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谍之桥

每个国家都需要“Standing Man” 每个国家都需要有自己的主旋律，而美国这面主旋律的大旗，由史蒂芬.斯皮尔伯格和汤姆.汉斯克携手挥舞再合适不过，从1998年的《拯救大兵瑞恩》开始，让世人看到了什么是美国精神。其中被拯救的不只是一个大兵，而是一个国家对一个家庭，对一位母亲的承诺。其过程是对人性的关怀，对生命的尊重，对每一个普通家庭的责任无限放大。 2015年斯皮尔伯格导演，带着这部《间谍之桥》重磅回归，老搭档汤姆.汉克斯主演，科恩兄弟联合编剧。这一部冷战题材的影片，不再是战争下的正义是非，而是战争过后，真正艰难的部分——对宪法的恪守。这一主题，至今不老，并且长久不衰，因为它是美国立国之本的主旋律。导演斯皮尔伯格说，第一次看到这个真实事件时，就觉得这应该是一部电影。 1957年一位知名商业保险业务律师Donovan，接收了政府给予的，帮助一位苏联间谍辩护的工作，没想到他出色的完成了工作，还避免了这位苏联间谍被送上电椅，而是判了30年徒刑。不久，1960年，美军新型侦察机执行秘密任务时被苏军击落，Donovan律师又成为了交换人质的谈判人，被卷入了冷战风暴的中心。转眼1962年，美国和苏联在位于东德的格利尼克大桥，与苏联被俘间谍Rudolf Abel交换的，不仅是美军侦察机驾驶员Gary Powers，还有德方扣押的美国留学生Frederic Pryor。 影片虽然名为《间谍之桥》，但是并不是一部谍战片，其内容更偏向于真实故事改编的人物传记片。而这样影片名称，则更是摆明了立场，故事强调的是事件本身，而不是刻意去塑造一个英雄人物。这个人物角色之所以伟大，之所以可以一个人，笔挺地站立在那座孤冷的大桥上，面对无声的战场，他不是一个人，不只是一名律师，他代表着美国的宪法，代表着尊重人权的美国精神。这是他的本职工作，也是他的做人原则。 冷战期间，看似没有战火，但是依然是苏美两国的军备大战，而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最重要的就是信息。在这样的前提下，两国的特务机构，必然是不责手段的侵略，监察，抢夺一切资源和技术。与之相比，这位英国后裔的律师Donovan，在战后开始经营自己的律师事务所，凭借自己的本事，在业界名声在外，用法律来维持国家系统和社会的运转。特务机构和法律体制，就像阴阳的两级，明暗的对立，一定是共存的，并且相互影响。 这样此消彼长的关系，就像《一代宗师》里大师哥说的，面子做错一件事，里子就得背地里去几个杀人。而这部影片里的故事，就好比，里子出了差错，面子就得去拼命的四处斡旋求全。而为了避免让这个坚守法律的正义代表，显得过于的说教和标签化，影片在剧情设计和人物对白中，都下足了功夫。 （由于是真实历史事件，无碍于是否剧透，以下内容略有提及） 　　 首先，剧情线的双线合璧。 汤姆.汉斯克饰演的律师Donovan，是业界的翘楚，是法律的捍卫者，更是国家的标杆式人物形象，但是，他更重要的，是一个家庭的父亲。这才是让一个人物形象，有血有肉，有立足点的，最核心的部分。一个人，对自己的家庭负责，保护自己的妻子和孩子，才是一切人性的根本出发点。所以影片从开篇，Donovan接受了为苏联间谍Abel辩护的工作，他就面临如何与家人交待的问题。而辩护的过程，结果的承担，他都是与家人站在一起，试图在自我原则和家庭责任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点。而当Donovan完成了秘密的交换人质，在心力交瘁的任务过后，令他最终露出微笑的，还是回到了自己的家门口。即便被妻子抱怨买错了特产，被忙着看电视的孩子们忽略，但是他是踏实的，他唯一想做的就是去睡一个安稳觉。 影片几乎用了四分之一的笔墨来描绘律师Donovan的家庭关系，从始至终，一以贯之。为此，影片中Donovan回家的第一顿晚餐，颇为重要，而导演和编剧的用心也是处处彰显。镜头里夫妻的为了是否接受案子的不同立场而各执一词，大女儿被人爽约的臭脸，小儿子对做家务的怨怼，小女儿抢着偷吃被妈妈斥责的不甘。在一张餐桌前，一家五口围坐，一切发生的杂而不乱，在有限的镜头角度里，自然的上演。 最终，都结果在事务所助手，抱着成落的资料来找Donovan加班，揭晓了大女儿被爽约的罪魁祸首，还说露了Donovan已经接受案子的事实。场景结束在，尴尬的Donovan赶紧闭眼低头，开始饭前祷告，妻子只能不情愿的配合，不再多言。这一连串的镜头和对白，把人物和家庭关系交代的及其丰富生动，令人一下子就对这个大家庭充满亲近感，真实的无以复加，每个人物的个性都是自然流露，毫不做作，整体节奏明快幽默。每个人都可以自由表达情绪的家庭，才是真正融洽的家庭气氛。 正是这样的家庭感和父亲的角色，让Donovan才真正代表了千万个美国的家庭支撑，才让他作为坚守美国宪法的国家支柱，更有说服力和感染力。而不是空洞的主义者或理论家。他做的一切，是职业道德，更是为了自己的家庭，为了自己的孩子，也是为了这个国家的未来，为了避免战争。反过来说，拯救了别的国家的间谍，也相当于挽救了自己国家的间谍，也挽回了国家的危机，也就等同于解救了千万个家庭里的每一个人。这是斯皮尔伯格导演擅长的，也是他喜欢的，讲故事的方式——以小见大。 其次，演讲词之外的黑色幽默。 律师Donovan这样的角色，少不了，对宪法、对人权的维护，而他的言词中，必然会有美国精神的弘扬。如何中和这样的主旋律感，影片让律师Donovan在工作场合之外的私下里，也就是家里和非工作场合，都有着一份特殊的职业幽默——“不饶人的舌头”。 影片中从律师Donovan第一次在监狱了见到苏联间谍Abel开始，他就是严肃的开场，到与主审法官的争执，最后到最高法院的陈述。是一级一级递进式的美国式法律与人权主义宣讲。律师只为辩护人工作，不受国家和任何特务部门影响和胁迫。每个人都有权利得到辩护，组成美国的是这个国家的宪法。向敌人证明我们的原则，就是在强调我们是谁。这样的句子，Donovan总是会在适当的场合丢出来，点到为止，令人内心被重重一击。正如预告片里，主审法官强调的，这是文明的战争。 而Donovan除了在律师角度的言之凿凿之外，最擅长的就是利用法律条例和行业规则来“强词夺理”，影片开篇人物的交代，就从他与另一位律师的辩论开始。生生把他一名车祸撞了五个人的客户，用一件事的解决方式，解决了五件事的后果，让对方律师无计可施。而这也预示着，能把五件事说成一件事的律师Donovan，也能把一件事变成两件事，最终用一名苏联人质，换回两名被扣押的美国人。因为他就是这么的尖锐，总能切重要害，不留余地，还不丢面子。 面对苏联人的谈判，他会吐槽说，关于人质交换，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们国家的名字真的是太长了。而面对德国政府的官员，他也能淡定的说出，能不能为了节省时间，把苏联的名字简称一下。最后还不顾CIA人员的警告，跑去希尔顿点了两份早餐给自己压惊。 影片中会讲幽默论调的，除了律师Donovan，还有一位就是苏联的间谍Abel了。不同的是，Abel只有一句冷幽默台词：“这样有帮助吗？”，分别在Donovan两次问他，有没有担心自己会被判死刑的严重后果时，和最后人质交换，询问他回到苏联人的手里，会不会有生命危险时，Abel的态度永远都是，“担心有用吗？”的态度，即调侃，又犀利。作为一个间谍情报人员，这样的担心，从一开始就不必寻在了。 而两人的友谊，看起来有些不可意思，一位美国律师真的会跟他的辩护人，也就是一位苏联间谍，产生相互尊重的友谊么？首先，影片将Abel的人物形象塑造的十分到位，一位轻描淡写生死，不惧怕，不退让的情报工作者。面对毫无瓜葛的Donovan，从不质问他间谍的工作，不批判他的道德立场，只是极力的帮助他争取权益。当Donovan的面露难色时，他说，Donovan令他想起一位故人，一位“Standing Man”，一位人们对他越是强硬，他越是反抗，坚定自己立场的人。两他们二人之间，在共同面对举国的压力之下，由于各自坚守自己的原则，而渐渐产生了相互敬佩的好感。 其次，关于影片的处理方式。 这部影片为了不令观众乏味，反而刻意没有去运用过多的长镜头，让影片像史诗巨片一样渲染情绪，毕竟观众已经不在买单那样老套的煽情桥段。故事依托冷战背景，又充满辩论谈判的重头戏，如何让影片不沉闷，其中运用了数个精巧的剪辑，令节奏变换得恰到好处。 关于剧情巧妙的切换。 第一次剧情转换，是在间谍Abel被抓，律师Donovan接受辩护，两人在监狱里首次交谈，达成一致后，Abel语重心长的说了一句，你们国家，现在一定也有人，在苏联做着跟我同样的事情。此时镜头右侧的Abel特写暗淡下去，镜头左侧，逐渐出现了美国飞行员Gary Powers的特写。 第二次当影片在交代这些飞行员出任务时需要的用到物品时，镜头转向的，却是Abel在美国被查收的所有物品。 第三次当美国飞行员Gary Powers被捕，遭到审问不能睡觉时，迷离中传来叫醒声后，镜头里醒来的，却是在美国监狱里安睡的苏联间谍Abel。 第四次当影片进行到第二轮法庭宣判时，一声“全体起立”后，下一个镜头里出现的却是小学里的孩子们，全体起立，跟着老师，看着美国国旗，手举胸前，一起念着宣言。 诸如此类的处理，让影片每隔一段时间，就出现一个令观众们想象不到的场景插入进来，跳跃性的叙事，却衔接的极为恰当，令人保持新鲜感。 关于剧情巧妙的对账。 当律师Donovan开始为间谍Abel辩护后，消息印满了报纸新闻，令地铁里看报的人，都对他纷纷投去质疑的目光。而影评结尾，他交换人质的事迹，也被刊登了出来，人们又对他投去赞赏的目光。 到了柏林之后，Donovan在希尔顿没有吃上的双份早餐，结果急忙赶到德国官员办公室，正赶上这里的早餐收桌子，两顿一顿都没有赶上，着实悲催。 以及最后，他在西柏林的地铁上目睹的，夜晚从东柏林出逃翻墙的人们被射杀，和他回到纽约布鲁克林，在地铁上看到孩子们自由的翻阅栅栏，陷入深深的沉思。 这样的前后对比，让影片显得更加工整，一切都有因有果，连贯顺畅。用幽默代替说教，用对比带来了反思。 最后，关于两个人物的塑造。 苏联间谍Abel的塑造在前，一个人对着镜子画自画像的开场，镜子里的自己，画中的自己，真实的自己，无不从不同侧面角度，展示了人物的复杂性。一个沉稳，耐心，慢慢悠悠的情报工作者，映入眼帘。与之相比，CIA探员显得笨拙无力，这是美国人对自己牛气哄哄的情报部门的放下。影片中对CIA的形象，多次是讽刺的，他们以利益为先，以国家安全为借口，无视法律，忽略人命，无论是苏联间谍的命，还是美国大学生的命，没有利益和情报的生命，就是不值钱的命。而Abel面对这一切的坦然，令人敬佩。 律师Donovan的形象塑造在后，一个人面对两个人国家，甚至三个国家的强权践踏，本国的不支持，德国的不合作，苏联的不让步，都令他承受的重压无以复加。但是直到最后，他都坚持着，用一个人，换取两个人质的任务初衷。不管看起来是不是合理，他的任务就是，让事情说得通，并让事情发生。影片最后，两国的人员都各自离开，走向大桥的两端，探照灯熄灭，所有人散场。 Donovan独自站立在大桥上的背影，双脚距离与肩同宽，像个美国首字母开头的大写A一样，稳稳而立。镜头转向正面，从脚下摇到肩上，给了Donovan一个自下而上的正面特写，令人们终于有机会，默默的正视这个人，这个避免了战争，挽救了三个生命的律师。最后镜头拉到远景，交错的钢架大桥的缝隙里，镜头左下处，Donovan依然站在那里，在这样复杂的背景和历史阶段里，他是渺小的，但是却是最坚实的那块基石，最核心的一颗铆钉。 在这个寂静的早晨，5:30交换人质的过程，远远不足已迎来天明，也许依然独自站在那里的Donovan也知道，黎明还远远没有到来。不过这时，影片响起的配乐是节凑感极强的军鼓，Donovan这一战，是胜利的，只不过，是黎明前，一次悄然的胜利。结果是鼓舞人心的，却还不到可以欢呼雀跃的时候。 而影片真正煽情的片段，还在后面，在用“去伦敦野钓三文鱼”的旅行借口回到家后，而三个孩子全然不在意“钓鱼归来”的爸爸，都聚精会神的看电视，新闻正在播报今天早晨，关于美国人质被释放的消息。孩子们喊来母亲，当四个人最后听到新闻播报员最后讲出那句，整件事情是律师Donovan协助完成的时候，全家人都冻结了。而妻子满处寻不到Donovan，最后看到丈夫衣服也不换，横趴在床上，睡死过去的模样，真是哭笑不得。舒缓的钢琴和提琴伴奏传来，一小段萨克斯的旋律，伴着上午的阳光，从摆动的窗帘中，洒落在床上，这份和平与安详，把观众们感动的一塌糊涂。 每个人都是生活中，最平凡的小人物。而让小人物变成大人物的，只是坚守法律，尊重人权和生命的意识，就这么简单。当你有多大的心，你的行为就会有多重。整部电影固然是主旋律的，但它不令人厌烦，因为它立足小人物，讲述大事件。不刻意渲染历史，制造史诗，用沉重主题影响人心，而是让我们看到一个真实的人物形象，一个真正用身体力行去捍卫法律的权威，去化解国家的危机，拯救普通人生命的“Standing Man”。 2015年10月28日 多伦多 小玄儿记 －－－－－－－－－－－－－－－－－－－－－－－－－－－－－－ 如果你喜欢我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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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8届奥斯卡获奖名单上《间谍之桥》仅获得一席之位，最佳男配角：马克·里朗斯。而在颁奖典礼之后的合影中，李奥纳多风头正劲，被最佳女主角布里·拉尔森和最佳女配角艾丽西亚·维坎德紧紧环抱簇拥，攻占了全球娱乐头条，老爷子马克·里朗斯则是笑容可掬地站定在三人旁边，像是被忽略的角落，却又怡然自得地享受着手握小金人的一刻。

作为斯皮尔伯格的又一部历史题材影片，这一次并没有像《拯救大兵瑞恩》、《辛德勒名单》、《林肯》等片一样万众瞩目并反响热烈，甚至在各类2015年度盘点中都几乎难以得见《间谍之桥》的身影。就像一位资深影迷所说，影片太四平八稳，缺乏惊喜，斯皮尔伯格越来越像个高手匠人，而非艺术家。这一次导演并没有打造惊心动魄、彻痛人心的跌宕情节，而是选择了冷战背景以传记片的形式展现了律师詹姆斯·多诺万的人权道义和美国宪法精神，汤姆·汉克斯也以他稳妥的演技完成了塑造主旋律影片正义形象的使命。诚然，影片从各个角度来看都是稳重老道的，摄影、配乐，以及衔接剧情的流畅剪辑和工整对仗。但不容忽视的是，马克·里朗斯饰演间谍阿贝尔这一角色的惊喜与锋芒不亚于两届奥斯卡影帝汤姆·汉克斯，虽然戏份不多，但每一次出场和对话都特别铿锵有力。 《间谍之桥》基于真实故事改编，讲述冷战期间保险律师詹姆斯·多诺万力排众议，为苏联间谍鲁道夫·阿贝尔辩护，并最终促成美苏间谍在德国格林尼克大桥交换的历史事件。基调已定，剧情着重于事件的发展走向，以及还原当时的历史人物。 电影开篇，阿贝尔对着镜子作自画像，现实中的阿贝尔、镜中的他和画中的他，形成了有趣的结构，预示着人物的复杂性。而影片也从情报工作、被逮捕后和交换间谍三个阶段，着墨于塑造阿贝尔的人物性格。

作为隐蔽战线的一员，画家身份是很好的掩饰。一开始，阿贝尔的反侦察技能就显露出来，地铁站里，佯装去写生的他早已洞悉跟踪者们的行径。在拿到重要核能情报之后，撬开硬币、用放大镜查看密码，一系列动作熟稔老练，缓而有序，俨然是一名训练有素并且有着多年情报工作经验的老司机。但紧接着的镜头却是一队FBI特工突然闯入公寓，阿贝尔从浴室出来看到这一幕显然是吃了一惊的，随后一秒之内立即恢复淡定，顾左右而言他的说着落在洗手池上的假牙。可以想象在这一危急关头，阿贝尔趁打岔的机会大脑飞速运转，思考着怎样在众目睽睽之下销毁刚刚得到的情报。 正如镜中的阿贝尔，镜像映射出的是他职业所需的必要伪装和专业素养，此时他在FBI面前扮演的是一副糟老头画家的形象，衣衫不整、身材瘦弱、地中海发型、一口假牙、眼神慌乱无辜。当问到怀疑参与间谍行动要被逮捕时，他依旧保持局外人毫不知情的状态。这种情景就像一群饿狼在围捕一只野兔。但别忘了狡兔是名老司机，借口擦拭调色盘的机会，装作不经意地捻起密码纸藏在布中擦拭颜料，冷静迅速地处理掉了重要证据，而FBI们还在进行着不可能有收获的搜查。 马克·里朗斯所扮演的这位历史人物不容小觑，原名威廉·奥古斯特·费舍尔，克格勃上校，被誉为“当代谍王”，西方情报机关称他为“千面人”。阿贝尔精通英语，俄语，德语，波兰语等多国语言并深通谍术，善于伪装，才华出众。22岁就加入苏联红军并接受专业训练，从最初研究无线电情报，到后来被派往英国，法国，挪威，土耳其，德国等地执行情报任务，曾打入盖世太保，在二战中立下汗马功劳。这样一位战功赫赫又久经沙场的高级间谍自然对FBI的抓捕临危不惧，于是有了开头一幕。

狱中，卸下伪装的阿贝尔是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固守原则且内心刚毅，这也正是他真实的自己。 第一次与多诺万在狱中谈话，多诺万试图劝说阿贝尔与美国政府合作，但还没等话说完，阿贝尔就直截了当的Say NO,眼神坚定但表情充满不屑的侧了下头又转向多诺万。多诺万讶于他一点都不惊慌时，他只云淡风轻地耸了下肩说：Would it help?(这样有用吗？) 这句话在影片中一共出现了三次，第二次是在最初审判的开庭前，多诺万知道形势不容乐观，阿贝尔的上级也不承认他是苏联公民，而阿贝尔还在调侃上级不一定总是对的。他问阿贝尔不担心吗？阿贝尔也只反问他：Would it help?最后一次是在交换间谍时，阿贝尔说也许我的人民会枪决我，多诺万再次问道你不担心吗？他也只轻描淡写地说：Would it help?

阿贝尔在狱中把更多精力停留在艺术上，他对多诺万说过他并不怕死，虽然这不是第一选择。显然，比起被判有罪的牢狱生活，他更在乎生命中是否有精神和艺术的支撑。第一次与诺多万见面，他就提出需要画画工具的请求，每次开庭前，多诺万都焦虑万分，而他却在画法官的画像，包括最后他也送给了多诺万一幅画像作为这段惺惺相惜经历的纪念。第二次见面，他讲起自己的妻子是名竖琴演奏家。第三次狱中谈话，多诺万甚至通过层层检查为他带来一个收音机，阿贝尔太想念音乐了，他正在欣赏肖斯塔科维奇的交响曲。影片力图用一些细节穿插在主线当中，还原真实的阿贝尔上校，开篇他画中的自己也正表现了阿贝尔的另一个侧面，真实的阿贝尔上校在摄影和绘画方面造诣颇深，幼年起就随父母学习钢琴。战火纷飞的年代，他肩负国家使命，利用多重角色获取关乎历史走向的重要情报，但内心中始终保持着属于自己的一隅，艺术是他纯净的内心世界，也是除却战争硝烟的和平时刻。 <图片9> 实际上，阿贝尔经历了4年零8个月的铁窗生活，直到赫鲁晓夫宣布了一条消息，谈到美国U—2飞机的间谍飞机坠毁以及飞行员被审判的不光彩的下场。U—2航拍间谍飞机是由艾森豪威尔直接授权的项目，飞行员掌握着至关重要的情报。美国政府决定用阿贝尔上校与飞行员鲍尔斯进行交换，而在交换的前一刻，他们还在试图策反阿贝尔，但以失败告终。 正如阿贝尔在片尾所说，他不辱使命。间谍活动在危机四伏的世纪战争中尤为激烈，这一舞台上的演员在幕后斗智斗勇。阿贝尔就是其中的代表，隐藏真实的忠诚与信仰，冒着巨大风险在各国穿梭，因为他们知道，在这一竞技场上，一份情报就有可能改写历史。阿贝尔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一句Would it help？举重若轻，表明了他内心自始至终的淡定从容，以及早已立下的不背叛祖国的决心。阿贝尔坚信他的上级和人民知道他并没有让美国尝到一丝甜头，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他是胜者的姿态。马克·里朗斯很好地还原了阿贝尔这一真实人物，艺术家慵懒漫不经心的气质，年迈的外表，与他处变不惊的冷静，态度立场的坚决形成鲜明对比。阿贝尔的感性与理智、柔软外壳与坚硬内核完美融合，极好诠释了他赞赏多诺万时所说的：Standing Man。

在东方悠久自信的话语体系下，你美一直是比较被瞩目的茶余饭后的谈资。世界警察高大上形象却总惹得一身骚，束手束脚玛利亚光环笼罩，活该一堆烂摊子不只有本国白左小将窝里反扯嗓子痛斥，还有其他大国的粉红少女耻笑。遂出现一旷世奇景，辩证马的政治课本熏出功底好三观正的世世代代，指着太平洋对面的政治正确不住感叹，药丸啊。 如果说关乎种族、宗教、性别、环保等等议题的Political Correctness已毫无疑问成为欧美的负累和隐忧，那么电影《间谍之桥》里斯皮尔伯格依然在叨叨的那点子美国骄傲——宪政精神，就是无论政治坐标系左侧的那群人如何蹦跶作妖，仍然可以维持国本的根基，就是无论今日多软弱踟蹰愚蠢，他日风水轮流转终有能人重唤美利坚精神的安全阀。 于是汤姆汉克斯在面对CIA猥琐探员朗诵的那段鸡汤箴言听起来老套却依然带感：你我来自不同的国家，正是我们称之为宪法的东西，使得我们成为“美国人”。于是汤姆汉克斯在最高法院九位大法官前为了捍卫苏联间谍的人权继续将美式鸡汤炖至沸腾：who we are – is that not the greatest weapon we have in this Cold War? 在彼时国家主义的政治正确与法治国程序正义的底线之间，那年的美帝，最终仍将天平倾向了后者。 全片冷战对峙的背景，与今日蔓延全球的难民和宗教互殴背景也可放在同一框架下审视。所谓国家利益的冲突归根结底是极权与自由的水火不容，当下广泛吆喝的文明冲突论亦只是放弃价值判断的虚伪腔调，要回答黑白问题，首先要面对的依然是“是”或“否”的良心站队，中间选项永远是无知无能者的避风港。价值序列即是正义，价值序列即是真理。 于是无论电影里汤姆汉克斯饰演的律师从个人角度对马克里朗斯饰演的间谍多么惺惺相惜，他也无法在火车经过柏林墙看到被乱枪扫射的翻墙者时一边张大嘴巴被DDR的牛逼shock到一边在心里继续为敌国战士的“忠诚”背书。 于是选择有善恶，它取决于智识天花板的高度，也已决定了路途。无论是1957年刺探情报的苏联间谍，还是1960年执行任务的美国飞行员，亦或是在柏林墙建成前叛逃西德的东德精英，他们最终都有了与自己德性相匹配的归宿。 《间谍之桥》，一个律师大写的人生。他称呼他为Standing Man，他站在东柏林大雪纷飞的夜，拯救了三个人的性命。斯皮尔伯格以回归古典主义的手法娓娓道来，缺少惊喜，甚至是有些平庸，却还是一副工整的精美油画，不掉链子。摄影配乐优秀，台词煽情和段子齐飞，首尾呼应。汤叔被马爷的惊人演技压得有点暗淡，却依然爱你。英雄主义从来都是治愈系，让五十年后的德意志冬天，电影院的温暖座椅上困顿的人，仍然被历史的“庆幸”感染。这碗美式鸡汤，无论谁来炖，还能再炖五百年。 在盛产Standing Man的国度，人们说，哎，我们有罪。 在Standing Man大多被关起来的国度，人们说，瞧，他们有罪。 可怕的不是政治正确，鸡汤宪法的底线让圣母边界得以被控制。 可怕的是没有谈政治正确的资格，因为没有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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