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

第十集《守望敦煌》
这段影片记录了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告投降后重庆的那个令人陶醉的夜晚。多少中国人尽情地流淌着他们压抑了八年的欢笑和泪水。在这些蹦跳的人群里就有国立重庆艺术专科学校的高材生段文杰。
　　战火余生，大批滞留在重庆的外乡人纷纷返回自己的家乡，而身为四川人的段文杰却告别了新婚的妻子，随着喧闹的人流，他要向北、向西，去他向往已久的敦煌，与神灵和艺术对话。
　　“并不仅我一个人，去的人是很多的。比如说张大千就去得很早的，他也到那去住，住了很长时间。许多人都去了。”
　　段文杰辗转了一个月到达兰州之后，听到的却是敦煌艺术研究所撤消的消息，在兰州他见到了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常书鸿，常书鸿对他说，为了研究所的生存，我必须去趟重庆，前途祸福难测，你千万不要等我。
　　1946年的冬天，人们在兰州街头经常看见一个卖水的小伙子，那是段文杰在黄河岸边翘首东望，他在这里已经等候一年了，他坚信常书鸿会回来的。
　　就是这个冬天，他终于等来了敦煌艺术研究所恢复的消息，等来了被段文杰的执著感动得满眼泪水的常书鸿。
“到家了，伸手就可以摸到最蓝的天，低头就可以看到风沙吹乱的群山。”从那一刻起，段文杰再也没有离开敦煌。没有一天放下过画笔。成为继常书鸿之后敦煌事业的第二代传人，被人称为“大漠隐士”，成为蜚声世界的敦煌学权威。
“我最喜欢的是，随便哪一幅我都喜欢，在洞子里头都亲近得很好。”
　　“你看从常书鸿先生创办这个所，来的都是一些画画的人，他都抱着什么想法，我到这儿来学习古代绘画。那么学习古代绘画的方法或者说手段之一，就是通过临摹。”
　　当时的敦煌艺术研究所全部工作人员只有十几个人，主要的工作就是壁画临摹，和段文杰同时期到来的几位画家大多来自四川，和四川的雨雾天相比，敦煌给他们印象最深的是这里的太阳。欧阳琳刚来的时候只有23岁。
　　“美丽的天空，白天太阳出来过后，只要有太阳天蓝，蓝得很，不像其他地方。有一个老工人他会种瓜，种的甜瓜，种的相当好。我们大家虽然是其他的饮食不太好，但是瓜果非常好的。”
　　如果说大漠的风情让初来乍到的年轻人忽略了饮水困难、缺乏蔬菜的种种不适应，那么他们从事的壁画临摹工作也让人不再有与世隔绝的孤独沉闷。
　　“我一进洞我的精神就来了，里面有好像看不完的东西，什么都想看，我都需要。”
　　这些美轮美奂的艺术形象，让年轻的艺术家们神游物外。一画入眼里，万事离心中。此时的敦煌研究所开始了大规模的壁画临摹。到1948年初，他们绘制了壁画摹本八百多幅。
　　“当时我们就临摹些小的东西，小的图案啦或者飞天啦菩萨啦，菩萨头像啦，当年就是临摹这些小品。”临摹的过程就是研究的过程。
　　从1943年常书鸿带领着第一批志愿者龚祥礼、董希文、张琳英等十二人来到敦煌，成立了敦煌艺术研究所，1946年又有自愿来敦煌的段文杰、郭世清、沈福文等八人；1948年，周星翔自费来敦煌临摹，史苇湘从四川来敦煌。
1950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一批批年轻人的到来给敦煌带来了生机，给敦煌艺术的传承带来了希望。

“敦煌艺术的魅力我觉得在什么条件之下都可以处下去，就这么简单。”
　　敦煌的石窟艺术究竟是什么，在今天依然享受着智慧果实的人们自然想知道究竟是什么样的树开了这花结了这果实。又是什么样的魅力让这些艺术家前赴后继，甘愿相守。
　　每年的农历四月初八是佛祖释迦牟尼的诞生日，很多敦煌人会按照他们的世代传统，来到寺院或者莫高窟朝圣礼佛。
　　这一天也是莫高窟聚集敦煌当地人最多的日子。敦煌城的老百姓有很多对佛教怀有信仰，这里面有这座城市本身具有的深厚历史文化背景原因。
　　在佛教刚刚从印度进入中国河西走廊时开始，敦煌就是丝绸之路上重要的一站。算起来，这座古老的城镇经受佛教的洗礼已经有将近两千年的历史了。
　　作为佛教传入中国的最早的地方之一，以及敦煌当时的特殊的地理位置，佛教很快在敦煌生根发展。正是佛教的发展促进了一大批石窟艺术的产生。
　　从公元366年乐僔法师在敦煌开凿了第一座佛窟开始，到唐代已有一千多座大大小小的满是壁画和彩塑的洞窟。一个时代它必须要有大作，这个大作在哪呢？
　　“当时的画在寺院里面了，画在那个殿堂里面，当时肯定是有很多宫殿建筑，放在那个里面。然后就是寺院，然后就是石窟。敦煌是幸存的东西。”
　　这些被称为一个时代的艺术大作的壁画、彩塑，带给观者的震撼可以看到这样的描述。那位曾经因盗取莫高窟壁画而臭名昭著的兰登.华尔纳在传记里写道，“神佛们是那样地高深莫测，使我第一次意识到为什么我会远涉重洋横越亚美来弄清楚他们的存在。着非凡的美已让我无法使自己带着批判的眼光从事研究。我并非佛教徒，但此时却领受了一次神佛的洗礼。”
　　自从公元1900年藏经洞发现之后，敦煌就一直牵动着世界的目光。人们很难找到还有第二个地方能像他这般凝聚着连绵的历史和不断中断的文明，像她这般让全世界的学者痴心不改并以身相许。一代人走了又一代人紧紧相随。
　　段文杰先生今年已经90岁高龄了，在他模糊的的记忆里，记得最清楚的永远是洞窟，是他临摹的画。
　　段文杰的一生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前半生主要致力于敦煌壁画的临摹，后半生倾尽心血从事敦煌学的研究。他为壁画临摹定下的原则是：客观再现原作面貌，要突出原作的神韵，绘画技巧不能低于原作水平。他临摹的《都督夫人礼佛图》就充分体现了这种精神。


2007年9月22日在为段老90岁生日举办的画展上，人们看到了他的身影和他的作品。就是这幅段文杰临摹的《都督夫人礼佛图》，于1958年和同事们临摹的上百幅壁画在东京展出，这是敦煌壁画第一次踏上日本的土地，从此，日本源源不断的赶赴敦煌朝圣礼佛的旅游活动开始了。
　　中日友好协会会长、著名画家平山郁夫说，敦煌保存着日本文化的精髓，是日本文化的故乡。
　　这里是北京国家图书馆三位来自英国的朋友正在给工作人员传授怎样用电脑技术修复敦煌的经卷。“这是我们来自伦敦的摄影师，他会给你们讲怎么做敦煌文献数字化，整个这个过程。”
　　近年来英国图书馆联络中国、法国、俄国等国家的收藏机构成立了国际敦煌学项目，它是利用高新科技把各个国家收藏的敦煌文书输入电脑，供世界各地的个人和机构使用，广泛进行国际间的交流合作。
　　这些现存于国家图书馆的敦煌文书出自于敦煌藏经洞。
　　当20世纪刚刚揭开序幕的时候，一扇历史之门就在敦煌被一个小人物打开，王道士的偶然发现使石窟宝藏重见天日。他的发现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这个世界和它的历史王道士自己是浑然不知的。
　　1909年北京的一个胡同里，以罗振玉为首的中国学者们在全力以赴地抄写伯希和从敦煌拿走的文物，中国人抄写属于中国的经卷，作为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悲凉可想而知。敦煌遗书的精华流失到了海外，中国敦煌学的发展历程，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中国学者追寻海外文物的过程。
　　2007年11月10日著名学者王国维的家乡浙江省海宁市正在纪念他在中国历史文化学术上的贡献。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王国维和敦煌遗书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他的老师罗振玉从抄写经卷的第二天就开始写《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的文章，首次公开向国人介绍了敦煌宝藏及发现的情况。
　　1911年的冬天辛亥革命爆发后不久，王国维跟随罗振玉举家东渡扶桑，在日本京都一住就是八年，他们闭门治学，埋首于敦煌遗书和甲骨文的整理研究之中。
　　“那是1912年以后的事情，这个时期可以说是国际敦煌学的摇篮期的最重要的一个时期。”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研究敦煌学的学者之多，研究成果之多，令人眼花缭乱。有人说，要想做一部目录索引将这一时期的研究文章网罗齐全几乎不可能。
　　1981年，一位日本学者在兰州作演讲时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这句话深深地刺激着中国人的心灵。
　　1978年的冬天，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航程，敦煌学的早春天气终于来临。
　　1981年，邓小平同志视察敦煌石窟，问起敦煌文物研究所今后的打算，所长段文杰回答说，敦煌过去几十年的工作主要是保护，常书鸿先生带领大家付出了巨大的心血，今后的工作重点应该转到敦煌学的研究上来。邓小平说，外国人搞了几十年敦煌学，我们落后了，敦煌是中国的敦煌，应该使敦煌学回到中国。
　　人们对敦煌研究院的几代领导人都有一个称谓，常书鸿被称为是“敦煌守护神”。“照相，来，我们俩照个像，老搭档。”段文杰是“大漠隐士”。
　　对这位看上去娇小的上海女性，人们叫她敦煌的女儿，她就是樊锦诗，敦煌研究院现任院长。
　　提起她研究所的工作人员有很多钦佩也有几分惧怕。“这个樊锦诗就是七情六欲有毛病也有优点，但是工作还应该说是认真的，毛病也不少，就这么一个樊锦诗。”
人们称樊锦诗是敦煌的女儿，不仅因为她在这里工作的时间长度，更是因为她对敦煌投入的情感。樊锦诗说，我们的责任就是看家护院，弘扬敦煌文化，能把这份属于全人类的遗产完好地留给后人。
　　在洞窟几乎天天能看见樊锦诗的身影，对每一个洞窟的壁画和塑像她如数家珍。“正襟危坐专心一致，然后呢特别好的表现就是说他笑。猛一看他并没有笑，仔细一看要我说他的脸上到处都在笑。他就妙在哪儿呢？微笑含蓄地笑，他不是哈哈大笑。哈哈大笑很夸张的，他的笑出自内心的。你看我说的有没有道理，眼睛略微有点眯，眉毛有点挑，鼻翼有点张，嘴巴两角有点翘。”
　　六年前，樊锦诗和其他三个同学跟随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宿白先生来到敦煌实习，这位地道的上海姑娘却因为严重的水土不服，实习期没到就离开了敦煌。
　　第二年毕业的时候，敦煌来北大考古专业要人，而且指明要去年实习过的同学。当时敦煌莫高窟将开始大规模的加固维修，特别需要考古方面的人才。在那个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年代，樊锦诗再次选择了敦煌。只是那时候她并没有打算做一辈子的敦煌人。临走之前她和恋人彭金章约定好三年就回来，回武汉大学和他团聚。
　　“樊锦诗当时来说，三年以后就走嘛，因为当时这个地方条件很差，很艰苦，武汉大城市嘛。”
　　说好三年就走的樊锦诗却没有走，对敦煌莫高窟来说考古学是个新课题，需要她发挥自己专业的领域很多很多。短短几年，樊锦诗和同事们一起对莫高窟早期北凉、北魏中晚期至西魏前期西魏后期和北周四个不同的石窟艺术发展阶段，进行了明确划分，解开了多年来早期石窟分期的疑团。
　　久等等不回来的彭金章决定去敦煌看个究竟。这次的敦煌之行，让他领略了敦煌石窟艺术的魅力，就是这样的魅力，更让他多了一分担心，樊锦诗不走，意味着两人只能分居两地。
　　“武大来了三次人，他们去了三次人，最后都没有结果，就是持久战了。”
　　生活条件气候条件，家庭里的这些困难，都没有使她回心转意变卦，樊锦诗这一待就是二十三年。二十多年的风雨，二十多年的坎坷，当年苗条俊秀的上海姑娘已经面带风霜，成为地道的敦煌女儿了。
　　“咱们总得有个归宿啊，当时她没又说这个话，不然咱们就打离婚，没有。”“对啊，他如果说你不到武汉我们就掰了，那我想我也乖乖就走了。”“她说反正我走不了，我说那不行就我走吧，真的，我说这有什么假的。”
　　1986年，相隔二十三年后，彭金章来到敦煌和樊锦诗团圆了。当时已经是武汉大学历史系副主任的彭金章在和同事们道别时说，还是敦煌胜利了，老彭投降了。大家心里清楚，让一个年近半百的人重新选择一个工作，要做出怎样的牺牲。
　　彭金章到敦煌后，干起了老本行，一头扎进了莫高窟北区洞窟的考古研究中。经过他的认真清理，几个世纪以来一直被当做废洞的数百个低矮简陋的洞窟，原来是当年僧人们修行的禅窟，和他们死后埋葬的地方，同时也是僧人和画工们的生活区。经过考古学家的手总是能还以历史本来的面目。
　　1983年8月15日，是中国敦煌学史上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在敦煌文物研究所和敦煌学专家的倡议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暨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正式开幕，苦苦等待了多少个春秋，中国学者终于在这一天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学会，它预示着中国敦煌学的崛起。
　　1984年，敦煌文物研究所扩大为敦煌研究院，由段文杰担任院长。对石窟保护、美术研究、历史考古，敦煌遗书等项目分别成立了研究所。随后，全国也相继成立了一批专门的研究和学术团体。此后的几年里，中国敦煌学家跨出国门，先后出现在法国、日本、英国、俄国等国家的学术研讨会上。
　　1987年9月20日，敦煌学终于回到了她的故乡，“敦煌石窟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来自世界各地的敦煌学家汇聚在敦煌。当季羡林说出，“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时，各国的学者报以长时间的掌声。季羡林先生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在佛典语言、佛教史、印度史、印度文学等领域有深厚造诣。“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研究学问这个一般不能分国界，物理化学怎么分国界，中国的物理，中国的化学那不是滑稽了。说学问呢是天下之公器。”
　　“我们有个优势就是我们是中国人，认识汉字认识汉语。这个外国汉学家他再高明的不会超过中国人，因为他的母语是另外一种语言。这一点我们是优势。而且还有一个优势呢，我们研究佛教的专家跟敦煌学比较多，外国这样的一个也没有，这又是我们的优势。”“现在国际上研究敦煌遗书的人，敦煌遗书学者的人数，我可以说中国学者的比例是百分之九十以上。”

如果说让流失海外的敦煌文物回家是每一个中国人最朴素的愿望，那么敦煌学家们有着更深的期望，珍贵的文化遗产需要全人类来共同保护、继承和发扬。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乃至世界的敦煌学终于迎来了一个世纪以来最为辉煌的时刻，英国、法国、俄国和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四大收藏都在中国陆续出版，一件件寻宝的时代结束了。
　　在中国的敦煌学者们致力于敦煌学术研究的同时，对敦煌石窟本体的保护敦煌研究院一直没有懈怠。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国家曾经投入巨资对莫高窟危崖进行了抢救性的加固，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洞窟内的壁画正在逐渐发生这变化。
　　“现在人们看到的壁画早已不是它原来应该有的色彩了。你们俩都说对了，那个崖面不是平的，有的时候是个弯的，你现在看，看那边，那边就弯过来了吧。另外，这个地方保护有三大问题，一个就是崖体的裂缝，一旦有裂缝，如果来点儿地震，它就震塌了。第二个就是水……”
　　莫高窟断崖顶部是一片平坦的戈壁，紧接戈壁的就是连绵四五十公里的鸣沙山，每当大风吹起，沙子平飞而来，沿崖顶斜坡像瀑布一样流落下来，在千百年的历程中，敦煌壁画被大自然风吹沙侵、阳光曝晒及人为的破坏，不同程度地留下了各种的病害。
　　她曾经是那样的满腹才华身披着盛装的少女，今天，她老了，因为年老更有魅力，更需要人们小心呵护。没有人知道她的生命还有多久，也许一千年，也许一百年。
　　段文杰先生临摹的一个(莫高窟)130洞有一个都督夫人(礼佛图)，这个画现在看不见了，五十年代还清清楚楚的，虽然已经残破，但是，还是非常清清楚楚的。当时，段文杰先生根据残画给复原起来了。那么这幅画要是没有这个临本，没有这个画，谁能现在知道莫高窟还有这么一幅画。
守望敦煌，“守望”两个字，让人看到了坚持和无悔。在这片土地的下面埋葬的也是敦煌的守护者，他们爱敦煌直到停止呼吸，他们早已和敦煌融为一体，从不曾分开。
　　墓碑上的名字多么年轻啊，这些名字是：1964年来帮助工作的李仁章，敦煌研究院前任院长段文杰的妻子龙时英。
　　常书鸿，在敦煌没有人不知道这个名字。1994年7月，他的骨灰从遥远的北京飞回到敦煌，生前他和莫高窟终生相守，死后也要与莫高窟永远相伴。
　　还有毕可、窦占魁、许安、赵友贤……等等。每一个名字都和敦煌的事业相依相连。
　　雨过天晴了，就在墓地和莫高窟之间搭起了一座清晰的彩虹，仿佛要向人们诉说着什么。
　　在墓地的对面正是莫高窟北区僧侣们修行的狭小洞窟，它们也曾是当年画工们居住的地方。那些没有留下姓名的无名的大师们，在画出了令后代儿女骄傲的不朽作品之后却终年居住在这低矮的洞子里，病了，伤了，老了，直到默默的死去。千百年来，他们的魂灵同样守护者这座世界上最大的古代艺术画廊。
　　2008年1月的北京，中国美术馆俨然就是一个别出处的敦煌。巨幅莫高窟景色的喷绘让人有刹那间的恍惚，产生身在沙漠之感，敦煌艺术大展正在这里展出。
　　2008年在这样一个特殊的世界关注北京的目光里，更多的人走进了敦煌，世世代代有多少人从这里走过，又曾发生过多少故事，敦煌见证着这一切，敦煌石窟记载了这一切。
　　敦煌艺术，依然默默地穿越历史时空释放着耀眼光芒。

    早就知道这部片子，也期待了很久，现在总算露面了。一集集看下来，越来越失望。
  叙事风格有些NHK的新丝绸之路的影子，用还原历史当下的方法。许多的创意取自于英国人那本有名的《丝路岁月：从历史碎片拼接出的大时代和小人物》。但比之NHK的叙事功底还是差很多。
   剪辑的功力比较差，莫名其妙的镜头太多，解说词过于拖沓。
   敦煌宝库的艺术性，讲述出来的不到万一，比如讲彩塑的印度中亚来源，只拍了几个法国吉美博物馆的键拓罗雕塑就算凑数了，雕塑之间的共性、变化，统统没有阐述。其实只要用赵声良老师的《飞天艺术》中的观点或者采访几个专家就能点睛了。但片子只是在大量堆砌彩塑画面而已。

第七集《天涯商旅》

　　这里是亚欧大陆，距离海洋最远的地区，美国地理学家亨廷顿将这一带称做亚洲的心脏。

　　也许是上天的眷顾，南北两座山脉融化的冰水，如同血液一般在本该是一片死寂的荒漠四周滋润出了一块块绿洲。人们在这里筑起城市，敦煌就是其中的一座。

　　公元312年深秋的一个清晨，一名信使离开了敦煌城，沿着驿道进入戈壁，向着西方，沙漠另一边的撒马尔罕城奔去。自汉武帝以来，在这条繁忙的商路上，这样的场景几乎每天都会出现。然而，这一次，意外发生了。

　　今天，我们已经无法考证当年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故，我们只知道，他所携带的信件最终没能被送到目的地撒马尔罕。

　　撒马尔罕是今天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的第二大城市，当年，它曾是东西方贸易商路上的重要枢纽。繁盛的丝绸贸易使它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为富庶的都市，被人们誉为"东方的罗马"。

　　在距离撒马尔罕几千公里之外的敦煌有无数个这样的烽燧散落在茫茫戈壁之中，多少年来，除了当地偶尔路过的牧人很少有人会真正注意到，这些废弃土堆的存在。

　　夕阳的光辉斜射过来，过去的一切更显得真实了。城墙南侧东西行的路线，于是一哩又一哩表现得异常清楚，即使倒塌得只剩一堆低直的土堆也是如此。

　　在《西域考古记》中斯坦因这样描写初次见到它们时的情形。

公元1907年的初春，这位大英帝国的探险家原本是冲着敦煌藏经洞那些传说的宝藏而来，但恰巧住持道士外出化缘，要几个月后才能回来。无奈之下，他只好在敦煌附近另找一些发掘勘探工作，来打发这些漫长等待的日子。在一座坍塌的烽燧废墟中，斯坦因有了意外的收获。

　　他们找到了一些汉代木简以及8件极为罕见的纸质文书。这张照片是当时斯坦因在现场拍摄的。在被发现时，这些纸书被叠成十公分长，三公分宽，用丝质细绳精心的捆扎着。在包裹纸书的丝织品上，还书写着几行奇特的文字。这是一种斯坦因以前从未见过的文字。凭着多年的考古经验，他只是认为这些古老的字纸可能存在着某种研究价值。他没有想到，这正是一千六百年前要送往撒马尔罕的那批失踪信件。他更不会想到，就是这次在敦煌附近的意外收获，竟会成为日后人们研究中世纪丝路商旅生活的一把宝贵钥匙。

　　早在汉代张骞出使西域之前，中国的丝绸就已流入西方。当丝绸最初在这里出现时，西方人对这种精美的织物几乎一无所知。古罗马人甚至肯定地认为，丝绸是用树上长的绒毛制成的。然而最终，这种美丽、柔软的奢侈品彻底征服了罗马。帝国每年用以购买丝绸的黄金多达三千一百一十公斤。为了能得到足够的黄金，罗马人甚至不惜发动战争。

　　"在汉代的时候，中国的丝绸运到罗马去那是一两丝绸卖到一两黄金，是这样的比价，利润都是几十倍的增长。他们用大量的金币来买东方的丝绸。"

　　丝绸导致黄金的大量外流，迅速消耗着罗马帝国的财力，因此被视为是国运衰败的象征。

　　虽然罗马议会几次通过法令禁止公民购买，但都无济于事。巨大的利润，让一队队由撒马尔罕商人组成的商团，不避艰险的奔忙着。他们的足迹遍布欧亚大陆，是这场贸易中真正的利润得主。他们脚下这条由先辈们开辟的商路，被后世称为丝绸之路，而他们进出中国最重要的驿站就是敦煌。

　　这些胡人一个特点，长相上来讲，高鼻、深目、多须，善经商。

　　"以经商为他的天职，所以小孩生下来，他就在小孩嘴里放个石蜜，石蜜就是冰糖。为什么放石蜜呢？就是让他长大以后要学会说话，嘴要甜，因为经商嘴不甜怎么能赚钱呢。"

　　在中国的历史典籍中，这些撒马尔罕人被称作粟特人。这个中亚的古老民族曾经频繁地出现在中国的史料中，然而对于他们在中国贸易活动的细节，史书却很少记载。敦煌烽燧中的发现，弥补了这一缺憾。

　　这是位于巴黎的法国国家图书馆，我们在这里拍摄到了一卷用粟特文字书写的唐代佛教经卷。这部佛经是上个世纪初伯希和从敦煌藏经洞带回的，因为佛经最后一段的那几个字，所以伯希和能认识到是《善恶因果经》。在藏经洞里发现的那些经文中，他还找到了一本小的手册，也是这个经文。"佛说善恶因果经一卷"比较了中文经文和粟特语经文后，粟特语被翻译过来，使得对粟特语的研究有了新的发展。

　　破译后的八封书信有七封和贸易有关，一些学者还根据其中一封信的内容推断出这批书信发出的年代。

那一年是公元312年，按照中国的纪年是西晋永嘉六年。"至辉煌的纳尼司巴尔大人的寓所，一千次一万次祝福，臣仆纳尼班达如同在国王陛下面前一样行屈膝礼。"

　　写信人名叫纳尼班达，是一位粟特商团的首领，收信人是他远在撒马尔罕的雇主。在这封信中，纳尼班达详细的描述了中国几年来的局势。几个月前，匈奴军队攻进了王朝的都城洛阳，四处纵火、屠杀和掠夺。据说洛阳城里的居民已有三万余人死于这场变乱。商团六个月前派往洛阳的商队也失去了音讯。

　　"当今天子，据说因为饥馑而逃离洛阳，不久，他那牢固的宫殿和坚实的城池被付之一炬，大火之后，宫殿焚毁，城池荒废，洛阳破坏殆尽，在洛阳的印度人和粟特人都破了产，并都死于饥馑。"

　　这场导致西晋王朝最终灭亡的变乱，被后世称为"永嘉之乱。"虽然不得不暂时放弃中国内地的丝绸贸易，但纳尼班达表示他不会就此退缩，他要尽力维护商团在敦煌到金城一带的商业信誉。

　　"尊贵的老爷，自从我们失去中国内地的帮助和支持，迄今已有三年了。在此情况下，我们从敦煌前往金城，去销售大麻纺织品和毛毡。"

　　除此之外，他还派遣一名叫范拉兹马的商人离开姑臧城去敦煌，从那里的粟特商人法尔纳扎布手中取得三十二袋珍贵的麝香贩运回撒马儿罕。

　　"这个商团他规模比较大，据我根据信上的内容推测，这个商团的驻地，它的基地应该是在姑臧，也就是凉州，就是现在的(甘肃省)武威。"

　　这是今天的武威市，姑臧是匈奴人对它的称谓。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当年粟特商团将他们在中国的大本营设在这里，有一首诗是"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一方面说明胡人很多，再一个胡乐在这个地方是非常盛行的。
这是在今天这个城市最具特色的一种曲艺形式，在武威当地被称做弦子。自汉代以来随着丝路贸易的繁荣，类似这样的异域文化形式都通过敦煌和武威这样的城市被西域的商人们引进到了中原。

　　武威到敦煌的道路是一条夹在祁连山和戈壁之间的狭长通道，被称为河西走廊。几千年来，河西走廊一直是连接西域和中原的必经之路。

　　粟特人的祖先在匈奴入侵之前就生活在这里。祁连山的冰雪融水让河西走廊水草丰美，土地肥沃，自从汉武帝从匈奴人手中夺取了这一带之后，这里便成为了当时中国最大的战马饲养场和最重要的产粮区。

　　富饶的河西走廊是粟特商队最喜爱的旅程，可这一次商人范拉兹玛却无法像往常那么轻松。中国内地发生的永嘉之乱让他忧心忡忡。幸运的是他平安的到达敦煌。

　　几乎就在范拉兹玛离开武威的同时，商团首领纳尼班达的信件也发出了。信件写在当时还是很贵重的纸张上，在发出前，他还特意用丝绳将信仔细的捆扎好。但这一切都注定是徒劳的。这封信连同其他信件一起被遗失在戈壁的烽燧中。

　　正如当初纳尼班达在信中所说，中国持续几百年的战乱却并没有影响到顽强的粟特商队，他们依然在这条时断时续得商路上穿行忙碌着。

　　中国流传千年的生活方式也随着他们的贸易开始悄然的改变。今天，从敦煌到洛阳之间依然遍布着许多那个特殊历史时期建造的佛教石窟。这些无与伦比的精美造像就是这种变化最直接的见证。

永嘉之乱四百多年后，当另一支来自撒马尔罕的粟特商队再次经过这段长城时，没有人会想到，这里的某个烽燧中还埋藏着几个世纪前祖辈们遗失的信件。

　　随着贸易的深入，粟特商人在中国站稳了脚跟。我们可以在山西、陕西以及甘肃等地找到大量与粟特人有关的遗存。

　　我们参照史料将这些历史碎片拼接起来，虚构出一个年轻的粟特商人形象，然而他身上所发生的一切都是那个年代粟特商人的真实经历。

　　在这支前往长安的商队中，我们的主人公沙拉是第一次踏上这条通往中国的贸易旅途，而这次行程将注定改变他一生的命运。

　　这一年是大唐天宝十四年，商队从撒马尔汗出发，选择的是经过疏勒、于阗、敦煌，再到长安这条路。这条路线必须翻越终年积雪的帕米尔高原，这里空气稀薄、人迹罕至，恶劣的自然条件对商队的每一个人都是严峻的考验。

　　疏勒是翻越高原后商队到达的第一站。这里是西域最大贸易集散地，集市中随处可见来自中原和西域的奇珍异宝。除了这些，疏勒还因为另外一种特殊的商品而名闻东西。这就是胡旋舞，一种由粟特地区传入的舞蹈。会跳这种舞的舞女在唐代中国内地十分抢手。

　　"在唐代诗词里，看到的胡旋舞、胡腾舞，写这方面诗词的人很多，酒店里面招揽生意的就是胡姬，就是西域来的少数民族妇女跳这种舞蹈招揽客人。"

　　虽然唐帝国法律严禁买卖奴婢，但对于西域人口买卖却并不过多的干涉。疏勒远离中原，自然成为西域最著名的奴婢交易市场。当时许多粟特商队都经营这桩能带来巨大利润的特殊生意。

　　接下来的路程，所有的商队都必须做好充足的准备，之前用的马和牦牛都要换成双峰骆驼，只有这种健壮的动物才能胜任严酷而漫长的沙漠旅行。炎热天气下进行的长途跋涉让人筋疲力尽。

　　当年商队的艰辛，在敦煌莫高窟296窟的这幅壁画中表现得最为生动。一天结束时，如果运气好的话，商队兴许可以找到一间馆驿歇脚。在那里，商队可以挨过沙漠夜晚的严寒，补充饮水，处理生病的骆驼，防备随时可能出现的强盗。

　　当商队在馆驿投宿休整的时候，偶尔也会看到有零散商人为抢得先机将货物卖出高价，独自连夜赶路，这种急功近利的做法十分危险，结果很可能是致命的。第二天一早，当沙拉看到沿途商人被强盗袭击过后的痕迹时，心有余悸之余或许还有些暗自庆幸。

　　这样不幸的一幕，被一个无名的敦煌画师如同照片一般定格在莫高窟第45窟的墙壁上。这是一个令人窒息的时刻。直到一千年后的今天，我们似乎还能听见商人们遇见强盗时紧张的心跳。

　　沙拉所在的商队从来不会冒这样的危险，他们始终保持谨慎的步调小心前行。

　　这是莫高窟第98窟的一幅于阗国王的画像，这位身穿汉族服饰的国王名叫尉迟沙缚婆，因祖上有功于唐朝被赐李姓，他的家族统治于阗国，自古就是西域的珠宝交易市场，著名的和田玉大都从这里运往中原。

　　在这里沙拉他们将撒马尔罕带来的部分青田石卖出，无一例外也收购一些和田玉。这些美丽的石头在中原能给商队带来巨大的利润。

艰难的沙漠旅行中会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水源干涸是商队经常遇见的，但对于这些经验丰富的商人来说却算不了什么难题，他们依靠骆驼总是能找到水源，虽然挖出来的水又咸又涩，但还是有解决的办法。把生面条下到煮沸的咸水中，部分盐分就会被面条吸收，这种勉强能喝的水至少能让他们支撑到下一个有水源的地方。

　　在经历几个月沙漠旅行的磨难后，当商队终于看到敦煌城墙的时候，所有人都真正松了口气。从这里再往南就是安全并且相对舒适的河西走廊。再走两个月就可以到达他们的目的地长安了。

　　这里是敦煌沙洲市场，今天来自世界各地的旅游者把它变成了这座城市最喧嚣的地方。这样的热闹场面和一千多年前几乎没什么两样。当年走出戈壁的商队都要在敦煌停留休整，在这里的集市中卖掉一部分他们历经艰辛带来的商品。这是一件从新疆吐鲁番出土的唐代粟特丝织长袍，虽然经历了千年岁月的侵蚀，但至今依然光彩依旧，它是当年粟特商队最炙手可热的商品。

　　在这幅唐代阎立本所绘的名画《步辇图》中，唐太宗面前的吐蕃使臣禄东赞所穿的长袍就是用这种布料缝制的。

　　这些产自中亚的丝织品在唐代被称做胡锦，身穿这种时髦的服装是财富和地位的象征，因此价格也不是普通人能够承受的。"一批锦就是四丈五尺长度的一批锦，它相当于今天一匹半马的价格，相当于六头牛的价格，现在你一算就算出来了，一头牛今天至少要值两千多块钱，那么今天就是非常高的，一万多块钱。"

　　和胡锦一样，西域舞女也是一种价格不菲的商品，但要想顺利做成这种贩卖人口的交易就必须严格遵守政府的规定。唐代市券中明确规定，卖方必须找到五个以上拥有当地户籍的担保人才能进行交易。

"那五个保证人的名字一看全都是粟特人，康什么，石什么，史什么，米什么，都是昭武九姓胡人，而且这几个胡人前面还挂了一个衔，叫做西州百姓。他找的这几个保证人都是在西州长期居住入籍的人，入了西州户籍的百姓。可见他们之间相互帮助，还是挺能够融合在一起的。"

　　在敦煌的集市上，沙拉就结识了这样一位在敦煌定局多年的同乡，那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桩生意的买主。这种上乘的化妆品和绘画颜料被称做胡粉，价格十分昂贵，仅一两就值五石麦子。

　　这是一张唐代粟特商人供养佛寺的单据，上面详细地记载了各种物品的价格。这个名叫康秀华的粟特商人不但取得了敦煌当地的户籍，还放弃了从前的袄教信仰，改信了佛教。

　　莫高窟的修建在盛唐时达到了顶峰，沙拉也曾跟随这位殷勤的同乡参观过这个不断扩建的佛教石窟。我们无法用语言描述初次进入莫高窟给这位粟特少年带来的视觉感受，相信这些栩栩如生的塑像和纷繁华美的壁画一定会让他毕生难忘。当商队离开敦煌的时候，季节已经接近隆冬，在将近半年的艰辛旅途之后终于即将到达那个传说中的梦幻之都了。然而沙拉哪里能想到此生他已没有机会见到长安了。

　　就在这年冬天，一个有着一半粟特血统的唐帝国将领谋划了一场叛乱玄宗皇帝因此紧急召回了所有驻守西北的军队。沙拉的商队还没有走远便被纷乱的军队赶回了敦煌。


那个反叛的将领名叫安禄山，他策划的这场暴乱被后世称为安史之乱。在粟特语中，禄山是光明的意思。就是这个以光明作为名字的粟特人，给丝绸之路带来的却是长达一个世纪的黑暗，敦煌通往长安的道路被阻隔。终其一生沙拉也没能到达他所憧憬的帝都长安。他和许多粟特人一样在敦煌东边的从化乡定居下来，并按照汉族的习惯在自己的名字前加了"康"这个汉姓。

　　一千年后的敦煌，当年的粟特人早已消失在民族融合的大潮中。

　　"我们今天能看到的姓安的、姓康的，姓史的，有很多姓氏里面含着粟特人的姓氏在里面，也能看到他一部分相貌上的一些特征。但是他的民族特征和语言特征全部消失了，这是历史的语言。但是，粟特人在中国历史上的贡献对中国文化产生的影响，我想这是长存的。"

　　安史之乱后，帮助唐帝国平定叛乱的回鹘人逐渐取代了粟特人，成为这条贸易大动脉上新的主人。他们又将贸易活动持续了近百年，直至被后来兴起的海上贸易所逐渐取代。此后的敦煌，随着这种变化而由繁荣走向沉寂。直到上世纪初的发现，那些深埋在沙尘中的故事才又重新开始变得鲜活起来。

　　在敦煌烽燧发现的斯坦因的这八封信件中，还有这样一封与商业完全无关的家信，一千六百年过去了，它依然能深深地打动我们的心。

　　这是一位名叫米薇的粟特女子写给丈夫的，在被经商的丈夫遗弃后，她和女儿滞留在敦煌。"眼下这种凄惨的生活让我觉得我已经死了，我一次又一次得给你写信，但从来没有收到过你的哪怕一封回信，我对你已经彻底失去了希望，我所有的不幸就是：为了你，我在敦煌等待了三年。"从这张浸满岁月痕迹的纸张上，我们究竟能看到什么？是怨恨，是对不幸的悲叹，还是充满希望的等待。敦煌总会在某些时候给你一些感动和吸引，直到今天。(郭长虹)


"那五个保证人的名字一看全都是粟特人，康什么，石什么，史什么，米什么，都是昭武九姓胡人，而且这几个胡人前面还挂了一个衔，叫做西州百姓。他找的这几个保证人都是在西州长期居住入籍的人，入了西州户籍的百姓。可见他们之间相互帮助，还是挺能够融合在一起的。"


在敦煌的集市上，沙拉就结识了这样一位在敦煌定局多年的同乡，那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桩生意的买主。这种上乘的化妆品和绘画颜料被称做胡粉，价格十分昂贵，仅一两就值五石麦子。

　　这是一张唐代粟特商人供养佛寺的单据，上面详细地记载了各种物品的价格。这个名叫康秀华的粟特商人不但取得了敦煌当地的户籍，还放弃了从前的袄教信仰，改信了佛教。

　　莫高窟的修建在盛唐时达到了顶峰，沙拉也曾跟随这位殷勤的同乡参观过这个不断扩建的佛教石窟。我们无法用语言描述初次进入莫高窟给这位粟特少年带来的视觉感受，相信这些栩栩如生的塑像和纷繁华美的壁画一定会让他毕生难忘。 当商队离开敦煌的时候，季节已经接近隆冬，在将近半年的艰辛旅途之后终于即将到达那个传说中的梦幻之都了。然而沙拉哪里能想到此生他已没有机会见到长安了。

　　就在这年冬天，一个有着一半粟特血统的唐帝国将领谋划了一场叛乱玄宗皇帝因此紧急召回了所有驻守西北的军队。沙拉的商队还没有走远便被纷乱的军队赶回了敦煌。

　　那个反叛的将领名叫安禄山，他策划的这场暴乱被后世称为安史之乱。在粟特语中，禄山是光明的意思。就是这个以光明作为名字的粟特人，给丝绸之路带来的却是长达一个世纪的黑暗，敦煌通往长安的道路被阻隔。终其一生沙拉也没能到达他所憧憬的帝都长安。他和许多粟特人一样在敦煌东边的从化乡定居下来，并按照汉族的习惯在自己的名字前加了"康"这个汉姓。

　　一千年后的敦煌，当年的粟特人早已消失在民族融合的大潮中。

　"我们今天能看到的姓安的、姓康的，姓史的，有很多姓氏里面含着粟特人的姓氏在里面，也能看到他一部分相貌上的一些特征。但是他的民族特征和语言特征全部消失了，这是历史的语言。但是，粟特人在中国历史上的贡献对中国文化产生的影响，我想这是长存的。"

　　安史之乱后，帮助唐帝国平定叛乱的回鹘人逐渐取代了粟特人，成为这条贸易大动脉上新的主人。他们又将贸易活动持续了近百年，直至被后来兴起的海上贸易所逐渐取代。此后的敦煌，随着这种变化而由繁荣走向沉寂。直到上世纪初的发现，那些深埋在沙尘中的故事才又重新开始变得鲜活起来。

　　在敦煌烽燧发现的斯坦因的这八封信件中，还有这样一封与商业完全无关的家信，一千六百年过去了，它依然能深深地打动我们的心。

　　这是一位名叫米薇的粟特女子写给丈夫的，在被经商的丈夫遗弃后，她和女儿滞留在敦煌。"眼下这种凄惨的生活让我觉得我已经死了，我一次又一次得给你写信，但从来没有收到过你的哪怕一封回信，我对你已经彻底失去了希望，我所有的不幸就是：为了你，我在敦煌等待了三年。"从这张浸满岁月痕迹的纸张上，我们究竟能看到什么？是怨恨，是对不幸的悲叹，还是充满希望的等待。敦煌总会在某些时候给你一些感动和吸引，直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