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求你，表扬我

对于红旗助人为乐的事件内容，我本人觉得过于敏感。
强奸案本身来说，伤害最多，最大的，就是欧阳花这个女大学生。抛开电影本身，做为一个记者，你调查的是一个没有结婚的女孩的隐私，是被强奸了还是被未遂了，我觉得换作任何一个人，都应该理性地站在受害者的角度去思考。请你尊重个人的隐私！给人家一条生路！
不管这强奸案是真的，还是像电影里那样装模作样地去怀疑它的真实性。（其实这也是导演悬疑情节处理得不好，我一开始就猜到了强奸案是真的。）
欧阳花作为女大学生，因为这件事情，而在自己生命里留下了一个很大的污点，学校安排了工作，闺蜜一起帮着隐瞒，甚至连派出所都隐瞒了真相，当然了，派出所肯定愿意隐瞒，不然业绩也毁了。
而这个傻X记者，在导演的安排下，一步一步地去揭露受害者的伤疤，那个还没有长好的伤疤。

二是对于表扬这件事。为什么我要放在第二点，因为很二。导演为了让电影给人感觉隐晦，过度地描写了主编，村支书，等等官场人的黑暗。着实让人觉得顾此失彼。你到底要表达什么主题？纯粹点好吗？

电影一开始的桥段，让我觉得这大概是范伟的幽默片，然而电影整体的基调和这样的开头很不相称。

其余没什么要说的。要我说“李叔同”还是“四书五经”？还是“chanel”有多奢侈？我觉得我可以闭嘴了。两星，不能再多了。

黃建新的新作明顯不及當年，製作規模大了反而削弱了真實感，故事犯駁和不令人信服的地方甚多，男主角王志文和范偉演戲的感覺太強，沒有以前葛優以至馮鞏（《誰說我不在乎》，又名《婚姻證》）那種小人物的立體性格，反而是差不多要演花瓶的陳好演得不錯。

電影似乎想反思新聞媒體在社會上的角色，但媒體在內地從來都沒有把報導真相放在最高位置，令戲中意圖製造的矛盾衝突變得不可信。

我自己對表揚的看法其實很純粹，我以為如果幫助別人／做好事是為了要得到表揚的話便相當低層次，我們做或不做一件事，最應該關心的是該不該做，是否合符公義，而不是去計較能否得到表揚，這就是我們常說「知恩莫望報」的傳統美德。我當然不反對去表揚好人好事，但像楊氏父子以「儲積分」的心態去做好事要不得。

我們在內地常常見到甚麼「文明企業」、「模範單位」，這類表揚制度明顯過時。坦白說，楊紅旗最後上了報不過是他們父子沾沾自喜，一般老百姓看這類「正面」新聞自有他們的「adjustment」。

楊紅旗表面上傻傻的但千萬不要當他是好人，古國歌問他幸福是甚麼，他說：「幸福就是，我餓了，你有肉包子吃而我卻沒有，那你就比我幸福了。」這種憎人富貴的無產階級思想實在很差勁也很落後。

http://blog.age.com.hk/archives/310

没看电影给评价的似乎不多，只是看了介绍的开头，让我想起以前看过的一个故事，一个真实的“求求你，表扬我”。
    懒，以下为转贴：

危难时刻勇救85人 没成英雄反倒委屈了27年 车窗被冰冻结打不开，而玻璃又很坚韧打不碎，一车人惊恐万分。救命声、哭喊声响成一片，人们都往车厢后面涌，场面混乱不堪。年轻力壮的宋凤和挤到车窗前，抄起斧子，抡起胳膊击碎了一块玻璃，求生的欲望使一车的人全都往窗口挤…… ２７年前，他从熊熊燃烧的客车里救出８５人，最后却成了“骗子”，多年来他忍受委屈和煎熬…… 没过１分钟，火势猛地蹿起，“轰”的一声客车爆炸了 １９７８年１月的一天，家住吉林省吉林市乌拉街镇的宋凤和套上新媳妇织的毛衣，只身乘坐北上的列车到齐齐哈尔市打工。清晨６点到站后，他又转乘一班大客车。 客车在严重超员的情况下行驶了一个多小时，驾驶室突然起火，顷刻间车内浓烟弥漫，电动车门失灵，惟一的手动车门在被铁栅栏隔开的驾驶室，司机跳车逃生。 不想，车窗被冰冻结打不开，而玻璃又很坚韧打不碎，一车人惊恐万分。救命声、哭喊声响成一片，人们都往车厢后面涌，场面混乱不堪。年轻力壮的宋凤和挤到车窗前，飞腿踹向玻璃，钢化玻璃纹丝不动。想起做木工活的一把单口扁斧在工具包里，他回身抄起斧子，抡起胳膊击碎了一块玻璃，求生的欲望使一车的人全都往窗口挤，结果谁也逃不出去。宋凤和大喊一声“闪开！”又接连击碎１０多块车窗的玻璃。精疲力竭的他看到乘客都逃生了才飞身跳出车外，回身一看，整个车被黑烟笼罩，火苗不断地从车四周往外蹿。 这时，他听到车上传出“救命”声，随着又传来小孩的啼哭声。宋凤和没多想就冲了过去，两手一搭车窗框欲往车厢里跳，没想到“滋”的一声手心被烫起大泡，这时他听到有人大喊“车要爆炸了！”一心想救人的宋凤和顾不了自己的安危，将身上的呢子大衣脱下来垫在窗框上又一次钻进火海。车里的浓烟呛得他睁不开眼，他蹲着前后左右找了两个来回，在一个车座下找到一位老人，他用尽全身力气拽起老人“托出”车窗。回头又寻着哭声在车尾的一个座位下抱起一个三四岁的小男孩，为了不压坏孩子，他抱着孩子一个“背跃式”跳出车外，仰面重重地摔在雪地上，只觉后腰被什么硬物硌了一下。没过１分钟，火势猛地蹿起，“轰”的一声客车爆炸了。 他救了８５条命的故事像长了翅膀，在乌拉街家喻户晓 被救小男孩的母亲泪流满面地跪下来向宋凤和叩头，其他人也都涌过来把救命恩人团团围住，纷纷抓住他的手表示感激。这次，宋凤和一共救了８５人的性命。 一位客运站领导看到宋凤和的手和脸起了大泡，头发、眉毛都烧光了，大衣、毛衣和裤子也烧得满是窟窿，便拿来皮大衣和工作服让他换上，准备安排车送他去医院治伤，宋凤和婉言谢绝了：“我年轻，这点儿伤不算什么，过一阵子就好了。” 宋凤和的脸、手和胳膊多处烧伤，腰也伤得不敢弯曲干活，他决定回家。齐齐哈尔运输公司事故调查处理组的领导送别时恳切地问宋凤和有什么要求，宋凤和当时只提出羡慕那些戴团徽的人，想加入共青团。一位领导当即表示，事故处理完会写封感谢信寄给宋凤和所在村的团支部。 宋凤和怀着兴奋的心情赶回家中，家人看他满脸是伤都很惊讶。宋凤和将事情经过一五一十讲了一遍，父亲欣慰地说：“好样的，不愧是我宋家的爷们儿。”全家都跟着高兴，母亲还特意好酒好菜犒劳一番。 很快，宋凤和救了８５条命的故事像长了翅膀，几天的功夫就在乌拉街家喻户晓。 ７３岁的父亲病危时抓着他的手问：“儿啊，你救人的事是不是真的？” 乌拉街是以满族为主的多民族聚居地，世代相承着从内心崇尚英雄的传统。如果你是真正的英雄、勇士，他们会厚爱你、尊敬你。相反，骗人说谎话是乌拉街人最痛恨的事，说谎者祖孙三辈都别想在人前抬起头。 经受了生死考验，一个多月后，宋凤和就向村团支部递交了一份充满激情的入团申请书。但一晃半年过去了，齐齐哈尔运输公司的人没有音信。终于有一天，村里团支书找宋凤和谈话：“凤和，村里都传你在黑龙江救了８５人，怎么感谢信还没寄来？你是不是为了入团编个瞎话骗我们，团组织可不要这样的人。” 面对众人的怀疑、误解，宋凤和有口难辩。父母对他的态度也由自豪转为痛斥，妻子几次催他给运输公司写封信或去一趟问问，但这有悖于宋凤和当时救人的初衷，他拒绝了。 不能在家里住下去了，宋凤和决定再到外地找活干。他发誓，总有一天让乡亲们相信他不是“骗子”，而是他们心中的英雄。 救人时受的腰伤因为没有得到及时治疗，落下了后遗症，宋凤和病倒在工地不能再干体力活，无奈他只好再次返回家中。重回乌拉街，熟人都装着没看到他似的。听到身后传来的话：“糊弄咱们的人回来了！”宋凤和心如刀绞。 １９９２年，宋凤和７３岁的父亲病危，老人抓着他的手问：“儿啊，你救人的事是不是真的，那是８５条人命啊，感谢信怎么１０多年还没寄来，你说句实话，是不是骗我了。就是客运站不管，那些被救的人怎么还没有来个信的？”宋凤和无法解释这一切，放声痛哭。 父亲带着对儿子的不解离开了人世，但宋凤和做人的信念并没有动摇。此后２７年中，宋凤和先后７次在他人发生危险或人身财产受到威胁时挺身而出。 听到这些迟来的感谢，他憋在心里２７年的委屈化作泪雨，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 今年年初，宋凤和８４岁的老母亲旧病复发，宋凤和坐不住了，他想如果能证实自己救人的事，老母亲心顺了，可能会快些康复多活几年。与朋友吃饭时他谈了这件心事，有个朋友把这个线索提供给了当地一家媒体。此后，黑龙江、吉林的多家媒体都对此事作了连续报道。 远在内蒙古、今年已８３岁的杨秀婷就是当年的获救者之一，看到“宋凤和一把斧子救了８５条人命”的报道后她非常震惊。没过几天，杨秀婷用特快专递给宋凤和寄去一封情真意切的感谢信：“恩人你好！就是你救了我们！事隔这么多年，你不但没有得到社会的认可，还受了那么多委屈，真是对不起你。因为得不到你的消息，心里总觉得欠你很多。现在终于找到了你，也让我了却了一桩多年的心愿。由于我们这里是山区，生活比较困难，给您寄２００元略表我们的谢意。”宋凤和当即将钱退回并通过媒体表示，当初他并不是为了回报才救人的，只是凭着做人的良心。 齐齐哈尔市碾子山客运站的党委书记隋广才得知宋凤和就是当年的勇士时很激动。他马上认真慎重地进行调查核实，走访了多名当年的工作人员及当事人，得到的答案与宋凤和所述一致。他马上给宋凤和打电话，表示不日将到乌拉街拜访慰问。 听到这些迟来的感谢，宋凤和憋在心里２７年的委屈化作泪雨，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他备上酒菜，冒着细雨来到父亲坟前，高举酒杯一句句地呼喊：“父亲啊，儿子救了８５人的事终于大白天下了，儿子不是骗子！”

终于把《求求你，表扬我》过完了，冒着冷汗。我一直拒绝用“求”字，因为它有仰视哀告的意味，本不想用“求求你，正常点”作为本文的标题，但是，当阵阵恶风扑面而来，当片中不正常人类随处可见，还能有什么选择吗？
本片值得赞美的是向观众展示了颇具特色的江南小巷和民居。在演员方面，可圈可点要数气壳装的嫌犯，尽管戏份极少，但还是把《没事偷着乐》中三民被戴绿帽时的神经质和《谁说我不在乎》中那个总要做弹弓打人家玻璃的精神病人气质再次表现出来。
影片试图用提琴做背景乐来营造凝重，凸显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表扬，衬托被人言毁灭的人生低潮。片中反复出现《郭龙所指的那首日本歌》，与其说是民谣不如说是即兴式的哼唧，我倒是觉得用阴影乐队的《雁》可能更合适一些。编剧在剧中人物的名字上颇下了一番工夫：比如用古国歌来暗示其少年老成；比如用杨红旗来加强意识形态色彩，把主人公的出生日期定位在60年代，这使我想起了朋友的话“那时候很多人都叫建国，如果是我就起名叫筑邦”；比如用胜利把杨父定位在最多不过1945年前后出生这个范围，因其子杨红旗的年龄接近40岁，可是丛志军却是一副落魄的前清举人形象，除了哮喘之外根本看不见真实的历史在他身上留下的痕迹；最成功的要数谈伟这个名字，谈话的谈，伟大的伟，简言之，就是扯大淡的人，因为除了勾三搭四，此人没做过一件正事。
“3天报纸天天买也没有（表扬稿）”说明了该报是日报，日报怎么可能报一个月之后的选题？即使是深度新闻部的选题也是一周一报。谈伟欲以此获得一个月的清净是唯一合理的解释。
作为同行，我绝不相信古国歌和谈伟是记者，并且几乎可以肯定谈伟至多是胡同串子型的狗仔队，从未见过用如此下作之手段索要采访对象联系方式的记者。让人疑惑的是，谈伟能够如此熟练地运用电脑，但我没有看见网络在事件发展中的任何跟进和技术运用。
需要指出的是，古国歌和谈伟的穿着也过于光鲜，而我和我的同事们则因为熬夜写稿往往一脸晦气衣冠不整。主编因早年做过几年基层报道，凭借这个资历可以在报社养老，手里不是《李叔同》就是《四书五经》，写了篇迟到的表扬稿似乎不是为了工作而更象是纪念曾经做过的宣传工作，这个形象塑造的倒是很贴切。
米依如同她的职业一样，是一个谜一般的女人，很难对她的年龄做出判断：因为根据她随处可见的世俗气，可以将她定位在70中末期；而“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则很符合80年代纵欲狂欢却无法负责的特征。今年3月，我在中关村听到一位女警的话：“我从来不买鞋，都是公家发的。” 在杨红旗的车间里，米依显然不适应脚上的凉鞋，想必是因为没少穿公家发的鞋。
欧阳花和她的同学们很象“苹果来了”，所不同的是“苹果来了”的表情夸张是因为不菲的广告费，而欧阳花们则是因为表演过火。她们跟米依唯一不同其实就是没有公家的鞋，职业和非职业的角色塑造没有明显分别，看不出有什么层次感。
杨红旗一直寻求的是得到表扬，影片交代这是为了满足父亲的心愿，但没有交代的是他应该去争取自己应该争取的东西：父亲得了癌症，工友出了工伤，两方面必须兼顾却不能请假；年近40却没有家当娶妻，来到城市当苦力……杨红旗哪怕用买醉买春这样消极的方式面对苦难也比期盼这种不着四六的所谓荣誉要好的多。
具有浓烈意识形态色彩的表扬使杨胜利成为了奴隶，并且他希望杨红旗也步其后尘。这种可悲的信念差点要了他的老命——“不能浪费国家的钱，让他晚节不保”。牺牲农民的利益来完成工业化积累，但在实现工业化之后将对农民做出补偿，这是社会主义领袖们的承诺，但这个链条已然断裂，没有任何对农业的反哺，所以杨红旗们只好去城市贱卖体力。
正因为有了这些奴隶，米依才能有闲心用放大镜探询床单上的蛛丝马迹，古国歌们才能坐在不比《时尚》条件差的办公室里游手好闲，欧阳花们才能表情做作一惊一乍。
影片结尾，杨红旗说：“我把她给干了”，很好！奴隶已经觉醒，虽然刚开始的时候有些粗鲁。

關於“軸”這個字有如下幾種解釋：1.數學上的一條直線，周圍的點圍繞它旋轉，或是用它作為確定各點位置的標準；2.把平面或立體分成對稱部分的直線；3.《列女傳。母儀》中有這樣的記載：“服重任，行道遠，正直而固者，軸也。”。而一部電影也可以算作是對“軸”的一種注解，電影會提供一個切入點，然後鋪展開一個面，攜傳情達意俯瞰眾生態，或作為一把剖析社會人心的利器，將生活人事的肌理展示于熒幕之上，或乾脆就是《求求你，表揚我》中軸者古國歌和楊紅旗。
影片《求求你，表揚我》本身講的就是一個挺軸的故事，一個老實巴交的，說話都囫圇不清的農民工自言救下了一位被性侵的少女，少女矢口否認，被捲入其中的記者和警察，不僅顯得沒有什麽解決能力，還被事件攪亂了生活。故事帶動起的不僅是普通觀眾對於真相為何的追問，還有整部影片的敘事架構和人物關係。然而導演黃建新雖然將強奸案件的見義勇為者求表揚認可這一件事作為戲劇性前提，卻沒有止步于此，更沒有簡單停留在對事件的社會道德批判上。猶如他在影片中不斷用影像表現現代城市高樓大廈和古老城墻的“同處一室”的社會現實境況，這部影片的“企圖”也就是現代社會中存在的，價值觀的對立衝突。

一．人物軸——關於“軸”的第一個解釋
影片中執著求表揚的楊紅旗找到了記者古國歌，古國歌是“軸”點，圍繞他對事件的調查，周圍的人物也在“軸”點之外形成了固定的關係圈。導演希望藉助人物關係，表現在現代社會的發展中不同身份人物的價值觀差異。即使導演由於社會導向的原因，有意讓觀眾去認同古國歌的價值取向（特別是在影片的結尾），仍然可以看出各色價值觀的對立狀態，以及這種現象對人物關係和人的生活的影響。人物軸在影片中應該是一種動態體系，在這一動態體系的形成和反作用的刺激之下，我想這是導演黃建新對現在當下的思考，而且這種思考深刻而必要。
一件懸而未決的雨夜強奸案，一方是見義勇為要求表揚的楊紅旗，一方是能言善道青春靚麗的女大學生歐陽花。而記者古國歌在親身深入案件之後，發現自己無從判斷誰是誰非。嘴笨的楊紅旗根本講不清事件發生的細節，也找不出任何證據。卻在執著地要求一個登報表揚。歐陽花有理有證，但也會讓古國歌和警察米衣心生猜忌。古國歌答應協助楊紅旗調查，過程中又不自知地被歐陽花的女性魅力“吸引”，以至於不自覺將自己的認同倒向了歐陽花的一邊。但當他得知楊紅旗是爲了老父親的臨終圓夢才極力爭取一個表揚時，他也想幫助楊紅旗。最後楊紅旗遲來的表揚，歐陽花絕望地自訴，令古國歌迷惑了。其實在整個“行動”中，古國歌一直處在被動的地位，他被推著去面對各種人，所以他也不可能寫出表揚或決定堅決不寫表揚。倔強的楊紅旗，行孝道地堅持一個表揚，在他心中，“表揚完了有人會幸福”這是他的價值觀。他在意的不是出手相助的責任，也不是名義上的光榮獎賞，而是人子的責任。作為受傷害的女性，歐陽花在守護自己的尊嚴驕傲和逃避恥辱。而由此事件推及開來的，是作為報社領導形式化地端著《四書五經》下指令，或者表面化地對事件做出道德評價，給楊紅旗寫了表揚信。楊紅旗的父親作為老一代勞動者的代表，終其一生在守護榮譽的高尚意義，而這位模範式的人物的去世，卻村支書覺得這是省去了村裡的麻煩。在各種人物所保守的價值態度之下，是一些東西的失落，是必定會有犧牲的。楊紅旗的堅守沒有回報，他甚至可能成為這種價值的破壞者。楊勝利的死更是宣告了傳統價值體系的遺失。村幹部甚至不知道村裡還有這么一戶人家，他家的矮土房擠在“別墅群”中顯得那么不和諧。他的離世是對蓬勃發展的新農村的一個“極有利”消息。傳統的道德價值遠去了，他的維護者（楊紅旗）是盲目的，甚至是不堅定的，他的認可者（古國歌）又是猶疑的。而對於新一代的人來說，歐陽花在守護自我的“圓滿”，村官們在目光短淺地盯著經濟價值。這其中的對立糾纏在一封是否要發表的表揚上，作為權威媒體的報紙，應該如何認可社會主流意義的歸屬。這是導演在影片中提出的問題。最為解答，最後刊登在報紙上的是主編個人感情下寫就的表揚信。這封信或許認可了楊紅旗的表現，或許再度傷害了歐陽花，但都綿軟無力，這是主流話語的“失語”，就如同那位流於形式和片面判斷的主編，執筆落下的事件評價已全然失去了應有的導向和意義。
然而在人物軸的縱橫捭闔間，應有的巨大張力卻沒有得到完全的舒展。雖然楊紅旗的弦外之音“後來我就把她給做了。”和“你現在不會相信我，就像我說我救了人你也不會相信我一樣。”，以及古國歌出走時的感慨性的旁白，都沒有繼續將這種由於社會的變化導致的心態變化反作用于社會的情狀竭力挖掘出來。很多時候的點到即止顯示出了一種含糊的表達，似乎這種社會上真切存在的新舊對立變得面目難辨。導演雖然在影片的結尾安排了古國歌“遇見”心中的“楊紅旗”和“楊勝利”的“生命奇跡”，渴望表達一種符合觀眾期待的認同，顯然更加消解了之前影片潛在提出的複雜意義。沒有保持表達這種現代社會變遷導致的價值觀的交互影響，而是又錯誤地認同了某一種定性的價值觀，也使得古國歌這個人物缺乏了深度。

二．世界軸 ——關於“軸”的第二個解釋
影片關於價值觀的對立不僅體現在社會個體的人身上，還表現在影像對於城市和鄉村兩種環境的表現上。尤其是在城市的影像表現上，攝影機瞄准了這所城市傳統與現代的兩重對立且彼此“共處”。導演特地選擇了南京，這是一所歷史與現代并融的城市，投射在熒幕上的是這座城市古老建築和摩天大樓的對比，新與舊的兩部分恰好就是新舊價值觀在城市上空的浮像。而且在鏡頭中為數不多的鄉村景象，更是愈加明顯得表現了這種深刻的對立。
影片中三次出現了城市中保留下來的古城墻。第一次是在影片的開頭，伴隨悠揚音樂，鏡頭緩慢地前移，廣角鏡頭下的古城墻廣闊，雜草叢生，在後景的高樓大廈的襯托下顯出一份歷史的滄桑感和落寞感。這為影片定下了主基調（雖然導演并沒有始終在影片中灌注這種情緒）。第二次出現時，鏡頭越過斑駁殘缺的城墻，在石頭的缺口中露出在建的新式公寓樓房，又是一個典型的鏡內對比，在舊有的歷史遺存的身上再冉冉而生的新事物，舊物的蒼涼也就不言而喻了。然而導演相當克制，沒有帶出太多的主觀情緒。這使得這種對比顯得客觀，不帶感情評價。其實在導演看來，似乎并不存在對舊的過分依戀或新的抵制批判，他只是將這些東西表現出來。既是存在的事實，冷靜地表達應該就是最好的角度和態度。最後一次，城墻被賦予了造型意義并介入了敘事，經受打擊的歐陽花站在高高的城墻上，可不可以有點過分推理地說，那座城墻所代表的舊式價值和對它的認同“抹殺”的是歐陽花的價值。這是最終迫使古國歌離開的原因。
而在另一邊的鄉村，當古國歌去探訪楊紅旗家時，“這個很多人家都蓋上了別墅”的鄉村里還住著楊勝利這樣的老人。行將作古的老人，一身紅被，由窗口攝入的錐光投撒在楊勝利的身上，仿佛一束聖潔的光環。那些墻壁上貼滿的氾黃的獎狀，床上日薄西山的老人，落伍的土房，無疑都承載著一種失落的價值。在老人的葬禮上，村支書露出了不合時宜的笑容。顯然在他看來，這位固執保守傳統價值觀的老人的離世，是對新發展的農村去掉了一個“障礙”。這種尖銳的對立性比在城市中表現的更加明顯。
影片中不時出現的雞鳴寺，高架橋，古代遺跡，摩天大樓，都在宣告這座城市被一條軸線一分為二，成為對立的兩個部分，以及路口的路標指向東南西北。當價值觀的在數量上具備優勢時，真的難以決斷一種合理的歸屬，古國歌最後離開了這座城市，導演相當理想化地讓他在北京找到了心靈的落點——想象中出現的楊氏父子。

三．心軸——關於“軸”的第三種解釋
作為影片的最大一個“軸”者，表面看是求表揚的楊紅旗。楊紅旗的自行車上總是插著一件紅色的衣服，看上去很似一面迎風招展的小紅旗（剛好對應著楊紅旗的名字）。楊紅旗心中就有這么一面非旗的“旗”，這是楊紅旗“軸”性的一個外化物。他固執地相信自己能獲得一個真正的表揚，以了父親的心愿。但他以為自己的表揚可能得到了上報的許可，他第一次穿上了那件紅衣服。然而在我看來，古國歌也是一位“軸”者。他最開始并沒有同意為看似老實的楊紅旗做表揚，他心中也自有一份價值的定義。後來在楊家的遭遇使他找到了幫助楊紅旗的動機。可以說，是對於楊勝利的價值觀的認可。最後歐陽花的“指認”古國歌為“兇手”的話再次撼動了古國歌的價值定義。古國歌對價值的歸屬產生了懷疑，無疑，價值的對立引發人際關係的變化更令他無所侍從。“服重任，行道遠，正直而固者，軸也。”，古國歌也許在行動上并未做出投向任何一方的舉動，但在他的心中他始終沒有放棄對價值觀的自我肯定。不論哪方的觀點，都沒有撼動古國歌對自我內心價值觀的堅持。直到他自己也身陷其中，直到他無力為楊勝利（他所認可的價值觀）做“表揚”，又反而成了間接傷害歐陽花的人，他終懷疑了自我一貫的認定。當主編的表揚（他所不能認同的）刊登在報紙上時，他完全對自己所信任的事業，對權威話語的懷疑讓他做出了辭職的決定。愛人的離去，生活的轉變和陌生，古國歌終於選擇了離開。
在新的城市，古國歌找到了“軸”的安放點，他想象中看見楊紅旗推著父親楊勝利走進了古老的建築中。楊紅旗的一通短信：“我父親出現了生命的奇跡，他說做了好事就該要表揚。”似乎就像是說給古國歌聽的。古國歌就這樣在自我價值觀的重新“肯定”中得到了心靈的安慰。雖說結尾難以令人信服，并消弱了人物表現力和深度。但無疑，“軸”者古國歌獲得了一種終極意義。這可能就是讓我們這些會對影片產生懷疑的觀眾一種勸導式的說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