割鱼舌的孩子

这部来自挪威的《鳕鱼舌的秘密》让人印象深刻，除了看到来自挪威的美丽海边风光，影片还呈现了一种传承。影片讲述了一个9岁的城市女孩伊尔瓦(Ylva)的故事，她母亲和姑姑小时候都有切过鳕鱼舌，于是Ylva在一年假期的时候不远万里（独自坐了8个小时的飞机），从奥斯陆前往挪威北部的Øksnes社区，在那里和祖母、祖父以及11岁的托拜厄斯(Tobias)一起度过。当然，在这里她体验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切鳕鱼舌。

职业关系，我对于孩子在镜头下的表现很敏感，我在看片的过程中一直很关注Ylva的一举一动，这是一个天真浪漫的小女孩，她在吃着三文鱼寿司的时候妈妈告诉她自己小时候有过切鳕鱼舌的体验，她感到很好奇，于是在假期中独自一人前往挪威北部去找祖父祖母，并且参与了当地的切鳕鱼舌的过程。她一开始是带着兴奋的，不过第一天工作时并不理想，她觉得这个血腥味儿接受不了，还有怎么都拿不准切鳕鱼舌的方法，于是最后哭鼻子了，但在好友Tobias的安慰下， 她渐渐熟能生巧，第一天就切了4.5kg的鳕鱼舌。

让孩子体验传统文化

让孩子通过工作获取直接经验

当两个孩子给切鳕鱼舌的刀磨刀锋的时候，我心里想到如果割到手怎么办？当尖尖的挂鳕鱼舌的案板需要孩子们自己装上的时候，我心里想的是万一孩子们使的力气不对脑袋蹭上这层尖刀怎么办？镜头下有成人在一边工作着，Ylva一开始工作的时候只有Tobias教她怎么穿工作服，怎么装尖刀，以及怎么又快又准地切下鳕鱼舌。工作场面是忙碌有序且有点儿腥味的，隔着电影你能感受到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中的格格不入。当然，这只是我的想法，镜头下的孩子没有不适应，或者说Ylva不适应的是她怎么一开始总是弄不好这个鳕鱼头。大人在Ylva哭的时候来了，但除了安慰我们看到的是还在教育Ylva怎么工作，加上同伴的安慰，小Ylva很快就回到工作岗位上，然后渐入佳境，并且在每天的工作最后，她一脸胜利与自豪地和大人交接，登记今天自己切下的鳕鱼舌重量。她才9岁。

影片中男孩Tobias说当地所有的孩子都有自己的船，我当时心里想的是那种模型。所以当他真的跑去和大人贷款（当然他要继续通过切鳕鱼舌来偿还），用自己的存款+贷款拥有了属于自己的船，那种有9马力的小汽艇，后来两个孩子独自驾船穿梭在挪威海上的时候，我内心震荡的无法言语。首先，他真的有了一艘船！其次他还可以独自驾驶（我好奇一下挪威的驾照年龄问题）然后在这个贷款的过程中，从头至尾经理都非常平等地和孩子在说话，并且计算清楚他的工资告诉他接下来要怎么做，甚至在打电话订制船的时候还帮孩子讲价！Tobias才11岁。

看完片子之后现场有个奶奶观后感：这在中国是绝对不可能的。是啊，那就得来问问为什么不可能？因为两国的文化差异，试问一下哪个妈妈敢让10多岁的孩子拿着明晃晃的刺刀弄来弄去？如果一个10岁的孩子和你说她应该通过合理的劳动换得酬劳，你的反应会和影片里的经理一样认真对待么？影片最后Ylva也凭借自己的劳动得到了500克朗，并用自己的钱买了想要的宠物兔子，用自己的工作所得实现自己的愿望，合情合理。

我觉得这才是源自生活的教育，让孩子通过实际体验去感受，他会遭遇挫折，他会对很多事情有疑问，大人的作用是应该鼓励孩子们去尝试，而不是阻挠，去给予他们安全的边界和规则，然后和孩子们一起接受结果，无论成败。中国的孩子很多时候不敢尝试不是因为胆怯，而是担心父母用结果来评判自己的好坏优劣，与其要承担这种不堪，不如直接不-尝-试，但父母又要落下口舌你怎么什么都不乐意啊，于是进入无限循环。希望每个家长都能从这部影片里收获一点东西，然后和孩子一起体验与收获。

Tungeskjærerne——“切舌工”

这部挪威的纪录片向我展示了另外一种童年的样子，同样是10岁左右的儿童，在我们熟悉的世界里对应的是还在上小学二三年级，依偎在父母身边受到全家保护和关注的“祖国花骨朵”形象，至少和“在工厂里割鱼舌”风马牛不相及。而在经济发达的挪威，却依旧有一大批儿童在工厂里从事这切鳕鱼舌的工作，他们以此赚取酬劳，实现自己的小小愿望。挪威和“童工”？这种奇怪的联系也让我充满探究的兴趣。

这是在北挪威举办的一次割鱼舌世界锦标赛（还真的有这种奇怪的比赛，从2012年开始，当地开始举办割鱼舌世界大赛，只有9至11岁的孩子才能参与。）在装满新鲜鳕鱼头的箱子前，幼小的孩子们穿着工整的黄色制服，手拿尖刀，把鱼下唇戳进一根铁钉固定着，掰开鱼嘴，另一只手举着刀，飞快地把露出的鱼舌割下来，台下的成年观众们认真热情地为台上的小选手们加油呐喊，你很难想象这是一场“儿童比赛”，而最后胜利的孩子将成为新一届割鱼舌世界冠军。

画面左侧是10岁的托比亚斯（Tobias），在赛前采访中他骄傲地说出自己从6岁就开始割鱼舌，最高记录曾经一天切下过43.3公斤的鳕鱼舌。这个10岁的男孩已经凭借着自己的劳动攒下3万挪威克朗，约等于2万人民币，他的计划是攒为自己买一艘汽艇，而离这个目标他还需要攒下2万克朗。

画面右侧的是9岁的伊娃（YIva），这个寒假是她第一次离开奥斯陆的家乡来到外公外婆所在的北挪威渔村，利用假期来加工厂割鱼舌，在假期结束时她获得了1000挪威克朗的酬劳，约人民币880元，她用这笔工资为自己买了两只可爱的小兔子。

冠军是后景里穿黑衣服的小女孩

2012年的切鱼舌世界冠军

我对挪威政府居然允许孩子们去工厂割鱼舌这项活动感到惊奇，混乱肮脏的加工厂、危险的刀刃，这些如何能与脆弱的儿童联系起来？结合影片中的部分阐释以及我在网上搜到的其他解释，我找到了一些答案。

影片以挪威北部为背景，那里盛产鳕鱼，加工厂的大人负责剔除鱼的内脏、骨头，割鱼舌的部分就交给小孩来做，在当地让让孩子们每年冬天利用放学以及放假时间去工厂割鳕鱼舌已经是一项流传了几百年的传统，甚至可以说是一份专门留给孩子的工作。孩子们在这份工作中用劳动赚取零花钱，与其说割鱼舌是一份工作，倒更像是传统与兴趣的结合产物。

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丧失了传统的渔业技能。为此，当地政府甚至为此出台政策，给予在校儿童每学期12个小时的额外放假时间。打工的孩子还会获得渔场支付的薪酬，在5000位常住人口的渔村里，有100多个孩子，而割鱼舌成为一项受欢迎的零工活动。许多6岁到12岁的孩子在冬天可以靠割鱼舌赚很多钱，每年2月甚至还有割鳕鱼舌世界杯大赛。片中的小主角托比亚斯，还靠割鱼舌攒了一笔钱，买下心仪的小型汽艇。

故事以两个孩子的角度带领观众去探索这一历史悠久的“儿童职业”：来自奥斯陆的9岁女孩伊娃在寒假时来到挪威北部，与同龄好友托比亚斯一起在工厂割鱼舌，来赚取用来买宠物兔子和快艇的零花钱。

这部纪录片中的孩子不太像“孩子”。

托比亚斯从6岁开始工作，每年假期他都会来加工厂里割鱼舌，面对满地的动物内脏和浓重的鱼腥味，他却不以为然，拿起鱼头，穿过铁签，割下鱼舌，动作熟练利落，他会对着刚来的伊娃说“这不是鱼腥味，是钱的味道”。10岁的小托比亚斯有个明确的目标是买一艘小型汽艇，就是图里的这艘，他想要拥有一艘属于自己的汽艇，然后在海上驾驶它。这是他自己的愿望，所以他必须靠自己的能力实现它，在工厂里割鱼舌攒钱。托比亚斯目前的积蓄是3万克朗，这对于一个10岁的小孩来说已经不是小数目，但是购买一艘汽艇的价格大约为5万。于是，他又展现出了不太像个“孩子”的一面，他独自来到工厂经理的办公室，坐在经理对面，协商贷款，贷款金额为2万挪威克朗。10岁的托比亚斯冷静平等地和面前的成年人沟通交谈，而经理也丝毫没有因为对方是一名儿童就含糊应付，他尊重并支持托比亚斯的心愿，也信任他有能力偿还剩下的贷款，他们之间建立了一种平等的关系。交易成功，托比亚斯得到了自己的汽艇。

太酷了。

几个月后，他在码头等到了心仪已久的汽艇，在妈妈身边开心地蹦蹦跳跳，这时候我才重新意识到他身上10岁小孩的一面。但是转眼乘船入海，托比亚斯独立驾驶着汽艇带着伊娃出海的镜头再次让我神情恍惚，这真的是一个10岁的孩子吗？

在影片中是插入了两个小朋友吃着棒棒糖聊天的片段，聊天的内容是关于各自的家庭关系，他们轻松地说出了各自父母分居的现状，语气的轻松程度让我甚至以为挪威的离婚率或许很高吧，孩子们好像都自然接受了父母分居的生活状况。伊娃轮流和父母居住，这周住妈妈家，下周就住爸爸家。托比亚斯主要和母亲居住，父亲在外地工作，所以平时见面的机会并不多，成熟的托比亚斯看起来已经平静地接受了这个现实。但在影片结尾，他再一次见到伊娃时谈及了父亲交往了新女友的近况，依旧难掩失落的情绪。

关于导演

索尔韦格·梅尔克兰恩

索尔韦格·梅尔克兰恩（Solveig Melkeraaen）是一位挪威的导演和剪辑师，其拍摄于2014年的纪录片《好女孩》以她自己患上忧郁病的经历为蓝本，深入表现忧郁病人复杂脆弱的内心，在众多国际电影节放映获好评；《割鱼舌的孩子》完成于2017年，获得2017年挪威最重要电影奖的最佳纪录片和最佳儿童片的提名，做为今年挪威特罗姆瑟国际电影节的开幕片首映。

这部纪录片就是导演索尔拍摄自己9岁的侄女伊娃来到北挪威的老家体验割鱼舌工作的过程。导演本人也曾是渔村中割鱼舌的孩子队伍中的一员，她在6岁时开始和姐姐接受了这份工作。成年后，虽然她已移居奥斯陆，但童年与小伙伴愉快记忆仍留在她脑中挥散不去，这成为纪录片《割鱼舌的孩子》的创作初衷。

割鱼舌曾经纯粹是一种谋生手艺，许多世代渔家的孩子从小就学习这门手艺，今天也有许多人仍然从6岁就开始学习并从事割鱼舌的工作，但仅仅是一种可以挣钱的儿时乐趣，可以通过比赛获得荣誉，长大后并不一定以此为职业，可以去做教师，也可以去对申请难民身份的人进行面谈和甄别，或者去做贸易等等。一个古老的传统有了新的生命力，才能够被一代一代继承下去；而只有能够被继承下去的，才能成为传统，传统所承载的文化才能得以传承。这或许正是这部纪录片最大的价值——通过孩子的口说出了“传统”的最朴素的定义：所谓传统，就是一种生活实践。传统来源于生存和生活需要，而文化滋生于传统。没有传统，就没有文化。

影片中对于挪威的渔业生态也有所展示，伊娃的爷爷是一名老渔民，托比亚斯的母亲在鳕鱼加工厂工作，父亲在外地开了一家渔业公司。不同于我印象里对渔民生活贫苦艰辛的刻板印象，挪威的渔业现代化程度很高，无论是渔船还是加工厂都有现代机械化的身影，渔民的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也不低。据挪威海产局中国大陆及香港地区总监毕思明介绍，在鳕鱼光顾的海岸线，村里的渔民每年可以赚到100万人民币。1月到4月的旺季，渔民平均有40万人民币的进账。“渔民们很容易成为百万富翁，但你需要非常卖力。”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因此愿意留在家乡。

对传统文化和当下社会现状的捕捉与关注，或许就是这部纪录片如此特别的理由之一吧。

有机会很想试试鳕鱼舌。

Tongue Cutters，Solveig Melkeraaen，2017

在一个播客中听到挪威导演索尔韦·梅尔克兰的一个采访，聊一部关于“切舌头”的纪录片，勾起了好奇心，搜了一下，是2017年发行的《割鱼舌的孩子》。

加拿大的Newfoundland and Labrador有一道著名地方小吃，Pan Fried Cod Tongue，煎鳕鱼舌，这种方法其实起源于北欧。在以前，因为这个部分卖不起价，都是渔民自己留着吃，而后可能是受到追捧“地方美食风味”的风潮，才开始逐渐流行起来。

不过N.L省1990年代就因为过度捕捞关停了整个鳕鱼产业，但是，在挪威北部，鳕鱼捕捞依旧是一门重要的产业。这部片子就纪录了当地渔村一个持续了上百年（也许更久远，说不定从维京时期就有了呢）的一个传统：岸上加工厂会交给小孩子来分切捕捞上来的鳕鱼鱼头（对，是要计件付钱的那种），把鳕鱼的舌头切取下来。导演说，这种鳕鱼体型较大，有把舌头单独切分的可能性。

导演选择了这个主题，是因为她自己小时候就参加过这样的劳动，在她的视角看来，孩子们是通过正确使用刀具（控制风险），处理食材这样的劳动，换取报酬，去买自己想买的东西，实现理想，是一段关于“责任的成长”的经历，这在她的人生中，是有积极意义的。于是她邀请了自己侄女，以一个当地社区之外的小朋友的视角，参与这段体验的观察，也希望能展现给更多观众，听到更多反馈与思考。

在拍摄中，导演也捕捉到了一些超出她预期的“责任”。有一个生活片段镜头，两个十岁孩子（就是切鱼舌的同事）在转椅上吃着棒棒糖聊着天，但聊的是他们对父母离婚双方的孰对孰错的探讨。导演坦言，那一段对话的出现她也很惊讶。在她筹划这个项目的时候，她只是想用孩子的视角去看孩子的世界，像这样令人心疼的责任，不要也罢（但坦诚的讲，如果没有这段，这个“食物”纪录片反而不会那么吸引我想要写点什么 ）。

片尾另一个“切舌”男孩，最终靠自己的工作，实现了买一艘摩托艇的理想。在大海上耍帅飚船的镜头，突然召唤起了的一些少年梦，有些感动，有些钦佩。“鳕鱼舌”这个食物串联起了小小地方的社区共建以及个体成长。

这样贴近儿童视角的食物纪录片确实不常有，值得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