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东1983

一点毫无逻辑的不吐不快。作为一个同时喜欢这部电影和圣鞠的观众，观影体验真可谓精分。

波兰导演Andrzej Wajda在1983年拍过一部法革题材的电影《丹东》，讲述1794年4月前后丹东与救国委员会的冲突。电影原著是波兰戏剧作家Stanislawa Przybyszewska于1928年所著戏剧《The Danton Case》。罗伯斯庇尔是Przybyszewska笔下的悲剧主角，一个远见卓识却无能为力的卡珊德拉。在一般人看来，CSP与丹东开战，不过只是寻常派系倾轧。而在这位痛苦的哲学家眼中，这是一场注定失败的战争：丹东的胜利将摧毁革命，而丹东的失败将摧毁革命的原则。他试图避免战争而不得，别无选择地以毁灭革命的方式拯救革命。多年以后，将剧本改编成电影时，有感于波兰时局的Wajda显然醉翁之意不在酒。Wajda并无意于表现罗伯斯庇尔的悲剧——恰恰相反，电影展现的是丹东的悲剧——一个理想主义者对强权的抗争与被毁灭。电影给与了丹东相当的同情——就连他的缺陷，他的陨落的幕后推手之一，也被表现为有血有肉的人的真性情。为了成全丹东的悲剧，原著作者笔下的悲剧主角罗伯斯庇尔顺理成章地变成了独裁政府概念的具体化面孔。

尽管文本和电影分裂，但主要角色并没有发生特别大的变化——电影里的丹东，只是在原著基础上加上了时代的元素，镜头下的罗伯斯庇尔，忧郁与沉思中依旧留有Przybyszewska的刻痕，德穆兰依旧孩子气又执着，吕西儿勇敢而单纯——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圣鞠斯特。

在《The Danton Case》中，圣鞠斯特与罗伯斯庇尔的关系极为特殊。与罗伯斯庇尔而言，丹东是政治理念的冲突者，德穆兰是私人感情的冲突者，而圣鞠斯特，是一个可以毫无保留信任的朋友——罗伯斯庇尔不会与德穆兰探讨革命的前途，也不会向CSP其他人吐露他对丹东的感情变化，但他会在病中和圣鞠斯特谈论灵魂不灭与前线境况，会在与丹东和解未果后向年轻人倾诉他的愤怒与忧虑。这并不是说圣鞠斯特只是一个模糊的接听器，或者对话的宾语，他有自己的独立观点，他并不避免分歧，他与罗伯斯庇尔辩论，说服对方或者被说服。

有趣的是，Przybyszewska曾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在罗伯斯庇尔和圣鞠斯特之间存在着某种“爱”的情感，这是精神上的，不是情欲上的。Przybyszewska并无意刻意表现“爱”，但行文中仍可窥一二：CSP里的对话剑拔弩张，业已决裂的昔日旧友间冷淡刻薄，在说每句话都需要小心翼翼地措辞地时候，这两个朋友互相调侃，互相赞美，互相关心，无疑让人眼前一亮。

然而，到了Wajda的镜头下，这个角色变化之丧心病狂，与角色本身的丧心病狂，都令人大跌眼镜。电影一开头，圣鞠斯特拿着一捧花冲进罗伯斯庇尔的卧室，挑拨丹东德穆兰与CSP的关系，唆使罗伯斯庇尔处死德穆兰。直到在丹东被送上法庭，圣鞠斯特都在坚持不懈且毫无动机地要求毁灭丹东派一众。丹东被处死后，圣鞠斯特兴致勃勃地来到病得神志不清的罗伯斯庇尔身边，建议他担任政府的独裁者。令人不解的是，圣鞠斯特的唆使对情节基本上没有实质性的推动作用（罗伯斯庇尔最后决定逮捕丹东与圣鞠斯特并无明显关系），即使认为这个角色更多地作为某种象征——比如疯狂的国家意志——也不能自圆其说。关闭报社，逮捕记者，操纵审判，压制国民公会，都与圣鞠斯特无关，恰恰相反，圣鞠斯特在电影里表现出未开化野蛮人一般的粗鲁与暴力：例如当街撕碎指控委员会为独裁者的标语，当罗伯斯庇尔在国民公会发言时殴打议长，撕毁议长的文件，等等。此外，圣鞠斯特与罗伯斯庇尔的互动，充满了毫无必要的暧昧色彩——也许这只是Wajda所理解的Przybyszewska所言的“爱”，也许Wajda试图用homosexuality暗示某种变态与邪恶。即使Homophobia可以归结为所谓时代局限性，但以如此角度刻画人物，显然不是高明之举。导演对圣鞠斯特的刻画，很难不归结于纯粹的恶意。

诚然，每个人都有自己对历史和艺术的解读方式，即使真人真事，艺术加工也不为过。但不论艺术的目的究竟如何，对于一个为共和国浴血奋战，为拯救革命与捍卫原则不惜去死的不满27岁的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如此不择手段的抹黑，很难说是一种负责任的诠释。在技术角度上，《丹东》是一部非常优秀的电影，但电影对圣鞠斯特的刻画，称之败笔也不为过。

第一条　人生来就是而且始终是自由的，在权利方面一律平等。社会差别只能建立在公益基础之上。

第二条　一切政治结合均旨在维护人类自然的和不受时效约束的权利。这些权利是自由、财产、安全与反抗压迫。

第三条　整个主权的本原根本上乃存在于国民（La Nation）。任何团体或任何个人皆不得行使国民所未明白授予的权力。

第四条　自由是指能从事一切无害于他人的行为；因此，每一个人行使其自然权利，只以保证社会上其他成员能享有相同的权利为限制。此等限制只能以法律决定之。

第五条　法律仅有权禁止有害于社会的行为。凡未经法律禁止的行为即不得受到妨碍，而且任何人都不得被强制去从事法律所未要求的行为。

第六条　法律是公意（la volonté générale）的表达。每一个公民皆有权亲自或由其代表去参与法律的制订。法律对于所有的人，无论是施行保护或是惩罚都是一样的。在法律的眼里一律平等的所有公民皆能按照他们的能力平等地担任一切公共官职、职位与职务，除他们的德行和才能以外不受任何其他差别。

第七条　除非在法律所确定情况下并按照法律所规定的程序，任何人均不受控告、逮捕与拘留。凡请求发布、传送、执行或使人执行任何专断的命令者，皆应受到惩罚；但任何根据法律而被传唤或逮捕的公民则应当立即服从，抗拒即属犯罪。

第八条　法律只应设立确实必要和明显必要的刑罚，而且除非根据在犯法前已经通过并且公布的法律而合法地受到科处，任何人均不应遭受刑罚。

第九条　所有人直到被宣告有罪之前，均应被推定为无罪，而即使判定逮捕系属必要者，一切为羁押人犯身体而不必要的严酷手段，都应当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

第十条　任何人不应为其意见甚至其宗教观点而遭到干涉，只要它们的表达没有扰乱法律所建立的公共秩序。

第十一条　自由交流思想与意见乃是人类最为宝贵的权利之一。因此，每一个公民都可以自由地言论、著作与出版，但应在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对此项自由的滥用承担责任。

第十二条　人权和公民权的保障需要公共的武装力量。这一力量因此是为了全体的福祉而不是为了此种力量的受任人的个人利益而设立的。

第十三条　为了公共武装力量的维持和行政的开支，公共赋税是不可或缺的。赋税应在全体公民之间按其能力平等地分摊。

第十四条　所有公民都有权亲身或由其代表决定公共赋税的必要性，自由地加以批准，知悉其用途，并决定税率、税基、征收方式和期限。

第十五条　社会有权要求一切公务人员报告其行政工作。

第十六条　一切社会，凡权利无保障或分权未确立，均无丝毫宪法之可言。

第十七条　财产是不可侵犯与神圣的权利，除非合法认定的公共需要对它明白地提出要求，同时基于公正和预先补偿的条件，任何人的财产皆不可受到剥夺。

一部电影的恐惧 不知道它从何时开始 直到我有知觉 直到它已咬破我的皮肉 直到它的毒液已刺进我的血管 渗透我全身 我开始发抖 不知是心脏、血管 还是空荡荡的胃…… 没有胃液、胆汁、胰液、血液 只有燃烧“震颤”的毒液 我体内有各种颜色 各种细微的、密密麻麻的味素 它还在吐红信子 喷出催眠的仪式 我如坐针毡 却困在原地 我想奔出烈焰 又想忍受这煎熬 换得燃烧殆尽后 沉入大海的宁静 可它没有给我海 也没有风 只有继续发热的灰烬 我无处躲藏 也无人倾诉 默默蜷缩在一个人的黑暗里 多么希望 有人轻抚我的背 给我三秒钟温暖 1999年，法国大革命胜利200周年，《南方周末》文化版一整版讨论法国大革命，当时我对法国的一切都充满兴趣，历史书上这章课文，我已默默看了多遍，也对那些复杂的派别关系有些着迷。疯子手里拿着那份报纸十分得瑟，让我眼馋，因为我们住校生能买到的报纸，只有校园破书店小贩手头的那几张罢了，于是我只能找他借，一直缠到他烦了，我才终于借到手去复印，看完。如今这份复印材料依然躺在我家那堆资料中，疯子早已投身哲学，而我也在跟艺术（包括文学）死磕，渐渐远离了少时对政治历史事件的热情。 2002年，我为基斯诺夫斯基着迷，继而发现了刘小枫的《沉重的肉身》，看到他对毕希纳的剧本《丹东之死》的介绍，我第一次用具体到个人的、牵涉到内心信念的角度去看这段历史，心里沉重，我迷惑于丹东的伊壁鸠鲁主义和罗伯斯庇尔的禁欲、严苛统治这两极殊途同归的虚无之境，也怀疑毕希纳写完此剧就病亡有可能是因为遭遇信仰危机。我也有些颓丧，但还不至于恐惧。 2010年，我去一个活动看电影《丹东》。这是一个波兰导演1983年的电影，导演的立场在丹东这边，对罗伯斯庇尔也抱有一定理解，可以想象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这部电影蕴含了多少苦涩、悲壮的寓意，也许它就是导演本人的武器。导演势必体会过类似的恐怖气氛，因此能把这种政治压力下的集体恐怖渲染得如此逼真，把我青春时代读到的文字变成了狰狞的影像，摆出这场恐怖的催眠仪式。 可这部电影为何会让我如此恐惧呢？我都恐惧到快要站起身冲出屋子了！等我精神恢复正常后，我仔细想了想这个问题。 恐怖片迷应该知道，把声音关掉，一部恐怖片的恐怖指数会下降很多。严肃电影要制造恐怖效果，配乐及音效依然很有用。这部电影的配乐偏古典，有时用一种音阶变化不大而且拉得很长的声音来营造紧张氛围，大卫•林奇的电影就经常用这种配乐（他自己也常常参与作曲），这种声音搭配人物运动缓慢的动作（非慢动作镜头），能让人产生压力，很有代入感，再添加上有节奏的提琴声——比如公安委员会签署丹东等人的逮捕令时，这一层层声音把气氛推到顶端，也刺激出观众的情绪高潮——似乎《闪灵》的配乐也是这么玩的。 这部电影里的人物声音也让人有恐惧感，每个人物对民众或开会人士演讲时，声音都很激动，因为大革命的政客们演讲时那种压人的气势，本来就是一种征服敌人和民众的武器。这些声音在很好的音响效果之下越发突出，连同民众呼啦啦的声音，一起创造出当时恐怖统治的气氛。 说起这些人，丹东、罗伯斯庇尔当然有许多特写镜头，他们内心的纠结，不是靠对话，更多是靠身体细节表现的，比如罗伯斯庇尔的身体始终笔直挺立，这是禁欲主义者严厉控制自我的外部形态，而他的病态内心，也是从僵硬的动作、人前冰冷人后惊恐的眼神、满身大汗流露出的。有个镜头特写，他演讲的时候，两脚踮起，这既是他色厉内荏的表现，也是他已将全部精神、力量集中到演讲——极端恐怖政策的武器——上的表现。无论是被逮捕等判刑还是准备上刑场，丹东派的人，脸都铁青发白，动作呆滞又如惊弓之鸟，这真是将死之人的神态，化妆化得好。而罗伯斯庇尔的公安委员会委员们，要么眼睛里放出病态的激情光芒，要么妆化得妖气鬼魅，这些都会让观众不安。剧中人处于恐惧、紧张的状态，投入看戏的观众也会跟着恐惧。当被囚禁的嘉米叶•德墨林看到丹东时，我知道他一定会脆弱无助地扑向偶像的怀抱，因为我也入戏了。 这个戏还有个让人产生恐惧的方法，导演会突然给某些静景特写，比如罗伯斯庇尔在画室被画成神话人物的那场戏结束时，镜头突然从他脚下的“阿多尼斯”聚焦到前景的石像之脚，我不知道导演这是要表达什么，但这样的处理加上紧张的配乐确实会让人不安，更不用说那个老妇人擦洗断头台时拍铡刀的镜头了。当我这种敏感的观众被带入那个恐怖氛围，这些静态景物都会让我害怕。 说了这么多，估计我是当晚唯一被吓坏的观众，想起多年前自己对这段历史的兴趣，自然感觉幼稚。历史不是纸间的符号，是具体的血肉之躯和激烈往事。法国大革命中丹东和罗伯斯庇尔抱持的两种革命理念，基本上到现今依然存在，这里不再多说。这类电影制造的逼真的历史氛围，能使观众经历一种仪式，或许会打动一些后人：当你想遵循某种理念而拿起屠刀时，请摸摸自己的脖子，看看法国大革命吧。

我一向不喜欢抱着一种分析的态度写影评，因为我觉得阅读影评是代替不了看电影的，影评人只是负责从电影中挑出一些亮点，对它们作一些哲学的思考。因此我不喜欢写影评时把什么细节都写进去，很多没那么重要的细节观众自己去看的时候自然会看到，不需要影评人来扼杀他们的想象空间。我更喜欢想到哪里，写到哪里，有话说的时候就即兴发表一番高论，没话说的时候也不强求。这样写出来的影评或许会显得很“主观”，但我觉得阅读别人的评论就是对于intersubjectivity的一种思考，好的影评能够给人惊喜，让人解读出更多的东西，而不是铁定一个什么是什么。

波兰导演瓦伊达的这部《丹东》，我也看了大概有三四遍了。我反复看它，倒不是因为这部电影有多好，而是因为我沉迷法革历史人物，市面上又没有多少描绘这个历史时期的文艺作品。瓦伊达在《丹东》里的艺术表现手法一贯地富有张力，但《丹东》的主题在今人看来，实际上是老生常谈的。《丹东》无非是一部借古讽今的电影，以罗伯斯庇尔统治下的法国暗喻瓦伊达那个年代的波兰，从而探讨极权主义政治的性质。相比同类电影如《再见列宁》，《丹东》对极权政治的探讨其实并没有那么深刻。《丹东》刻画了一个很经典的极权主义世界：一个禁欲主义形象的独裁者（罗伯斯庇尔），一个政治高压之下万马齐喑的社会，一个与独裁者相对立的、富有反叛气质的异见者。秘密警察捣毁报社，独裁者用高超的诡辩颠倒黑白，“民主选举”的国民公会在罗伯斯庇尔和公安委员会的监控和操纵之下有如摆设；罗伯斯庇尔的政敌丹东和德穆兰抨击他的恐怖政治，呼吁言论自由与司法公正。到头来丹东和德穆兰还是不敌罗伯斯庇尔的权势，被送上断头台处死了，但罗伯斯庇尔本人也身不由己地意识到了，极权化的革命终将无可逆转地走向崩溃。

《丹东》远不是独特的，像《再见列宁》、《铁皮鼓》、《爸爸去出差》这样的电影都成功地刻画了一个极权高压下的社会，以及这种社会里人的精神状态。但是这些同类电影对极权主义性质的探讨，包括对它们特定的历史时期的反思，都比《丹东》要来得更为复杂和深刻。瓦伊达在《丹东》里设置的对立很明显：罗伯斯庇尔禁欲、非人，善于用精巧的话术与复杂的理论偷换概念，混淆黑白；丹东则纵欲、粗俗、有血有肉，说话直白简洁，富有真情实感与普遍既定的道德真理。这样的套路，现在的我们已经见了太多了，无非就是批判极权主义政治的虚伪，揭穿它对人性与真理的扭曲和践踏。罗伯斯庇尔的粉丝想要批判这部电影是很容易的，瓦伊达明显“非人化”了罗伯斯庇尔这个角色，把他建构成一个他者，一个人民的敌人，恐怖政治的化身，行走的断头台。影片开头返回巴黎的丹东看见大雨中险恶的断头台，接下来镜头便转到病卧榻上、面无人色的罗伯斯庇尔。这个镜头的意义不言而喻，丹东返回巴黎，面对的是断头台，是恐怖政府的高压，是这个政府背后的罗伯斯庇尔。

要是瓦伊达仅仅纠结于刻画一个禁欲、非人、冷血的独裁者，与一个纵欲从而“有血有肉”的反抗者之间的对立，那么这部电影的内核是免不了庸俗的。罗伯斯庇尔刻板印象中的禁欲往往被强调为他非人的表征，而丹东的纵欲与腐败却被当成了他人性的证明。这不禁让我们质疑，独裁者是否一定是禁欲的，非人的，异化到能够成之为一个清晰可辨的他者的，声色犬马是否又一定能和本真的人性划等号。历史上的丹东和罗伯斯庇尔无非是两个政治家，罗伯斯庇尔喜欢禁欲，丹东则纵情声色，丹东抨击罗伯斯庇尔不通人性，无非一是个人趣味与罗伯斯庇尔对不上号，二是利用政敌的私人作风人身攻击，歪曲罗伯斯庇尔的公众形象罢了。在清廉的罗伯斯庇尔眼里，丹东的纵欲与腐败代表了他人格的堕落，丹东是个道德败坏的政治投机者，是危害国家与革命的人民公敌。在享乐主义的丹东眼里，罗伯斯庇尔的禁欲体现了他的虚伪与不通人情，罗伯斯庇尔不仅仅跟人民是疏离的，而且缺乏最基本的人性。罗伯斯庇尔认为丹东不道德，丹东认为罗伯斯庇尔不是人，他们都认为对方是人民公敌。站在客观的角度，个人作风是个人作风，和一个人的执政能力和思想水平是没有必然联系的。丹东党也好，罗伯斯庇尔和公安委员会也好，热月以后的督政府也好，到头来都没有能力维持一个稳定而强力的政府，更加没有解决法国老百姓的吃饭问题——引发法国大革命的最初原因。到头来还是要拿破仑一介武夫来给这帮沉溺于勾心斗角的政客收拾烂摊子。

然而，除去这部电影相当不错的镜头语言、冷色调的灯光手法和压抑的背景音乐，罗伯斯庇尔贯穿全片的心理暗流也是这部电影的一大亮点。与他表现出来的冷酷无情的铁腕革命家形象相对，罗伯斯庇尔由始至终一直在焦虑、犹豫和思考。导演强调罗伯斯庇尔的非人形象的同时，也在强调他冷漠外表与实际上的内心活动之间的矛盾。沃杰西奇作为一个舞台剧演员，很好地表现出了这一种张力。相比圣鞠斯特的狂热和公安委员会的坚持，罗伯斯庇尔一直在犹豫。开头圣鞠斯特试图说服罗伯斯庇尔处死丹东时，罗伯斯庇尔没有同意。后来公安委员会第一次讨论清洗丹东派时，罗伯斯庇尔先是沉思，然后表示犹豫不决。有的人或许会把罗伯斯庇尔态度的暧昧解读成他的虚伪，我却认为罗伯斯庇尔心里的确是在犹豫的。瓦伊达的罗伯斯庇尔不仅仅是一个刻板的独裁者形象，他也是革命的矛盾、狂热和焦虑的embodiment。不可腐蚀者时不时的高烧不仅体现了他煎熬的心理状态，也象征了革命已经进入了一个fever一般的时期。罗伯斯庇尔与丹东的那段密谈既体现了两个政治家之间的对立和他们关系的崩溃，也体现了罗伯斯庇尔冷静外表底下的心理对立。被醉酒的丹东质问的罗伯斯庇尔看似一言不发，其实好像在接受拷问。这个谈判破裂之后，罗伯斯庇尔就不再犹豫了，后面好长一段时间，我们都“看不见”罗伯斯庇尔是怎么想的——直到结尾，当他又一次在床上神经质地惊醒（影片开头他也是这样，在他阴暗的小房间里惊醒），对着观众说出了一段仿佛预言一般的诡异话语。

结尾罗伯斯庇尔的话是这部电影最为出彩的地方。我们看到断头台砍掉丹东的脑袋的同时，罗伯斯庇尔拿白色的床单把他病得蜡白的脸一点点蒙上，仿佛一个将死的人，给自己蒙上尸体遮脸的白布。圣鞠斯特满面喜色地走进来，与影片开头一样强硬又狂热——全片冰冷又残忍的圣鞠斯特宛若罗伯斯庇尔背后如影随形的死神，张开一对名为“恐怖”的黑色翅膀，笼罩着他的革命导师与这个仿佛鬼魅之都的巴黎。（有的人批判此片的圣鞠斯特不符历史，并且丑化歪曲了他真实的形象，但是这些人同样忽略了圣鞠斯特在这部电影里的象征意义。）“你现在必须当独裁者了。”圣鞠斯特笑着对罗伯斯庇尔说，冰冷的蓝眼睛和定性式的语气都不容置疑，仿佛冥界判官在宣读判词。罗伯斯庇尔揭开白布，露出一张死尸一样的脸，“我感觉……我所坚信，我为之生存的一切，都已经永远崩溃了。”他说。“革命……走上了错误的道路。”他突然看向镜头，眼神惊惶无助。然后罗伯斯庇尔瞪着镜头——他与观者直接对视，仿佛出离了电影里他所身处的历史时期，代替导演对观者说了一段话：“You see now that a dictatorship has become a necessity, the nation can't govern itself, democracy is only an illusion.”这个镜头的罗伯斯庇尔宛若突然鬼魂附体的德尔斐女祭司（Pythia），超脱了俗世的时间，向他床旁的圣鞠以及镜头之外两百年以后的观众传达了一个神谕。结尾镜头定格在埃莱奥诺弟弟的脸上，男童面无表情地对着镜头背诵着《人权宣言》，镜头一点点放大，特写他的脸，最后影片在男童无辜的脸与念经一样的背诵声中结束，直到男孩的脸和声音也隐没在逐渐放大的光晕与杂音中。

要是说瓦伊达的罗伯斯庇尔是一个麦克白式的悲剧反英雄，《丹东》是一部罗伯斯庇尔麦克白式的黑暗心理悲剧，这个诡异的镜头也令人想起《麦克白》中的一幕。接近结尾处，兵临城下的麦克白在得知妻子自杀后，说出了这样的一段独白：

She should have died hereafter; There would have been a time for such a word. To-morrow, and to-morrow, and to-morrow, Creeps in this petty pace from day to day To the last syllable of recorded time, And all our yesterdays have lighted fools The way to dusty death. Out, out, brief candle! Life's but a walking shadow, a poor player That struts and frets his hour upon the stage And then is heard no more: it is a tale Told by an idiot, full of sound and fury, Signifying nothing.

这一段独白的麦克白就像那个预言式镜头的罗伯斯庇尔，是突然跳出了文本里的历史时间，直接与观者对话的。他们同时是他们所属时代的木偶和先知。

【1】本文标题出自历史上罗伯斯庇尔本人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