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见奈良

《又见奈良》豆瓣一直在7.6分，电影场次也比较少。我去看电影的那天是工作日晚上，电影院里加上我在内只有3个人。不过我依然对这部电影怀着浓烈的好感。

观影前扫了一眼故事梗概，背景设计就很吸引我了，是发生在1940年代中日战争前后的故事。不过导演鹏飞选择了一个与以往不同的视角，这次是从日本人说起。

1945年日本战败退出中国时，在东北留下四千多个日本遗孤，有些孩子后来被当地人抚养，以中国人的身份生活着。而直到70年代中日建交，日本政府重新寻回当年的遗孤。有的人踏上了日本的土地，开始了认亲的旅途。

不过影片中的“主角“不是这些遗孤，而是一位抚养了遗孤的陈奶奶，她那回日本寻亲的女儿陈丽华在5年前断了音讯，因为担心女儿的安危，陈奶奶只身前往日本奈良找她。

我给“主角”加了双引号，是因为我认为真正的主角依然是陈丽华，虽然她自始至终并没出现在影片中，只是作为一个名字、一张照片、一段回忆穿插其中。在与之有交集的人的口述中，她在日本的生活被慢慢地、片段地拼接出来。

在房东的口述中，不会日语的陈丽华很难与人交流，因为付不起房租，她在房东的小吃店里干活。后来被污蔑偷东西，她才离开了这个暂时的栖身之地。

在陈丽华的书信里，她说，她的思维、行为方式很中国化，还是一直被当做中国人，“回来日本却被当成外国人，有时我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开心的是，她遇到了一个聋哑人朋友，和他反而没有沟通障碍。

在聋哑人的字迹里，陈丽华的亲子鉴定失败了，她失望地离开奈良，想去其他地方寻找家人。

在退休警察的口述中，一位好心的律师帮助她，鉴定了她日本人的身份，她终于得以恢复日本国籍。不过，最后，她还是自杀了。

在中国，她是日本遗孤；在日本，她是中国人。这样的身份困境，在影片中不止出现在陈丽华一个人身上。

陪同陈奶奶一起寻亲的女生小泽是二代遗孤，爸爸还生活在中国老家，她一个人在日本打工。餐馆客人说她像中国人，她愤怒，斩钉截铁地答了一句“我是日本人“。她交往过一个男朋友，男朋友的父母因她中国人的身份而不同意这段恋情，于是两人分了手。

做交通保卫的大叔和她的媳妇，1岁被带到中国。回到日本以后，在屋顶上安了天线，中国电视台的声音响彻整间屋子。是关注中国老家的发展，还是眷恋普通话的味道？他们宴客的主食是饺子，夫妇俩还为客人表演了一段京味十足的《智取威虎山》。

身份困境似乎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延续下去。就像小泽尽管已经能娴熟地讲日语，可还是会被当做中国人区隔开。保卫大叔的女儿才六七岁左右，当别人问起她的名字时，她很犟地回了一句“我不告诉你“。不想说出自己名字，是因为不知道自己应该以中国人还是日本人的方式出场呢？还是在学校里受到身份歧视，而抗拒这种表达呢？

就算跨越了几代人，群体、民族、国族的身份标签仍死死地打在他们身上，成为别人和他们之间的一道墙，乃至他们心上也自长了一道墙。这和《台北人》里在台湾郁郁寡欢下半辈子的人们，又有什么不一样呢？这都是战争和历史刻在小人物身上的注脚啊。

虽然故事的结局是令人难过的，但电影里时不时穿插一些积极的片段，导演在克制地表达自己对身份、语言的看法。

不懂日语的陈奶奶怎么跟店员交流呢？陈奶奶模仿动物的声音表示自己想买什么肉，店员再回以动物的声音告诉她店里有什么肉。双方在你一声我一声的来往中明白了彼此的意思。

一起帮忙寻亲的日本大叔和陈奶奶坐在园林里的木凳上，互相通过照片和手势介绍自己的亲人，后来陈奶奶又教大叔做手工。两人没说一句话，画面却如此和乐融融。

在这些场景里，当冲破身份的界限后，语言不再是一种障碍，人与人的共处就简单许多。

有意思的是，影片里有一道被特写的食物，我觉得也恰恰是在映射这个问题。食物的名字是豆腐甜甜圈，豆腐做的，甜甜圈的外表，豆腐来自中国，而甜甜圈是西式产物吧，两样东西结合，也可以融为一道美食。

压在我们身上有关政治和文化的“身份”太沉重，作为普通人的我们很难跨越，却可以跨越。

陈奶奶千里迢迢要找到自己的日本女儿，小泽一开始对陈奶奶寻亲这件事是感到倦怠的，可后来即使知道自己会丢了工作，她也要请假带陈奶奶去碰最后一丝希望。

身份有阻碍，可爱却绝对不会。

抛开影片本身，再往深里想，当我们在思考身份和国族的问题时，这确定不是一个伪命题吗？

当国共战争中迁徙到台湾的大陆人被当地台湾人指着骂“外省人滚出台湾“，台湾原住民就要问了，难道几百年前你们这些所谓的当地人不也侵占了我们的土地吗？

当日本考古学家热衷于证明其祖先是在上古时期就来到日本，以强调日本文化的独特性时，更多的研究却表明现代日本人基因中占主体部分的是来自朝鲜的移民。

我们再把时间往前推，10万年前，现代人类很有可能就是在非洲大陆集体出现，然后再慢慢向其他地方扩散的。假如这是真相，那他者和我们，究竟又有什么区别呢？

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即恐惧颤抖），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北京的羊肉铺常有几个人张嘴 看剥羊，仿佛颇为愉快，人的牺牲能给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而况事后走不几步，他们并这一点也就忘了。

——鲁迅《娜拉走后怎样》

最早知道导演鹏飞，是在看过《米花之味》这部当年被很多人夸赞的文艺短片。然鹅，我看完也就觉得不过如此，倒是时至今日，对里面留守儿童在寺庙附近蹭网，以及英泽母女在溶洞中跳孔雀舞，算是比较猎奇的场景设计了。

到如今《又见奈良》，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还是那么不疾不徐，缓缓道来，有种大将风范，温婉细腻的东方式表达，尤其是对几个场景印象深刻，比如吴彦姝去肉店买肉，和老板互相用学动物叫来沟通，以及中日两国两位老戏骨在一个凳子上坐着飙戏，互相用道具沟通情感，这些都是神来之笔，非常有灵气的处理方式。

中国电影市场迅速膨胀，像个吃撑的胖子，肚子圆滚滚的，坐上了高速列车，唯独把文艺片甩下来，唯独文艺片票房惨淡，甚至有时可以用可怜来形容。打开各大网文的推送，本片的关键词呈现极端反差，一方面是叫好者，说本片让人心疼，口碑逆势增长，另一方面是捉襟见肘的票房，简直可怜到家了，甚至可以用惨淡来形容。

中国电影市场已经过早进入二八法则和劣币驱逐良币的怪圈，不仅如此，审查的天花板愈加下沉，而观众的审美和欣赏水平却在一直增长，在这种四面夹击的情况下，最惨莫过叫好不叫座的文艺片，很多导演都是用爱发电，吐血拍片，这是另外一种惨状。

当影片进行到一半、我朋友看着老奶奶如此不易陈丽华却还不现身时，我朋友在我耳边说了句，陈丽华可真没良心。直到最后结局出来，我朋友没再多说话了。

影片的故事发生在二战后，当年战争结束，仓皇逃窜的日本人有些觉得带着孩子逃跑太麻烦，于是把自己的孩子留在了中国。陈丽华就是当年被留下的那个。当她长大，得知自己的身体里流淌着日本人的血时，她就想回到自己父母所在的地方看看。

1994年，陈丽华来到日本奈良寻根。之后与她的中国养母一直保持书信往来，直到有天，这份联系突然断掉了。养母不知道陈丽华在那边过得怎么样，于是在2005年，她也动身来到日本，寻找11年未见的养女……

影片延续了《米花之味》的特色，一切从简出发，冷笑话穿梭其中，在哀婉的调子里弹出些许轻盈。

华语电影似乎很少从这样的角度去反思二战的，所以我觉得这很好，这个角度更接近问题本质，即我们反对的是战争本身还是反对一个国家和这国家的所有人。

我们大多看到的抗日片，都在矮化日本人，尤其是前几年抗日神剧让网友不由得发出感慨：“真是辛苦日本人花了八年的时间才逃出中国。”

好像我们已经习惯性用仇恨的情绪对待整个日本——可我们似乎忘了，那些没有上过战场的、厌战的日本人，或者被迫上战场的，或者虽然当时是自愿上战场但是在战后开始反思的日本人，他们自己在战后会怎样面对自己，面对我们对他们的憎恶？

二战后面对整个民族精神的萎靡，三岛由纪夫意识到不该这般，于是他写下《奔马》这部小说，热烈呼唤国人能重拾战时那种振奋的斯巴达精神；石黑一雄与他正好相反，他在《远山淡影》里书写的那种哀伤，与《又见奈良》是有些仿佛的——抛开民族身份，我们不过都是被大浪潮推着走的个人，有时候浪稍微汹涌点，我们被一个浪头打翻，再爬起来时，茫茫然不知身处何方。

这部影片有个特点，那就是它力图让每个人都丰满起来。比如小泽最后坐在车上哭了起来，我朋友觉得她哭得很尴尬：她与陈丽华什么关系呢就值得这样哭？但把她其他部分补充完整的话，似乎她的哭也不那么突兀：她在日本一直做很下等的工作，混得并不好，又因为自己身上带着中国人的特质，所以总会被吉泽这样的人质问，甚至因为她的国籍，她前男友父母不同意他俩结婚。她的性格在这样的环境里变得愈发敏感，老板又是如此严肃的人，所以她害怕找老板请假，一拖再拖，或者干脆翘班，于是被老板骂得更狠。心里因为工作本就压抑，又从陈丽华凄凉结局中联想到自己在日本的遭际，当然会在那一刻绷不住而大哭了。

影片很巧妙的一点，就是它始终没有让陈丽华现身。但我们从陈丽华书信的只言片语里可以看到，她所面对的东西是很“重”的，她在房东的豆腐店里打工，因为中国人的身份，所以店里失窃，房东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她。后面她还被人赶出奈良，这其中经历的辛酸与苦痛，她都没有在书信里告诉自己的养母。

影片开头就有这样的细节，吉泽先生问小泽是哪里人时，小泽说自己是日本人（其实她是中日混血）。还有一处，小泽与另一个中国人见面寒暄时，先说了一堆日语，最后大叔才打破这份拘谨：“都是中国人就别说日语了。”

可见中国人在日本并不好过。

历史潜移默化的影响是会种在人们心底的。当小泽的男朋友来小泽家拿东西碰到老奶奶时，老奶奶第一反应说的是俄语。最后她男朋友走的时候，老奶奶笑盈盈做出个“再见”的手势，嘴里说的却是：“八嘎。”

当然有的人会觉得老奶奶看出来这个人是小泽的前男友，所以故意骂他的，我却觉得，老奶奶可能因为记性不好，或者时间过去太久，她只会说几句日语，也不记得是什么意思，所以下意识说了那句“八嘎”——这也从侧面交代了，中国人对日本人的普遍印象。（这里有朋友纠正，说俄语的“再见”发音就是“八嘎”，不过我还是想保留最开始写的内容）

但如果从正面去讲这些东西，很难轻松抵达“和解”的终点。所以这些东西导演都四两拨千斤地带过去了，但这并不该被我们忽视。因为正是这些东西，才使影片抵达哀婉的彼岸。

其实这就是典型的身份认同的问题。陈丽华论所受的文化教育，她是中国人，论根，她是日本人。老奶奶作为个人，她只是个来日本寻找女儿的母亲，作为民族集体的一部分，她应该最痛恨日本人。

《色·戒》里的王佳芝也面对过类似的身份认同的困境。她是个间谍，她也是爱慕易先生的女人。多重身份之间的互相矛盾，让人不知该做怎样的抉择。

我看很多人都很喜欢那个长镜头：在公园长椅上，语言不通的吉泽与老奶奶，互换年轻时的照片，给对方竖大拇指，又一起做着简单的手工活儿，平静而美好。

或许可以说，他们代表着两个民族，也代表着导演所希望的一种和解——这种和解是面向全人类的。当我们不断以个人或集体的身份互相攻讦、宣告自己的诉求时，其实我们都很希望这种坐下来享受生活的安然。只是因为仇恨必须用仇恨来对抗，所以明明希望达成和解的我们，却愈发激进。

在二战那样的伤痛下，谈原谅当然太轻飘飘了，可是不原谅，我们又能怎样呢？用死亡报复死亡，用一颗伤透的心去伤另一颗心？

真的很难走出这样的困局。

所以影片结尾，导演选择悬置这个问题。

其实我们不妨做这样的猜想，如果丽华还活着，老奶奶痛骂她一顿，指责她的没良心，还是与她抱在一块痛哭流涕，俩人互诉这十多年的辛酸；又或者，老奶奶知道了陈丽华的死讯，她崩溃大哭，茫茫然看向窗外，意味深长地点点头？

好像怎样都不算太好的结局。

故事开头就写下的孽，被历史裹挟的这么多年的伤，怎么可能轻易就握手言和呢？

那就一直走下吧，也许不需要太快知道什么答案，或者把问题交给未来，走着走着，天也会亮，一些不明了的事也会慢慢清晰了。

终于还是决定开个自己的公众号：Imagine Heaven。

　　历史洪流滚滚而至，裹挟之下的小人物，就如恒河沙数，难以计量而又只得随波逐流于命运。然而，无人约束上位者持续膨胀的野心，斑驳历史铁卷上的血书没能够让他们有所警醒，徒劳看着无力掌控命运的普通百姓，经历血与泪的洗礼。——题记

　　身为东北人，幼时或多或少听老人们提起过关于日本遗孤的故事，不见谁真正对这些侵略者遗留的幼儿有恨，倒是对那段被日军占领的屈辱历史和苦难，念念不忘。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流浪!流浪!整日价在关内，流浪!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哪年，哪月，才能够收回那无尽的宝藏?!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一堂?!”

　　即便是80、90后的东北人，大多也都听过这首松花江上，如果说全国是抗战8年，那么东北整整抗战14年，与网络上传言的东北无一人是男儿的不抵抗不同，14年没有补给，缺粮少衣，在零下30度的严寒下，东北抗联硬是坚持了14年，牵制了76万日军在这片血染的土地上。我们现在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其实是唱给东北抗联的战士的。

　　记得读初中课本时，有一个人物寥寥数语却让我泪盈于睫，他叫马占山。拒不执行不抵抗命令，带领部队拼死一战，为东北民众的安全转移赢得了时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但他违反了天职，却赢回了良心。他说“倘有侵犯我疆土，及扰乱我治安者，不惜以全力除之，以属我保卫地方之责。吾奉命为一省主席，守土有责，不能为降将军。”

　　另外一位令我泪如雨下就是大家熟知的杨靖宇，死后被开膛破肚，发现肚里没有一颗粮食，只有树皮和草根，时年35岁。在东北艰苦残酷的斗争环境下，他的身边却一次又一次的出现叛徒，至他于死地。有原东北抗联第一军第一师师长，杨靖宇最信任的得力助手程斌，跟随跟随程斌叛变的张奚若，杨靖宇的警卫排长张秀峰，伪排长赵廷喜。程斌大队中的几个抗联叛徒，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除程斌在“镇反”中被枪毙外，其他人则逃脱了应有的审判。不知道是不是应了那句老话：好人不长命，祸害遗千年。

　　日本人在东北大搞基建建设，也使得东北在建国之初成为重要的重工业基地。然而这些基建并非日本慷慨的大东亚共荣，却是建立资源线来以战养战。东北有很多万人坑纪念堂，都是当年东北壮丁被抓来强迫进行基建，死去的劳工就地掩埋，建国之初的重工业基地，是一个又一个万人坑的森森白骨撑起来的。

　　老人家常说，东北这旮沓是块宝地，鲜少有地震、洪涝等自然灾害。自然灾害确是少有，但苦难却一点不遑多让。

　　九一八后被日寇占领，抗美援朝首当其冲，下岗潮被波及范围最大，而今又成为全国经济老大难问题区，延迟退休和养老金问题预计最先在这里爆发。

　　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既不是人们常说的好勇斗狠，也不是快手抖音里的主播成群。这片土地既不像地域黑说的做事儿不行，吹牛第一，也不如刻板印象中的官僚主义横行。这些都跟那些勤勤恳恳过日子的老百姓，没什么关系。

　　东北的冬天真冷啊，但冰天雪地里照旧有出早摊卖海鲜的，现在还有个小火炉烤烤手，但也经常看到他们手上的血口子一道一道的，脸上却笑呵呵的热情招呼你，买点啥。

　　离开东北很多年，偶尔回去，却发现它像是变了，又仿佛什么都没有改变。故乡成为了回不去的故乡，我在故乡里，却像是个异乡人。

　　导演鹏飞，透过影片《又见奈良》关注日本遗孤问题，影片举重若轻，并没有浓墨重彩的渲染苦难，却在日常的选材中，让人由衷的嬉笑出声。可开怀过后，想想那些日本遗孤和他们在中国的养父母，不禁悲从中来。

　　影片开篇用一小段动画，快速的交代了一下历史背景，无配音的动画短片中，随着音乐的流淌，很多含泪的往事如光影回照，迅速重现眼前。一句话的历史中，多少小人物无可奈何的悲欢。

　　国家间侵略、战争、殖民、冷战、恢复建交，普通百姓跟着政策，来来往往，奔赴不同的命运。

　　日本平民仓皇撤走，撇下了自己的孩子在这片黑土地上，没想到很多东北老乡能够以德报怨的接纳了这些婴孩。再怎么恨，也怪不到这些尚在襁褓中的婴孩身上，他们何罪之有呢?然而，他们的血统，注定了他们大概率会有着被歧视的童年。

　　多年后，中日建交，要接这些日本遗孤回到日本，但很多人找不到曾经的亲人，在故乡又再次被抛弃。人到中老年，已然很难再接受不同的语言和文化，相融的困难，大概比遍布世界的初生代移民更加困窘。

　　所谓血缘亲情是要在一点一点的岁月积累中不断沉淀和加厚的，忽然来到的陌生人，也未必个个能够拾回血脉中的情感牵绊，一旦涉及利益，马上把薄如纸的情感，吹得灰飞烟灭。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命运跟这些遗孤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

　　影片透过养母陈奶奶对养女丽华的寻找，揭开了日本遗孤归国后心酸生活的一角。在寻找的过程中，陈奶奶逐步逐步体会到语言不通的尴尬和压抑，在他人片段式的叙述里，逐步了解到丽华在日生活的不易。然而每次写信给养母，总是报喜不报忧。失去丽华的联系，陈奶奶千里来日寻女，一边是养母心心念念的牵挂，一边是故土人们的疏离与冷漠。战争带来的伤口，又哪里是结束就能够消弭呢?

　　当初日本选择侵华，也不过是将国内解决不了的矛盾进行转移。说白了就是新晋势力无法与既得利益的旧势力分庭抗礼，一起吃蛋糕。于是把眼光放到了外面，在国内积极鼓吹战争与殖民，从而获得自身的地位的提升，寻找新的奶酪。然而送去战场上洒热血的却是普通人家的孩子啊。

　　中国有很多日本侵华的历史博物馆，纪念为抗日而牺牲的战士们。解说词中常说的一句是全歼日寇XXXX万。我却总在想，这些战绩的背后，是一个又一个日本老母亲哭红的眼，与之相应的。这些士兵在中国的杀戮，那些被残害的万千中国人的血债又该谁来背负。一将功成万骨枯，每一个卷入战争中的人，其实都不是胜利者。留下的历史只落得国民互恨，冤冤相报。其实不过是上位者的利益争夺，让普通的民众去做了炮灰。

　　因此，我不太喜欢抗日神剧，不是情节合理与否的问题，而是它只加剧了仇恨，却没有反思真正悲剧的源头。

　　战后十室九空的日本民众，同样背负难以言说的战争创伤。是，他们确实是侵略者，在道德上只有被审判的份儿，没得拿出来卖惨。可是这苦痛降到每个具体的个人和家庭身上，就像是一座搬不走的山。

　　易地而处，如果是国家的战略，普通百姓又如何与之抗衡，如何拒绝被历史的洪流所裹挟呢?有些悲剧就像是明知道它会发生，却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它继续。

　　日本战败后，天皇并未得到应有惩处，真正应该为这累累血债负责的人，偏偏逃脱了惩罚。

　　《又见奈良》的故事，充满了日式的克制与平淡中的情感涌动，却又处处留白，让人观影后久久回味。让人想去追问历史，追问弱小个体如何对抗命运?追问如何去阻止悲剧的再次发生?追问至今为止，都不够透彻的反思是否会蕴含未来更大的危机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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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岛观影团# 有幸跟着桃花岛观影团，看了这部超前点映了11天的《又见奈良》，而且见到了这部电影的导演鹏飞。 我很佩服导演总这样避重就轻的手法去讲这么一个本来应该很沉重的故事。看完过后我虽然不至于感动到落泪，但是还是十分感叹，就像鹏飞导演说的：“中国妇女太伟大了，前面还是敌人的孩子，却自己亲自把他们养大，还送回了日本”。鹏飞导演亲自去日本奈良搜集了接近1年的素材，期间也真的去找过日本的战后遗孤，也找到过，还去家访过，印象最深的是有个孤寡老人，家里回来了儿子、孙子、曾孙子，一下就四世同堂了。 然后就是鹏飞导演提到的敬业精神。永濑正敏在此片饰演了一个管理员，他是一个聋哑人。他真的在拍戏前一段时间过起了聋哑人的生活，跟导演见面也是用笔在纸上写字。 故事讲述的是小泽带着她奶奶去找奶奶的养女的故事，奶奶的养女丽华是一个战后遗孤(p.s: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大量日本遗孤被中国东北家庭收养。七八十年代随着两国邦交正常化，许多遗孤归国) 结局是一个开放式结局，虽然警察是说丽华死了，但是结尾又有一段她没死才会写的信，这样不说明白会让人回味无穷，其实电影中也有一个谐音暗示，小泽给奶奶说的照片“白照了”谐音了“白找了”，现实是残酷的，那些战后遗孤因为都是一九四五年生的，现在都是75岁往上了，现在的战后遗孤多是二代遗孤，透露一个导演说的消息，那个废车场的人和那个家里有“大锅”的女的都是真正的二代遗孤 片中有许多很有趣的片段。比如奶奶只会中文和俄语，所以面对小泽的前男友时选择了用俄语跟他交流，结果俄语的“再见”和日语的“笨蛋”发音都是“baga”；第二个就是鹏飞客串肉店老板的那个地方，用叫声来代替什么什么肉；还有后面奶奶跟大叔坐在长凳上，互相看对方曾经的照片，贴旗子，也非常滑稽。 这部确实是一部我们国家的比较拿的出手的作品了，所以希望等这部电影正式上映的时候能够票房大卖！ <影片看点>：(复制自桃花岛宣传信息) 1. 河濑直美、贾樟柯监制，《米花之味》鹏飞导演最新作品 2. 获第23届上海国际电影节 金爵奖 最佳影片提名 3. 中日顶级演员出演，文艺佳片不容错过 4. 聚焦日本遗孤这一群体的现实困境，展现一段跨越血缘与山河的寻亲之旅

如果拍一部反战为主旨的影片，但并不正面去谈战争，对于战争的伤痛是以外围边界的事件来轻轻触及，但绝不亲手揭开，那么我们还能不能感觉到痛？如果能，会有多痛？

把沉重轻说是个问题

这是我看完以中国母亲寻找失联的养女——日本遗孤为故事的《又见奈良》后想到的问题。这问题萦绕着我这么个闲人，无聊之际，还重看了一遍《清凉寺的钟声》，一部由谢晋导演拍摄于1991年，讲述日本遗孤在中国北方农村艰难长大，成年后以僧人身份访问日本，与生母相遇告别的故事。它或可作为《又见奈良》的补余，供人们脑补影片没有展现的生活：一个日本孩子怎样在异国被收养长大/一对中国父母怎样养育他们收养的日本孩子。另有一部同样展现这个过程的中日合拍电视剧《大地之子》（1995年），当年也一样轰动两国，成为一时热题。这两部拍摄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影视剧，都把时间跨度从1945年日本战败拉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非常完整地展现日本遗孤在中国土地上是怎样一年一年，随新中国这个大时代长大成人的。那些个细碎重复的生活，喂养下去的一口又一口，一个婴儿变成了老人……

中日电视剧《大地之子》（1995年）

《又见奈良》隐去了这些东西，它直接从养母只身来到日本奈良找女儿拍起。关于整个故事最要紧的历史背景，在开篇几分钟后，导演快速插入一段动画，形似弹幕，简单交代，再全力转入日本寻亲故事，再无镜头涉及过去的生活。这是导演鹏飞特意选择的风格，他从上一部电影《米花之味》开始，就选定了这种轻喜剧冷幽默的风格，把沉重轻说，让观众保持观影的愉悦感，他做到了。

我们已经起不了悲剧的范儿

豆瓣有影评将该片命名为“轻影像”，取自法国哲学家吉勒·利波维茨基的《轻文明》一书。书中谈道，“‘轻’逐渐支配起我们的物质世界和文化世界，它侵入我们的习惯，重塑我们的想象。它在物品、身体、运动、饮食、建筑、设计等无数领域内成为一种价值、理想，和迫切的需要。”在这个超文本链接的媒介时代，对于“轻”的多形态崇拜渗透进一切。基于这样的定义，影评人将鹏飞采取轻松俏皮基调讲一个悲伤故事的电影，归之为“轻影像”。虽然缺乏更多清晰的阐释，但这个命名似乎有那么几分道理，至少它提示我们一点，这种用轻松愉悦调性来表达现实或历史话题的美学风格，的确是眼下的一种“显学”。

高科技的发展、新能源变革、互联网、新媒体、纳米技术……物质世界的一场巨大变革，使技术与市场更倾向于“轻”的逻辑而非“重”。“轻”的规则不再是个人的事，而成为全球经济文化的运作模式，“轻”的逻辑不再是经济现实中的他者，而是经济现实的核心。人们厌弃沉重的一切，只想以轻盈之姿流动之态重启文明——正像尼采所说，“美好之物是轻盈的，一切的神圣皆以灵巧之足奔跑”。“不想沉重地说沉重的故事”，这大概算是“轻文明”时代之典型症候。

的确，催生凝结着文明高光的悲剧意识的一切条件都烟消云散；召唤它重现的一切语境，都不再明显存在。乔治·斯坦纳在《悲剧之死》里认为，古希腊戏剧在神话、符号、仪式参考的语境基础上诞生，伊丽莎白时代的人仍能够有想象力地遵循之。此后慢慢地，给悲剧提供信仰和准则的古老意识，以及在共识中判断和识别的习惯就不再普遍存在了。如果有幸具有极高的天分，比如易卜生这样，可以为他的戏剧创造一个富有思想意义的有效神话，他能够设计令人震惊的符号和象征、相应的文体和剧场手段，同时又彰显某种特定生活观念的象征性行动，再创生活观念，那么悲剧意识会再次到来。而斯坦纳此处指的悲剧，是公元前五世纪就上演于雅典的“高悲剧”（high tragedy），或者称为“纯粹悲剧”，即讲述那些“不能通过理性改革来解决的世俗困境，是人在世间飘零时不可改变的残忍暴虐、毁灭消亡的倾向”。很显然，科学资源、科技发展和物质力量的增长使人们的理性乐观主义精神日渐壮硕，挤占了传统神话、仪式、宗教、习俗等的空间。但讽刺之处就在于，轻文明并未使人轻松，各种规约都日渐宽松，但生活本身却“重”了。“轻”加剧了人们的脆弱和焦虑，人们最终的悲剧处境依然没有改善。

在这样一个漫溢着媒介经验的“轻”时代，做一个创作者的确有当下的困境。你已经起不了悲剧哪怕类悲剧的范儿，那会变成一种“语重心长耍流氓”的行径，直指伦理的死局。你只能笑着说真话，故作轻松、半真半假、半推半就间，喊出你的疼痛，谈出你的问题，甚至赴你的死期。

曾经有位因晒抑郁症状微博直至自杀身亡的著名博主“走饭”，留在微博的最后一句留言是“我有抑郁症，所以就去死一死，没什么重要的原因，大家不必在意我的离开。拜拜啦。”那是多么轻描淡写的遗言，没有怨忿也无眷恋，就像说自己撒个尿一样的轻快，就死了。因此，再一次地，允许我追问一句，面对那些沉重的话题，那些生命意识里最本质的问题，我们可以怎样去轻，才轻得不至于使一切滑入轻佻的调戏，使人竟不识死亡的意味，使人只能抑郁而短路在自我的任一通道里？那些高企的抑郁症数字，大约是久处轻着说疼的压迫环境后出的天花。当下一批年轻导演的作品带着这种非常典型的媒介天花，出现在我们面前，沉重还是那个沉重，甚至随着人们总以轻松的频谱播报它，总得不到肆无忌惮倾尽全力说的机会，它似乎越来越沉了，轻文明的深处生出一种沉重的精神。如果轻成为唯一的创作策略、操作手法，一种主导的思维，它就会在不知不觉中扼杀掉本可以舒展开的细密枝桠，扼杀掉复杂细密活生生的对话、对比、押韵等等，扼杀掉了生机。

少了抚四海于须臾的片刻

《又见奈良》的导演在日本奈良调研近一年，他认真地做了田野考察，采访了许多日本的遗孤后代。因此影片里有真实人物出演，他们扮演自己或者父辈。最令人动容的是一对居住在山村的老夫妇，以东北水饺招待寻亲的三人，并卖力表演《林海雪原》以助兴。那动人的一幕完全来自调研的真实资料，由素人本色出演。这令我想起曾在纽约街头遇到的中国老年群体，他们结伴欢唱着红歌。相邻的另一摊黑人兄弟则哼着嘻哈音乐。人们在街头都以自己最畅情的方式释放节奏，没有孰高孰低，只有生命拓片的闪烁。那些构成人们意识的拓片是何其有幸！它们竟变成了基因编码，不随外界的变幻而变。

电影《清凉寺的钟声》

节奏刻画了时间，我们和影片中两位素人演员瞬间实现了某种相遇，这个相遇让那一顿晚餐产生了生命感。观众和人物之间找到交集，我们感受到了人物的有机，也即活生生的存在感，一种内在的一致性。这种相遇使观众启动了自己的思考，使那场战争的残酷和命运的荒诞轻轻碰了我们一下。反而是带着战争亲历的经验来寻亲的奶奶，导演吝啬地没有给一处闲笔，没有让我们的目光捕捉到她一丝情绪的紊乱、失控或者失态的瞬间，没有一丝意外，以打破这个人物的连贯性，让观众能够创造自己的时间，去接续《大地之子》，接续《清凉寺的钟声》，再携着历史诡谲风云里的吉光片羽，轻轻地飘落在奶奶身上。

电影《步履不停》

《步履不停》里，母亲在儿子一家返城的晚餐上随意播放起几十年前偷听到的父亲和情人约会时的情歌，抖落出两人情感正史里的野史稗类；《小偷家族》里拼装家庭难忘的游乐经历中，落单的奶奶远远望着其他成员海滩嬉闹的场景，怔怔说出“谢谢”这句况味深远的低语……这些都是开放给观众的通道，叫我们分神于窗外风景。这种貌似离题的叙述，也是一个有效的美学手段，造成一种日常思维的中断，杀掉人物的惯常节奏，形成张力场，也即心理时间的延续。当这种“此间”状态产生时，故事就创造出了拥有独立生命的人物。奶奶和小泽这位热心相助的遗孤二代作为人类学意义上的“线人”，带我们进入到战后遗孤这个不太为外人所知的群体，但环绕这个人群的二十世纪一整个历史的烟云，因为缺了这样的打断，使得这场执意要笑着带领观众奔赴伟大生命悲情的旅程缺少了绵延，缺少了能够抚四海于须臾的片刻。找人总不顺利，奶奶却依然淡定，没有一丝疑虑曾飘过她的眼前，这个关键人物就这样无可奈何地滑向扁平。反战的主旨占的分量几近一句飘过的弹幕，说是说了，轻倒也是轻的。

电影《小偷家族》

悲剧不等于悲情，悲剧意识是我们生命意识的标示。悲剧也许只是有感于这个时代的风气，慈悲地调适了它的风格和传统，但它一直在守候着人们的命运，准备帮助人们在缄默和孤独的深处发出狂野的哀悼。年轻的创作者，请不要吝啬你的脚步，试着出格一点吧，在轻薄的时代，更需要勇敢的僭越，去更率性地轻薄，突破媒介意识下项目制式化的情怀，去唤醒被理性和伦理的乐观主义催眠至今的科学主义笃信，比如笃信“轻”。

行文至此，“胡波”这个名字浮现纸面。坚持自己的处女作《大象席地而坐》的创作并付出生命代价的他，恰是个“轻”的反题，他足以使你判定我这里满纸尽为荒唐言。但大力赞颂“轻盈”的尼采说，“自由的思想是轻生活的神”，这座神祇上没有逃避、懦弱、伪善之名，只有自由的思想。并且他认为，轻的生活来自“新生事物的永恒复归”。那不是指重复，而是新事物朝向未来永远的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