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斯本的故事

在明亮的日光下，即使声音也熠熠发光。
-费尔南多.佩索阿


一张印着蔚蓝海景的明信片在镜头前翩然飘落，被逐渐堆积的报纸、信件、杂志淹没。一只手将它从这堆杂物中解救出来。明信片寄自里斯本。这只手的主人是一名音效师，明信片寄自里斯本，导演朋友的邀请他去为其纪录片收音、配音。这是电影《里斯本物语》的开头。然而，电影的前十多分钟却是一部十足的文德斯式公路电影。镜头被放置在车窗前，随着公路水平延伸。白天过去、夜晚来临，公路标牌、汽车旅馆、加油站，只有不断变幻的语言和电台音乐在提醒人们，这是一个发生在欧洲的故事。在遭遇了种种挫折之后，音效师终于来到里斯本，却不见朋友踪影，于是，电影又开始带上一丝悬疑片的色彩。音效师倒是天性乐观（纵使拖着一条打着石膏的瘸腿），坦然在朋友家住下，晚上观看朋友留下的影像素材，白天就顺着这些线索去街头游荡，“搜寻”相应的声音。导演家的常客，两个对电影十足有兴趣的小朋友则成了他的跟屁虫。音效师还天性浪漫，与导演请来为电影配音的当地女歌者暗生情愫，并不无一厢情愿地说了一些浪漫的傻话。这是电影《里斯本物语》前一个小时的内容。影片从公路片变成了一部风光片，文德斯带领我们跟随音效师的脚步，在里斯本的大街小巷漫游、穿行，用半游客半审美家的视角去观察这座城市，去仔细辨听这座城市发出的声音。此时，片中的导演仍未出现。在一个希区柯克式的紧张桥段之后，导演朋友终于在城市的某个偏僻角落被发现。原来，导演正经历一段“创造性危机”，对自己从前的工作方式产生了根本的怀疑，转而开始一种“将摄影机背在背上”的拍摄实践。至此，这部为纪念电影诞生百年而拍摄的文德斯影片才终于走向了正题。

如果说《里斯本物语》是一部探讨电影理念，影像真实，影像与声音关系等种种重要电影命题的电影，那么，这一切却是在一种舒缓以至松散的节奏中展开的。影片也并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故事情节。文德斯试图在这部电影中实现的，似乎是通过几种不同风格的影像表现的城市速写，用各种饱含生活之诗的声音细节，用葡萄牙乐队Madredeus的音乐，用生活在上世纪上半页的大诗人佩索阿的诗歌来勾勒里斯本这座城市的艺术形象与气质。通过影像、声音、诗歌和音乐的拼贴，通过它们之间的互文性而形成一种缓慢流动的诗意，将关于电影和艺术的探讨隐于这流动的诗意之后。可以说，这是我看过的文德斯最为轻松、随意、“自然”的电影。在看过两遍之后，我在想，这真的不是一部说教的电影，而是一部要用心去感受的电影。


多重时态的里斯本
里斯本是一座建在山上的城市。斑驳的白墙显露出岁月的痕迹，随着山势起伏，红色的屋顶错落有致，连接着蔚蓝的天和海。在地中海明亮的阳光下，天和海都显得更为蔚蓝，清澈，红色的屋顶和青色的石板街道都呈现出更为纯净的色泽。诗人佩索阿在大半个世纪之前曾在贝克萨区的道拉多雷斯就职，每天在里斯本的街头漫游，并写下了许多关于漫游的文字。我想在佩索阿生活之后的年代，拍摄一部关于里斯本的电影，要避开他的诗作，避开他在城市漫游的幽灵似乎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对像文德斯这样的导演来说。就像九年前，他怀着同样的朝圣般的心情，去东京寻找小津安二郎的幽灵，拍下了《寻找小津》这部电影。

在《里斯本物语》里，对于里斯本这座城市的呈现是多重的。首先，文德斯带领我们跟随音效师的脚步，以一个游客的视角获取了对这座城市的初步印象。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它陡峭的街道和老旧的电车，看到古朴庄严的建筑和连锦起伏的屋顶。这里，画面带有鲜明的文德斯印记，明丽而低饱合度的色彩，制造出清晰的边缘和略带颗粒质感的画面，带来一种干净，清冷的效果。慢慢地我们和音效师一起看到的片中导演用老式手摇摄影机拍出的影像，泛黄的带有历史感的影像。我们看到他拍下水道桥，建筑工人，电车，洗衣的妇女，抱猫的小女孩，食品店，市场和市场里交谈、争吵的人们。这些片断式的泛黄的影像展现了一个宁静、陈旧、破败而诗意的里斯本，一个似乎未经现代性洗礼的欧洲城市。而贯穿这些影像的灵魂，则毫无疑问地是佩索阿那些无时间性的、深沉的诗句。


声音和声音的诗意
既然这是一部以一位音效师为主角的电影，电影重点向我们展示了声音这个在我们向来最容易在观影时被忽视的元素。这部电影仿佛在提醒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声音是多么美妙。在电影中，音效师收集了孩子的叫喊声，歌声，市场上讨价还价的声音，广场上鸽子成群振翅飞起的声音，电车经过街角的叮当声，磨刀的声音，妇人洗衣服的声音，街旁楼上传来的吉他声和歌声，轮船驶出港口的水声，还有教堂的钟声。当音效师带着耳机闭目聆听收集到的各种不同声响的时候，他脸上的表情十分专注和陶醉。此时，他一定在为这市声之美而赞叹不已吧。事实上，这些不过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时时听到的声音，我们无时无刻不处在这些声音的包围之中。只是，我们是否对它们给予了足够的关注？我们是否对这些声音有足够的敏感和开放？比如，我们是否会在广场上鸽子飞起的时候感到一种无名的怅惘？我们会不会在听到二楼小酒馆传来的吉他声时突然驻足，为这些不期而遇的他人的情绪感到美好、伤感？我们是否思索过，港口的水声、教堂的钟声、电车的声音，楼下市集里嘈杂的人声其实构成了我们日常生活的背景，构筑着我们生活的秩序和节奏？我们是否对生活的这些庸常和细微之处怀抱了足够的热情和敬意？诗人和艺术家总是在要求我们要有一双敏感的“发现美”的眼睛，而文德斯或许是在要求我们要具备一对敏锐的“发现美”的耳朵吧。正如佩索阿的诗歌所揭示的那样：“在明亮的阳光下，即使声音也熠熠发光”。

当然，还有音乐。第一次听说Madredeus这个乐队。这个在葡萄牙家喻户晓的乐队，是在《里斯本物语》这部电影上映以后才获得了国际关注。他们的音乐带着弗拉门戈的明快热烈，却又时常透出婉转和沉郁，还有一种与他们的名字（中文翻译为圣母合唱团）相契合的宗教感。影片有一幕尤为动人。音效师与乐队女主唱互生情愫。在屋顶平台上，乐手们面对着一条流过里斯本市区的河，开始奏唱一首关于河流的歌。歌毕，女歌者问音效师，喜欢吗？音效师反问，你说哪个，这条河还是你们的歌？女歌者答：两者都是，因为它们是合为一体的。


不被观看的影像
导演弗雷德里克来到里斯本拍片的初衷，是用古老的拍摄方式，去对抗电影技术高度发展后，电影工业的堕落。因为影像已经成为被随意“出卖”的东西，而不再是对人类生活和心灵的纪录与表达。这当然是个有效的问题，是对以好莱坞为代表的电影工业的强烈谴责。然而，对抗这一潮流或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是什么？弗雷德里克却对此产生了困惑。他先是试图退回到一种更为原始、朴素拍摄方式，但很快对此失去信心。“举起摄影机就像举起一把枪。每次我将镜头对准被摄物，物体就从我眼前向后退去，消逝。”而他找到的解决方式是：“只有未经人眼观看的影像才是真实、洁净、纯洁（innocent）的影像。是人的观看将影像污染……唯其没有被看，影像和被摄物才能达到浑然的统一。”这些理论，有些是弗雷德里克在摄影机上以“日记”的形式录下的，有些是他和音效师在录影棚里交谈时所做的陈述。我们注意到，在他滔滔不绝地搬出这套理论的时候，音效师一直心不在焉。因为，这个解决方式在他看来是那么可笑，他甚至大笑着从长椅上摔了下去。在留给弗雷德里克的录音里，他对好友这样说：“弗雷德里克，垃圾影像收集大王……回头吧，再次相信你的眼睛吧，它们不在你的背上！相信你的手摇摄影机吧，因为它仍能拍出动人的影像。当你能用心创造出有价值的影像的时候，为什么浪费时间去制造那些垃圾影像呢？……”也许会有人认为这段对电影的讨论过分仓促、浅薄，过分轻易地分出了胜负，可是，我们能想像出对片中问题的任何其他的解答方式么？在电影技术高度发展且日益商业化的今天，电影所遭遇的问题不是“人的介入”，而是“人的缺失”，或者说，人的心灵活动的缺失。因此，我们要做的是将“人”抽离出去，还是将“人”重新召唤回来，答案应该显而易见吧。除了这个“用心”、“用灵魂”去观看、去拍摄的朴素的答案，还有别的办法么？然而对这个问题，文德斯并没有强迫我们去接受他给出的答案。在音效师试图说服导演的那个录音口讯中间，文德斯穿插了这样一个美丽的段落，将我们带入一种彻底展现电影之美的灵性时空，这也是全片最为动人的一幕——

歌手特里莎回到里斯本，在石阶上与音效师相遇。短暂重逢，聊聊数语，歌手便匆匆离开，去另一个城市录音，并告知音效师，两天之后回来。背景声里隐约有Madredeus的歌声，有孩子们在楼间平台追逐玩耍的声音，轻微的风声。一方明亮的阳光照在孩子们的身上，而女歌手匆匆离去的身影，轻快地没入了光线的暗处。

录音师穿过重门，在音乐的引导下走进那个房间。昏暗的房间中点一支蜡烛，一组葡萄牙民乐乐队在排练。女主唱歌喉相当磁性，木吉他尼龙线音色温润，忧伤的拉丁情调。

     越来越喜欢Wenders了！

      也许《德州巴黎》、《柏林苍穹下》中大段大段的独白会让你觉得有些沉闷，但是你却不能不爱《里斯本的故事》！

　　 无处不在的声音，风、走路、磨刀石、鸽子飞过、喷泉、搓洗衣服、教堂敲钟、电车启动......浅近、灵动的短诗，飞扬、婉转的歌声......这些被完完全全地记录在了尽职、坚定、可爱的电影收音师的设备中，也深深印在了看电影的人心中，我从未这样静静的捕捉过生活中的声音。

　　 透过视线的镜头，就被污染了。导演（影片中的导演）放弃了自己原先拍摄的小镇纪录片，就连古老的手摇式摄影机都让他觉得无助，于是他将一部手提摄像机背在背上，任其自由记录。像是在和捡垃圾者抢生意，用随性的脚步记录下垃圾电影。

　　 不知道片中导演的困惑是不是Wenders自己曾有过的困惑，而那明亮阳光下熠熠生辉的声音正是打开自我之门的钥匙。纪录片似乎只是在捕捉现实而并非记录现实，而纪录片的形式与技巧本身也可能是一些难以觉察的传统惯例，这些惯例与虚构性剧情片的传统惯例相比并不具有更多内在的正当性。正是这些难以明确的“污染”，让人身陷其中，却又不知所措。
　　 影片的结尾，导演（影片中的导演）重新选择了用眼睛捕捉镜头。这不是俗套，而是必然！
 
　 　正如Wenders所说：故事是不可能表现真实的，而我们又不可能没有故事。

From my 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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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德斯的电影，最初是个里斯本的纪录片，然后同样也是他为庆祝电影诞生百年而做一部电影，其贡献在于构成一种基本的视觉哲学。他的出发点基于他认识到了电影影像的危机，取而代之的是“视频”（video），它结合了一种灵活性与更高的技术质量，与此同时电影却丧失了其天生具有的，可创造一种和电视、家庭录像、广告全然不同样态的一种视觉产品的信心。我们被淹没在一种崩塌的垃圾影像（garbage-image）中，它们损害且钝化着我们进行辨识、表达惊奇和赞美的能力，我们变成了“视频白痴”（video-idiots），影像成了纯粹的商品。制作一部里斯本的纪录片，如果它最后的可视性结果和那些孩子们用轻便摄像机拍摄的视频在感觉上没有本质不同的话，这意味着什么呢？当然，电影不光是视觉的，也是听觉的。《里斯本的故事》的迷人之处更准确地说是来自听觉。这里的听觉不是剧本设计（此处指片中片）中的听觉，其声音被削减到最低。削弱剧情声的重要性，是一种“视觉哲学”的出发点。文德斯的电影从另一种表达中获得了自身的本质，这种表达就是历史、诗歌、音乐和哲学。历史是其中最重要的，因为欧盟的原因，里斯本从一个边缘城市变成了一个大城市，从一个次要的地方变成了一个富有特色的地方。其次是诗意，耐人寻味的是片中充斥着主角阅读费尔南多·佩索阿（葡萄牙作家）的长诗的背景声，但事实上，整部电影中没有可与之匹配的影像画面，这表明了文德斯更倾向于向诗歌而非向绘画寻求帮助。其三是歌谣、音乐、声音的景观。如果本片中没有I madredeus（一种葡萄牙音乐）表演的话，会是一种什么样子呢？不妨让我们这样问：“如果I madredeus是作者虚构出来的而不是真实存在的，如果我们只听到他们的音乐而没看到演奏者的形象，如果这部电影的主角－录音师Philip Winter是真实存在的，如果影片的音轨是来自作者而不是来自演员，这部电影会有什么不同呢？”正是这些问题让我们理解，在今天怎样利用真实和虚构的结合来影响文化产品并获得一种趣味性。更关键的是，它们让我们明白没有任何一种作品可以假装在自己封闭的形式中独善其身。它流动在所有的方面，并引入一系列外部事物进行综合，以此改变我们对它惯常的感知。当最伟大的葡萄牙导演曼努埃尔·德·奥利维拉出现在银幕上并对我们解释电影保存的那些东西很快就要消逝，我们会产生这样一种印象：在电影诞生一百年后，纪录功能实际上比叙事电影更流行和普遍。

然而，文德斯的这部电影有着极大的野心。他利用摄影机掠过主角所在的房子墙壁时捕捉到的语句，对电影进行了完全的格式化：“啊，并不是所有地方的所有人（Ah não ser eu toda a gente e toda a parte）”这个感叹句可以有两种解释：其一，它显示了精神病的关键特征；其二，它揭示了一种宇宙性的态度并对这个世界致以敬意。在放弃了个人身份后，它变成一种“虚空”和“无人”的状态，但这只是为了可以变成任何东西。模仿带来一种完全意义上的对他者感受的认同，有力的表现出一种对世界和真实的认知策略，有别于一种使人陶醉的、激动的、甚至是眼花缭乱的体验。从另一方面来说，它让我们更深刻地了解到疯狂那令人不安的一面，但它同时也意味着把一个人从囚徒身份笼罩下的哀伤和绝望中拯救出来。在一种想变成任何东西的精神病和宇宙效果之外，这里还有第三种面貌：严格的电影特性，它构成了影片中的情节设计。事实上，这部电影讲述了一个导演在里斯本制作一部电影，他面临着种种疑惑和不确定，即电影的影像是否能再现真实。他尝试了一种实验，在这个实验中他将这个城市的各种画面组合起来，但期间他从来不看监视器，与此同时他试图让自己进入一种没有终点的“城市漂流”（urban drifting）。这项实验基于一种预想，即这些影像和它们要再现的事物之间有一种更本质的关系：“未被看到的影像和这个世界最为完美和谐”。但这种影像不可能被观众看到。因此，它们组成了一种证据、一座纪念碑以及一种对等同于再现内容的“物”的迷恋。在城市和影像之间，不再是再现和模仿的关系，而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认同。摄影师和观众的双重消失让物体和影像最终得以结合，并免于那种人们视线一瞥带来的“污染”。这部仅有的，在里斯本拍摄的“真实”的纪录片，最终成为了“不可见影像的文库”（the library of images not see），它为我们这个充斥着垃圾影像时代的“视频白痴”们提供了一种激进的选择。

原文参考文献：
[1]Roberto Nepoti，《纪录片的故事》，博洛尼亚Patron出版社，1998年。
[2]Ivelise Perniola，《有意义的话语》，载于意大利《黑与白》杂志第61期1-2页，2000年1-4月。
[3]德勒兹，《褶子：莱布尼茨与巴洛克》，Tom Conley译，明尼苏达出版社，1993年。

出自马里奥·佩尼欧拉：《通往一种哲学电影》
原文见//www.douban.com/note/5536464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