。他坐在我后边，有一个磨掉漆，扁了吧唧的文具盒，继承自他的姐姐可能，我总是一回头，一拳头把他的铅笔盒砸扁，他又把他凹回来，我再砸扁，他又凹回来。重复了这么几次，我们就认识了，也成了朋友。岔开说一句，去上学意味着村里前、中、后的山大王都凑在了一个地方，各有各的邻居和熟悉的小伙伴，我臭味相投的认识了班上后街的几个坏孩子，并且很快称兄道弟，我发现一个问题，他们全都欺负WC，而且他们是真的揍他。我先开始是劝，后来是通风报信，让他放学先跑，但是我猜那时候的我又不想树敌太多，所以只是偷偷放他走。再后来有一次，我因为WC和他们决裂了，后来也没再和这几个玩过。

我只去了一学期的育红班，而且是上午不去下午去，睡不醒，睡醒了也不想去，我姥姥就追着我满村子跑，她追不上我，通常也就是追追就算了。所以满打满算我去上学可能有一个月。唯一的收获就是这个朋友还有就是了解了后村的“势力”。

关于育红班还有一件事可以讲讲，我去上学了，妈妈从市里给我带来了一个书包，我记得是米老鼠的，而且米老鼠的头和鼻子是立体的，班上的小伙伴只有我一个人有书包，他们下课就排着队来按我米老鼠的鼻子，我觉得很另类，于是回家要求我姥姥给我做一个和他们一样的布袋子，斜挎着去上学。

说回WC，他是村里的外来人口，这是我后来更大了才知道的。所以他经常被欺负，由于他父亲的软弱，常常是别的小朋友追到他家打他，他爸妈还要打他，理由无非是，你不招惹别人，别人为什么只打你这种傻逼逻辑。我总是救他，我描述一个他挨打的场景吧。一群人围着他在小卖部门口，更大的或者更小的孩子，脱了鞋扇他的脸，把他的衣服撕破，等等。这时候大概五六年级，可能正是校园暴力霸凌最严重的时候。好像大家每天都要打他一顿，我这个时候已经回市里上学了，只有偶尔的机会才救得到他，甚至我走的时间里，我的小弟也会打他。我每次回来都会从中调停，每次走之前都会叮咛嘱咐，我的人，谁打他，回来也得挨。可是没什么用。也偶尔听到大人人隐晦的说过他的妈妈“卖银”，大人们换了个词，以为小孩子听不懂，可是我听懂了。

后来有一次，姥爷莫名其妙的丢了一根鱼竿，我回去的时候，姥爷说应该是WC偷的，我不信，也不愿意相信。可是别的小伙伴告诉我见到他拿了一根鱼竿在河里钓鱼，颜色长短听起来很像，而且大概率他不会自己花钱买鱼竿。姥爷让我去找他，把他叫来问问，我很为难，记得当时去他家的路上，挺难受。到他家，我说，走，去我家玩。但是他找理由不去，那时候我就意识到，应该就是他了。后来他还了鱼竿，好像也不太愿意再来我们家了。

后来听说他娶了一个长得还不错的老婆，可是又听说她老婆嫁给他的时候怀了别人的孩子，无从得知了，也没有了联系。

SPY：这个不算朋友，他是后街的小霸王，我俩玩过，就是育红班的时候，后来不怎么见得到，也因为上边这个同学，所以成了敌人。我总会偶尔听说他，我猜他也是一样。感觉不可避免的要打一架。总是尽量的避开，好像有地盘范围似的，总碰不到，可是有一次要买的东西这边小卖部没有，就去了后街，我跑进小卖部扑到柜台，就是这么巧，碰到了他，这一对眼不要紧，那就打吧。后来小卖部老板把我俩拉开，他拿枪朝我肚子上打了一枪，玩具枪，我哭了，他跑了。我的小伙伴要告诉我姥爷，我阻止了。后来慢慢大家更大了，就没怎么再遇到过。

奇了怪的是，我小时候不怎么和女生玩，唯一有一点印象的是，育红班喜欢一个女生，天天追着她要她嫁给我，她去告诉了老师，老师告诉了校长。后来有一次校长骑车碰到我姥爷，说你外甥厉害啊，要人家小姑娘嫁给他呢，我那个羞愧啊。后来好像见过她，看来三四岁确实没有审美😂现在肯定是谁家的媳妇了，大概率是几个娃的妈。

其实后来我的这些小伙伴，现在也正年轻，某些方面好像要比我成熟，偶尔见面会告诉我人生有多难。很久不见面偶尔会说，小时候玩的这些人，最想我。见面了也总是说，他们现在的孩子没有我们那时候玩的开心，玩的痛快，我不知道，但是他们这些每天看游戏直播的小仔们，嘴巴里的词确实更丰富一些，肉是都吃得起了。

人生就是，很多人更幸运一点的游戏罢了。我觉得我非常幸运，非常。我姥爷是八十年代的万元户，更早的时候也走南闯北推销生产队的机器，算是见过世面的，他养的孩子也很成功了，三个孩子舅舅妈妈姨姨都考上了大学，在村里屈指可数。他也很会讲故事，关心小孩，出差会带礼物，出远门有时候会带小孩去见见。最重要的是从来不打小孩子，他的孩子辈，孙子辈，都从来不打。零钱就放在抽屉，说，随便拿，但是大家反而都不会随便花，更不会偷钱。他有他的作为农民的局限性，每个人都会有每个人，每个阶级的局限性，可是他一定是个精彩的人，他自己的人生，他教出来孩子，他甚至养出了会写诗的外甥，就在那片土地上。

再续。

每逢初一，十一，二十一，初八，十八，二十八，姥爷家的村子都有会。也就是赶集。我记得小时候有一个卖坦克大战俄罗斯方块那种游戏机的年轻人，也卖光盘，估计也有毛片，我对他印象最深的是，从我记事开始他就是那个样子的摊子，大概得有二十年以后，他的摊子还是那样，他的光盘的盒子都晒掉色了，他的短发也有了非常多的白头发茬，还在卖那种游戏机和香港电影的光盘。今天没见到他。

今天印象最深的是碰到一个人，我猜他肯定不怎么记得我，也许记得。他是电工，我记得那时候村里变压器常常坏掉，正在追某个电视剧的时候就非常恼火，许多人会去变压器那里看。或者家里老化的电线，接触不良，大半夜会把他叫来，他会骑个自行车，穿着拖鞋，鼓捣一会儿就好了。他大概是我诗里写的“年轻力壮的身体”的代表之一，我记得一起去钓鱼，他骑摩托，嫌姥爷的电动车慢，那时候我讨厌他。十年前他大概四十来岁，应该不到。今天我看到他坐在轮椅上。他的头很大，以前他常常光着膀子，看起来很健康，今天我两次看到他，用手转动着轮椅。我很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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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能杰导演的纪录片大多聚焦社会边缘弱势群体，有关注乡村留守儿童的，有关注矿工尘肺病的，有关注南方民间庵堂文化的，有关注心智障碍青年的，有关注国民党抗战老兵的，有关注性少数群体的。在蒋导所有的记录片里，我感慨最深、哭得最多的是《村小的孩子》。

《村小的孩子》自2009年起陆续跟拍了6年，拍摄地位于湖南省邵阳市新宁县一渡水镇光安村，这里也是蒋能杰导演自己的家乡。本片拍摄时，光安村共1700余人口，有近900人外出打工，村里剩下的都是老、弱、病、残和留守的孩子们。老人们靠养鸡、种地等维持日常生计，承担着照顾孙子孙女们的重担。孩子们则在没有父母陪伴的日子中，散养般地度过童年。

2004年起村小光明小学就已属危房，无法使用。大点的孩子需要每天五点多起床，去赶六点半开往镇上的拖拉机，或者步行到十四公里外的镇小学上课。而太小的孩子只能让爷爷奶奶带着去镇上租房子。这样不仅增加了开支，家里的地还荒废了，收入减少，经济更加拮据。生活对他们来说，太艰难了。2006年村领导决定私自招收低年级学生，在村民房上课，同时开始申请重建光明小学。直到2010年1月，在国家惠民政策的扶持下，光安村光明小学新教学楼终于投入使用了。但是只有二年级以下的孩子可以在村小上学，高年级的孩子们还是需要到镇上读书。

7岁的范魏煜和上初三的姐姐范魏媛跟奶奶一起生活。妈妈在生弟弟时难产去世，爸爸去广州打工，却因抢劫入狱四年。姐弟俩的学费只得靠奶奶种地卖玉米。初二暑假，范魏媛去打工挣钱攒学费，后来因为年龄太小没人敢再用她。说到爸爸，坚强的范魏媛几度哽咽，心里想好了很多话要对他讲，但如果真的见到他，她觉得自己说不出口。她说爸爸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人，她不想伤害爸爸的自尊。2009年10月，奶奶因病去世，范魏媛和范魏煜开始跟着外婆生活。

蒋鑫一家

蒋鑫和蒋恒哥俩从小由爷爷奶奶带大。他们几个月大的时候，爸爸妈妈就外出打工了，一年都很难回来一次。2010年蒋鑫4岁，哥哥蒋恒8岁。哥俩都很调皮，每天只知道玩耍，无心学习，经常因为不写作业被老师留堂。2011年冬，哥俩的爸爸妈妈回来了，只呆了几天就又回去打工了，临走前蒋能杰导演为他们拍了一张难得的全家福。蒋恒的学业还是很吃力，他不是个聪明的孩子，怎么也背不会书上的“李白乘舟将欲行”，听到同学的嘲笑，他伤心地哭了。

2009年蒋云洁6岁，她有一双大大的眼睛，非常乖巧懂事。云洁的爸爸妈妈带着妹妹在外地打工，很少回来，她跟着奶奶一起生活。小云洁会照顾奶奶，帮奶奶做家务，摘到野果会带回家给奶奶吃。在被问到别人有钱买零食，会不会羡慕，小云洁说：“不想买零食，因为家里钱不多，要留着给奶奶看病。”因为奶奶不放心云洁步行十几里去镇上上学，所以蒋云洁读了两次二年级。直到该上四年级的时候，她才和蒋恒他们一起步行去镇上读书。

彼时小云洁还是个爱笑的小娃娃，会笑着喊导演杰哥，让他帮忙给死去的小鸟拍照。导演问她长大了想干什么，她笑着回答说：“我长大，想打工。”小云洁后来成为蒋能杰导演第一部剧情长片《矮婆》的主人翁，长大的矮婆（云洁的小名）笑容不再，让更多人认识并记住了这个懂事惹人疼的姑娘。

2009年至2011年跟拍的这些孩子，那时候一个个还都天真烂漫，会笑着从镜头中找自己的影子，会对着摄像机吐舌头做鬼脸，会在导演给他们拍合照的时候灿烂地笑。他们已然尝过了生活的苦，却不计较没有漂亮的衣服和好玩的玩具，他们对着镜头说着不记得妈妈的样子，眼里却尽是令人心疼的落寞。

随着媒体的曝光和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努力，留守儿童问题日益受到人们关注。一渡水镇的孩子们还是照旧地生活，但是生活也在渐渐发生着变化。他们有机会看到光安村以外更大的世界，渐渐明白了父母的艰辛和无奈。

2012年春，光安村留守儿童命运的一次大转机到来了。湖南卫士的《天声一队》通过芒果基金为8所贫困小学资助了爱心校车，一渡水镇光安村光明小学是其中之一，节目组还专门到光安村为孩子们拍摄了专题。孩子们艰难跋涉的求学路深深刺痛了全国人民的心，节目效果非常显著，校车很快到位了。但最终因为光安村没有公路，校车没能载上村小的孩子通往求学之路。蒋云洁和范魏煜、蒋恒他们，还是要继续早起，每天往返结伴走路3小时到镇上去。孩子们第一次靠近幸福的希望破灭了，留守儿童的援助之路还很漫长。

2013年CPLA开展“留守儿童筑梦计划”，中国青年慈善领袖会志愿者们为光安村的留守儿童送来了一份特殊的礼物。他们用视频记录了爸爸妈妈想对孩子说的话，为远在外地思念孩子的父母和留守家中渴望被爱的孩子，架通了一座爱心之桥。志愿者为蒋鑫、蒋恒哥俩争取到了与父母视频连线的机会。在十分钟的短暂时间里，爸爸妈妈一直在嘱咐哥俩好好读书，以后要有出息，上大学，不要像他们一样打工这么辛苦。哥俩一边听，一边抹眼泪。视频连线的最后，蒋恒对屏幕里的妈妈说：“我爱你”。屏幕内外，父母、孩子和志愿者们，所有的人都在泪流满面。

时间到了2014年，纪录片跟拍的最后一年。蒋鑫、蒋恒的父母春节回家，一家人过了一个团圆的新年，年后他们很快又外出打工了。范魏煜、范魏媛的爸爸出狱后不久又再次入狱5年。范魏媛通过社会援助、贷款、兼职，终于去桂林读了大学。蒋云洁的父母在回家种地半年后，因收入太低，决定继续外出打工。

《村小的孩子》是蒋能杰导演处女作《路》的续集，还有一部《加一》，是关注留守儿童题材的公益纪录片三部曲。荣获第三届凤凰视频纪录片大奖、最佳纪录长片奖、法兰克福影展一等奖。蒋能杰导演致力于用影像关注社会，用镜头呼吁更多人关注留守儿童，重视乡村教育。 蒋导为家乡孩子所做的并不只有记录，他一直坚持做公益，至今已筹办了5所乡村图书室，自费加社会募捐资金，购买书籍桌椅，也接受全国各地爱心人士的捐赠。同时，蒋导也在光安村连续举办了三届棉花沙乡村摄影大赛，用募捐来的二手相机，鼓励孩子们去拍摄生活中值得记录的影像。蒋导也曾发起空巢老人关爱影展，为家乡的空巢老人发声，呼吁年轻人关爱父母。

其实，纪录片里的孩子，至今蒋导也都在关注着他们。如今这些孩子都已成年，蒋恒成为一名理发师，蒋鑫也长成和哥哥一样高的大小伙。小云洁已高中毕业，假期还偶尔给蒋导兼职做助理。当年在纪录片里一起打闹的小伙伴，如今谈起这部片子，还在朋友圈打趣小时候的童言童语。

感谢关注并为留守儿童发声的记录者，也感谢所有为留守儿童提供过帮助的志愿者们。他们的行动虽未能改变现状，但他们的爱心给予过每一个受助的孩子雪中送炭般的温暖。我们祝福所有的孩子都能在童年有父母温暖的守候，让孩子们都能记得爸爸妈妈微笑的脸。谨以此片献给全国2.5亿农民和6100万留守儿童（更多资源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棉花沙影像工作室）。

有些梦想是和命运斗争时催生的

是奶奶的病痛

是爸妈的分离

是烫手的柴火

是挤脚的雨鞋

是颗粒无收的土地

是从屋顶破洞里漏下的雨滴

是眼泪

它们偷偷埋下了种子

让人千难万难也要走出大山

去学电视上偶然听到的一句happy birthday

看到弹幕上说

再苦也要坚持建小学的老村长是“我的爷爷”

说自己也曾是留守儿童的“1/56000000”

我不知该哭还是笑

村里留下的都是老人和小孩

大部分年轻人选择打工

随便一份零工一个月也有一千多

而代课老师十几年如一日

每个月工资只有一两百

好不容易才涨到了五六百

政府的补助 只听过 没拿过

一有假期就去上访

上访的人很多 乌泱乌泱

全是代课老师

为了一点补助

去送礼、去求情

去碰碰运气

拿不到就算了

都是命

空间的距离造成了时间的滞后

闭塞的信息被困在小小的村子里循环往复

孩子们的认知里 主席还是姓毛

日本都是坏人

长大就要打工

打工等于赚钱

首都？天安门？奥运会？

这些名词都是啥？

他们不好奇 也不关心

家里的农活倒是都能熟练掌握

纪录片里插播了一段湖南卫视的爱心捐赠

旁白煽情地说弟弟每天上学要往返3个小时

妹妹本应去中心小学读4年级

却因为路途遥远只能留在村小重读二年级

这一切都是校车的原因

有了校车孩子们就都能享受知识的灌溉...

可捐赠的校车因为公路太窄 无法通行

村民说

真想把那校车砸了

是啊 那可笑的校车 它的存在就是一种讽刺

“别人都问我为啥要当代课老师，又辛苦又没钱，我说，我是为了一腔对于教学的热情”

“这个学校必须建，不建我们村就黑暗了，黑暗啊”

阳光照不到的地方

等夜色过了 黑暗会消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