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居

在萨桑王朝，人们被分为两个阶级，王室、上层阶级和普通百姓。 纳德和瑞茨的两个家庭，具有很明显的阶级区分，看起来更加自由的纳德家庭代表的阶级更多的矛盾来自于道德和情感，而瑞茨代表的普通家庭则更多地在金钱与尊严之间徘徊。当两个家庭因为一件混乱的事故而纠缠在一起的时候，显而易见的，是两个家庭中不同的人物性格色彩的逐渐明晰。 从妻子西敏以及家庭教师的口中，一直强调的是纳德的正派，这种侧面烘托式的人物描写手法将纳德的固有形象深入人心。从片中的细节也可以看出，纳德确是个正直且孝顺的人，且从他对女儿严肃的说出那句“错的就是错的” 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坚持真理而无惧无畏的形象。在一次次与瑞茨以及瑞茨的丈夫发生正面冲突的时候，与瑞茨丈夫喋喋不休、不可理喻的形象相比，纳德也显得颇为礼貌且冷静。也就是这样一个正直而具有责任心的人，在面对自己虽然患有重病却仍然给予依赖与忠诚的父亲遭遇的不善的待遇的时候，也近乎崩溃的发泄了他的愤怒，为此他付出了谎言的代价。 对纳德形象的刻画可以说是极其真实而传神的，因为父亲受到的伤害而想要将这份愤怒发泄到当事人身上，一开始关于偷钱的指认到想要以故意伤害为由的控诉，都可以看成是一个男人在看到自己所尊敬、深爱的人收到伤害后的气急败坏所做出的报复。他的父亲啊，是那个即使佝偻着不再高大，即使沉默着不再威严，即使蹒跚着不再无所不能却仍能靠着他的肩膀瓦解自己的隐忍和外表的坚强痛快哭一场的唯一依靠！那么之后，在一次次的争吵中，在自己的问题没有扩大化而对方却要陷入更加痛苦的深渊的时候，这时候的纳德仍能发挥出他的人道主义而去为瑞茨粗暴无礼的丈夫求得宽恕，在自己逐渐冷静下来，看到年老的父亲迷蒙却审视的目光时，急切的想要揭开父亲的衣服将所谓证据展示出来的纳德停了下来，缓缓地为父亲扣上了衣衫。父亲没有受到过大的伤害，对方却丢了辛苦怀胎数月的腹中婴儿，他不愿再给这个家庭增加更多的痛苦了，他始终是善良的。 当然，这份善良的前提是，他的生活不会因此受到威胁。所以在法官提出如果他知道瑞茨怀孕这件事却仍然推倒她将被判刑之后，纳德不动声色的转动了内心的方向盘，坚定着自己的谎言，最后将自己单纯善良的女儿也卷入这谎言的圈子中。直到后来，矛盾演化成瑞茨丈夫的威胁及对女儿安全的深深担忧。纳德的内心，也开始了是简单粗暴解决当下问题还是坚持自我寻得真相的纠结之中。 这个过程中，法律始终是冷漠而教条的。对所有人都是如此。 瑞茨的丈夫其实也没有我想象中那么不堪，他关心着自己的妻儿子女，痛苦于自己的处境。可是他犹豫而愤慨，他深深地感受到不公却无能为力。但是在尊严和金钱之间，他有自己的坚持，也许内心挣扎过吧，毕竟像旁人说的那样他真的需要钱，可他至少像纳德一样想要做出矛盾着的选择，只是他实在没有纳德做出选择的那份能力。 贫穷的瑞茨一直生活得谨小慎微，可是在面临伤痛和生活的重压之时，她在正义的法官面前义愤填膺毫不示弱地说着谎话，又颤颤巍巍的离开法庭去拨打一通咨询宗教问题的电话。当然，她最后没能对着她神圣的古兰经说相同的谎言。 纳德的前妻西敏，是个隐忍、聪慧而细心的女子，从她在突发事件中仍能通过简单的对话察觉到丈夫在撒谎就可以看出。然而西敏太过冷静了，冷静到有些淡漠。在她眼里也许只有重要的事和不重要的事，其它的旁枝末节她都不在乎也不想去探究。为了过路替邻居付了搬钢琴的楼层的钱，为了女儿不再受到威胁想用最简单的方式——金钱去解决矛盾。她同样也正直着，因为即使丈夫面临危机，在家庭教师要接受审讯的时候她只有一句“我觉得你该照实说”。直到最后即使发过誓言听了瑞茨的表白，画面中她还是毫不犹豫地擦掉了小女孩画画的白板。她最终会带着丈夫和女儿去参与这场协调，因为只有瑞茨的丈夫知道真相，她的女儿才会真正安全。纳德说她遇事只会逃避和投降，也许，她只是不在乎呢。而纳德对真相的坚持，从头到尾都是他自己的孤军奋战。 他一直都在追求着真相，他只想证明自己的无罪，最后，为了女儿为了妻子的坚持，他来到了瑞茨的家中写下了那三张支票。他仍不甘心却无奈，这个时候，他只希望自己在女儿的心中仍然是一个高大的父亲的形象，他想通过宗教和信仰的力量，求得真相。如果瑞茨敢于手捧她虔诚地朝拜着的古兰经发誓，那也许自己真的有罪吧；也许他只是想赌一场，毕竟真相，只有瑞茨自己最清楚。 那么深处父亲纳德与母亲西敏两种截然不同的亲情之中的女儿特梅呢。从小接受良好教育的特梅像父母一样正直坚忍，像父亲一样，也像母亲一样聪慧而软弱。这个一开始被父母庇护着遇事需要回到房间，一心只想着学习的11岁小姑娘，到最后，戏剧性的成为了为结局画上句点的关键人物时，一直坚定地表示“我想好了”的特梅仍像许多次遇到艰难和痛苦时那样，泪水止不住地流，可是，她像父亲一样坚定着，“是的” “我想好了”。 我们不妨来猜测一番，在纳德表示过“女儿跟我关系好”，在特梅如此希望这个家庭能够圆满而留在家中以求得母亲的留下却在母亲爆发之后迅速回房间收拾了两个书包，在从进到法庭到法官的询问中两次将头侧向父亲，从特梅的这些表现中，她最后，选择的会是谁呢？ 如果说一开始纳德不愿离婚是因为爱情和亲情，那么后来的分道扬镳，大概是意识到自己与妻子观念上的本质区别。影片在法院开始，在法院结束，一场离婚，历经一场如此之大的波折，终究还是一锤定音了。 其实从阶级来说，纳德的家庭和瑞茨的家庭，虽有上层和普通之分，可都是属于除了王室之外的另一个阶级。他们有着相同的信仰，在面对古兰经发誓这件事上，所谓上层阶级的西敏甚至那位家庭教师似乎看起来都更为自由，却是瑞茨这样的普通家庭，更加虔诚。

在伊朗电影《一次别离》中，导演阿斯哈·法哈蒂让两个主角一开场便直面镜头，在争吵中各自申诉离婚的理由。这时候，观众被迫占据了法官的视角。也就是说，导演一开始就让观众做好了卷入一场“民事纠纷”的心理准备，并且要求观众对“纠纷”像法官一样作出自己的思考和判断。 这场纠纷发端于：西敏决定要带女儿特梅移民，却遭到丈夫纳德的拒绝，因为他坚持留下来自己照顾痴呆的父亲。另一个纠纷也由此引起：纳德不得不雇保姆瑞茨照顾父亲，他们之间却因为失职和怀疑而发生推搡，瑞茨流产，原本就已焦头烂额的纳德不得不再次在法庭上为自己辩白，直面各种困境和考验。 于是，一场纠纷从家庭内部开始向家庭外部、不同阶层之间、文化差异之间蔓延，同时也改变着原来家庭内部的关系。一个意外，像一个突然出现的漩涡一样，让不同性格和生活理念的人物在原本平静的日常生活中突然发生激烈碰撞。 在某种程度上，《一次别离》几乎是现实主义电影的一个完美样本：镜头对准身边的普通人，实景拍摄，自然光效，用质朴的旁观者视角（大量肩扛式镜头）贴近而不动声色地记录事件，同时洞悉每个人物的真实困境以及人与人之间复杂微妙的关系，把大量日常生活的要素和情境升华为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 与多数伊朗电影的非戏剧化叙事不同，导演阿斯哈·法哈蒂在这部电影中展现了在日常生活语境中塑造人物、编织故事的非凡叙事才能。这部电影中的每个人物都鲜明而独特。 男主角纳德固执己见，坚持原则，在移民和照顾父亲的选择上他从没犹豫过，不该给的小费他会让女儿重新要回来。然而，在后续的一系列的事件中，纳德却多次挣扎了：他想打赢官司避免牢狱之灾以便照顾家人，但又希望向女儿保持真诚的人格形象；他不想用钱来最后解决问题，但又不想因自己的固执而失去女儿。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在重重生活压力下艰难地忠于自己的家庭责任、艰难地试着妥协，对别人不免有点冷漠和粗暴的中产阶级男性形象，真实而复杂。 相比之下，女主角西敏显得灵活通达，易于沟通，也善于用钱来解决问题（比如在搬钢琴的小事上）。她面临的基本困境是：她向往更好的生活，希望女儿有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然而由于丈夫纳德的固执她必须要付出离婚的代价。她必须在签证过期前，争取丈夫和女儿或女儿一个人跟她一起移民，或者她自己放弃移民，而突发的“流产纠纷”正为她提供了最后一次争取的机会。 对女儿特梅来说，和母亲一起移民还是跟父亲一起留在伊朗，或者别的选择，她必须做出自己艰难的决定。在经历了一系列的纠纷后，在特梅眼中，父母其实都做了错误的事情：父亲用暴力和怀疑、谎言伤害了瑞茨和她的家庭，而母亲用金钱伤害了瑞茨的信仰和家庭。 特梅最后的选择，不只是在父母中间二选一，更是是两种生活方式中（国外的、本土的）的选择，更是要对整个事件给出自己的道德判断。在电影最后一个长镜头中，纳德和西敏在法院的楼道里等待着特梅的决定，电影意味深长地结束于此，仿佛在说：孩子，而不是法官，才是最终的、最重要的判决者。 即使是配角保姆瑞茨和她丈夫的形象也是令人印象深刻的。瑞茨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信仰主宰着她的行为。因为身处社会底层而丈夫又欠了一堆债，她不得不瞒着丈夫带着身孕去当临时工赚钱。瑞茨的困境是，她必须在她最需要的金钱的考验下坚持自己的诚信，“有疑虑拿钱就是有罪的”。 而丈夫霍贾德则是一个失业鞋匠，在社会最底层饱受贫困和压抑，脾气暴躁，对司法系统和上层阶级抱有天然的不信任感。忍受着丧子之痛的他一方面渴望着公正和尊严（精神渴求），另一方面需要钱来缓解生存压力。 这些人物塑造之所以成功，就在于导演法哈蒂充分尊重故事中的每个人物（而不是把他们符号化、道具化），为他们都设置了独特的处境（压力和困境），并让每个人以自己的独特的价值观和个性来作出选择。正如编剧大师罗伯特·麦基所说，“无论他言说什么，无论他们举止如何，我们了解深层的人物性格的唯一办法，就是看他们在压力之下作出的选择。” 好的人物塑造和好的故事构思常常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法哈蒂的高超之处就在于，他把如此多的鲜明人物（看似）轻松地放进了一个日常故事中，而不借助任何超常因素或宏大理念来完成故事的构建。或者说，导演创造了一个丰满而曲折的故事，在其中的冲突里每一个人的处境都是值得深思和同情的。而且，这些冲突不是宏大的善恶或正邪或是非之间的较量，而是日常生活中琐碎的善之间、或者卑微的挣扎者（常人、自我保护者）之间的对抗。 “设计故事能够测试作家的成熟程度和洞察力，测试他对社会、自然和人心的知识。故事要求有生动的想像力和强有力的分析性思维。”麦基在《故事》中说。 无疑，这部电影显示了法哈蒂对自己的生活世界的独特洞察力。他看到了生活内部不可剔除的各种矛盾和张力，以及在日常生活中深藏的挫败感和压抑感，包括传统和现代的冲突，宗教信仰在不同阶层和人群中的不同影响力，阶层之间的不信任感，维系生活的谎言和对真诚的渴望之间的张力……而且，他创造出了表达这些洞察的最真诚的故事形式。 法哈蒂说，儿子独自照料痴呆的父亲（据说导演有过类似经历），在浴室中给他冲澡搓背，突然伏在父亲肩上失声痛哭，这是这部电影的核心意象，其中的孤独感和挫折感深深地打动了他，推动着他为这个意象编制出一个动人的故事。 我们可以想象，法哈蒂围绕着这个意象不停地问自己：他为何会独自照顾父亲？他为何会如此哀伤？他的家人发生了什么事？他曾面临怎样的选择？他将如何解决困难？他在这种特殊的生活境遇中会作出什么特殊的举动或冲动？他的生活会变得更糟吗？他所坚持的东西会不会发生变化？他会如何影响或受影响于身边的人？这些被他直接影响着的人又是怎样的人？…… 故事正是在这些真诚的追问中慢慢浮现轮廓的。这些追问中往往深藏着一个导演的独特人生体验和思维方式，也让经验逐渐升华，让日常生活的点滴凝聚进全新的故事形式，迸发出耀眼的光芒。“故事天才——将生活本身创造性地转化为更有力度、更加明确、更富意味的体验。它搜寻出我们日常时光的内在特质，将其重新构建成—个使生活更加丰富的故事。”麦基说。 在影像快餐化时代，我们的眼球多数已经习惯了漏洞百出的虚假故事，它们用玄虚来取代实质，用人工来取代真实，用视觉刺激取代心灵对话。资本的过度介入让影像变得越来越奢华做作，越来越猥琐暴力，电影沦为毫无感染力的资本短期逐利的工具。 当奥斯卡把最佳外语片奖授予《一次别离》（30万美元成本）时，我们似乎看到即使在这个时代好故事仍然是能“脱颖而出”的，就像麦基的“故事炼金术”仍然是能引起广泛共鸣的，但是这些都不能改变资本和电影的基本游戏，这台疯狂的机器仍然需要用大量劣质故事来喂食，并塑造着我们的文化。 “文化离开诚实而强有力的故事便无从发展。”麦基写道，“不断地耳濡目染浮华、空洞和虚假的故事的社会必定会走向堕落。我们需要真诚的讽刺和悲剧、正剧和喜剧，用明丽素洁的光来照亮人性和社会的阴暗角落。” 在这个意义上，《一次离别》正是以“明丽素洁的光”深深地打动了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中的观众。法哈蒂用“诚实而强有力的故事”，让一场虚构的冲突具有了直抵人心的光芒，照亮了日常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