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节：潜罪犯

看完laughing gor之潜犯罪。说真的，前一个小时我都没有彻底理清每个人之间的关系，以及角色的定位。甚至，有一大部分内心有过站在教授一边的时间。当我看完后，我突然在想，大陆会批准这部电影上映么？刚才看了下豆瓣上的评论，说这是一部不向内地审查制度低头的电影，也就证实了我之前的疑问。

 

的确，连天与地都被封杀的话，潜犯罪的影射应该也会看的出，那么敏感的总菊。

 

从高墙和鸡蛋说起。“假如这里有坚固的高墙和撞墙破碎的鸡蛋，我总是站在鸡蛋一边。”这句话出自村上春树。

 

村上春树是这么说的：“这一隐喻到底意味什么呢？在某种情况下它是简单明了的。轰炸机、坦克、火箭、白燐弹、机关枪是坚硬的高墙。被其摧毁、烧毁、击穿的非武装平民是鸡蛋。”

 

我总站在鸡蛋一边，这句话，laughing哥说了，教授也说了，但是践行这一说法，两人的区别却很大了。

 

教授是谁？教授代表的是要打破建制，重塑世界公平和公义的革命者。对的，就是革命。这个字眼太熟悉了。曾经“革命”二字风靡一时，不用道明。美国有独立革命，英国有资产阶级革命，法国有法国大革命，俄国有十月革命，柬埔寨有红色高棉，中国有。。。一系列革命。我不知道其他人有没有左右摇摆过，至少我有，我有认同教授的时候，他说的话很多在我看来是对的，甚至是那句“只是犯法，不是犯罪”。以至于我在后来才想出，潜犯罪到底是什么意思。不是明目张胆的或者一目了然的犯罪，而是隐藏在深处的犯罪，或者说是为了“正义”的犯罪。

 

革命，其实是一个很可怕的词。还有那句革命，难免会有流血牺牲。教授是一个革命者，但是他是一个即将变成既得利益者的革命者，他与黑警察卓景全的联合，不会真的让这个世界得到公义和公平，只是他们自己获得利益而已。他并不是真正的和鸡蛋站在一起，而是自己成为规则的制定者自己成为高墙，再将这一切对准鸡蛋。他也并不是真的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只犯法，不犯罪。

 

杀死跛co，因为教授不满他和大财团搞到一起，那是资本主义，那是剥削人的，因为跛co违背了他的理念，这些理由为什么都这么熟悉？是不是曾经也有人像跛co这样被杀死？太多了！但是跛co真的应该死吗？不，他应该经过法庭的审判，定罪，坐牢。

 

革命，总是有个道貌岸然的理想：站在鸡蛋的一边。

 

大切，carmen都是这种理想的追随者，甚至为了这种所谓的理想杀人、牺牲。而他们都只是鸡蛋。

 

我真的觉得这里面每一个人都可以在历史中找到一个角色，或者说那么一群人。这也是这部电影的深刻之处。

 

我想起了一直看的一部日本动画片——银魂。银魂的背景故事是，里面的主角银时是一个曾经参加过攘夷运动的革命志士，反对天人占领江户。但是这部动画片是从银时放弃攘夷运动，吊儿郎当的生活开始的。因为他说过，不想在看到有人死。他的一句名言就是与其美丽的死去，不如美丽的活着。虽然这是一部喜欢搞笑恶搞的动画片，但是银时的理念一直贯穿始终。

 

为什么我说到这部动画片。因为我在看的时候，我意识到，不管是美国，日本还是香港，自由世界的主流观点是摒弃了“革命”观念。生命至上，人权至上，法制至上，是为大家所推崇的，这也就是所说的普世价值观。虽然不公平不公义并没有彻底的消除，但是更多的人是主张不流血的改革，而不是依靠肉体消灭，精神控制的革命。也就是教授所说的革命。

 

想想，打着革命的旗号，我们看到了什么？是公平和正义吗？不是，是生命被践踏，人权被践踏，法制形同虚设，是滥用私刑，是腐败，是社会贫富差距扩大，是人心的冷漠。与教授自己所说的恰恰相反，教授没犯法，没有犯他自己制定的法，但是他犯罪了，打着革命的大旗在犯罪。这在全世界都有，比如哥伦比亚的FARC。（其实我想举另外一个例子）

 

刑警2010里面有一句话，魔鬼之路，由善意铺成。我不怀疑教授最一开始的理念是错的，至少公平与公义是人类所追求的美好理想。就想曾经的那群革命志士，他们的理想也一定是善意的，推翻腐朽的制度，消灭剥削。甚至不惜流血牺牲。那些理想的追随者们，他们内心定是有一个美好的理想，所以愿意为了理想而献身？可是，可是这就好吗？大切是一条命，carmen是一条命，黎长官是一条命，跛co是一条命。

 

mad sir最后没有开枪打死stone，laughing最后没有开枪打死跛co。不是他们没有恨，没有愤怒，他们两都是喜欢踩过界的警察，但是不管什么时候，都紧紧守护着自己的底线。

 

laughing才是真正的和鸡蛋站在一起的人。他始终捍卫着法律的尊严，从一开始他就看清了我们并没有看清的，坚持着我们曾经因蒙蔽而动摇的原则。

 

徐子珊演的姚可可可以说是这么一类人，就是曾经受蒙蔽，把教授当做内心最美好最舒服的理想。后来醒悟过来，发现原来教授才是杀害了自己最爱的人破坏了自己最美好的梦想，伤害自己最深的人，当她知道真相，用枪射杀教授，这，能不能看作是革命理想的破灭呢？有人在革命理想中冤枉的死去，有人在活着的时候就明白过来，撕破美好的假象。这是多么的有现实意义啊！


姚可可的行为也不能定义为公义，因为她射杀教授是处于报复心。这也直接导致laughing为了阻止她而中枪倒地。

这可以视为，在面对一种罪恶的高墙时，有那么一种观念就是以恶制恶以暴制暴。这种的后果，就像中国五千年朝代更替一般，仍在一种恶的建制中循环，始终没有走出这个怪圈来，走向法制。这种循环也将将真正的公义扼杀掉。就如laughing的倒地。
 

Jodie也许就是作者想要表达的心中理想世界的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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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电影，从剧情来说，还是一般。但是，演员，laughing和吴镇宇，都是我超爱的。配角惠英红和廖启智也是很喜欢的。但怎么说，这部电影与之前的卧底题材的电影有些不同。可以看出hk还是有一群导演编剧监制在不断地反思现实并融入影视作品中。这一点，比内陆强太多了。

 

其实，TVB的有一些电影和电视剧是值得人思考的，传达的是香港的社会理念，比如法政1,2.刑警2010等等。

ps:偶认为虽然电影中充斥着反对建制，并且表达了那些触目惊心的现实问题。但是作者仍旧是反对以教授的那种方式来反对建制的。

在此，先引用村上春树在耶路撒冷文学奖获奖的演讲

村上春树：“高墙与鸡蛋”
                                       ——耶路撒冷文学奖获奖演讲
                                                                [日]村上春树 林少华译
 
[按：此文是依据村上春树在日本《文艺春秋》杂志（四月号）发表的日语原文翻译的]
 
    我作为一个小说家，换句话说，作为以巧妙说谎为职业的人来到这里、来到耶路撒冷市。
 
　　当然，说谎的不都是小说家。诸位知道，政治家屡屡说谎，外交官和军人说谎，二手车推销员和肉铺和建筑业者也说谎。但小说家说谎和他们说谎的不同之处在于：小说家说谎不受道义上的谴责。莫如说谎说得越大越高明，小说家越能得到人们的赞赏和好评。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小说家能够通过巧妙说谎、通过栩栩如生的虚构而将真相拽到另一场所投以另一光照。以其固有的形式捕捉真相并予以准确描述在许多情况下是不可能的。惟其如此，我们才要把真相引诱出来移去虚构地带，通过将其置换为虚构形式来抓住真相的尾巴。但为此必须首先在自己心底明确真相的所在，这是巧妙说谎所需要的重要资格。
 
　　可是今天我不准备说谎，打算尽可能说实话。一年之中我也有几天不说谎，今天恰好是其中的一天。
实话实说好了。关于此次来以色列接受耶路撒冷文学奖，不少人劝我最好拒绝。甚至警告说如果前来，将开展不买我的书的运动。无须说，理由在于加沙地区的激战。迄今为止，已不止一千人在被封锁的城区丧生，据联合国报告，大多数是儿童、老人等手无寸铁的平民。
 
　　接到获奖通知以来，我本人也一再自问：这种时候来以色列接受文学奖果真是妥当的行为吗？不会给人以支持作为纷争当事者一方、拥有占绝对优势的军事力量并积极行使的国家及其方针的印象吗？那当然不是我所希望的。我不认可任何战争，不支持任何国家。同时，自不待言，我的书在书店被人拒买也不是我所希求的。
 
　　然而，经过深思熟虑，我重新坚定了来这里的决心。原因之一，就在于有那么多人劝我最好别来。或许我有一种大部分小说家都有的“犟脾气”——别人叫我“别去那里”、“别干那个”、尤其那样警告我的时候，我就偏偏想去或想干，此乃小说家的nature（天性）。为什么呢？因为小说家属于这样一种人：无论刮怎样的逆风，也只能相信自己实际目睹、自己实际手摸的东西。
 
　　正因如此，我才出现在这里。较之不来，选择了来；较之什么也不看，选择了看点儿什么；较之什么也不说，选择了向诸位说点儿什么。
 
　　有一句话（message）请允许我说出来，一句个人性质的话。这句话在我写小说时总在我脑袋里挥之不去。它并非写在纸上贴在墙壁，而是刻于我的脑壁。那是这样一句话：
 
　　假如这里有坚固的高墙和撞墙破碎的鸡蛋，我总是站在鸡蛋一边。
 
　　是的，无论高墙多么正确和鸡蛋多么错误，我也还是站在鸡蛋一边。正确不正确是由别人决定的，或是由时间和历史决定的。假如小说家站在高墙一边写作——不管出于何种理由——那个作家又有多大价值呢？
 
　　那么，这一隐喻到底意味什么呢？在某种情况下它是简单明了的。轰炸机、坦克、火箭、白燐弹、机关枪是坚硬的高墙。被其摧毁、烧毁、击穿的非武装平民是鸡蛋。这是这一隐喻的一个含义。
 
　　但不仅仅是这个，还有更深的含义。请这样设想好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分别是一个鸡蛋，是具有无可替代的灵魂和包拢它的脆弱外壳的鸡蛋。我是，你们也是。再假如我们或多或少面对之于每一个人的坚硬的高墙。高墙有个名称，叫作体制（System）。体制本应是保护我们的，而它有时候却自行其是地杀害我们和让我们杀人，冷酷地、高效地、而且系统性地（Systematiclly）。
 
　　我写小说的理由，归根结底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让个人灵魂的尊严浮现出来，将光线投在上面。经常投以光线，敲响警钟，以免我们的灵魂被体制纠缠和贬损。这正是故事的职责，对此我深信不疑。不断试图通过写生与死的故事、写爱的故事来让人哭泣、让人惧怕、让人欢笑，以此证明每个灵魂的无可替代性——这就是小说家的工作。我们为此而日复一日地认真编造故事。
 
　　我的父亲去年夏天去世了，活了九十岁。他是个退休教师，也是个兼职佛教僧侣。在研究生院就读期间被征召入伍，参加了中国大陆的战斗。我小的时候，他每天早上都在饭前向佛坛献上长长的深深的祈祷。一次我问父亲为什么祈祷，他回答为了在战场死去的人，为了在那里——无论友方敌方——失去性命的人。每次看见父亲祈祷的身姿，我都觉得那里似乎漂浮着死亡的阴影。
 
　　父亲去世了，其记忆——还没等我搞清是怎样的记忆——也彻底消失了。但是，那里漂浮的死亡气息仍留在我的记忆中。那是我从父亲身上继承的少数然而宝贵的事项之一。
 
　　我在这里想向诸位传达的只有一点：我们都是超越国籍、种族和宗教的一个一个的人，都是面对体制这堵高墙的一个一个的蛋。看上去我们毫无获胜的希望。墙是那么高那么硬，那么冰冷。假如我们有类似获胜希望那样的东西，那只能来自我们相信自己和他人的灵魂的无可替代性并将其温煦聚拢在一起。

        请这样想想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以拿在手中的活的灵魂，体制则没有。不能让体制利用我们，不能让体制自行其是。不是体制创造了我们，而是我们创造了体制。
 
　　我想对诸位说的仅此一点。
 
　　荣获耶路撒冷奖，我很感谢。感谢世界很多地方都有看我书的人。我要向耶路撒冷的每一位读者致以谢意。毕竟是因了你们的力量我才出现在这里的。但愿我们能够共同拥有什么——非常有意义的什么。我很高兴得以来此向诸位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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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潜罪犯》总算出了完整的BD版，给我感触很深。作为中国的鸡蛋，一直在体制大山下挣扎。过去，有《三傻大闹宝莱坞》控诉教育制度、有《V字仇杀队》咆哮体制，而今天，吼出政府之悲哀的竟是来自香港的《潜罪犯》。

    电视剧《潜行狙击》我没有看过，但肯定无非是警方与恶间的PK。而《潜罪犯》的视点则放在恶之根源的挖掘上，即教授语：“他只能用犯法去拿回自己要的东西”。

     假如人人有饭开，生活富足，谁会真的冒着生命危险去犯法？——除了如教授般的无私System改革者。有人说社会理想、世界大同，俨如拉风哥一般满脑子光明，那么结局里的种种大字报该用什么来解释？

    拉风哥在整片都是充当着建制的打手，所维护的法纪也是人之法，不让别人走的也是“犯法”之路。其中，没有犯罪。他的一头热，在理无法理解，但可以作为邱礼涛的艺术标签。他=虚伪的正义。

   有人说这部电影没有结尾。但实际上，这一段子留白才是暗涌。廖启智饰演的角色，是为了权才与教授勾结的。教授清楚明白，才因此找方法去牵制他。他是唯一能HOLD住全场的人。可悲的是，盲目的拉风将其干掉，自己也被建制、法所杀死。而暗黑之源：腐败，仍在背后张牙舞爪。

    真正的恶并没有死，而且还将立在警方的巅峰。
    
   正如我们的现实生活，一个接一个的教授都在所谓的正义中灰飞烟灭，而恶却仍在滋生，恶还在把握着权力，恶还在披着人皮呼吁收空气税、拖着长刀捅死一个接一个的张妙。

    但我们却都迎来不了一个勇敢的教授。

    因为正义在国人脑子里一热，比什么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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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看到有人说教授什么都没干，光是想着破坏。但实际上，真的如此？附文。



    教授要做的事情还没有开始，他一直在奠基，包括把拉风哥收入帐内，他的终极目标就是“进入建制、然后拆散建制”。而首先就是要控制警方——让廖启智成为“警队一哥”。

    教授真的光是想破坏？

    不，在过去，他就已经与警方连成一线，让毒品不能再为祸香港。他让制毒集团、警队、贩毒集团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原本，贩毒集团是由制毒集团制造并供应毒品的，但教授让警方给制度集团提供“收缴回来的毒品”，使得制毒集团（惠英红为首）不再制毒并让缅甸方不种鸦片仍能保障生计。同时，还可以让警方通过“缉毒”来逮捕真正的罪恶——即贩毒集团。这是教授利用铁三角间的“毒品流通”来遏制毒品在香港的发展。是一种良性循环。同时，他还利用这种循环，让廖启智不断升官，最终达到控制警队的目的。

    接下来，才是“拆除建制”——而廖启智本身是有异心的，因此教授才用“廖启智与惠英红交换毒品的片子”来牵制住他，同时能控制警队。

    可悲的是，这一切都被自以为正义的拉风哥给破坏了——俨如惠英红老爹的“无知”，破坏了整个循环。

    教授希望拉风哥可以加入拆除建制的行动，让法律变得真正合理。因为他知道，廖启智的正义是假的——只为获取利益，但拉风哥的正义却是杠杠的。正如教授一开始所言：他们的目的是一致的。他们都是正义的，只是一个人守法（甚至盲目），另一个人却是违法。

   所以最后教授之死，让真正的恶登上了权力之巅峰，说明世界之黑暗仍在蔓延，映射了如今的社会，光明尚未到来。

    补充一个朋友对教授的“循环”的解释：教授领导下，警察缉毒，没收充公的毒品再卖给毒贩，毒贩就不必再生产新毒品也能有饭吃。警察在毒品下一次流通交易的时候再抓捕坏人，没收毒品。循环往复。整个流程除了坏人，大家都得了好处。经济学在此都失效了，我们不面临权衡取舍，我们鱼与熊掌兼得。公平优先、兼顾效率。什么是循环经济呢？这就是循环经济。

关于“铜墙铁壁与鸡蛋之间，我永远站在鸡蛋这边。”的出处。

这句话是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在2009年耶路撒冷文学奖上发表的获奖演说
演说的题目就是《高墙与鸡蛋》
高墙所指之物是体制
在村上文学之中体制不仅仅是制度那么简单
这一点需要对村上春树作品进行大量阅读才能有所体会
以下是演讲原文。





村上春树：“高墙与鸡蛋”
                                       ——耶路撒冷文学奖获奖演讲
                                                                [日]村上春树 林少华译
 
[按：此文是依据村上春树在日本《文艺春秋》杂志（四月号）发表的日语原文翻译的]
 
    我作为一个小说家，换句话说，作为以巧妙说谎为职业的人来到这里、来到耶路撒冷市。
 
　　当然，说谎的不都是小说家。诸位知道，政治家屡屡说谎，外交官和军人说谎，二手车推销员和肉铺和建筑业者也说谎。但小说家说谎和他们说谎的不同之处在于：小说家说谎不受道义上的谴责。莫如说谎说得越大越高明，小说家越能得到人们的赞赏和好评。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小说家能够通过巧妙说谎、通过栩栩如生的虚构而将真相拽到另一场所投以另一光照。以其固有的形式捕捉真相并予以准确描述在许多情况下是不可能的。惟其如此，我们才要把真相引诱出来移去虚构地带，通过将其置换为虚构形式来抓住真相的尾巴。但为此必须首先在自己心底明确真相的所在，这是巧妙说谎所需要的重要资格。
 
　　可是今天我不准备说谎，打算尽可能说实话。一年之中我也有几天不说谎，今天恰好是其中的一天。
实话实说好了。关于此次来以色列接受耶路撒冷文学奖，不少人劝我最好拒绝。甚至警告说如果前来，将开展不买我的书的运动。无须说，理由在于加沙地区的激战。迄今为止，已不止一千人在被封锁的城区丧生，据联合国报告，大多数是儿童、老人等手无寸铁的平民。
 
　　接到获奖通知以来，我本人也一再自问：这种时候来以色列接受文学奖果真是妥当的行为吗？不会给人以支持作为纷争当事者一方、拥有占绝对优势的军事力量并积极行使的国家及其方针的印象吗？那当然不是我所希望的。我不认可任何战争，不支持任何国家。同时，自不待言，我的书在书店被人拒买也不是我所希求的。
 
　　然而，经过深思熟虑，我重新坚定了来这里的决心。原因之一，就在于有那么多人劝我最好别来。或许我有一种大部分小说家都有的“犟脾气”——别人叫我“别去那里”、“别干那个”、尤其那样警告我的时候，我就偏偏想去或想干，此乃小说家的nature（天性）。为什么呢？因为小说家属于这样一种人：无论刮怎样的逆风，也只能相信自己实际目睹、自己实际手摸的东西。
 
　　正因如此，我才出现在这里。较之不来，选择了来；较之什么也不看，选择了看点儿什么；较之什么也不说，选择了向诸位说点儿什么。
 
　　有一句话（message）请允许我说出来，一句个人性质的话。这句话在我写小说时总在我脑袋里挥之不去。它并非写在纸上贴在墙壁，而是刻于我的脑壁。那是这样一句话：
 
　　假如这里有坚固的高墙和撞墙破碎的鸡蛋，我总是站在鸡蛋一边。
 
　　是的，无论高墙多么正确和鸡蛋多么错误，我也还是站在鸡蛋一边。正确不正确是由别人决定的，或是由时间和历史决定的。假如小说家站在高墙一边写作——不管出于何种理由——那个作家又有多大价值呢？
 
　　那么，这一隐喻到底意味什么呢？在某种情况下它是简单明了的。轰炸机、坦克、火箭、白燐弹、机关枪是坚硬的高墙。被其摧毁、烧毁、击穿的非武装平民是鸡蛋。这是这一隐喻的一个含义。
 
　　但不仅仅是这个，还有更深的含义。请这样设想好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分别是一个鸡蛋，是具有无可替代的灵魂和包拢它的脆弱外壳的鸡蛋。我是，你们也是。再假如我们或多或少面对之于每一个人的坚硬的高墙。高墙有个名称，叫作体制（System）。体制本应是保护我们的，而它有时候却自行其是地杀害我们和让我们杀人，冷酷地、高效地、而且系统性地（Systematiclly）。
 
　　我写小说的理由，归根结底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让个人灵魂的尊严浮现出来，将光线投在上面。经常投以光线，敲响警钟，以免我们的灵魂被体制纠缠和贬损。这正是故事的职责，对此我深信不疑。不断试图通过写生与死的故事、写爱的故事来让人哭泣、让人惧怕、让人欢笑，以此证明每个灵魂的无可替代性——这就是小说家的工作。我们为此而日复一日地认真编造故事。
 
　　我的父亲去年夏天去世了，活了九十岁。他是个退休教师，也是个兼职佛教僧侣。在研究生院就读期间被征召入伍，参加了中国大陆的战斗。我小的时候，他每天早上都在饭前向佛坛献上长长的深深的祈祷。一次我问父亲为什么祈祷，他回答为了在战场死去的人，为了在那里——无论友方敌方——失去性命的人。每次看见父亲祈祷的身姿，我都觉得那里似乎漂浮着死亡的阴影。
 
　　父亲去世了，其记忆——还没等我搞清是怎样的记忆——也彻底消失了。但是，那里漂浮的死亡气息仍留在我的记忆中。那是我从父亲身上继承的少数然而宝贵的事项之一。
 
　　我在这里想向诸位传达的只有一点：我们都是超越国籍、种族和宗教的一个一个的人，都是面对体制这堵高墙的一个一个的蛋。看上去我们毫无获胜的希望。墙是那么高那么硬，那么冰冷。假如我们有类似获胜希望那样的东西，那只能来自我们相信自己和他人的灵魂的无可替代性并将其温煦聚拢在一起。
请这样想想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以拿在手中的活的灵魂，体制则没有。不能让体制利用我们，不能让体制自行其是。不是体制创造了我们，而是我们创造了体制。
 
　　我想对诸位说的仅此一点。
 
　　荣获耶路撒冷奖，我很感谢。感谢世界很多地方都有看我书的人。我要向耶路撒冷的每一位读者致以谢意。毕竟是因了你们的力量我才出现在这里的。但愿我们能够共同拥有什么——非常有意义的什么。我很高兴得以来此向诸位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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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ween　a　high，solid　wall　and　an　egg　that　breaks against　it，I　will　always　stand　on　the　side　of　the　egg。”（もしここに硬い大きな壁があり、そこにぶつかって割れる卵があったとしたら、私は常に卵の側に立ちます）　

 

为了破碎的鸡蛋。

很多人都说吴镇宇的教授演的如何的出神入化
不可否认
但是 于我而言
红姐的演技也是让人折服的
红姐和瘸子在船上的那一段戏
镜头多次给了红姐眼镜的特写
毒辣 凶狠 愤怒
“这是个什么世界 这个世界只会帮你们这些资本主义吸干我们劳动人民的血汗！”
这句台词在我看来 也算是很出彩很痛快的一句了

 
“拯救世界”“改变世界”“资本主义”“劳动人民”种种涂满红色的理想主义言语，惠英红和吴镇宇内敛外放得表现着各种阶级斗争，再加上最后背景的那段《I have a dream》和香港近年种种消极消息，好的，《laughing gor》的剧本理念从以“黑白”一个大跨步越到了“理想”层面，虽说也不很突兀，但是基调肯定是衔接得别扭的了。

卓景全下场不明，但按一般剧情约莫是被laughing用枪托砸坏脑了，但其功利主义似乎也违背了教授的“理想”理念；大切和卡门都是为了报恩而死，硬拉到“理想”理念也显得过分牵强；laughing死于他的孤胆英雄惯性（要说他没死的请自便），虽然他一再强调“世界是要改变，但不是用你的方式”，但从始至终并不能看出他自己怎么有力的理念体系，即使他最后出来说的那段升华主题，点明中心的独白；当真践行通篇“理想”主义的恐怕的只有吴镇宇和惠英红。

此二人演技是不用质疑的了。但是吴镇宇的形象就像把《双雄》里的黎明和吴镇宇的塑像用水浇浇，然后直接捏就的。而且他和徐子珊的感情线很飘浮，叫人感觉徐子珊和黄宗泽存在的意义就是安排着给吴镇宇了结的一枪。另外说一句，他通篇说的那句“世界可以不这样”什么的确实很有味道，估计编剧颇为得意。但这些话其实点一下就好，说多了就给了人一个蝙蝠侠蹲大厦上思考城市命运的形象了。
至于惠英红，很饱满的演绎，情绪撑得很有张力。所以并不是她的问题，而是剧本的问题。估计想刻画了一个类似昂山素季的形象，但却说着很糙的红色言论，感觉台词同个意思，但再压低一点、平民生活一点就更好了。还有，你不觉得她无缘无故跑出来唱一忽儿红调，然后有莫名其妙地消失，有点怪？......

片子两次提到的“鸡蛋与高墙”的关系语出接受了耶路撒冷文学奖的村上春树，laughing和教授的观点都是选择“站在鸡蛋这边”，这是切格瓦拉式理想主义者的标签之一。但说实在的，laughing的气场和惯性决定了他的冲决激烈形象，但这种激烈不同惠英红的激烈，他只是在维持一贯的抗争，而非追逐或坚持什么理想。

而主角吴镇宇——因为他的气场、演技以及对剧情和主题的维系程度无疑是最高的——则是真正攥住《潜罪犯》理想主题那根线的唯一一个。

当然，这根线的一头确实被他紧紧攥着，但他坚信记住“理想”的那一头，其实只是空空荡荡。
这是悲剧结局的悲剧寓意，但或许我们听到了最后金博士的声音，有了些许乐观向上的指望。那么我们也可以看看那根线，即便抬头什么都望不见，但我们不要再惦记上面是否系着某一个打满理想空气的气球了，只看看那根线聊以安慰——起码它的态度是向上的。

演员是好演员，吴镇宇依然是港片中“心理片系”的当然大佬，其地位无人撼动，全体成员都发挥得不错

因为如果它只是部娱乐片那我会点推荐一栏
如果这是一部警匪片，那我会回到推荐一栏

当真要点推荐的话，那也是因为港片能出此类话题影片的大胆探索和尝试的致敬
因为此片中有关乎现实HK的未来，HK人的未来的潜意识思考。
但退至较差却是我实在是敌不过影片中表现强差人意的失望。

如果这是一部教父类的影片，但教授的结局却是“生得伟大，死得大意”没能把一开始的神之光圈发扬光大。
如果这是一部暗战式的心理 片，那斗智斗勇类的博弈却没能在两个应该有所斗法的人之间让观众大呼过瘾，片中的对手戏更像是老师对学生的苦口婆心。
如果这是一部正义片，是鸡蛋的胜利，那卧底（谢天华）的死亡却看不到是彻底的鸡蛋的胜利，是一个普通警察的胜利？还是说为了“伪公平”或是什么“为了不让毒品毒害世界人民”而死，如果真是这样到像是不得不死，但也有可能此影片想卖得个好价钱，不得不这样子处理才有死的结局，要不导演会被老板炒鱿鱼
如果这是一部探讨人类生存哲学的影片，那两种论断哪个是黑哪个是白，如影片说，黑不一定黑，白，不一定白，但善恶总可以吧，美丑总可以吧，混沌如梦，两败俱伤，左右为难，难道是想说不管哪个对，在死亡面前都是公平的，没胜败一说?两种论断都逃不过死亡？
对观众来说，“跟谁混都是死！”
结果都一样
一个坚持某种原则而死
一个深谋远虑却又大意失荆州而死
剧本的失败在就于对两种选择没有深入的探讨：

一个是教授无理头的伟大：伟大是建立在舍我的基础上的，这个听起来好像没有问题，教授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肾脏给了别人，这是舍我，是超我的精神，但偏偏犯了基本的医学常识，请把血型配比一下行吗，就那么不考虑基本的常识就想表达教父级人物的伟大精神？拜托，骗小孩子呢？
电影开篇，教授的出场是以一个革命家式的开山式的人物出现的，至少有可能成为思想启蒙者，可惜他的信徒真多，但却一个个的不是因为信仰而死，而是各种无谓的失算牺牲，这能理解为是教授计划中的“死亡失算”吗？还是说真如影片中“处长”的从中谋利？如果真是，那是不是教授的理想蓝图只是纸上谈兵而有重大缺陷？

“具有革命家气质的教授”也许是对的，但却没解决其本身的问题，他的死被处理得毫无意义，以近轻易般失去，犹如他的信徒，在失算的计划中失去生命，尤其在死前还被暴露出那不堪回首的出身，单亲家庭，忧郁症，有过自杀史的可悲经历，让我对教授的形象也大打折扣，GEMIMG家的死有轻如鸿毛之感啊，原来你本身就是有缺陷型 人格呀
话说斗智中，最“亮点”的到是谢天华成功混进像小学操场一样的授勋场地，拜托制片人能多花点钱吗，很寒酸的场面，再说了这么点儿人，谢天华能不被发现？那警界们也太白痴了吧？！
也许有人说这是电影，别太较真，我想真要是这样子那我真是错了，但要是通过别人白痴你才聪明，那这种表现正义人物的手法怕真有点低级

影片想说明什么呢？

影片想说什么，影片好像没有说透，但结尾出现各种现世社会中什么欧洲金融危机等等周遭不利般让人迷茫的负面新闻，却显露出整片的脉络来～～

这种分析也许是失败的，只能凭推断与猜测，或者说我们从港片中去探寻现实中港人对其身份的迷惑中去寻找此片的答案。

前途何去何从，跟对老大的心态

只有跟对老大才能发展其优势特色

一方是所谓持重建“公开公正公平”理想社会的教授（xf），一方是宁可做鸡蛋的卧底小警探(DF)，而走什么路正如观众面临的选择，选择教授，是伟大，但教授解决不了教授自身的问题（欧债危机），逃不了一个死；
选择鸡蛋论的小警探，却始终为“身份”的问题而挣扎，我到底是谁，我要怎么做才是对的，我的文化生长要建立在哪种选择下才能发展，这不正是港人面临的最大的迷茫和困惑吗？

也许答案就在那里，但在这种焦灼的选择过程中，还有一种心理的魔鬼在作崇，那就是选择什么都不重要了，都是一个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