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年生的金智英

#1 金智英诞生记

8.72与2.89——这并不是韩国男性和女性对该片的评价，而是同为男性的影院观众和普通网民打出的平均分。

对于一部从诞生便充满争议的女权标签作品，男女大众评分两极化似乎早已命中注定。有趣的是，关于《82年生的金智英》的评价在男性群体内部也呈现出强烈反差，一方面是恶评肆虐的键盘论战，本片公开卡司当天，一位男性网民便发起青瓦台请愿要求禁拍该片，称“只会助长韩国社会的性别矛盾”。在两年后的今天，尽管网友们恶评依旧，看过电影的男性观众却与打出9.4均分的女性观众站在了同一阵营。

关于电影的争议，不得不从原著说起。《82年生的金智英》作者赵南柱大概完全没有料到，自己在主妇生活中用两个多月完成的小说，会成为未来韩国女性主义运动的代表作。

赵南柱生于78年，出身梨花女大社会学系，曾在《PD手册》等时事节目任编剧近10年，因生产育儿而离职。变身主妇的她因告别职场倍感失落，决心开始写小说。据赵南柱所说，那个时期她丧失了经济来源，写小说对她来说也并非职业，因为藉此赚来的钱根本不足以维持生计——直到她写出了《82年生的金智英》。①

在电影和小说中，金智英被路人讥讽是“妈虫”（韩国网络语，原指无法管教好小孩的妈妈，后暗讽有小孩的母亲整日无所事事，过着靠老公的生活。），向郑代贤诉苦，“我难道连喝一杯一千五百元（约8.9元人民币）咖啡的资格都没有吗？……我赌上自己的性命把孩子生下来，甚至放弃了自己所有的生活、工作、梦想，只为了带孩子，但我却成了他们口中的一只虫，你说我接下来该怎么办？”

退职成为主妇和妈妈的赵南柱与她笔下的金智英一样，也曾外带一杯美式咖啡、推着婴儿车在公园散步，不料却从午休的会社员口中听到了“妈虫”这一歧视性单词。于是《金智英》便由此诞生，赵南柱将书稿投寄给一家出版社，后顺利出版并跃入畅销榜单。

这部小说讲述了82年生的金智英在成长过程中身为女性受到的种种歧视，赵南柱搜集了韩国女性不平等的新闻和统计数据，将金智英的人生历程和统计资料并行，打破了传统虚构叙事的框架，让人重新思考诸如“户主制”等脱胎于儒教社会形态的积弊，是为一部掷地有声地为女性控诉的作品，也被称为“大韩民国女性的人生现场报告书”。

持批判观点的受众不禁质疑这份编年史略显夸张，“这些事情如何会发生在同一个女人的身上呢？50年代到90年代韩国女性经历的所有一切，都被金智英一个人给经历了。”②

小说本身也许难以跻身上流文学作品，作者努力搜集的资料和证据，以及特征时代情节的拼贴，暴露狂、性骚扰、重男轻女，长女为家庭牺牲等等，不禁让人想起《请回答1988》中的桥段，导致金智英被塑造成了一个经时代辗压的韩国女性模版。然而，真实取材的结果却取得了更多女性读者的认同——“我竟然花不到一天就看完了她的一生，因为那是非常熟悉、几乎和我的人生一模一样的故事。”③

尽管赵南柱希望跳出女性框架，获得更多群体的广泛共鸣，小说的报告书形式和控诉的功能性依然遭到了大部分男性读者的批判。他们认为，金智英的故事将女性完全放在受害者的位置，却忽视了韩国社会中男性所遭受的歧视。

小说以精神科医生的角度开启叙事并收尾，绝大篇幅投入在金智英的人生编年史上。而电影却明显不同于小说，更多地将视角集中在金智英的职场履历断层的困惑上，明朗的新结局也改变了金智英人生的抑郁基调。

#2 被消音的智英们

“因为是女性、年纪小，在现场总是被人无视，说的话也没人听。”两年前，一同听课的制片系韩国女生H曾面带苦涩地向我解释了她不得已剪超短发的原因。在她看来，中性干练的形象与时尚帅气毫无关系，只是为了在职场上获得尊重和话语权。

如果说H是试图通过牺牲头发改变形象获得话语权，那么金智英则是让出自己的躯体，通过“被附身”，以他人的身份和口吻来为自己发声。金智英的附身情节实质上也是对于“消音”的一种反抗。在韩国社会，经常会有难以发声的情况，或碍于礼节情面，或碍于惯俗，对女性而言尤其如此。而“被消音”久了，就会变成主动消音，在某种场合主动放弃话语权。

电影中金智英的附身症状令人想起作家韩江的短篇《植物妻子》。婚后居住在上溪洞13层公寓的女人发现自己逐渐变为植物，最后丈夫将她栽种在了阳台的花盆里。类似地，韩江也是通过身体的异化现象描绘出了女性的孤独、受困的心理以及自我表达的断绝。

在阳台上沉默失神的金智英倘若没有附身作为发声途径，她最终会否也将成为一株植物呢？

金智英其人，平凡无奇，她拥有82年韩国最常见的女性名字以及最普遍的姓氏，也过着不好不坏的生活，和丈夫郑代贤住在首尔的全租公寓中，既不算是经济上毫无后顾之虞的上层阶级，亦不至于沦落到为养家糊口而疲于奔命。

出生于80年代初全斗焕政权之下，金智英成长在重男轻女最为严重的90年代。六二五战争后韩国人口激增，政府在推行节育的同时，将流产堕胎合法化，进一步加剧了性别比例的失衡。鉴定胎儿性别后，以“医学上的理由”将孩子打掉的情况数不胜数，原著中金智英的“妹妹”便是因此提前离开了这个世界。

她的少年时代在韩国的金融危机中结束。身为长女的姐姐恩英为支撑家庭而放弃梦想，改考容易就业的师范大学。到了智英毕业的2005年，女性生存并没有变得更容易，据统计，女性的雇佣率甚至不达30%。在这一年，44%的韩国大公司表示同样条件下会优先聘用男性，表示会优先聘用女性的公司比例为0。④

尽管智英的公司存在友好的同期和上司，但性别歧视仍然如空气一样如影随形，当她为生子而放弃事业，成为主妇、辞职育儿，却仍逃不了路人的“妈虫”鄙视。

在这样的环境下，智英学会了噤声。中学时被男生骚扰，爸爸却斥责她裙子短、作为女生不够小心，她渐渐不再反驳。面对婆婆指使的差事，她虽然满身疲惫，却不得不做。当婆婆送她一件艳俗的围裙，用意人尽皆知，她却要面带笑容违心地赞叹，“真漂亮呀！”

金智英在片中三次被附身（郑代贤手机视频片段除外），她变为妈妈对婆婆说话，变为大学同窗对丈夫说话，变为外婆对妈妈说话。当她被附身，成为一个不正常的怪人，周围的人才终于开始反省，为何智英会变成这样？

中庸与从众可以说是韩国社会生存的基础法则，对于所谓出格或不循常规的批判，女性往往比男性更容易成为众矢之的。《金智英》作品本身便是一种例证，女团Red Velvet成员Irene、少女时代秀英因阅读该书遭网友谩骂及焚照威胁，而国民MC刘在石、防弹少年团RM也曾阅读和推荐这本书，却获得了网友的一致好评，甚至被称赞是粉丝的“人生导师”。

“MeToo”运动以来，韩国男女性别矛盾更为激化，在Megalia和WOMAD两处线上社区，聚集了大量极端女权主义者及“厌男主义”者。同时，男性联盟也发起“反女权”运动、“YouToo”运动，而集中在“ILBE”等网站的“厌女主义”极右男性团体仿佛与极端女权形成呼应，他们反女权反少数群体反LGBT，并将韩国女性统称为“泡菜婊”。

在为逆向性别歧视发声的道路上，韩国男性也不甘落后。就《82年生的金智英》一书而言，网络上出现了不少与之对峙的作品模型，主张在韩国社会中，男性也备受性别歧视之害。他们将这些作品命名为《90年生的金智勋》、《79年生的郑代贤》等。在韩国男性的逆向性歧视文学中，女性反而成为了令人艳羡的尽享优越福利的对象。

这些为男性发声的文本中提到，“他”百日照上裸露的性器官会成为女性长辈的谈笑对象，体罚盛行的时代老师对男同学下手更狠，大学校内兼职女生总被安排在空调房而男生却要在烈日下流汗工作，女生在校园尽享青春时男生却在军队服役，考公务员时因为国家取消兵役加分政策而不幸落榜，每次长假前日同社女职员总是“恰好”来例假，“他”做牛做马地工作最后妻子却以“疏忽家庭”为名提出离婚等等。⑤

在韩国男性的心目中，这也许就是被人嫌弃的男版“金智英”的一生。在性别平等指数比印度更糟的韩国社会⑥，究竟谁受害更多，谁受益更多呢？

男版“金智英”《90年生的金智勋》曾发起众筹出版计划，在目录上的最后一节，这样写道，“即便如此，我们仍然应该明白，辛苦的并非某一个特定性别，而是整个（韩国）社会。”⑦

#3 从控诉到治愈

“会想到妈妈”、“并不是女权主义电影啊”⑧。被女性亲友拉进电影院的男观众们似乎对电影《金智英》颇感意外。

电影与原著差异显而易见，它采取了一种妥协的方式来为小说中金智英的抑郁人生圆场。将其整体放在当下语境中进行，成长史作为片段插入。比起小说的控诉，电影试图提供的是性别和代际之间的和解与治愈。

本片是金度英导演的长片处女作，她也坦言，虽然很想拍得锋芒毕露，但这是一部商业电影，最后还是决定在保持一定风度的同时，也放低姿态，希望能有更多观众看到这部片子。⑨

因此，《金智英》选择聪明地避开男女性别矛盾的雷区，将智英的母亲作为沟通媒介，打通了男女受众之间的芥蒂——如果说小说不曾做到这一点的话，脱胎于小说的电影在大众性方面无疑更为成功。她确实做到了赵南柱作家想要做但却顾此失彼的部分——跳脱出单纯女性视角，取得更广泛的共鸣。原著作者赵南柱在看完电影之后，也评价说，“电影比小说要更进一步”。⑩　

智英用外婆的身份与母亲对话是原著没有的情节，但这一场却成为了许多观众的泪点。三代女性的复杂情感流动在两个人之间，此时不仅是智英替自己发声，希望母亲不要再次牺牲自己的人生；她也借用外婆的身份倾诉心情，实现了母亲和外婆之间的和解。同样的和解也发生在智英三姊妹之间，尽管上个世纪由于时代和家庭关系留下的伤痕记忆，长大的三人呈现出互相理解的面貌，“彼此都是要让步的。”恩英说。

另一方面，小说中不友善的男性群像在电影中隐去或修正了一大半，缩减为几个人物——智英的男性上司、代贤同事、讥讽智英是“妈虫”的上班族。在代贤和同事的闲聊中，分明看得出剧本也在尝试对男性的苦恼给予理解，与金智英的女性困惑相平衡。包括性骚扰教育中提到针对男性的内容，“觉得你像弟弟所以摸腹肌，是性骚扰”，似乎也在努力打破人们的固有偏见。

原著中的不友善男性在电影中却借另一情节得到修正。小说中，平时开张生意不接女客的出租车司机载智英去面试，表示是自己“大发慈悲”才这么做；而电影中，一位大妈问超市老板“我不是第一个顾客吧？”老板却说，“哎哟，最近谁还在意这种事啊。我们店最喜欢第一个顾客是女性了。”

电影在修正了部分的男性群像之后，也更加强调女性之间的联系。母亲对智英的支持、女职员揭露卫生间偷拍、女上司的赏识和激励等，都为金智英们带来了力量。

电影立足当下，借小说作者的经历为金智英的故事改写了一个充满希望的结局。尽管并非人人都是赵作家，也并非每个主妇都有勇气向陌生人的讥讽做出反驳。

小说中始终隐忍无言，只能凭借附身才能为自己说话的金智英，更接近传统韩国女性的形象；而电影中的她，却代表着新生女性力量的觉醒。她开始反驳、据理力争，寻回了自己的话语权。无论是在咖啡馆堂堂正正地质疑，还是借助文字发稿诉诸笔端，电影似乎在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正在改变。

韩国社会确实对女性不够友善，但电影《金智英》并没有控诉，没有将矛头指向某一性别，它更像一份倡导宣言，告诉我们通过男性和女性的共同努力，金智英们可以走出困境，未来的女儿们可以不再畏惧，未来的母亲们可以不再悲伤，未来的男性们，也毋需再抱怨自己因逆向歧视受苦。

Cajamarca, Peru 2019年12月10日夜

参考来源：

① [책 속으로] 지극히 평범한 여성 삶 그렸는데 … 지독히 심한 성차별 보여줬대요, //news.joins.com/article/21876754 ② “‘82년생 김지영’ 본 2030男 “불쌍한 엄마·누나” “과장 심해서…”, http://www.donga.com/news/article/all/20191026/98070649/2 ③ 趙南柱.《82年生金智英》“82.” Apple Books. ④ “‘82년생 김지영’이 말하지 않은 이야기”, //www.huffingtonpost.kr/entry/story_kr_18638264 ⑤ SNU Bamboo Grove, //www.facebook.com/SNUBamboo/posts/1727482740676684/; “남성차별 시대 남성 인권을 위한 책, 90년생 김지훈”, http://archive.is/i7yHD ⑥ //zh.wikipedia.org/wiki/全球性別差距報告 ⑦ “남성차별 시대 남성 인권을 위한 책, 90년생 김지훈”, http://archive.is/i7yHD ⑧ “그 남자들은 왜 ‘82년생 김지영’을 봤을까”, //www.hankookilbo.com/News/Read/201911121552057714 ⑨ “82년생 김지영’이 ‘전래동화’ 같은 얘기가 되는 날이 올까요?”, http://www.hani.co.kr/arti/PRINT/915755.html

（修改版首發於“虹膜”公眾號。未經允許禁止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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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本片推荐给我妈看，我妈觉得金智英之所以会疯是因为太在意别人的想法，怕被婆家说闲话，自己精神上有个枷锁，儿媳妇就应该如何如何。同时我妈表示我爸家里如果有什么事她是不会去搭把手的，关她什么事。

其实我妈的经历跟片中人物又是何其相似。我某个阿姨透露说高中毕业面临恢复高考。某次统考中，我妈在最后一题成为全区唯一正答者，班主任亲自到家里来跟外公说我妈应该考大学，最后我妈为了给家里减少负担直接就业了。我妈听了却说哎呀，有什么好说的。

家中六个子女，前五个是姐姐，最后一个终于是个儿子，有次家里买了两个肉馒头，弟弟单吃一个，另一个姐姐们切开平分。外公是那种女儿出嫁了生了儿子都会很高兴的人。可惜他没看到他唯一的儿子生的是女儿。

我妈不知道因为什么跟我爸结了婚。我一直猜测有年龄大了的因素，结婚是29岁，生我是30岁算是相当晚婚晚育了。家里依然是经济条件不好，刚过了一岁，就找了关系把我送进托儿所了。也不是没想过让婆婆带，只不过婆婆只管着另一个孙子，不肯带我，外公外婆又都死了。然后我有记忆的托儿所幼儿园时代，我基本上都是最后一个来被接走的，因为下班了再骑自行车赶过来的确要一段时间。现在想来我爸好像没来接过我，为什么没来接过我呢，我也不知道。偶尔也会想念坐在妈妈自行车后座抬头还能看到星光的年代。

我爸唯一的好处是偶尔可以买个菜做个饭，但是碗必然是我妈洗的，衣服也是我妈洗，床单也是我妈洗，家里的打扫也是我妈包了，偶尔一个人晾床单会有点吃力，妈妈会让我搭个手。只有他们冷战的时候我妈会拒绝洗我爸的衣服，可以看到我爸自己洗衣服的场面。

会想起上述的种种倒不是因为看电影有感而发，而是因为我爸起诉离婚。对，没看错，不是我妈起诉离婚。我妈虽然对我爸颇有微词，但本着年纪大了将就过吧的心态却也没想过离婚，应该是真没想过。在应诉期间，我突然思考，我的父母究竟承担了多少家庭责任，干了多少活，赚了多少钱？

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钱也是我妈赚得多，活也是我妈干的多。90年代中我妈工资就有一千多了，我爸国企下岗开出租，考驾照各种请托要花钱不说，份子钱还经常交不出，多年后我妈回忆起来说那个年代人家开出租都是赚钱，怎么你爸就是亏钱，我当年也没多想，就给钱了，现在想想是我心太大了。其他幺蛾子失业用钱也更是不胜枚举，算下来我爸挣的钱都是结结实实用到他自己身上了。

女性太豁达也不是好事。带着传统的枷锁默默承受不反抗，别人未必会念你的好。我爸起诉之前一次吵架，我妈终于爆发一次说，你不是老把自己是男人挂嘴边吗？你结婚前不是说家里有房吗？你不是在上班挣钱嘛？那以后我什么钱都不出，我就跟着你，家里开销都你来。我爸被说得哑口无言。这些话都是第一次说。我妈的信条是自己过自己的日子，从来不翻老账，我觉得这脊梁骨戳的太晚了，把我爸养成了一个精神上的怪物。不学无术又好吃懒做还吹嘘自己工作多努力，还要家里人什么都听他的，以为自己是家里的小皇帝。

封建的枷锁是一体两面的，既禁锢女性，也要求男性。有句广告词是“谁知养家的男人多辛苦”。对男人的要求就是养家，可在中国又有多少男性可以完全承担起养家的重任？中国女性想当妈虫而不得。还要用新思想去维护男人可怜的自尊心。年轻一代没人做菜没人做家务，因为男性天然就不做，女性心想我凭什么做，我也是小公主。有人担忧这成个什么家，其实不然，这说明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我妈，60年生，不施粉黛，穿着朴素，为家庭奉献了所有，生在红旗下，长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历又像智英又像美淑，目前似乎还没有进入新时代。

《82年生的金智英》改编自韩国同名小说，一经上映就在本土引起了巨大的话题性和争议，在国内流出资源后则又被广泛地称赞为一部具有社会意义的现实主义佳作。不禁想要自问一句：一部作品的“社会意义”要如何去衡量？是根据讨论的热度吗？作者的人文关怀又在哪里能体现？是根据选取的题材吗？我们又该如何判断一个创作者的创作动机是否够真诚？是否含有算计的成分？是根据导演的性别吗？

电影通过闪回结构组合出了一个女性在成长过程中可能遭遇的几乎所有伤害和不公，但无论闪回段落还是编剧设计的主线矛盾都具有过强的独立性和一般性（说不好听就是像段子），而这些内容却又老生常谈、过于浅白，那些情节里的人物可以替换成任何女生，那些冲突在国产电视剧里也屡见不鲜，金智英却在这种功利性的罗列中显得断裂性格缺失，为了使素材延伸出更大的广度而牺牲了人物的深度和作者的观点和立场。所谓“社会意义”的成立在于电影提出了新的问题，或者对已有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提供了新的视角。

创作者真正贴近其想要关注群体的外在呈现一定为表现出其对客体的观察和了解，而非对众人皆知的事实进行堆叠以博取大众的集体认同。足够能证明创作者人文关怀的策略大致有两种，一种是给予人物绝对的尊重并和他保持一定的距离，让他独立于文本、具有性格，从而通过他和外部世界的差异以及自发的冲突凸显出创作者想要警示人们的问题，比如阿涅斯.瓦尔达的一些剧情片（《天涯沦落女》）。另一种是针对特定的事件，集中、细致、完整地表现个体面对情境的行为和反应，还有什么比欧容在《感谢上帝》中不惜放弃节奏去事无巨细地还原性侵受害者步履维艰但义无反顾的维权过程更加令人动容鼓舞的呢？《金智英》追求全面导致的片面，追求中肯导致的二元化，都无法引发大众真正面对结构性根本的自省。所谓“人文关怀”，主体自然应该是“人”而非“事”。“作为群体的代表或者象征”也并不能成为人物符号化、功能化的理由，《爱丽丝最后的逃离》那样一个架空封闭的寓言叙事，夏布洛尔仍然赋予了人物极强的自主性和行动力，都不能成为一个“人”又凭什么“代表”或者“象征”呢？

至于创作者的动机，作为观众我们永远无法也没有必要追求“真相”，因为作品一经完成就会脱离作者，和作者互不代表，自成为一个表达主体。就像谁又知道毕志飞是不是真的怀着一颗赤诚之心拍出了《逐梦演艺圈》呢？

除了结构性的肤浅，还有两处具体的情节设置值得质疑，一处是结尾金智英通过将自身经历写成小说的剧情该如何理解？算是一种改头换面、走向独立，为广大女性发声、传达控诉？还是对女性身份和过往的进一步自我剥削？历史上不乏女性以文学艺术作为个人实现的出口的前人之鉴，这本来无可指摘，但仅就金智英的状况来看，我个人更倾向于后者，首先从画面（和声音）给出的信息量可以大致明确金智英写作的内容几乎就是她自己的亲身经历，其次金智英此前的工作似乎也不具有文字编辑的性质，那她是否具有写作能力？（如果一定要说金智英向来就具有这种天赋，那么影片应该给出铺垫，而不能是观众脑补的结果）。也就是说，一个大概率没有文字功底的女性把自身经历以小说或者自传的形式传播给大众并且获得了极大认可以及某种实现，这算不算自我剥削？我们不能说这在道德上有什么值得指责的，只是跟影片结尾带有正向和解意味的基调不是那么匹配，使表意显得语焉不详，缺乏信服力。高调阳光的结尾甚至会无形中输出这样一种立场：女性在社会竞争中理所应当地无法进入男性为主的职业体系，与他们平等的共享其它社会资源，一定要通过边缘化自我的方式求得夹缝中的生存。

第二点质疑关于金智英的疾病，很容易理解这种设置“表现金智英被压迫之深”的原初用意，是一种单向的反馈，环境压迫作为“因”，病理表现作为“果”，在商业片叙事系统内尤其又是极爱煽动情绪的韩国电影这种策略无可厚非。但从丈夫打算辞掉工作后，这种因果逻辑在无形中被调转了：婆婆打电话向妈妈提出指责和不满，妈妈起先据理力争，直到婆婆指出智英有病，这是妈妈崩溃了。人物情感指向从这里开始偏向了“面对疾病”和“自我治愈”，疾病反成为了传统压迫的话语材料：其实一切矛盾都是因为你有病！就赶紧治病去吧！这种因果概念的倒置之于原初逻辑变得悖论、左右互搏。

金智英生于1982年，而这部电影拍于2019年，女性电影早在60年代伴随着西方妇女解放运动的第二次高潮呈现出形式和内容的多样性并且延续至今，近年更是各种“女性的声音”风生水起，连超英和迪士尼动画电影都要割一把女权的韭菜，这类作品实际上早已成为了对主流的应和讨好。所以这样一部用笨拙的语言重复着大量陈词滥调，如同马后炮一般的“故事会”文本的出现，究竟是社会意识的觉醒？还是影像的倒退？

《82年生的金智英》是一部意义大于剧作与技术的电影，故事从展现来看显得颇为温吞，而无论是拍摄与剪辑都有些平淡，说得严重一点，像是流水账。但基于电影试图表达的内容，我仍然觉得电影值得一看，值得思考。

女主角金智英是一位家庭主妇，日常生活是照看女儿与打理家务，在结婚之前也拥有着正常人的生活轨迹，上学，毕业，工作，恋爱。

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但不知怎么的，金智英女士患上了奇怪的病症，她会莫名其妙的变成其他人，以其他人的口吻说话，比如自己的外婆、自己的妈妈、丈夫死去的朋友……丈夫虽然非常担心她，但还是小心翼翼地照顾着她的情绪，在家人面前维护她，并且同意她重新进入职场。

如此看来，金智英应该是幸运的，不必在职场打拼，有可爱的女儿，体贴的丈夫，有维护她的家人，但最值得警惕的就是有人觉得她很幸运。 金智英像一根针一样，牵引着观众的视线，游走于过往回忆与当前现实，游走于家庭、职场以及公共场所，同时展现陈旧的观念与女性的生存状况。 而这些观念和状况包括： 老一辈的家长与亲戚对男孩有明显偏爱；过去的女性总会被剥夺上学读书的机会；女性在家庭生活中理所应当的需要承担家务；女性工作能力再强也不如把孩子和家庭照顾好；带孩子出门的全职主妇则有可能被视为“妈虫”；被性骚扰了一定是因为自己不够小心不够注意；某些男性会偷拍女性并将照片上传分享……

但电影的总体气质是温和平静的，没有强烈的表达态度，可即便如此，电影还是在韩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或者说是反差。 女性给了电影高分，男性则给出了超低分，更有激进者请愿青瓦台，希望禁止本片上映。结合韩国娱乐圈的几起丑闻，由此可以猜想韩国大部分女性的生活状态，拥有名气、财富、地位的女性尚且如此，普通女性可想而知。 电影中实际上对男性已经有所美化。 孔刘所扮演的金智英丈夫，不仅愿意分担家务和照顾孩子，甚至觉得金智英患上怪病是因为和自己结婚的关系，这是足以打动观众的非常深刻的自我反思。 金智英的父亲虽然重男轻女，观念不太正确，但对女儿的爱却是发自内心的，接女儿放学时急促地叫女儿的名字，对她找到工作感到开心，打电话买药，这几个镜头都是极具温情的时刻。金智英的弟弟生长在重男轻女的环境下，倒也没有变得令人厌恶，知道姐姐患病后，带上了礼物和零食去探望。 私以为电影是给出了暗示的，亲密关系和亲情也许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改善女性的地位和生活状态，但严苛一点来说，这可算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想法，现实中的情况往往要比电影来的复杂得多，这也是很多人会觉得金智英幸运的原因，因为她的身边几乎不会有特别蛮横不讲理的男性，几位男性并不排斥更加关注女性。 电影明示的部分是，两个喝咖啡片段的对比。第一个，金智英在公园喝咖啡带孩子，被不远处的男性非议；第二个，在购买咖啡时被无礼的男性指为“妈虫”。第一次金智英默默走开，第二次金智英上前据理力争。

两个桥段的对比，终于让人觉得看到了一些戏剧性和态度，想要获得一些进步，总归是要靠自身去争取一下，不能指望别人有所觉悟。 这样的态度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目前社会中所发生的一些事情。 2019年12月18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对女记者伊藤诗织遭遇性侵一案作出裁决，伊藤诗织胜诉，被告人“安倍御用记者”山口敬之需赔偿其330万日元，并且，山口控告伊藤侵犯名誉权的反诉也遭到驳回。

这本该是一场快慰人心的胜利，但这个结果却让受害人伊藤诗织足足等待了4年之久，而日本法律体系本身便存在着对性犯罪的严重忽视，在过去，日本强奸案的最低判刑仅仅是3年。伊藤诗织以自己的经历写作并出版了《黑箱》一书，成为日本乃至亚洲为女性所受到的恶劣待遇而抗争的标志性人物。 反抗永远来自于压迫，无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 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意识到，不管是女性意识的觉醒还是倡导女权主义，都不是为了制造男女之间的对立。真正的女权主义，不仅对解放女性有所帮助，同时也有益于男性。 基于漫长的历史，女性真正的敌人是陈旧的错误的观念，甚至我认为，无论男女，只要你活在新时代，只要你认为自己的新时代的人，想要更多的自由以及美好，你就应该视陈旧的错误的观念为敌。 电影中的金智英觉得自己被困于囚笼之中，真正捆绑着她的并非是房子、家庭或者某个具体的人，而是长期捆绑于女性之上的腐朽观念。而精神病则是一种类似于科幻手法的消解手段，变成另外一个人，对女性予以安慰。

某些观念一旦在人们的心中既定成型便很难改变，随着时间的推移更有可能根深蒂固，事实上，所有的人，你我他，都有可能成为错误、陈旧、腐朽观念的囚徒。 -END-

原著是女性，导演是女性，主角是女性，视角是女性，必然是女性主义电影。而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一种电影分类为“男性主义”电影。男性是这个世界的基调。这个电影并未试图控诉或推翻基调，而是在讲“出路”。

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的脑海中不断闪现出生活中遇到的女性的形象，这部电影具有丰富的女性角色，让我第一次可以将现实中的平凡女性投射进来。这些形象不是喜剧片里古板的女班主任、花痴的大龄未婚女，或者爱情片里欲求不满外强中干的女强人，或者恐怖片里控制欲爆棚的母亲，而是如此鲜活就在身边的女性——是在家庭和职场之间摇摆又不甘心的朋友，是工作后自己还完助学贷款，贴补家里盖房子的女同学，是遭遇过家庭暴力和母亲相依为命的女同事。这是很少见的观影体验，可见是人人心中皆有，却人人笔下皆无。

这部电影点出剥削是以家庭为单位的现实。当我女同学全天在家里照顾孩子的时候，她的丈夫在离家两小时车程外的地方排队进地铁站。当我的女性同辈小产，她的丈夫请假照顾她后，就被“流放”到不重要的岗位。这不是简单的妻子对抗丈夫婆婆或者原生家庭的故事，这是每个社会螺丝钉在面对制度性剥削，该如何抢夺自己个人生活尊严的故事。在现实生活中，女性的上司并不一定更认同用女性下属，“性别同袍情义”更多的是职场利益驱动，当劳动者只剩下剥削属性的时候，性别只是剥削的一项指标——在现有劳工制度下从谁身上能更轻松稳定地获利。制度可以异化人，人是制度的产物，而个人意识的可贵之处在于对制度的反思。当国人看这部韩国电影感慨韩国女性处境艰难而升起本国骄傲的时候，其实是对另一套权威话语的顺从，在文化的差异下面个体和制度的对抗是永恒的。不妨自谦地去比较，在韩国的制度下，有这样的电影出现，即便它遭受很多的压力，而华语电影中这类讨论几乎失声的。

金智英之所以震撼也在于她不是一个惯常的恐怖片女主角。她有努力的丈夫，有认可她能力的上司，有鼓励工作的前同事兼朋友，有以身作则的姐姐和关爱与支持的母亲。但即便如此，仅仅育儿一项就足以将她的处境推向孤岛。那么在现实生活中，以上条件都不具备的女性，其处境可想而知。假如金智英将生活的不满发泄到丈夫和女儿身上，生育和为家庭的操劳成为了情感勒索的筹码，这就是一个“曹七巧”的恐怖片了。

相比金智英，丈夫反而显得更加“孤立”，无法向自己的母亲敞开心扉（婆婆这个形象相对刻板），要面对工作的压力，没有朋友，对周遭男同事的价值观不赞成，育儿假期的困境，他既是社会制度的得益者，也是被剥削者，连带着献祭妻子的劳动，但如果他不“乖”，他也会面临现实的困境。虽然他在生孩子这件事上顺应的“压力”，但在拯救妻子于病痛之中又显出担当的勇气和不妥协的坚韧，这就是在处境中的平凡人的反抗。电影中不少角色都是“出路”的良好示例，至少你可以是在咖啡店里给金智英递上纸巾的人。最感人的莫过于公交车上的智慧与勇气并重的阿姨——谁要做神奇女侠？我要做公交车上的阿姨！

电影中有两场戏我非常喜欢。一是当父亲生气说“你就等着嫁人吧”母亲发脾气反驳，噎到父亲，全家人大笑喷饭，接着智英接到录取电话，举家为之骄傲。真是让人热泪盈眶的家庭氛围，是在父权的阴影下，但你得承认这里面有爱，每个角色都蕴含着对女主角的情感。电影不不负责下价值判断或建立斗争阵营，它的美在于包含丰富的层次。第二场是母亲目睹女儿发病，女儿是以母亲的母亲身份在说话，既是发病情节的推进，兼有对照顾者身份的母亲的体恤——我的长辈中也有这样的女性——又是女性命运的互相映照。而金智英在咖啡馆中的反驳，是这部电影最“旗帜鲜明”的地方，是个“必要”的时刻——在室内打翻饮料，多半会有店员帮手——所以远不及上面两场戏层次丰富。

剥削的另一个特点是带有阶级性，某些事业生活两开花的“成功女性”背后其实有的原生阶级优势，普通女性无法参照。人是带有社会性的，孤独的恐惧来源于对自己的处境的绝望。在社会群体中人会本能地互相参照，女性间互相比较，带有制度压迫的原因-——利益边界界定好了之后的内部困斗。但是这种比较，也可以是的参照（出路）。11岁的山口百惠看到电视节目选拔歌手有一个和自己年龄相仿的女生参赛，于是心想“或许我也可以试一下”。女性楷模的确更能激励女性。是参照“楷模”，还是妒忌同列，是自己可以选择的。当然，如果一个社会“成功”的样板本来就很刻板，那么“成功女性”的样板不过是在本来的刻板形象上再添上“家庭幸福”，那就还是枷锁了。对很多人来说，认识到自己的真正欲望就是了不起的成功了呢。

82年生的金智英，很多人批评它不切实际，把所有对待女性的不公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怎么会有那么倒霉的女人啊

其实，她已经足够“幸运”

生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但是还有妈妈爱她，她还能上大学，找到心仪的工作，和心仪的对象结婚，生病了妈妈也能理解她，爸爸和弟弟也试着关心

稍大一些在公交车上被变态男尾随，还有善良的大妈愿意帮她，爸爸批评她不应该穿太短的裙子，去太远的地方学习，但至少接到她的信息愿意来接她

工作后虽然对女性的不公随处可见，但还有不错的女性同事和上司

婚后婆婆不理解，但已经比我们见过的太多作妖的婆婆好很多，更不用提还愿意试着去理解妻子的丈夫

是啊，我们想到那些因为性别一出生就被丢弃的女孩，那些像智英妈妈一样为了哥哥弟弟不能受教育的女孩，那些被性骚扰的女同事，那些被婆婆当成生儿子的机器、被丈夫家暴的女孩，还有那些仅仅因为长得好看或者不好看被伤害的女孩，是不是觉得智英其实也算幸运？

可这“幸运”，给你你要不要啊？

正因为这样，我们才更感到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