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说第六季

每次《奇葩说》更新，辩题都会引发一轮讨论，上周末更新的自然也不例外。最近的辩题中——“喜欢的工作996，该不该辞职？”“美术馆着火，名画和猫你救谁?”“恋爱多年我却恐婚，如果有去除恐婚水，你会喝吗?”都引起了很多争论。为什么《奇葩说》，或者辩论这个形式能够成立，并且伴随着争议吸引着我们的目光？

当许多人在评价这档由马东所创造的《奇葩说》时，往往会走两个极端，一是觉得这本就是个娱乐节目，不应该以过分严格的、甚至“以天下为己任”这样沉重的要求来苛责它；另一路批评正与之相反，指责它看似关注社会问题，实则其中包裹着娱乐以实现盈利目的，而最终使其所能达到的效果大打折扣，为此人们还创造一个叫“商人知识分子”的新名词。 在本文作者看来，对于《奇葩说》的这两路批评都有问题，因为通过这档节目的实际运作和效果，我们会发现，马东其实是想在两者之间寻到一个平衡点，并且不可忽视的是，当2014年《奇葩说》横空出世时，通过其所选择的选手以及每期所讨论的话题我们可以看到，它所渴望所成之事及其抱负。

不可否认的是，《奇葩说》处在多股力量交汇之间，如资本、娱乐甚至权力等等，也正因此才使得它充满争议和期望。因为正是通过这个节目展现了许多当下社会所存在的、年轻人所烦恼以及需要被讨论的问题。而《奇葩说》本身的节目设置形式（导师-辩手）——尤其伴随着第五、第六季导师下场辩论之后——更让我们发现在那些话题辩论之后，其实隐藏着或是展现了一个当下时代复杂的社会意识形态现状、阶层流动所带来的价值观变化，以及不同群体观念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等等。所以这档看似游戏的辩论节目，才会令那么多导师、辩手及观众投入“真感情”。

撰文 |重木

01

为何辩论议题容易引发争议？

伴随着原本作为评价的导师们在第六季下场带队辩论，《奇葩说》新赛制的设计所产生的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是让我们对导师们的许多观点有了更深刻的了解。虽然在前几季中导师们也都会在选手结辩后表达自己对所辩话题的观点，但却大都还是在辩论这一框架中，即根据自己所选的持方来组织相关的论证资料和逻辑推理，有时甚至可以和导师们自身的观念无关。也正因此，所以我们往往无法知道导师们在某个话题上自己的真实立场——比较而言，在前几季的导师中，高晓松更愿意直接表达自己的观点，金星亦如此，蔡康永则往往只露出冰山一角；而其后的薛兆丰、李诞和罗振宇也都大体并不表露私人观点。

这一方面是《奇葩说》赛制设计所限，另一方面也与导师们的选择有关，这一点在第五、第六季表现得尤为明显。伴随着第六季四位导师（蔡康永、罗振宇、李诞和薛兆丰）的确立，我们发现导师们就某一问题的观点歧义和冲突也表现的更加明显，而不同于以往的是，此次观点的对立不仅仅只是持方的问题，而且还似乎与他们自身的观念和意识形态息息相关。至少，观众们会越来越多地倾向认为导师们的发言透露了他们自己的观点，并且把这些观点与导师、辩手们相应的处境、地位结合起来——这或许才是这场游戏中值得玩味之处。这一点在第六季的“救猫还是救名画”和是否应该支持自己喜欢的工作“996”等问题上表现的最为集中。

在第五季《奇葩说》中有一期辩题为“可以让全人类大脑一秒钟知识共享，你支持吗？”中，下场辩论的蔡康永和薛兆丰观点间的冲突或许还不仅仅只是持方的问题。而且就如蔡康永所指出的，坐在《奇葩说》无论是导师席还是辩手席上的人们都是“既得利益者”，所以当他们在讨论是否支持这一知识共享的科技时，自身所在的阶级、社会地位以及成长经验等都会影响他们的选择，其中最典型的便是薛教授站在经济学家的立场上为技术创新和专利辩护，反对知识共享。

薛兆丰在《奇葩说》

薛兆丰教授在《奇葩说》中的观点往往都会建基在经济学理论上。我们会发现，这一强大的理论体系本身具有双重性：一是基本的提供新知和新思路；二则是容易形成理论优势甚至压迫，即我们总是会被那个看似庞杂、高深和充满了各种各样术语的经济学理论唬住，从而会忽视最基本的个人的和现实生活中的种种憋屈、无奈和诉求（而这也不正是诸多主流经济学一直以来所忽视的问题吗？），在是否支持“996”这期辩题中，薛教授同样利用其经济学理论向我们解释为什么要支持996，而当我们分析其推理的逻辑思路时便会发现，薛教授的这个观点远非孤立，甚至可以说它展现了当下一个十分主流的观念，这一观念得到了罗振宇的支持、得到李诞的支持，而在《奇葩说》之外，我们还能看到诸如马云这样的老板同样会支持。而如果拉长时间来看，在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19世纪，那些曾经被马克思反复提及的诸多工厂老板们，以及在资本和消费主义大潮汹涌的20世纪美国华尔街的资本家们，同样会赞成。

蔡康永在《奇葩说》

为什么会这样？蔡康永一语道破了其中的秘密，因为他们都是老板。996这一题目就像面镜子，（不可避免地会被认为）照出了四位导师所处在的阶级、社会地位，以及他们的观念和为什么会形成这样意识形态的解释。而即使在辩手的双方分布中，我们也会发现支持996的辩手们其实从一开始就会处于劣势，因为这一题目本身并非无关痛痒的，它是当下每个劳动者都在亲身面对的真实现状。因此支持方辩手本身就是为了符合辩论结构——即正反双方模式——而必须存在的，所以我们在他们那里听到的并非对996这一几乎已经制度化的社会问题的反思，而是运用了一系列围绕着工作和人生意义、乐趣和爱好等问题来偷换重点。这一点在罗振宇和李诞的结辩中同样有所表现。

当罗振宇把人生意义定位在工作上时，他是以一个老板、资本家的身份在说话；当李诞同样把人生意义定义在工作中时，他同样是以一个新老板的身份在说话。这一点在他们和反方（反对996）辩手的观点对立中表现露骨，因为无论是詹青云还是作为米果文化课程总监的黄执中，他们一方面因为持方而反对996，但更重要的是在他们反对的观点中所透露出的自身的观念。尤其是詹青云，我们几乎能够通过她在两季《奇葩说》中的诸多持方选择和论点梳理出她自身的一些基本观念，在反对996的辩论中，她的许多观点和她之前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即对于个体的注重、对于个人关于自由和幸福的追求等等。相比于罗振宇和李诞，她们都还只能算作劳动者，因此在是否支持996问题上，几乎必然形成对立。

正如上文所说，决定这一对立的并非仅仅持方问题，在其背后是伴随着上世纪90年代逐渐产生的新一轮阶级和财富分化的结果。在戴锦华教授的《隐形书写》中，她通过对90年代流行文化的研究发现，新的阶层建构和贫富差距开始重新出现，并且在其后的资本和消费大潮中迅速发展与凝固，最终导致阶层流动会形成一定程度的威胁，从而产生一系列矛盾和冲突。是否支持996问题本身正是在这一历史和当下状况中所产生的问题，而在《奇葩说》中，与这些问题息息相关的老板们和员工们也必然会形成对立。

《隐形书写》作者: 戴锦华 版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年6月

02

思考辩题背后的意义，才是辩论最大的魅力

在关于“恐婚水”和“做好事发红包”两期中，对于这些一系列社会问题的讨论虽然始终框定在辩论这一模式中，但同时也在强势地挣脱这一框架，而溢出来的那部分正是覆盖在此类问题之上的不同观念之间的矛盾之处。

如果我们简略地追溯辩论这一形式便会发现，它在古希腊的哲学思考和政治生活中都占据着重要位置。在苏格拉底看来，通过对话（dialogue）这一形式可以作为“灵魂的助产士”让真理越辩越明；而在古希腊的城邦政治中，公民的积极辩论和对话本身就是为了寻找到对某一政治问题最佳且会对大多数人都有益的解决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伴随着城邦政治的衰落和帝国的兴起，对话和辩论也就渐渐为帝王权力所制约，从而开启了帝国统治的转向。但在哲学思考中——众所周知——对话这一形式并未随之湮灭，在近代哲学中，辩证法（dialectics）伴随着康德、黑格尔以及马克思对其的运用和发扬，而成为哲学思考中最有利的工具之一。而辩论在某种程度上同样在这一系谱发展之下。

辩论所设置的正反双方就是为了对所讨论话题能够进行更全面和多元的思考，从而希望真理在其中显现。在《奇葩说》关于“做好事发红包”的讨论中，台上导师形成了一边倒的反对立场，他们的观点所反映的其实是十分传统和主流的看法，而马东最终几乎是有意识地选择从正方立场来讨论为什么我们或许也可以赞成给做好事者发红包。这里所体现的不仅仅是马东在《奇葩说》中有意地希望观点能够尽量多元，且对于正反方都留有余地，也和辩论的形式有关。在黑格尔意义上的辩证法中，他对“否定”给予了高贵的位置，即它并非一个来源于外在的东西，而是事物本身就固有的本质属性，而也正是在否定力量的推动下，才能产生扬弃和螺旋式地上升。在其后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启蒙辩证法》中，他们固化了黑格尔的“否定”，把它当成某种仅仅只是反对的力量，而忽略了它所具有的创造性。

《启蒙辩证法》作者: [德] 马克斯·霍克海默 / 西奥多·阿多诺 译者: 渠敬东 / 曹卫东 版本: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年4月

辩论中的反方所需要承担的便是这样的“否定”责任，只有在他们的步步紧逼下，对方才能进一步地对自身论点进行更为详实的论证，并且还能由此催发出新的观点。在主流的通俗观念中，人们往往把“否定”看作是消极的、具有破坏性且会威胁现在已有的秩序的力量，但无论在黑格尔还是马克思那里，“否定”都是多元和创造性的基石；而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或许看到了这点，但他们最终还是反对黑格尔在“否定”之后紧随的合题，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依旧是统一性的胜利，而非差异。正是在这一思路下，阿多诺提出了自己“否定、否定再否定”的激进方案，一方面摧毁西方传统哲学中对于同一性的迷恋，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破坏在现代强势的工具和科技理性风暴中所形成的同质化危机。

在《奇葩说》中，黑格尔意义上的合题被有意地搁置了，最后始终并不会出现标准答案。观众们最终通过跑票而实现的输赢与其说是他们对辩题的观点，不如说是对辩手们精彩表现的肯定。在《奇葩说》中，最常出现的一幕是一百位观众们忽左忽右的态度，其实它完全受控于某个具体的辩手表现。而也正是在这里，我们或许能看到辩论这一形式所存在的局限，即由于立场鲜明，正反双方都需要为自己所必须支持的论点寻找论据，并有意识地忽略那些对自己不利的证据和论点；与此同时，辩论同样可以通过对技巧的利用来获得胜利，即它完全可以成为一种脱离于辩题本身的技术性行为。在《奇葩说》中，常常便会有一些辩手或完美地利用了辩论技巧，或对如何调动观众的娱乐感很在行，他往往便能够获得足够的跑票，但当我们回过头去观察其对论题到底提供了多少观点时，却往往十分有限。

正是在这一状况下，《奇葩说》有时会出现意想不到的状况，无论是之前的脑洞题关于“是否应该按键杀死贾玲以拯救其他人”，还是在近期的“做好事发红包”中，蔡康永或通过变更自己的持方或直接指出某些论点的问题。在“做好事发红包”中，蔡康永说自己通过反求诸己询问自己为什么没有做好事的一席话，目的是他之后所强调的，对《奇葩说》的观众而言，一些基本的价值观依旧十分重要。在“做好事发红包”这个问题上，金钱逻辑笼罩社会方方面面的状况早已经渗透到我们的日常中。曾经无论是康德在关于人类知识理性的局限的讨论，还是其后马克思所谈及的异化问题，以及法兰克福学派关于现代资本主义工具理性的强势和流行文化中消费主义的汹涌，他们都在节制知识/工具理性和资本对于人类社会的全面统治。而在这个已经遭遇统治的世界中，当《奇葩说》讨论这个话题时，蔡康永意识到或许会有观众受胜利一方的影响而落入金钱逻辑的陷阱之中。

这也是《奇葩说》在下意识所维持的一条线，即对于广大年轻观众观念的某种引导。而这往往是辩论所难以达成的，即当它成为一个比赛时，如何赢成为最主要的目的，为此许多辩手并不会真的思考这些论题背后更广阔的意义。这也便是为什么在《奇葩说》中，诸如詹青云、邱晨和黄执中这些辩手会受到关注的原因，他们真正思考了论题背后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在对“恐婚水”的反驳中，邱晨的辩论所具有的意义远远超过了仅仅一期节目的意义，她所指出的正是当下社会和年轻人之间存在的众多冲突和矛盾。而且，她也并未使用多么高超的辩论技巧，而是以证据和事实解剖了“恐婚水”辩题背后矛盾的来源、发展和冲突的原因。

《奇葩说》辩手詹青云

03

为什么争议之后，辩论仍然吸引人？

在古希腊的哲学系统中，存在着一个叫诡辩的方法，黑格尔曾对其进行批判。他指出“诡辩这个词通常意味着以任意的方式，凭借虚假的根据，或者将一个真的道理否定了，弄得动摇了；或者将一个虚假的道理弄得非常动听，好像真的一样。”在《奇葩说》中，这样的诡辩方法我们时常可见。而它本身又不仅仅只存在于辩论中，而同样处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也正是在诡辩的操纵下，许多暧昧或模棱两可的问题被彻底扭曲，但却因其看似逻辑分明、证据充足的模样而为众人信服。最典型的便是纳粹德国的一系列宣传，其中充满了诡辩的魅影，但却包装成常识和真理，推销给了惶惶不安的人们。

诡辩不会带来“真理的越辩越明”，反而会对其进行更深一层的遮蔽。我们必须明白《奇葩说》本身是一个具有娱乐性质的辩论节目，因此需要对其中诸多辩论的方式进行审慎地思考和检查；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应该忽视它的渴望，通过这些正反双方的辩论，提供更多的理由来进行更多元和开放的选择。在“恐婚水”一期中，马东难得地对辩手储殷的观点提出质疑，尤其表达了他对后者“这是我们大多数人……”这句话的反对。在这里，我们能看到在马东这个包裹着层层玩笑和娱乐之下的个体本身所秉持的一些价值观和判断。就如他其后所反驳的，如果有“我们大多数人”，必然就会存在那些不是我们的“少数人”。那谁是“少数人”？谁不应该是“我们”？而能够造成这一区隔和划清界限的往往是权力、资本和市场，从而需要更加地小心。

《奇葩说》“去除恐婚水”辩题

在《奇葩说》第六季的四位导师中，蔡康永和其他三位的差异是明显的，虽然在很多诸如社会等级、地位和财富方面可能相似很多，但前者在《奇葩说》中一直以来所传达的观点大都围绕着尊重个体、个性、创造性和多元，在当下资本与消费主义笼罩一切的社会中，这些观念既亲切也弥足珍贵。这一点或许与蔡康永自身作为一个社会的他者、被污名和禁忌者的群体中的一员的生命体验有关。而也正是在他身上，我们似乎还能看到面对当下两股洪流般的意识形态症状——一是走向精致利己主义，二是走向虚无主义——我们所能拥有的另一种选择与超越。

辩论需要制造对立，一方面它能让我们更好、更全面地去思考一个问题，但另一方面它也会为辩论者覆盖上一层面具。《奇葩说》或许正是利用这样的模式来督促观众们能够通过自我思考来确立自己的判断和立场，而当它作为一个诸多元素和力量所集中的场域时，我们也能通过对它其中所讨论的辩题、导师们的观念和立场、辩手们的论点以及彼此之间的反驳和冲突来观察当下中国社会中存在的某些问题。 面对这些问题，我们每个人都会因为自己所处的阶级和地位的不同而需要承担起相应的责任，“远方的哭声”当然重要，因为它会让我们意识到没有人是孤岛，只有通过连接他人，改变才是可能且可行的。这或许是我们关注这样一档节目背后的动力。

本文为独家原创。作者：重木 ；编辑：走走；校对：翟永军。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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