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之书

关于 影像书 JLG 戈达尔

采访人 Fréderic Papon，Nicole Brenez（戈达尔合作者， “影像书” 的考古学家）。

1

黄若松 这次在Cannes看了3次 影像书，一次在Lumière， 一次在 André Bazin，一次在Olympia。有个感觉，几个厅里头听到的声音完全不一样，特别是在Lumière厅里头，左边和右边的声音也不同，每个扩音器的声音也不同，这一次感觉声音跟以前有不太一样。影片比之前的片子都要长，多了10多分钟的介绍，还挺惊讶的，感觉对观众还比较友好。

FP 声音是个问题，我有个很不理解的问题，我们是在电影资料馆组织的放映看的，因为影片里头有的地方有字幕，但没有声音，不知道是不是电影院的声音系统跟影片不匹配还是怎么样。你看的时候有这个问题么？

黄 我看的时候也有这样的地方，英语字幕跟声音不匹配，最开始的时候前面讲述一个手指的属性，包括五个感觉，都没有英语字幕，中间有个地方没有声音，但是有字幕。

NB 这次是他新尝试的一个东西，这个片子的字幕是JLG自己做的，所以字幕其实是电影的一部分，跟影片是个整体的，所以有的地方不是完全对应。所以要是要影片的国际版的话，他自己已经有字幕，比如在中国放映，按照这个英语字幕翻译成中文就好了。

黄 所以声音的问题也是一个新的尝试？ 我感觉每个厅听到的声音完全不同。

NB 你知道，JLG这次的影片其实要配合一个DJ放映， 按照他的想法，每次放映这个影片都应该现场有个混音师，现场来混音，按照现场的条件和气氛来。就是这次他把整个电影作为一个整体了。

黄 那这个跟做音乐一样啊，我以前去听 Pierre Henry 的音乐会，在他家里头一间房子里，有很多个不同的放音器，每个观众做的位置完全不同，听到的声音也不同，他把这叫做 电声音乐，具体音乐（Musique Concrète）。。。所以这个影片不能在一般电影院放映？

FP 我们开始跟JLG提议，能不能在（法国）电影资料馆的大厅，弄一个空间，长期播放这个影片，但是他不想。

黄 他肯定不会把自己影片被当成当代艺术放进博物馆。

FP 所以这个片子只能在一些活动上做点播放（événementiels），因为他也不想这个片子在电影院上映，这个片子可以说一定不会在院线上映的。

黄 为什么不想在电影院上映呢？是因为他受不了现在宣传发行来控制制作的情况么？反正他这个片子没有演员，没有明星了，没有跟任何现在电影类似的地方。因为剪辑在拍摄之前了。

FP 不知道具体他怎么想的。这个倒是，找资料的工作很大，这个片子的资料量真是很惊人。

黄 其实我也想知道，里头的那些镜头都怎么找出来的，太惊人了。主要是Nicoles B和 Bernard E 是吧？最后一个镜头，康康舞那个，真的是很悲哀吧，基本就是一个自我的一生评价，非常嘲讽，但是感觉他这次态度真的是温和了很多啊。

FP 不像 社会主义影片 的开头一上来就打观众脸。什么都看不懂。

NB 最后这个镜头他也是犹豫了很久时间，我看剪辑的时候，这个地方换来换去弄了5个月，最后才确定了这个镜头。

黄 真的是很悲哀也讽刺。他犹豫什么？

FP 你看了他在嘎纳的新闻发布会？用facetime做的。

黄 看了，非常恶意。

FP 真的是玩了 （ Thierry Frémaux）弗茂 一把。我是想看到从JLG手机那边看现场是什么样子，按他的性格，他肯定用手机录下来了。

黄 他真的是很清楚怎么样去制造不舒适感，怎么样去破坏规则。弗茂站在旁边一脸尴尬，还要保持笑脸。

FP 你看整个新闻发布会会场都需要因为一个iphone重新组织空间和秩序，大家都不知道要站在哪里。整个现场非常无序，这个点子真是很好。

黄 在Lumière 厅看的时候也有这种感觉，我一直不明白，他电影开场时候的千赫信号（1000 Hz）是干嘛。直到这次在嘎纳主厅看这个。才知道，原来大家在影片前，嘎纳台阶的logo过后要集体鼓掌，欢迎影片。随后，影片开始，就听到戈达尔跟大厅里头的观众打招呼，“叮。。。。。。” 非常讽刺。典型的戈达尔欢迎方式。真的，我是这次在嘎纳才感受到这种的影片跟观众的恶意互动。

FP 是的吧，你运气好，在嘎纳看了。

黄 问题是这片子放主竞赛怎么给奖呢？在嘎纳看片有个强烈的感觉，我看了30多部，就感觉有戈达尔的片子和其他人的片子，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其他人的片子都是拍一个剧本，故事，慢慢吞吞的，老气横秋。我想这怎么给奖呢？果然先把它从主竞赛踢开，给一个什么特别金棕榈，意思叫他别参与真正的奖项评选。

FP 就是啊，现在竞赛单元都变成一个影片类型了，恐怖的很。旁边有个JLG的片子，这么年轻，这么快，跟其他人的东西完全不搭调。

黄 JLG的片子有点给大家做总结的感觉，每次把目前的世界电影现状总结一下，然后具体的每个例子，我们看其他的片子就好了。

原文出自《影像之书》官方press kit，此处刊载美版press kit中的译文。

Dear Jean-Luc,

Thank you for your invitation to see The Image Book (...)

You have recreated pictorial matter from various sources and formats. Deformed, re-colorized, enlarged by the grain, and re-framed.

Blocked all seduction of images, text also, stuttering, quavering, interrupted, covered up.

In the constant interruptions, being split between what is represented and the machine of the cinematograph, with its unspooling, its perforations, its decomposition.

Rediscovering discontinuity by digital means.

The beautiful and accurate definition of counterpoint gives a key.

Waves, flames, bombardments, armies, history and the world as a thundering spectacle à la Dovzhenko, or Vidor.

A great symphonic surge. But not to tell as story. Not longer truly ‘cinema’. As per the first reader of Moby Dick (according to Giono):

- This is not a book - No, said Melville.

This is not something to make you popular, in the face of digital, digital that shows all, and nothing behind. (I experienced this on Vigo’s films, and hope to have avoided it in the end).

That’s assuming that what you say is heard. That is what is astonishing in your film. “It is becoming necessary to draw attention,” in fact. But it hasn’t been shown like this; said, occasionally, with Victor Hugo’s “government of wild beasts.”

Marx invented remakes with his Louis-Napoleon. History repeats itself, but here, not as farce. Moral errors get confused with crimes of the States. There are criminals who exist only because of war. Humanity is destroying itself. For years now, war has been everywhere, more and more literally, in the sense of Goya or Joseph de Maistre’s (this is how we explain the presence of the latter). Habituation follows.

To say that The Image Book is an act of courage, that it is unprecedented, is a platitude. But this is the feeling that keeps coming back to me.

It is true, as the young people who write to you in Lundi matin say, that you are the only one who, etc... (They don't know how right they are, I’m curious for them to see this one).

You have always been “in” history, since you consider that that is what cinema should serve.

From Histoire(s) on, this was what it was always about, first and foremost, more than cinephilia telling its little stories (not bad!)

This time the matter itself, is history. In fact you’re not turning away from cinema, it’s simply no longer a dominant love. It is as useful as the printing type case from which Fuller’s illiterate typesetter finds the characters, at top speed.

And you, you keep the character, the hieroglyph of which Eisenstein dreamed. (He too, his three apparitions are magnificent: the owl, the hands on the bible and the Teutonic knight. He wanted to build his cathedral of the Arts, all by himself. His resistance was already that of hope, and his solitude too)

You find all the images in films, and shabby newsreels. It’s only justice. All the better if Ridley Scott serves to fill a printing type case. And to not have turned your back on cinema, the two long shots from Le plaisir suffice, where we see moving bodies, giving a definition of precisely that. Thought evolves through images and sound ("a thought / will come / to be continued"), as in a collage a friend had made using texts from the screen of Histoire(s). It is a bloc, and it is articulated like the five fingers... another one of these things I didn’t understand on paper.

Lastly, even if the re-uses of Histoires are what I am least curious about - one doesn’t change his handwriting - I very much like the idea of immortality through liquid films, from Vertigo to Ruby Gentry by way of The River. And the peaceful moments of a happy Arabia where I see something of Barnet’s joy: sunset, a boat on the glittering sea, the banal corners of the Maghreb playing for the whole of Arabia, the Arabia we have behind our eyes. Again, thank you.

Warm regards, Bernard Eisenschitz (Critic, Historian, Director)

press kit下载：//4f399d350e4882ff73b9-0f00c87f9e216dcd5acfbe5f7dfb64d7.ssl.cf2.rackcdn.com/production/documents/Godard%20-%20Image%20Book%20Press%20Kit.pdf

戈达尔的得力助手法布里斯·阿拉诺（Fabrice Aragno）解释了《影像之书》是如何通过简洁、自制的手段来抵达辉煌的。

采访：艾米·托宾（Amy Taubin）

来源：Film Comment 2019年1-2月刊

译者 湿度

一个追求无聊的人

豆瓣 @湿度

戈达尔自始至终都坚信着电影是书写20世纪历史的媒介，而这样的信念也一直影响着他的电影创作。从其史诗般的作品《电影史》（Histoire(s) du cinema，1988-1998）开始，其拼贴式的电影就描绘了这个镌刻世界历史的媒介是如何发展的，即电影是如何从一个在剧场中被当众放映的赛璐璐胶片发展到可供个人观看的录像带、网络、磁盘的；并且，其还阐释了一直以来电影是如何通过图像来“书写”像文学史一样个人化的历史的。21世纪的今天，随着数字电影的出现，戈达尔的拼贴式电影也呈现出了在活动影像中记录这个世界的图景，并且随着活动影像本身的媒介转变，对世界的历史进行一次又一次的镌刻。

《影像之书》剧照

法布里斯·阿拉诺被视为戈达尔《影像之书》（The Image Book ，2018）的摄影师、联合剪辑与联合制片人——从《电影史》衍生出来的作品中，《影像之书》是最为抽象以及个人风格最鲜明的作品。在《影像之书》的拍摄过程中，戈达尔使用了先前在其拼贴式电影中使用过的相同的模拟录音设备，并让阿拉诺对电影进行数字化的再处理，此外戈达尔还要求其在保留模拟记录设备的表现力和迹象的同时，增加数字媒介独特的元素。不过就像阿拉诺很明确指出来的那样，虽然戈达尔的双手由于太过于颤抖很难去按下数字程序的按钮，但是阿拉诺每次的选择则必须得到戈达尔的认可。不过戈达尔几乎从来都不认可。

自从戈达尔不再巡回展映后，阿拉诺就将《影像之书》送到了2018年秋天的纽约电影节上。虽然他拒绝代表戈达尔说话，但是它却非常乐意讲述在过去16年中他与戈达尔一起工作的情况。此外，他还需要确保电影中精心设计的环境音在每个场景都维持平衡，尽管扬声器的效果变化取决于你所坐的位置。他进一步说道“如果你坐在正中间的位置，并且你的两边都有扬声器的话，那么你就会感觉到戈达尔好像在你的大脑中直接用立体声在讲话。”但是他也很喜欢坐在剧院的后排，因为那里图像很小，并且声音来自四面八方。

《影像之书》剧照

更好的情况是，观众在观影的过程中可以自由的活动——就好像他们在一个装置中。这些装置中的第一个于11月最后两周在洛桑市的维迪剧院进行了亮相。阿拉诺说道，虽然戈达尔也一直在致力于探索虚拟现实的技术，但是长久以来他们还没有找到任何有趣的VR工作。他推测道，戈达尔可能会使用虚拟来定义具体的事物，就像他曾经用3D技术去定义2D技术一样。“我们将取消VR，并且我们最终还可能会展现VR设备被摧毁。”

《影像之书》剧照

艾米·托宾：你能谈一谈在《影像之书》中是如何和戈达尔一起工作的吗？

法布里斯·阿拉诺：首先，戈达尔在录像带上进行了剪辑，然后我又在电脑上把一切又重新做了一遍。我曾经用Final Cut对《再见语言》（Goodbye to Language, 2004）进行过剪辑，其中还用到了3D技术；不过此后我又在Davinci上重做3D。在这部电影中，我依然使用了Davinci。主要还是因为它比较便宜。

艾米·托宾：《影像之书》中的剪辑与先前戈达尔的拼贴式电影有所不同，尽管这里的一些影像其先前使用过。其实与其说这些图像在剪辑点上发生了碰撞，不如说它们经常很到位的呈现出一种断断续续的状态。我认为这是很多画面之间存在着一个非常短暂的黑色画面的效果。那么这些黑色画面的出现是因为戈达尔所使用的下载图像的原始的模拟技术吗？

布里斯·阿拉诺：其实镜头之间的黑色画面有着各种不同的原因，但总的来说他们都是有意义的。比如说，《荒野怪客》（ Johnny Guitar，1954）中的三个镜头序列。或许这其中有些东西是错误的，但戈达尔依然选择保留了它。

《荒野怪客》剧照

艾米·托宾：他曾经经常使用那句琼·克劳福和斯特林·海登之间的台词“告诉我，你一直爱着我”，以至于我的第一反应总是“哦不，别再说了”。不过这次好像又有所不同。

布里斯·阿拉诺：首先，他选取了女人的影像，然后是男人的，然后又是女人的，并且他还保留了所有的声音，但是他又用没有声音的黑色图片代替了男人的影像。戈达尔的一个巴勒斯坦的朋友曾经写信跟他说，学习《古兰经》的方式就是维持安静。但是更普遍的来说，不能仅仅因为技术的老旧就认为他无法的得到他实际想要的东西。这就像一个想保留绘画技巧痕迹的画家一样。有时这可能是错误的，但依然没有什么问题。我认为在影片中展现这种迹象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和我们一起工作的让-保罗·巴塔格里亚（Jean-Paul Battaggia）就非常讨厌这种“错误”。我们一起工作已经16年了，并且很多时候不只是工作。戈达尔的身体将会越来越老，尽管在他心中他还很年轻，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意识到了时间的流逝。或许《影像之书》就是戈达尔寄给电影的情书。也或许是他对人生的一次反思。

艾米·托宾：你是否可以多谈一点你是如何处理戈达尔所提供的材料的呢——也就是谈一下你是如何处理那些戈达尔在电视上所展示的他用DVCAM录影机所做的剪辑的。

布里斯·阿拉诺：你知道在后期制作中如何对图片进行色彩校对，从而使一切变得平滑均匀吧？戈达尔想要的正是相反效果。他想产生断裂的效果。首先是彩色，然后是黑色和白色，或者一些不同强度的色彩。或者在这部电影中，在图像出现之你会后看见帧数的变化。当他把录制从电视转移到老式的DVCAM模拟机时，这种情况就会发生，其实这个机器实在是太老了，以至于我们很难找到维修它所需的配件。电视会花费一定的时间来识别和调整DVD或者蓝光的格式。无论它是1:33还是1:85。并且，在许多电视中，他使用的那一台是最慢的。他想保留这一切。虽然我可以更正这些问题，但是戈达尔并不想让我怎么做。这里有张《战争与和平》的图片。

（他在他的笔记本电脑上展示了一个图片序列。）戈达尔通过一台老式的模拟视频特效机器制作了图层和色彩，如红色、白色和蓝色。这就是你感觉到模糊的原因。当我尝试用数字技术重做时，我才发现我不行。这些边缘太过于锐利了。此外，我并不知道他是如何让这些图片抖动的以及他为什么让它们抖动。或许是他调动了电缆线。手动调控的动了电缆线。他想看到这样的效果。这是他那台老式机器的功劳。

《影像之书》剧照

他为我编辑了一本书，从而使我能够在全都电影的编辑中使用：首先是整个电影的章节大纲，每一章节都有一些文字和图片。这就像我们和安娜·玛丽（米维尔）（Anne-Mairie[Mieville]）为这部电影发表的那本书一样。我们也对《电影社会主义》（Film Socialisme，2010）和《再见语言》做了这些事情。如何他从他编辑过的每一个影像中都提取出一帧。他给其制定了一个代码，并且他还写了格式，写了声音从哪里开始到哪里结束，以及音乐从哪里开始到哪里结束，他基本把所有事情都写上了。不过，我其实并不怎么用那本书，因为我的工作只不是把他的录像拷贝到DaVinci上而已。并且，我有时还会找到他所用过的电影的更好的拷贝，然后再去代替它们。

但是有些时候，当我试图把其做的更好时，我却发现这是个错误。杜辅仁科（Dovzhenko）的电影中有一段让我非常的感动。这一段处于《影像之书》中被称作“中心区域”的地方，在那里，画外音是关于时间以及时间的缺席。然后我找到了我所认为的“更好”的电影拷贝是什么了，在那里你可以更好地看见他的脸，她的眼睛以及他那只放在她胸前的手。这全部都让我非常感动。但是戈达尔却说“你完全不了解我的意思，这是人们在修复电影时所作的。他们把肉毒杆菌放进了电影里。”的确，审视面孔虽然重要，但是审视图片中的雪花屏也同样重要——那些老旧恶化的痕迹。戈达尔用一个老式的麦克风记录了画外音，并且我们还保留了全部的噪音。这就是时间的标志。

《影像之书》剧照

这是我们现在正在准备的工作。（他再一次在笔记本上进行了展示）他昨天把这发给了我。“一天的影像”。这是一个洛桑市的空间的图解图，我们将在那里展示《影像之书》。这是他的一些衣服，这是他家里的一小块地毯，上面还有一本安娜·玛丽（Anne-Marie）的《图像解释》（Images en parole）。这是我们在电影结尾看到的几本书中的一本。看看这些木质的桌子。这是7个扬声器以及放置屏幕的位置。虽然它很像一个小型的剧院，但我们依然可以像一个古老的教堂那样把它建立在许多不同的地方。入口的外面是戈达尔制作的前两幅拼贴画，它们被装裱好后挂在对面的墙上，上面还有一小段关于透视法的文字。在里面，屏幕的后面有一面白墙，旁边是一堵黑色的门。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或许这象征着早期电影中的黑白画面，还有就是这个黑色的门，这似乎听起来很夸张，但是其很可能象征的死亡之门。他虽然没有解释，不过同时处于电影内部与外部的感觉是很重要的。

并且，在安装的同时，我们在一个常规的剧院中用35毫米的放映了《影像之书》中的四部电影：《爱的挽歌》（Book:In Praise of Love，2001）、《我们的音乐》（Notre musique，2005）、《电影社会主义》、《再见语言》。这个装置将会像一部戏剧作品或者卢米埃尔的电影那样传播开来。卢米埃尔的第一部影片是在一家咖啡馆里播放的。我很想在一个隐秘的地方这么做，但我们需要筹集资金。我们进行这样的展映是为了《再见语言》。瑞士的艺术影院并没有3D的放映技术，而大型影院只上映一些超级英雄的影片。所以我使用两台投影仪来建构这个系统，从而创造出3D效果，然后我们带着它循环展映。

《爱的挽歌》剧照

艾米·托宾：电影中有戈达尔画的一些场景什么的吗？

布里斯·阿拉诺：有，在阿拉伯区。他拍摄了他自己的绘画作品。他使用的是他的iPhone上的摄像头。我把它们转到了电脑上面，然后对它们进行了上色——把黑色调低，把饱和度调高。在他工作室的电视中所存在的画面与最终完成的电影之间有很多的工作。这是我和戈达尔在那里一起制作的独特的画面。虽然是我的手在控制这些工具，但具体怎么做则是由戈达尔来说。他是手势。

编辑：馒头

电影学者兼不专业美食博主

微博/豆瓣：@顾什么G

是梦，我仿若在流淌，在这空旷的原野上，仿古意一哭，再没入灰黄的田埂。我是来自无名河流的一滴水，在莽莽的世间漂流，这是注定的归宿，无人知晓我从何处来，因为我的故乡在远方。

昨日的太阳被黑色担架抬走，只有一抹晚霞，缠住农人泛黄的衣袖，再碎成一片。我从他的身畔流淌过，携着淡淡的叹息，在曲折的窄径中回响，随晚钟声杳无音迹。似乎如此，这片土地如此忧郁，如同一支传唱千年的晦涩谣曲，在庄稼的尸体上回环往复，沉重却陌生。

记忆是无以言说的赭石，在尘埃落定的天空中，若隐若现。水有永恒的生命，所以我明白年岁的意蕴。在俗世中，孑然无侣，孤身旅行的我，见过蚀锈，激怒的风，败蕊，渗入黄土的鲜血。十分钟，年华老去，散作史册的一缕孤烟，在时光之尘中，老死不相往来。我所信奉的故事，也已坠为荒凉的谎言。

以此，我知晓时间的灰烬，飘向那信仰的远处。留存在目光里的，只是一片片苦涩的断章，写在漂流的哀愁上，清冷如九天之月，凝为夜间的一仞冰霜，散入困意的朱户里。

而我依旧漂流，惨白的面孔上，浮动着意乱神迷的光影。这是无味的苦行，而这正是漂流的意义。哽咽，呜呼，林间的祷告，风或赭石的挽歌，都在我的记忆中清晰如梦。纵使月光无情，总有侣伴，为我消解心中结怨，拈花一朵，未妨惆怅是清狂。

如常，我生活在人们的睡梦中，随他们的意识漂流，或白日孤悬，或皓月当空，总有归所。而我老无所依，流离在陋角偏隅，不安于幻梦一场，枉花心机，回首往事，只余空空。

而漂流是我永不变更的信条，无论天南海北。因为我的故乡在远方，我只能孤身赶往，纵使木已成舟，我也会与朦胧的梦手挽手，告知彼此自己的姓名与过去，然后忘记，赴这有去无回的旅行。

是的，我是来自无名河流的一滴水，终将流入无名的山川中。与其在红尘间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

作者：Amy Taubin (Film Comment)

译者：csh

译文首发于《虹膜》

法布里斯·阿拉贡是让-吕克·戈达尔的《影像之书》的摄影师、联合剪辑师与联合制片人。自《电影史》至今的拼贴电影之中，《影像之书》可以说是戈达尔最为抽象也最为私人化的作品了。戈达尔在制作《影像之书》时，采用了与此前的拼贴电影一样的模拟录影设备。他会将自己剪辑好的影像，转交给阿拉贡，并由他进行数码重制。在这一过程中，他会给阿拉贡提供指导，告诉他如何保留模拟影像的那些质感与特征，但同时又要添加数码媒介中蕴含的独特元素。正像阿拉贡指出的那样，戈达尔的手抖得太厉害了，没办法点击电脑程序中的那些按钮。不过，阿拉贡做出的决定，都需要经过戈达尔的同意。而他并不是总会同意的。

因为戈达尔已经不再旅行了，所以是阿拉贡把这部影片带到了2018年秋季的纽约电影节。他拒绝代表戈达尔发言，不过他倒是很乐意聊一聊他们过去十六年来的工作。在电影节上，他也有任务在身，他得保证他们精心制作的环绕立体声效果，能够在每一个展映地点得到体现。即使每个观众听到的声音效果，取决于他们坐的位置。「如果你坐在中间，两侧都传来声音的话，」他解释道，「那就像是立体声中的让-吕克在直接对着你的大脑宣讲一样。」不过，他也很喜欢坐在影院后排的那种效果，那样银幕就会变得很小，而声音却无处不在。

但更好的情况是，在某些展映地点，观众们可以在影片放映的过程中，在设置好的场景中自由地走动——这样的话，他们就是身处装置艺术之中了。阿拉贡表示，戈达尔也在探索虚拟现实（VR）技术，不过至今为止，他们还没有看过任何有趣的VR作品。根据他的猜测，戈达尔可能会利用虚拟现实来定义真正的现实，就像他利用3D技术来定义2D那样。

记者：你可以描述一下，在制作《影像之书》的过程中，你是如何与戈达尔一起工作的吗？

法布里斯·阿拉贡：让-吕克会自己剪辑他用录像机拍好的影像，然后我再用电脑把所有的东西都重新做一遍。在制作《再见语言》的时候（包括3D部分），我使用了Final Cut软件；然后我用DaVinci软件重新制作了3D的部分。而制作这部电影的时候，我还是用的DaVinci。这样比较便宜。

记者：影像之书的剪辑似乎与戈达尔此前的拼贴电影有些不同，即使他使用了一些之前用过的影像素材。很多时候，与其说是通过剪辑点将不同的影像连接在一起，不如说是将它们略带生硬地嵌合在一起。我想，这也是不同画面之间那一瞬间的黑幕所呈现的效果。是因为戈达尔下载这些影像时，使用了较为原始的模拟技术，所以达成了这种效果吗？

法布里斯·阿拉贡：不同镜头之间的黑幕，是出于许多不同的原因，不过每一次都是有意为之的。或者说，有时候可能是出了一个错误，不过是他决定要保留它的。例如使用了《荒漠怪客》中的三个镜头的那个段落就是如此。

记者：关于戈达尔转交给你的那些素材，你能聊点什么吗？

法布里斯·阿拉贡：在后期制作的环节中，人们好像总得调整画面中的光与色，好让一切都看起来显得自然而平滑，你应该知道这一点吧？但让-吕克想要的是截然相反的东西。他想要看到某种断裂。首先是彩色画面，接着会出现黑白画面，或是不同亮度的色彩。或者说，在这部影片里，在某个段落开始之后，你可能会看到画幅的变化。这是因为当他把自己那台电视机上的影像，转录到他那老旧的模拟录影机器上的时候，会出现这样的调整。那台机器实在是太老旧了，以至于当我们需要修理它的时候，甚至没法找到必要的零件。而电视机需要时间去辨认、调整DVD影像或是蓝光影像的格式，它们可能是1:1.33的画幅，也可能是1:1.85的画幅。而其中一台电视机的处理速度要比其他电视机更慢。他想要保留这所有的东西。我是可以把它们修正的，不过他并不想让我这么做。看吧，这就是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影像。（阿拉贡在他的电脑上展示这个段落。）他在这上面覆盖了一层色彩——红的，白的，蓝的——他用的是一台老旧的模拟录影设备。这就是为什么上面有一些模糊的痕迹。当我试图在数码重制的过程中还原它们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做不到。还有那些影像的抖动——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这一切的。可能是在电缆线上玩了什么名堂吧。手工制品。他想要看到这些东西。这是他那台年迈的机器送给他的礼物。

在制作每一部电影的时候，他都会为我做一本书以供参考：首先是分章节列出整部电影的大纲，每个章节都会有一些文字或图像。那有点像我们和安娜-玛丽·米埃维尔一同出版的那本书。我们在拍摄《电影社会主义》和《再见语言》的时候也有这么一本书。然后，他会从他剪辑出来的每一个段落里取出一帧放进书里。他会给它们编号，然后写下这些段落的格式，以及声音的起止点、音乐的起止点，他会写下所有东西。不过那本书我用得不是很多，因为我直接把他的拍的段落拷贝到DaVinci软件里就行了。有时候，我会找到比他所用的拷贝更好的影像资源，我就会用它们代替原有的段落。

不过，有时候，当我试图做出一些优化的时候，我就犯了错误。有一个杜甫仁科电影中的段落非常打动我。它穿插在《影像之书》中那个名为「中央地带」的章节之中，那个段落的旁白是关于时间以及「时间的缺席」的。我找到了这部电影的一个新的拷贝，我自以为那是「更好的」资源，无论是他的脸啦，她的眼睛啦，还是当他把手放在她的胸前的时候，你都可以看得更清楚。这所有一切都非常打动我。但让-吕克说，「你一点都不了解我。你这就是一般人做修复的方式。他们单纯就是把肉毒杆菌打到电影里。」所以，是的，看到人们的脸很重要，但看到那些雪花——影像中存在的所有缺陷——也同样重要。我们也应该听到声音里存在的噪音。让-吕克用一台老旧的麦克风录下了他的旁白，我们把所有的杂音都保留了下来。它们就是时间的痕迹。

记者：在影片里是不是有这么一个场景，是戈达尔在画着什么？

法布里斯·阿拉贡：是的，是在阿拉伯的那个场景里。他拍下了自己作画的样子。他使用了他那台iPhone里的摄像机，然后我把他拍好的视频放到电脑上；我调整了视频中的色彩——降低了亮度，调高了饱和度。要把他工作室里的电视上播放的那些东西，转换成电影完成品中的样子，需要做大量的工作。虽然是我的手放在工具上，但却是他告诉我应该怎么做。手是我的，但手势却是他的。

by Richard Brody

机翻的 稍微校对了一下 水平有限 凑活读吧...当然，解读仅仅是解读而已，对影片的观看本身更重要

戈达尔新电影的标题《影像之书》是对一个基本危机的宣言，这种危机贯穿这位导演的生涯。他的整体作品处于文学和电影的张力之间。当他年轻时，他立志成为一名小说家，而如今他八十八岁了，在他提供的另一部电影中，书籍不仅仅是行动的一部分，毋宁说，书籍是电影的决定性理念。然而无论如何，《影像之书》都是一个充满巨大视觉创造力的作品；它几乎完全由影像组成，这些影像是如此的精致和私人化以至于似乎是手工制作的，就像电影画作。但是这些图像在屏幕上出现的如此之短暂，并且被如此大胆和令人惊讶的编辑在一起，以至于表明了这部电影是要被像书籍一样私人的、缓慢的、一点一点的使用、浏览和沉思。《影像之书》仔细的研究了故事是如何在电影中被讲述的、哪些故事在电影中得到了讲述、以及这些分离的问题的不可分离性，包括在戈达尔自己的作品中。这是一位电影人的作品，他回顾了自己的电影以及他那个时代的电影，并且展望了电影和世界中将要出现的巨大变化。

《影像之书》是一部散文电影——就是说，不是一部演义式的戏剧（not a drama of acted-out events but a collage），而是一部拼贴作品，主要的剪贴（clips）来自于其它电影（包括许多戈达尔自己的电影）和媒介，以及绘画、静止的照片、插图（intertitles）、图形等图像（graphics），还有为这部电影拍摄的一些纪录片片段（documentary footage）。戈达尔的联想蒙太奇（associative montage）包括大量画外音（大部分是他自己的声音）、音乐和其他电影的声音片段。它是以《电影史》（Histoire(s) du Cinéma）（1988-99）的方式创作的，也是其后记或续集的一种（a sort of epilogue or sequel），后者是他长期酝酿的、核心定义的四小时以上的视频散文系列。但在《影像书》（该电影借用了电影史系列的一些镜头）中，戈达尔对电影史以及他自己与电影的关系的分析集中在一个主题上：对他所谓的 "阿拉伯世界 "的描述不足，特别是缺乏来自中东的标志性电影影像——他将此视为电影本身以及整个世界的失败。

对于戈达尔来说，制作电影依赖于对电影的观看以及对电影本身的了解。他的电影既是私人的、也是历史的，是一种疯狂的自我电影式的精神分析，他把他的参考和联想领域带到前台去揭示他们可能是的东西——既是电影也是自我。在《影像之书》中，戈达尔展示了许多在中东制作的阿拉伯语电影的片段，并且按照他自己的“电影史”来描画这个地区电影的历史——不是文本性的、字面的、按时间顺序的历史，而是一个私人的、批判性的项目。从他选择的个别片段开始，他通过与效果、文本和其他图像的关联来改变它们，使它们不仅仅是历史性的，还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借助它们在他私人的电影神话和图像学中的位置。

在戈达尔制作电影的流程中有一种自豪的元素，或者说，是一种没有虚伪的谦虚的坦诚。《影像之书》中也有一些他自己的电影的片段（包括相对陌生的那些电影，比如“为了永远的莫扎特For Ever Mozart” “李尔王King Lear” and “弗拉基米尔和罗莎Vladimir and Rosa”）并且表明了这些电影是如何对那些启发他的经典电影进行了翻拍（remakes）和“押韵”。他也提到了他那些法国新浪潮的同行者，表明他们也共享了这种自我意识的历史主义的艺术手法（artistic approach of self-conscious historicism）。《影像之书》中包含的革命性的设计在于一种理想主义的阿拉伯新浪潮的愿景——它的历史将如何以一种艺术的形式改变自身，它将如何像现代电影那样进行自我更新（由戈达尔和他的同行者所率领的现代电影，基于它自己的再加工和再利用 reprocessings and repurposings被更新）。就像法国新浪潮是1968年5月事件的预兆，甚至是煽动者，在《影像之书》中，阿拉伯世界的电影复兴计划与激进的现实政治变革也是不可分割的。

《影像之书》像戈达尔其它的散文电影essay-films（以及就这一点而言，也与他的那些故事性的电影）一样，具有丰富而令人眼花缭乱的暗示性。从1960年上映的《精疲力尽》开始，他作为电影导演的职业生涯就在为他的新型电影寻找新的观众。起初，他向公众抛出采访，实际上是作为解读和连接电影的参考资料的密码。随着时间的推移，电影本身成为他们自己的解码器-——他的方法变得可识别，近年来，他的参考范围具体化，将某些图像、某些音乐、某些对话，甚至颜色和效果提升为个人的图标目录iconographic catalogue。就像《精疲力尽》的效果让所有其他新电影显得过时，戈达尔在《影像之书》中对影像档案片段的处理——色彩的诡异变化、对比度的戏剧性增强、分解性的重构；夸张的低保真和模拟制作的录像带效果，以及极端的、有节奏的、逐帧的慢动作——使其他人对档案片段的使用显得温顺、无个性、没有感情，甚至是寄生性。他的改造将录像从其来源中解放出来，使其从根本上成为他自己的，不是简单的引用或影射，而是他的创作和他的艺术身份的一个组成部分。

《影像之书》中的联想暗示（allude）了宏大的哲学性纬度的观点。戈达尔思考战争的图像和法律的电影形象——以及以法律的名义进行的苛求（exaction）和蹂躏。他将电影的历史集中在二战和冷战，并涉及到了原子弹爆炸和大屠杀（图像的挑衅性联想有时是滑稽的，比如当飞虎队的战斗机的图像与《大白鲨》中鲨鱼的镜头配对的时候）。通过自身形象和意识形态，以及它们所体现并拓展的俄罗斯文学史的力量，他将苏联电影视为好莱坞的制衡力量。

自从戈达尔在1969-70年访问被占领的西岸，拍摄一部关于巴勒斯坦独立斗争的电影以来，阿拉伯世界就成了他艺术关注的一个明确部分。那部电影的一个简短的片段，最终被命名为“这儿和其它地方”，出现在《影像之书》中；然而现在，戈达尔关于这场斗争的观点更远。在一个画外音中，他谈到了“形象的暴力”，他把巴勒斯坦的斗争归结为阿拉伯世界的影像斗争。他试图发现是什么使图像具有标志性，这使他穿越了电影，特别是整个文化的哲学史。《影像之书》表明了火车的影像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犹太人被驱逐的观念之间的联系——他专门讨论阿拉伯电影的章节涉及到他自己和其他人为阿拉伯世界的现代历史创造类似的象征性图像的努力。(他还以一种令人不悦的方式表明，在创建以色列的过程中，犹太人的苦难被武器化了，在一系列快速的影像中，一个女人戴着强制性的战时大卫之星，与一个双手高举步枪的图像叠加，就像她自己在挥舞步枪一样）。

影片有将近一半的篇幅用于五个编号的第五部分，"la region centrale"（"中部地区"，借用了1971年迈克尔-斯诺的一部电影的名字），这里暗指中东地区。电影的这一部分是在阿拉伯世界拍摄和制作的电影图像（戈达尔与评论家和历史学家Nicole Brenez合作），以及戈达尔和他的伙伴Fabrice Aragno和Jean-Paul Battaggia在突尼斯为电影拍摄的纪录片（戈达尔说，他们自己完成了大部分的拍摄）。它还包括1984年小说《沙漠中的野心》（Une ambition dans le desert）的延伸段落，作者是出生在埃及居住在巴黎的作家Albert Cossery，这个小说讲述了一个虚构的酋长国的总理，他拼命地、暴力地进行着操纵，为了提高他的国家在国际外交领域的地位，而他的顾问则近距离的观察这危险的“游戏”。还有一个叙述者在背诵大段的内容，戈达尔时不时地加入进来，用他自己的声音添加一些段落。影片的这一段，持续了大约15分钟，标志着电影的叙事线索的概念性飞跃：在原声带上直白地背诵小说，同时在影像上暗示该故事的背景、地理和主题等方面。该部分还强调了戈达尔关于文字和影像之间的矛盾的概念。戈达尔在文本的神圣化的画外音中谈到了 "法律的表格、十诫、托拉的卷轴、圣经、可兰经等 "（ “the tables of the law, the Ten Commandments, the scrolls of the Torah, the Bible, the Koran, et cetera.”）。然后他隐晦地补充说，应该有别的东西来代替——影像，一个原始的影像而非一个原始的文字——如果有的话，它将改变历史的进程。

《影像之书》的标题本身就体现了他职业生涯的矛盾性。小说的复杂性一直是戈达尔的理想；原声带上叠加的声音，行动的密度，水银泻地般的表现力，色调和情绪的多样性和不连贯性，都使戈达尔的电影在复杂性和密度上比他的同行的任何电影更接近小说。对他人和自己而言，他的联想理论是一种将记忆带入现在时态的方式，从而使电影具有普鲁斯特式的力量。在戈达尔的电影中，包括《影像之书》，仿佛最简单的影射、引用和暗示都有可能打开痛苦、悲伤和悔恨的深渊；他的联想方法也是一种面具和面纱，既唤起他自己的经验，又隐藏它，甚至对它自己而言。

戈达尔在《影像之书》中对历史和政治的思考与他的自我思考和自我戏剧化是分不开的。当他指出电影和社会的激进变革时，他仿佛是作为一个冒着风险留在河的这一边的电影人“摩西”这样做的。他暴露了自己的脆弱，他的画外音被他令人痛心的咳嗽打碎了，他的画外音是马克斯-奥菲斯1952年的电影《Le Plaisir》中的一个片段，其中一个老人戴着面具掩盖了他的年龄，在舞池中像一个运动的年轻人一样嬉戏，最后累得倒下了。

当戈达尔还是一个年轻的电影制片人和评论家时，他去看了罗伯特-布列松的《扒手》（1959年上映）；他说，他把它分成10分钟一段一段地看，在不同的日子里重访影院，每次看不同的10分钟。实际上他把影院当成了当时还不存在的“家庭录像”的先驱。这或多或少是戈达尔的电影需要被观看的方式，尤其是对《影像之书》。非常值得在影院里，在大屏幕上，连续观看《影像之书》，因为暗室提供了孤立的集中，因为大屏幕是戈达尔所分析的历史性的电影影像的组成部分。不过，在影院观看《影像之书》是一种概览，是一种风景；而在家里，它已经为通过视频或流媒体观看，为每个观众自己的重复观看、定格、暂停和中断准备好了特写镜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