恋爱症候群

意识就像一栋建筑，通道交织，房间众多，结构复杂。随着生命进程，意识不断延伸，不断发展。开辟新的走廊，打通新的房间。而记忆便深藏其中。

当人尝试回忆过往的某个片段，就需要打开某扇门。忘记房号，敲错房门的情况时有发生。记忆中的元素也像鲜活的个体，有时会穿梭于各个房间，引发记忆的错乱，混淆真假。当从某段记忆中抽离，就像关掉记忆的房门和走廊的灯，再穿过意识的大门，进入意识的另一个空间。

人透过自己的意识之窗，看着窗外的一切，让新的记忆不断涌入，不断吸收，也试图抽离出来，融入外界的一切。这些记忆穿梭于意识的通道，与人擦肩而过，最后走进属于自己的房间，或走出意识的建筑，被彻底遗忘。

儿时的记忆，往往藏于建筑最隐秘的角落，毫不起眼，却影响建筑的方方面面。就像人们爱谈起家乡的美食，或儿时时常光顾的路边摊。多数时候，人们会认为这些都是最好的。然而，这些美好有时并非源于食物本身，而是记忆和乡愁。

家乡在发展，更繁荣，更便利，更“现代”。但人们总忘不了过去那些，如今看来有些破旧鄙陋的街景，不愿走出内心深处的家。在我梦中，家永远是那几间有些破旧的小屋。因为家温暖的底色，永远都来自那张熟悉的，儿时的床。

依旧是阿彼察邦招牌式的电影语言，前后时空地点的转变，现代与原始，城市与乡村以及万年洗脑的广场健身操。前半段与后半段相似又不同的故事，相同的人物，职业但不同的细节，尤其牙科医生与喇嘛看病的前后两个截然不同的气氛，前半部亲切，温暖甚至有一丝激情，而后半部的现代则是冷漠，疏离甚至有一丝尴尬。阿彼察邦用隐忍、克制的姿态描述着时代的变迁以及人作为个体随着时代的改变而改变。人际关系，相处方式在细节处的变化展露无遗。平淡的故事在阿彼察邦式的镜头语言下将神秘主义迸发到极致。尤其招牌式对建筑，房屋，走道，森林与天空，排气管道等空镜头的剪辑值得玩味。

“风”与“烟”

左图为影片第一个固定远景镜头，拍摄树木在风中摇曳。我企图拿这个镜头和后半段（右图）关于排风口“吸烟”的移动镜头并置。作为走出影像迷宫的阿里阿德涅之线。两个镜头里的引人注意的运动元素分别是“风”和“烟”。

“风”与“烟”都具备爱森斯坦提及的不断变形的“原生质性”，它们作为“无形质”，可以巧妙的与伯格森定义的“感情”拓扑。伯格森认为“情感”并不存在于某一个人的心中，而是存在于一个身体与其他身体的关系之中。我们可以把伯格森意义上的“感情”理解成影像信息传达意义上的“共情”。

比如观众与影像之间的关系。观众与影像之间的“共情”可以构筑一个潜在的公共场域。包卫红（《Fiery Cinema》）缓引伯格森理论，将电影理解为一个能够搅动感情、塑造体验的斡旋环境。由此取消电影和观众之间主客体对立的观点，让影像变成汇聚意义的空间。影像不再通过满溢的（绝对的）信息搭载能力，完全指引并掌控观众意识，使观众在观影过程中迷失（影像因使观众迷失而主体化）。影像完全可以变成一个“情感媒介”，制造“共情”的“中介环境”。

为了达到前文提及的目的，影像的首要任务便是变弱，只有影像交出情绪控制权，恰当的表现为客体。观众意识掌控力和影像吸引力之间才能达到和谐。也就是观众与影像同时“存在”，影像成为培植观众意识的“环境”。影像也因此，在面对不同的观者时，传达出不同的信息和情绪。于是，观者企图对影像冷静旁观，并去构建清晰的命定式逻辑，已经变成不可能了。

影像变成泛意义的了，它变成“公共的”，而非传统意义上单义狭隘的，影像开始提供真正的“私人体验”。观众和影像之间的关系，象征性的表现为具备“原生质性”的“风”或“烟”——不断变形——没有定论。

“引导”而非“决定”

影像交出了信息传递的绝对权力，通过提示自身本是“客体”的事实，把掌控力变弱。这并不意味着影像从此可以混乱和无序。影像开始承担新的责任——引导，而非替观众做出决定。

阿彼察邦在《恋爱症候群》中，虽然取消了清晰的逻辑脉络，但是在影像机理上，无时无刻都通过“对比/类比”手法来引导观众。呈现两个相似的空间的作用便在于此。

这里举几个例子，我们以药剂师与女医生的对话作为节点（起始点）。截取影片中类比最为明显的两个段落进行对比。来探究阿彼察邦的“引导”技巧。

这两个相似的场景同样特殊，它们是大部分由远景镜头构成的影片整体中难得的几个近景-特写镜头。尤其是它们共同侵占了“画前空间（荧幕前的空间）”，企图将观众吸入影像空间的同时，让观众意识“反身”，适当获得主体意识（将影像看成客体）。

常规电影在拍摄正面特写的时候，应该如下。

区别在于，第二组正面特写中角色的目光是在影像内部的，它符合影像的规训秩序——荧幕像窗口，荧幕内的影像外在于观影环境，所以影像与观众并不产生关联。这是从《火车进站》开始，观众与影像的契约：观众永远处于安全环境。影像（按契约）取消了对画前（荧幕前）空间的关注。

而第一组镜头，演员直视摄影机（经过现代媒介训练的观众都知道他直视的是镜头，而非谈话对象），角色目光与观众的目光对接了。他们都破坏了观众与影像的契约，演员“出画”了。同时谈话对象在摄影机的后面，也就是在观众感受上，观众的后面还有一个声音（一个角色），因此观众被“包围”了。“画前空间”也被影像包含，变得与观众“相关”了。至此，摄影机的镜位局限感被完全取消了（空间因此完全被打开）。影像与观众的界限——荧幕，也被象征性取消了。

与此同时，对话也是“别有用心”，当被问及喜欢画什么形状时，药剂师都回答了“玻璃材质的”-“透明的”-“玻璃杯底大小的”-“圆形”，甚至如果没有玻璃材质的，“那就，塑料的吧”。看似无意义的对话，如果观众“反身”联想到角色实际上是对着摄影机镜头（玻璃杯底大小的，塑料和玻璃材质的圆形）对答的话。意义就完全不同了。更触目惊心的是，角色随即向摄影机伸出了“丈量”角色与摄影机距离的手臂。通过这些技巧，观众被提示，角色和观者之间还有一台摄影机。

如果继续以上文提及的角度继续来理解右边的镜头呢？是否可以试着把黑圆看成摄影机镜头，观众等同于置身于药剂师的位置直视镜头——一台吸引“共情-质”的机器。

环境与空间

导演在两个段落里呈现了相似的情节，人物也相似，变化是时间和空间（环境）。如果以佛像为支点，观众完全可以假装理解为这是一个坐标点上两个历史时段的同一个公共空间（医院是群体空间，这点尤为重要），以此契合“一个世纪”的时间跨度。而时间和空间共同组成了社会变迁史。医院或可理解为经过改建？扩建一直在进行，一目了然。

这里着重横向对比两个空间视角的变更，导演前后对空间的呈现方式已经完全不同。

左图或可理解成“自然的/东方的/原始的”，右图可理解成“工业的/西方的/现代的”。观影过程中不难发现，导演在呈现两组影像时运用了不同的感光度，并且在呈现图景上做了改变。首先，前段在拍摄时几乎所有镜头都纳入了相对大面积的树（绿意），而后段在拍摄时更多呈现的是冰冷的人造建筑空间。即便是呈现室内空间，左图窗外也是树，因此空间是阴郁的；右图窗外是建筑，空间给人通亮冰冷的感觉。

其次，前后两段对空间呈现的意识也完全不同。前段几乎都是固定全景长镜头，镜头追求的是东方“平远空间”的美感意识，镜头角度的选择也尽量避免透视意识。西方透视意识的作用是固定观者的视角，所以透视意识发展出“定点透视”。而东方平远空间意识的效果类似中国画，是“散点”的。于是在画面感受上，东方的平远空间可以发展出任意视点，观者可以自由选择进入图像的方式，平远自由伸张，取消焦点透视，进入“凌虚结构”（林年同语）。也因此镜头虽然是固定的，也并不存在束缚感。这种东方结构意识很可能是得益于导演对侯孝贤的关注。

张光直先生提出，东方意识是“由外向内”的，所以人与自然融为一体，不可分割；而西方意识是“由内向外”的，先确立自身的位置，然后观察自然。电影的后半段在呈现上显然选择了西方意识。截取相同情节的场景做对比，显然后半段在镜位选择上，已经进入“透视法结构”，由于对透视线的强调，观者便不再自由了（被固定了），这是一种西化的视角呈现。

于是在后半段，由于“透视法结构”的建立，观者的视角反而是被束缚了。在这种视角意识基础上，后半段靠近影片结尾时，导演反而选择以一种“强力”超控摄影机移动（平移/拉伸/游动）。将视觉意识引入影像作为纯粹“客体”的紧张关系。

影片中若干个前后推柜镜头，可以看成是对“透视法结构”的强调

法国导演菲利普·格朗德里厄 （Philippe Grandrieux）——这是个迷人的作者。在某次访谈中提到“电影不仅仅是主体也（首先）是客体”。他引用德勒兹的观点“你在作画时画的只是力”指出，当拍摄电影时，拍摄的只能是力。“...这是一种运动。非常具体而且敏感，没有任何心理作用，只是唯一的运动性质”。在定义影像的超控力绝对存在的同时，导演将影像作为主体的转化力（使观众迷失的力量）与拍摄的超控力对立。“这是两个相反的力之间的紧张关系，通过这种对立，使当下真正成为可能... ...我需要这种矛盾去感受电影的能量和感觉的运动...”，“我是为电影的客体方面服务的”。

也就是说，菲利普·格朗德里厄认为，影像使观众迷失的力量先验存在，而导演可以选择迎合或者忤逆这种力量。就像在“模仿论”的前提下作画，画家可以选择迎合自然的形象堆积笔触，也可以选择适当忤逆自然的形象进行思考，塞尚显然是属于后者。塞尚使绘画不再完全从属于自然，绘画变成绘画本身，使绘画指向全新的客体，不再是纯粹的模仿，而是创造（弗莱有精彩绝伦的评价）。影像也是一样，如果在拍摄行为中，导演让超控意识存在，影像便有可能指向某种全新的客体。影像便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创造。而菲利普·格朗德里厄认为的：使“当下”真正成为可能... “当下”，又何尝不是一种“诗意”。

阿彼察邦在影片结尾前的大量摄影机自主运动便是这种用意。通过这些运动，摄影机真正完成了创造，完成了建立全新客体的表达。有趣的是，阿彼察邦在选择“超控”摄影机的镜头里，毫无例外，他都以人类的创造（也许是过度创造）作为被摄母题。同时我也认为，阿彼察邦与菲利普·格朗德里厄的态度正好相反，他对社会创造全新客体的态度是否定的，就如影片里的静态照片的出现，这是一种创造行为的顶点，这是反自然的。导演显然持保守态度。

在对创新的反思过后，影片进入“和合”阶段，导演呈现了一些列“和谐画面”（这些和谐画面的母题显然都指向了“运动”，不过这里不展开了。）

影片的“合”

以上是结尾段落的所有镜头，通过上文的逻辑，就很容易看出，导演结尾实际上是呈现了一个“自然的/东方的/原始的”与“工业的/西方的/现代的”和谐并存的画面。“绿意”与人工建筑的画幅占比达到和谐，人们也洽然在这些环境中。拍摄的运作重新回到主体化（这里特别强调一个飞盘的跟拍镜头，跟拍并不“反身”，并没有超控感）进入和谐。这是导演指明的解决方案吗？

综合全文，我们再来做影像节奏铺展便一目了然了。影片有非常清晰的起承转合节奏，但都蕴藏在影像的机理里，而且这种机理节奏的营造手法，使影像的主体性变弱（凸显客体），影像不再作为纯粹的主体，它交出主导权，在与观众的意识的两级间，创造了一个“中介环境”——允许意识自由活动。

观众凭借自己的记忆与潜意识去与影像发生关联，对影片的理解变得多义（因人而异）。而影像开始承担新的角色，它不再作为信息的绝对搭载通道使观众迷失，它的作用是营造一个可以吸纳意义的公共场域。影像成为提供给观众的斡旋空间。

影片呈现的是一个世纪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图景，阿彼察邦在记录的是母国的历史进程（也同样属于东方）。我们不妨把片名直接翻译成《综合征与一百年》即：一个世纪的典型表现。

症候是一种机体丧失正常运作的病变，或者是隐藏在意识内核中的某种非知识，当主体与他/她的生活世界的关联发生一定的间隙、裂缝、崩落和中断时，症候就会出现，阿彼察邦的症候是诗意的魂灵，缠绕在环境中，镌刻在时间的肌理间，用一切看似迷离的崩落、间离的抽脱去拓宽现实与梦境的距离，用一切有破坏力但却赋予自然气质的的方式去捕捉无意识的状态——「打破线性叙事、形成陌生化表述、割裂因果逻辑、时间与空间的自由跳转、虚构和真实间恣意穿梭…」最为惊惧的一幕（医院地下房间）莫过于用固定镜头和缓慢的移动让观众与环境签订契约，让运动中的人物变为他者，然后让他者拥有返回凝视的力量：“我们观看的人或感觉到被观看的人，反过来也在观看我们。”两段式的设计更是这种相互观看的返回式凝视的神学的体现，剧中每一组人物，打破百年的时间的线性延续，进而在不断的返回对视中呼应着过去和现今，让观者游离在陌生的熟悉感和熟悉的陌生情境之间，产生一种巨大的、迷离但是透明的张力。

布努埃尔言：“诗歌的发明似乎是为了表现已经深深根植于诗歌的下意识生活。”电影叙事用空间来组成时间，因此空间既能够在蒙太奇技法中构建时间，同时也能借此解构时间，如同诗歌文本本身连续不断的流动意义——“电影将时间与空间结合更进一步，时间因此真正成了空间的一个维度。”（艾利福尔）。电影将编码中的结构隐喻还原成空间状态，在《恋爱症候群》中空间是医院主体，伫立于自然丛林和工业化丛林的二元对立中的呈现，关于爱恋的群体记忆围绕医院/疾病建立，在飘忽不定间勾连。疾病代表着对身体、社会秩序的永恒焦虑，医院空间吞噬着焦虑的个体，如同片尾的通风口的黑洞，吞噬虚无缥缈的烟雾。对曼妙自然的向往和对冰冷城市的怅惘，自然光源下的乡村医院是充满生命力的状态，人与人之间淡泊却亲近的交流，人工建筑下的现代医院白色、冷峻，而疾病则是存于两者之间永恒的且不被治愈的——“疾病是生命里的派生物。”（福柯）

而孤独是生命的永恒状态。

综合症与一百年，看完了。 开头的两个段落就挺有意思，医生冷漠地9问着问题，与之后对送她猪肉的人的态度完全不一样。另一个是僧侣来看病，中途医生出去找人要他还钱，回来后僧侣说她心烦，给她拿了一剂药方，这个角色行为的换位有意思。 整体看完后，没有很大的触动，也没有什么理解，并不能感受到阿彼察邦想表达什么，也许他就是像表达一种状态，那我没出于过这种状态里，他这种神秘朦胧的拍法也让我更体会不到，但电影本身的结构性还是有感触的，对白的照应，事件的相反性，这还是有意思的。 我的观影体验非常尿崩，画面时不时卡住不动，cc字幕时不时就丢了，但就他妈音频一点不卡，整个过程非常的不协调不对应，同时画质也很糊…整个电影相当于看了三次，因为中间睡着两次，每次醒了都播完了，于是就调到睡着的地方接着看，一天看了四部，综合症与一百年，神枪手之死，鸟人，神圣车行，阿彼察邦的最早看的，却是最晚看完的，也算是贯穿整天了吧。 5分。以后再看再说吧。

承接《热带疾病》的双段叙事，《综合症与一百年》不再如前作一般在粘稠的氛围中陡然坠落，而是建筑了如巴赫平均律般彼此勾连的两段平行时空，通过跳跃的剪辑在复调结构中不断穿插着即兴的旋律，生成了一种镜像反转般兼具均衡与错位的美。

表面上看，阿彼察邦将弥漫着青草味的乡间诊所置换为渗透出石灰味的城市医院，实际影像的运动逻辑也发生了调转。在乡村田园段落中，人物往往处于固定镜头的景深中段，摄影机不断尝试着空间纵深的压缩，俯冲式向外扩散，如即将跳出画幅的限制拥抱外部的未知；而进入城市工业段落，规整森严被笔直线条切割的室内空间让影像更贴近人物，却也止于人物，仅在手持跟拍与推轨移镜中维持着某种气若游丝的挣扎，成为漂浮的幽魂。

人物情感的蓄力被刻意削弱，其更像是附着于建筑装置的零件，传递着所处环境的色彩与气味，而在前后两段中，零件材质的变化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灵动追赶着的对话节奏被迟滞沉闷的停顿代替，前段被表白的女医生视角转换为后段需要以搬家留住爱情的男医生，诉说与倾听的悠闲情调也变为由热吻和汗水交织的激烈情欲；牙医不再兼职歌手，僧侣也不再拨弄乐器；一氧化碳中毒的病人接受了老者的瑜伽治疗，依然僵硬而呆滞；假肢被藏在房间存放烈酒，而失去下肢的病人却在医院过道艰难移动。

科技功能的进化与人物感官的退化同步并行，生成了撕裂的症候，又在固定与变动的拉扯之间营造出一种“相似即亲近”的假象。阿彼察邦的神秘主义也完成了由“震慑”向“迷惑”的变革。标志性的丛林野兽是否缺席？影片尾声的装置艺术大赏揭示了答案。医院褪去道貌岸然的外衣，终成长为巨兽，露出爪牙，将阳光与空气、风烟与尘水尽数吞噬，人物也在封闭狭长的甬道之间彻底迷失。

再次回归俗世，小桥流水、花坛草地、零散锻炼的老者与蜂拥而至的广场舞，人为制造的的现世安好抚平了巨兽潜伏的狂怒。女人希望男人搬去她工作的新址，对男人说：“那里还靠着海。”男人回她：“不要用自然诱惑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