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伍德斯托克音乐节

常规来说，一本伍德斯托克的回忆录，应该是包括以下内容：如何发起，如何举办，如何发展，如何结束，如何的历史地位等等。每个人物都浓缩成历史进程中的小小符号。读完之后仅能记住一串数字：1969年8月15日至17日；一个地点：纽约贝特尔镇白湖；一个历史意义：音乐创造爱与和平。

托史学发展的福，从个人角度来书写特定历史事件成为主流。《制造伍德斯托克》的原著作者埃利奥特正是这样做的。本来这个音乐节跟他没有多大关系，他既不是发起人，也不是资金支持者，甚至后来参与到音乐节组织中去，他所发挥的意义也不大。
埃利奥特一家在白湖区域经营一个长期亏损的汽车旅馆。他看到报纸上说伍德斯托克音乐节被上一个举办地点赶出来了，就想着把音乐节拉到自己家这边办。这样一个大音乐节客流量可观，能从中赚点钱。后来发展成史无前例后无来者的超大规模是当初谁都未曾想到的。
就是这么个简单的事儿，从一个旅馆老板的角度经历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
但伍德斯托克的参与者有百万之众，有旅馆老板的书，也就有大学辍学生的、艺术家的、退伍军人的、政府巡视人员的、舞台搭建工人的，如此罗列下来，几乎所有美国的社会角色都有自己的伍德斯托克史。区区一个旅馆老板的伍德斯托克史有什么好看的呢？你又不是核心组织者，也不是思潮领袖，更不是在舞台上呼风唤雨的摇滚明星。
于是埃利奥特在书里用了相当长的篇幅来讲述其个人成长---一个同性恋男人的性爱发展史。从小时候在电影院被男人亵玩到杜鲁门•卡波特给他口交，极尽八卦之能事。又有噱头又赚眼球。同时还把个人成长放到了二十世纪同性恋组织的人权诉求背景下，细致的描写了1969年6月的石墙酒馆同性恋暴乱及其历史意义。
这部分内容被李安大刀阔斧的删掉了。只用了一段电话来交代，埃利奥特的朋友-----石墙酒吧老板，打电话来说已从警察局里放出来了，以后还要继续组织同性恋派对，邀请埃利奥特来玩。
这种素材上的取舍肯定不会因为李导没兴趣，《断背山》还高耸着呢。那么为啥李安要把这种既出彩又出位的桥段都删掉呢？很简单，李安只想拍一部轻松单纯的童话电影。事实上，伍德斯托克的意义也就是现代的成人童话。

原著里有两个角色在电影里被合并成一个：由列维•施瑞博尔扮演的异装癖大汉维尔玛男爵。导演的意图在这个角色取舍的过程中跃然而出。
维尔玛男爵在书里也是壮汉异装癖，穿的是女式军装。TA在大腿内侧的丝袜上端绑了手枪。歹徒威胁埃利奥特一家让他们停止配合音乐节时，维尔玛持枪吓走了歹徒。想象一位六英尺二的壮硕女子，为了掩盖胡茬，粉底打的比墙皮还厚，从丝袜里拔出手枪威胁歹徒。这样精彩的桥段在电影里没有出现。而电影出现里的维尔玛男爵则是一个简化版的吉儿。
原著里的吉儿是一位重达三百磅的女同性恋，她精通禅学和心理疗法。来到伍德斯托克后，在传道治疗之余，经常和埃利奥特的老爹聊天，治愈了老爹因长期生活窘迫造成的心灵伤痕---长年亏损经营对一位父亲的摧残是致命的。最后老爹跟儿子和解，书里说道“老爸越来越老了。但是随后有一天他对我笑，我就意识到他知道了我是同性恋，而他爱我，为我感到骄傲。”但吉儿在电影里并没出现，她跟埃利奥特老爹谈心的桥段被加到了维尔玛男爵身上。
这两个角色和情节桥段的取舍可以看出李安导演对于纯粹童话的追求。
维尔玛男爵拔枪吓阻歹徒的桥段虽然精彩，但是过于严肃，过于实际，过于暴力。童话里不是不可以出现暴力，只是出现的暴力必须是可调侃的可解构的，可以让父母讲给床头的孩子而又不担心小宝贝儿会做噩梦会留下心理阴影。是以维尔玛的持枪戏在电影里不会出现。
原著里提到的另外一幕暴力冲突不同于维尔玛的那幕持枪戏，在电影里也得以保留。地头蛇来旅馆收保护费，埃利奥特一家齐上阵，妈妈抱住小流氓，爸爸用棒球棍敲打小流氓膝盖内侧，埃利奥特将小流氓一脚踹出门厅。这种典型的滑稽打斗场面放到童话故事里也是老幼皆宜的。
吉儿在原著里的身份是禅学和心理疗法导师，给予了埃利奥特勇气去正视自己的同性恋身份，终于敢于当着父母面出柜与男人接吻；也治愈了埃利奥特与老爹之间的情感传递障碍。如果要描写这个角色就势必要表现六十年代的禅学思潮和嬉皮思潮，这些在六十年代基本上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东西。一旦展开表现，势必落入沉重，不复童话。李安成功的规避掉了这些沉重的社会包袱和历史意义包袱，使得轻松的田园氛围得以持续。

对于作者来说，《制造伍德斯托克》一书不仅是他对于伍德斯托克的回忆，更多的是他的半本自传。埃利奥特作为一个在纽约的同性恋设计师和作为一个在白湖的多年亏损汽车旅馆的经营者的复合体，在哪边都受尽折磨，内心伤痕累累。
1969年之前同性恋者饱受歧视，无法得到作为康复和救赎的爱情。作者将同性恋者的滥交归咎于社会歧视所导致的原罪：“做同性恋，意味着在你的存在的最深区域，在某些你承认是你最柔软最真实的自我的本质所在，你是一个罪犯，天生就有罪。”
而在白湖区域，由于埃利奥特父母的短视，更多是由于母亲的经营失误，他们一家经营的汽车旅馆亏损了十四年，成为一个当之无愧的财务黑洞。埃利奥特年复一年的用他当设计师赚来的钱补贴旅馆。甚至他姐姐都劝告他别管愚笨的父母了，从那个财务沼泽中尽早脱身。
这样的人生放到谁身上都是暗无天日，可伍德斯托克改变了这一切。近百万的参与者让旅馆大赚一笔，摆脱财务困境。而各路嬉皮也改变了埃利奥特的想法，成功出柜还得到父亲的谅解，随即认识真爱，一起去了欧洲开始新的人生。
忽略掉埃利奥特母亲这个死硬顽固派，原著可以说是个超圆满大结局。可正因为这样，这本书只体现了一种童话般的美感，缺失了现实层面的意义。李安很敏锐的发现了这一点，索性在电影里把所有丑恶的沉重的现实的都忽略掉，全身心投入打造一个成人童话。
参与伍德斯托克的人有百万之多，当时从中赚到钱的并没有多少，即使是组织者都是巨亏。如果埃利奥特一家没有从伍德斯托克里得到经济利益，很明显，埃利奥特父母对于如此庞大的外来嬉皮群体会持有强烈的厌恶情绪。而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在前一个举办地被赶出来也是因为原住民的抵制。没有哪个小镇会欢迎自己的生活被百万外来者破坏，更别提这些外来者都是在他们看来动辄裸体吸毒群交的嬉皮士了。
所以埃利奥特的改变是建立在一个极小概率的事件上。汽车旅馆因为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大发横财，全家数钱数到手抽筋，在这个基础上，埃利奥特的父母终于得以从长期的亏损黯淡情绪中走出来，对外来嬉皮士抱有亲密的态度，心理上不那么抵触。于是才能有与父母的和解，于是才能有自信的重塑和崭新的生活。
多年蛰伏造就了李安的人情练达世事洞明，是以他知道伍德斯托克只能童话，不能历史。埃利奥特在书里出于自我成长史需要写出的严肃和黑暗被李导大刀阔斧删掉，完美的打造了一个最纯粹的童话般的伍德斯托克。

说到伍德斯托克音乐节本身。四十年足以让很多人走下神坛，同时也能打造更多的童话，人们总得有些寄托。免费，音乐，爱，和平，大麻，药物，醇酒，泥浆，青春，裸体。这些元素成就了一个完美的音乐童话。在这童话背后是高达200万美元的亏损。
69年的200万美元起码相当于今天的2000万美元。现在要是拿出2000万美元来办个免费音乐节，不敢说一定超越伍德斯托克，起码在数量级上不会比它差。但是再也没有像麦克•朗这样胆大妄为的天使般的组织者和约翰•罗伯茨这样财大气粗的冤大头。然而历史最爱的是偶然。偶然的事件由于谁都说不清起源和成因，其模糊的本质最利于后人加载意义任意诠释。
而令后世伪嬉皮士津津乐道的是伍德斯托克现场居然连大麻和药物都是免费的。要知道，这些可从来不是由主办方提供的，而是由各地的花童嬉皮士们提前买好带过去与大家分享的。可以这么说，所有童话般的事件背后自有人买单，总被传播者或观者主观忽略掉。

       一位北欧的航海家说过这样一句话：“航海是必要的，生命是次要的。”
    这句话同样适用于李安的《制造伍德斯托克》。
    过程，才是这部电影的主题。并不是着重描写音乐节上的见闻，所以很多认为这是一部有关那次著名音乐节的电影的人，看完后都非常失落。影片的评价也因此参差不齐。
    而李安正是抓住了举办这次音乐节的人们各种各样的心理，非常细腻地把一个完美的过程展现了出来。有时候结尾不是那么的重要，而恰恰是过程，才是我们应该认真享受的。就跟人生一样，最后再怎么样都得一样地死去，回首望去，让自己不后悔，让自己高兴的，都是那些在路上发生的事情，无论是好是坏。
    那一代的青年爱自由，向往着美好梦想。他们反战，他们反权威，他们爱好和平，她们向往爱，她们是女权主义者。这一切在现在看来是那么的单纯，那么的不可复制，因为思想与青春的结盟是强大的。他们抛开了一切束缚，来到伍德斯托克，享受爱、自由与音乐。
    我们在路上，本身就是种自由。
    就像凯鲁亚克那本《在路上》里写的一样，生活不会不断地复制，主人公们永远都在路上，结识新朋友，开着车全国到处跑，没有目的的活着，虽然这些使内容读起来很费劲，但正是这种后现代风格，体现了当时乃至现在很多人崇拜的精神——爱自由，在路上。
    李安在电影中想表达的或许就是这种享受过程的思考。没有通往自由的列车，自由是靠自己争取过来的。埃利奥特和家人朋友克服种种困难，制造着音乐节，最后如此的成功，难怪影片的最后他站在那里不停地说：“真美，真美。”难道不应该么？
    什么叫人生？难道只是一个干巴巴的结尾么？不，不是。人生是一个过程，从我们出生那天起就已经在路上了。我们在路上认识各种各样的人，发生千奇百怪的事情。为什么会回忆，为什么有故事可讲，那是因为大多数人的人生不是被设计好的，我们并没有因为知道前方道路充满荆棘就放弃前进，而是抱着不知道的态度面对它，这才是平凡的人生。
    所以说李安的这部作品很像是一部公路片，一部包含了许许多多真正美好事物的公路片。它反映了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人们的生活，其实这才是关键的，人们总强调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多么多么伟大，但若是没有整个大时代背景，那种特有的生活和思维方式，它的伟大体现不出来。
    制造伍德斯托克的过程不光有和平，有音乐，有女权，有反战，最关键的，还有爱。音乐节结束后的一天早上，埃利奥特和父亲告别，他问父亲：“这么多年你是怎么忍受妈妈的？”老父亲停顿了一会儿干脆地回答：“我爱她。”

刚看完这部李安的新作。看似随意铺展开来，却精心还原了伍德斯托克音乐节1969众多细节和经典场面。

迷幻的小巴士车顶，小山丘上的泥地滑行，泡在湖里自由游骋的青年们，雨中家人的拥抱，警察头上的鲜花，无意瞥见“Maosim save Life”的标语头像，以及音乐节闪光的人海起伏，Beautiful,Beautifu。。。

伍德斯托克的意义早已超越音乐本身，李安的电影主题也绝不会错过hippies运动及同志运动这两大背景，当然里面还有一些亲情、友情部分的渲染，都是为了烘托自由这个永恒的话题。背景曲唱起“freedom、freedom。。。”，就知道李导演已经多么熟稔于西方文化的内核所在，通过它的电影，鼓励年轻人走出去，寻找自由，寻找自我，寻找纯粹。

对于习惯了安导《喜宴》、《推手》和《饮食男女》此类中国风俗理念的观众而言，安导的《伍德斯托克》多少让人有点难以下咽入喉。
    
可是，不管你愿不愿意，安导还是把这部电影摆到了台面上来。

而且还凭着这部电影角逐戛纳，至于结果如何，那是后话，这里不再提起。反正个人觉得，戛纳和安导是互不来电的。所以，安导大奖拿了不少（俨然一得奖专业户），可是，戛纳的那帮评委就是不给安导面子

“话说，2008年的一天，安导来到旧金山，遇到了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创始人艾略特•蒂波，当时年逾70的蒂波正在宣传他的个人传记——《制造伍德斯托克：一个关于骚乱和音乐人生的真实故事》。蒂波马上拉住安导，向他喃喃介绍起自己往日的光辉岁月“1969年••••••”，安导当时马上拿出老黄历，掐指一算，2009年刚好是伍德斯托克音乐节40周年，于是当下拍板，买下版权！”
                                          ——摘自405期《看电影》

于是，我们就在2009年的一天，和安导的《伍德斯托克》不期而遇了。

有些电影是需要看细节，在细节里揣摩故事；有些电影是忽视细节的，人们看重的是故事的整体和框架结构。而安导的《制造伍德斯托克音乐节》无疑属于后者。

缓慢的故事情节叙述和波澜不惊的剧情节奏，依旧走的是慢熟型的故事叙事手法。

可是，我们不禁要问：安导，你拍出来的电影到底是要告诉我们一个怎样的故事？
想了解“伍德斯托克音乐节”，我们可以上百度、上谷歌，没必要花费Money去电影院捧你的场，可是你至少要拿出点新意和创意吧。
可是，看看你的“音乐节”吧，有音乐，但只是外衣，有人性，但太过深刻。

你可知道，如今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早已成为了美国的一种精神和象征：1969年
三天，成了永恒。
三天，40万美国青年云集伍德斯托克
三天，“要作爱，不作战”的反战革命口号响彻整个会场

可是，我的安导啊，你的外衣披的很好，可是，音乐在伍德斯托克里面是一种精神，但到了你的电影里面却变了味道，音乐有了，很少，人性刻画的太多，音乐，很浅薄，人性太深刻。
于是，这电影，看着多少有点头重脚轻，给人迷离恍惚的感觉，该不是抽了大麻吧？

    ■ 文艺补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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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造伍德斯托克》

    导演：李安

    主演：迪米特利·马丁

相比《断背山》的人人叫好和《色|戒》的西方不亮东方亮，《制造伍德斯托克》(TakingWoodstock)在戛纳和北美放映后，李安遭遇了毁誉参半的评价。真的是好坏两极截然分明，比号称“生涯大失败”的《绿巨人》(Hulk)还要惨。

叫好的认为他以埃利奥特(Elliot)的家庭为轴心，不停地转动圆盘，把周围的人全部裹挟了进去。李安用自己的方式去拍摄筹备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过程，最后回到了个人成长和家庭真相的母题上，一出原汁原味的李安轻喜剧。对这部分人来说，伍德斯托克是个无法重现的盛会。要想回味重温，只需翻出纪录片《伍德斯托克音乐节1969》(Woodstock)再看一遍就行。

对另一部分人来说，正因为伍德斯托克过去四十周年，这处精神圣地不仅特殊而且太过重要。他们无法接受李安的不痛不痒，从头到尾只给出一个音乐会的画面不说，而且居然还是在嗑药后的迷幻中出现的。对他们来说，整部影片缺乏锋利尖锐的地方，看起来就像人走一空的会场，留下了满地的垃圾跟烂泥。

对我个人来说，伍德斯托克更多存在于被引述的言语文字中，它见证了一个最好跟最坏的时代，好似乌托邦。埃利奥特这个角色就像李安一样谦逊温和，他太过安静，无论打电话、跟人打交道乃至同志间的热吻，从表情上基本看不出他有反叛和激进的气息——— 这恰恰是那个时代年轻人特有的面貌。然而这并不表示主人公横空出世，没有根底可谈。他用一系列选择决定，促成了伍德斯托克的顺利召开，家庭生活也因而渐趋正常。

《制造伍德斯托克》有很传统的地方，李安反复采用了多帧画面来推进叙事，影像分割后可以同时交代平行发展的事件，节奏快、时间短、信息量大。还有模仿老式摄像机的拍摄风格，制造细碎的复古气息，这些都是好莱坞老电影里常用的手段。如果强调观影感受，影片也有细腻之处，埃利奥特和父亲在湖边看一堆人裸泳，感受到难以言表的欢乐；一阵风吹过，音乐会开始——— 这是典型的移情作用，非常贴切。埃利奥特在车内吃迷幻药，色彩斑斓，五光十色，人也跟着飞翔。紫色的银河系边缘涌起波浪，明亮的中心绽放出绚丽的光芒，埃利奥特兴奋得泪流满面。对不曾亲眼目睹过现场的人来说，这不失为一处大胆想象，实乃无以伦比的美丽。搞笑的地方，那个脱裤谷仓剧团、易装癖保镖还有加入欢乐阵营的警察，在属于音乐与和平的伍德斯托克，大家都轻而易举被周围人感染，收获乐趣奉献出爱。

回忆是美妙也是残酷的，伍德斯托克之后，药剂暴力丑闻不断，摇滚乐走入低谷，要做爱不要战争的年轻人也跟着变老。伍德斯托克只属于上世纪60时代，但总有一些东西是可以不死的。这里只有一个答案，没有解释。【南方都市报 http://gcontent.nddaily.com/2/a2/2a27b8144ac02f67/Blog/dc6/cb1830.html】

    李安捕捉了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准备过程中的随性、欢乐和怪异。———Owen Gleiberman(《娱乐周刊》)

这不是李安第一次将镜头伸向西方私属精神领地，十几年前那部《理智与情感》则是李安首次触碰具有英国传统文化象征的简•奥斯丁作品。所幸地是，电影并未因着导演出生东方而失却光泽，反而因细腻的阐述，大放异彩。然而这一次，幸运之神没有眷顾李安。一个骨子里浸润着中华文化的华人导演，举起导筒解剖独属于西方私属精神领域的伍德斯托克精神，本来就是一件极其冒险的事。西方影评人在看完这部有关“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电影之后，用极其严苛的字眼抨击李安避重就轻，将众所瞩目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淡化成一个犹太男孩成长的注脚；将原本可以拍得激情四溢的“精神图腾”弱化为李安擅长的“家庭与成长”的母题。李安选择以自己的方式去拍电影，本来无可厚非，但错就错在他选择了上世纪西方最具标杆意义的乌托邦事件。1969年夏发生在那个偏僻农场的事，对于整个西方来说，意义非凡。那不仅仅是一场规模盛大的音乐节，更是一代人追求自由理想、反叛精神的集中宣泄。“伍德斯托克”早已升华成西方世界的图腾，一个乌托邦神话。
因此，想从李安影像中重温四十年前震慑人心的“伍德斯托克精神”的观众注定要失望而归，这部电影以极个人化的叙述角度讲述犹太男孩埃里奥特如何筹办音乐节的前后过程，李安关心的仍然是其擅长表现的“家庭关系与个人成长”。他不厌其烦地描述筹办音乐节的细枝末节，一如既往地温柔细腻，犹如春风拂面。于是观众可以从画面中看到跟音乐节纪录片类似的“男女裸体同浴”、“朝圣路上蜿蜒几千里的大部队”、“放浪形骸的嬉皮士”、“全然无禁忌的性爱”、“越战老兵”……唯独没有感应到音乐和自由、乌托邦梦想以及垮掉一代的精神内核。有人将李安轻描淡写归结为，中年人回首年轻时代的风淡云清。也许李安对阐述“伍德斯托克精神”并不感兴趣，还是那句老话“无论李安拍什么，他都在拍一部自己的电影”。这部电影亦是。男主人公埃里奥特投射了导演自己的影子。那个无论从外型还是举止、穿着都给人温顺印象的犹太男孩，与放浪形骸的嬉皮士青年相去甚远。恰恰与李安外表温文尔雅、实则内心狂野的形象神似。这部电影拍得极其放松，从诙谐生动的配角形象（顽固刻薄的守财奴妈妈、恪守尽职的异装癖），到撩拨人心的“泥浆滑翔”，家庭矛盾导致的冲突转折，众人筹备音乐节的轻快节奏，还有戏剧团嬉闹自由的裸奔。正如李安自己所说：“之前拍的电影一部比一部沉重，正好借这部放松一下”。他用这么轻快地方式来解构一场历史事件。在诙谐轻快的描写中，个体、家庭与历史大背景融为了一体。李安理解中的嬉皮士精神完全无关激情、朝圣的严肃，这就是李安对1969年的个人解读。
全片高潮无疑是埃利奥特与同伴嗑药后产生的幻觉，流光溢彩的画面极其挑战视觉，在埃利奥特的眼中，色彩与画面渐渐流动起来，产生难以言表的美感和幻觉。如此大胆惊人的视觉想象，为观影者提供了难得的视觉体验。埃利奥特站在山坡上俯瞰音乐节全景，人山人山的农场山坡顿时犹如波浪起伏，音乐节中心霎时升腾起媲美浩瀚银河的璀璨星光，如梦似幻，优美绝伦。此情此景，美到心脏难以承受的程度，埃利奥特激动得泪流满面。恐怕这便是李安心目中音乐节最摄人心魂的美丽图景——乌托邦梦幻的画面。梦醒过后，依然要面对现实。这是经历过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人的不幸。美国当年参与过这场音乐节的人跟主人公一样，回家也要面临离家成长。3天关于爱、和平与摇滚乐的音乐节堪称无法复制的奇迹。伍德斯托克到底是什么，一百个人心目中有一百个答案。1969年的夏天，一去不复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