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之歌

（照片全图）

（照片局部）

▲1959年，拍摄彩色影片《青春之歌》中的东北学生除夕夜聚会一场戏的横移镜头时的现场，左一坐着操控摄影机的是本片摄影师聂晶，左二穿黑色旗袍的是扮演白莉苹的演员马晨曦，左三是影片导演崔嵬。

--------------本文作者简介--------------

聂晶(1921～1986)， 原名聂允中，辽宁锦州人，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四大师之一，中国电影摄影最有成就的开拓者之一，被同事称为50-60年代中国电影摄影中最富创新意识的摄影师之一。1939年锦州师范学校毕业，在义县南关小学任教。1940年考入满映任演员，后学习摄影。1943年任华北电影公司摄影助理；1946年任中电三厂摄影助理，参与拍摄了1947年故事片《白山黑水血溅红》。1949年任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影师，参加纪录片《开国大典》拍摄。1950年参加第一部解放军建军史的纪录片《军旗》的摄制。曾在长春电影制片厂参与拍摄了《卫国保家》《高歌猛进》两部故事片。回北京电影制片厂后，参与了许多影片的拍摄。聂晶任摄影的戏曲片有：1960年《杨门女将》、1962年《野猪林》、1979年《铁弓缘》、1980年《诸葛亮吊孝》等；主要参与拍摄的其它故事片还有：1953年《赵小兰》、1955年《神秘的旅伴》、1957年《边寨烽火》、1958年《山里的人》、1963年《小兵张嘎》、1964年《天山的红花》、1975年《红雨》、1978年《风雨里程》、1981年《知音》等；另有1952年纪录片《纪念世界四大文化名人》、1955年舞台纪录片《杂技艺术表演》、1959年的彩色舞台艺术片《百鸟朝凤》等。担任过中国影协第四、五届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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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电影《青春之歌》的摄影师聂晶写的电影创作总结文章，由我拍摄书影和扫描为电子文本后再进行校正编辑，拍摄的书籍文献是《〈青春之歌〉——从小说到电影》的第279页~286页，中国电影出版社，1962年7月第1版，1964年7月北京第2次印刷，全书共4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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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之歌》摄影手记

◎聂晶

(原载《电影艺术》1960年第2期)

根据《青春之歌》的文学剧本和导演的创作意图，在影片中要表达这样两个思想内容：第一，知识分子只有献身革命才有出路；第二，表现出在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的民族解放战争时代的面貌。摄影工作应当抓住这两个核心进行设计，确定影片的基调和艺术上具体的处理。

影片所表现的时代是从“九一八”到“一二九”——旧中国最黑暗的年代，但是革命力量正以不可抗拒的威势逐步成长。因此我们想象中的影片的基调，应该像黎明时分，朝霞初现，在灰暗的后景上有着明快的光亮，在青灰的颜色上有着鲜丽的积极色彩，在浑浊里露出清新，对比分明，反差较强，阴霾之中吐出明丽的光辉。

影片要反映出历史的真实，要显示时代的气息，要绘出旧社会的黑暗面，更要注意到突出革命的新生力量；要看到山河的破碎，社会动荡不安，但更要展示革命的雄伟气势。因此在环境的选择、气氛的处理、光影色调的处理以及道具的利用上，都要切合剧情的需要，强调时代气息。要再现出二十多年前的社会风貌，如：街道上虽然张灯结彩，但是小商店却挂着“牺牲血本，大贱卖”的醒目广告；交通工具有汽车，但也有落后的人力车、排子车，以至骆驼队和兽类车；北平的小胡同虽然很幽美，但是房屋贫富悬殊，卖水的水车沉重作响，买卖破烂的打着小鼓游动，显得这旧北平生活的凄凉；海在大自然中虽然是美丽的，但与岸上的破渔船和祖传的破渔网相比却是那么不协调，要有海的壮美的描写，也要有“打不上魚来，吃不上饭”的人民痛苦生活的写照。总之，要展示出旧社会尖锐的阶级矛盾，显示出革命行将来临。

在突出主题和时代背景之外，更重要的是突出人物，因此凡故事片都特别着重刻划人物，都要根据人物的内心世界的发展和变化，来安排摄影角度、构图、光、色等等。当林道静接受了革命的道理，革命的种子在内心里生了根的时候，我们就用大特写拍摄她那明智而放出青春的光辉的眼睛。为了突出卢嘉川在监狱中那坚贞不屈的形象，我们就用强烈的光线，安定的角度，来显示他对敌人藐视的神情。林红就义的时候，昂着头走出监狱的走廊，用镜头移动的特写，光影的变化，和破晓的红光来预示革命即将胜利。我们想在影片中塑造这些可敬爱的人物形象，这是个光荣而艰苦的课题。

主题，时代背景，人物，这就是摄影师在拍摄前构思的中心。要完成这个构思，首先必须掌握阶级分析的观点：如适当地利用对比，人物方面，有自私自利的余永泽和光明磊落的卢嘉川的对比，坚贞和叛变的对比，新生和腐朽的对比，在环境方面有贫富对比等等。

上面只是谈在拍摄前的总的构思，但是在影片里如何表现还需要具体设计,下面就几个重场景的拍摄来谈谈。

剧作家和导演明确地指出在未来影片中是以林道静的成长过程为主线，因此摄影工作也围绕着林道静这一人物做文章，依照导演的意图把林道静的思想成长划分三个阶段：从跳海自杀遇救，到和余永泽同居，为第一阶段，写她对旧社会的反抗，富有正义感，但是感情脆弱；第二阶段从遇卢嘉川启蒙后直到离开余永泽，离开北平，这个阶段写她明白了革命的道理，抛掉不够健康的情感，和大众的命运联系起来，这是她的转变时期；第三阶段从定县和监狱的考验至入党，这个时期写她经受起风险而成长的过程。

一，我们以浓云低压，波浪滔天，夕阳余晖下海的场面作为影片的开始。这是和林道静跳海的行动相配合的。大自然在咆哮，仿佛也为林道静鸣着不平，痛恨这旧社会，希望终有一天，风暴会来临，洗刷这黑暗的社会。另外一个设想，从海开始到“一二九”群众大游行结束，构成影片的首尾呼应，象征着革命将会像海那样地波澜壮阔。我们用波浪滔天和夕阳在云缝里吐露着光辉的景色作为第一个镜头，在青灰的色调上有着橙红的阳光，灰暗之中吐露着光辉。林道静的出场，为了显示不平静的感觉，用风舞动她那黑发和白纱的围巾。在她的面孔上用平淡的光照亮她忿恨的泪珠，让人同情并产生疑问，这个少女为什么自杀？为什么走这条死路？

数日后的傍晚，林道静和余永泽漫步在另外一个海滨。鳞样的沙滩和闪耀光辉的大海，很富于诗意，可是为了突出原小说“海虽然美，但打不上魚来吃不上饭”这句话，用些破旧粗黑的渔船残骨和破渔网，来显示环境与人物的不协调性。粗黑的暗线并不是为了构成美丽的画面，爱情场景有了这些暗线看起来也不大恰当，但是在展示社会生活的贫富对立，和预示他们将来的分歧上是有作用的。

二，依照导演的意图，为了突出共产党员卢嘉川的形象，这样设计了他的第一次出场：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机在天空盘旋，在不抵抗的命令下溃逃到关内的一股东北军，跑到小学校来强行占据校舍的时候，卢嘉川出现了。他指出国民党蒋介石不抵抗的真实情况，使得东北军的士兵心悦诚服，同时使得林道静也明白道理，心目中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一情节的安排，有利于人物刻划，而且富有时代感。为了造成混乱的气氛，在东北军进入学校的时候，镜头好像代表林道静的视线跟随这混乱的现象移动，看到他们抢鸡羊，看到他们的狼狈形状，看到印着血痕的伤员，构成一片动乱的景况。到卢嘉川出场时，镜头开始静止，混乱的杂音消失，卢嘉川走入一个平静天空的空画面，成为近景，光从侧面打在面孔上，使人感到安详可亲，留给林道静深刻的印象。

三，林道静从杨庄气愤出走，到北平站遇到南下示威的学生卧轨斗争。这时应该着重描绘林道静激忿的情绪和爱国主义思想，因此在回北平的火车上的近景要突出地表现出这种情绪和思想。她凝坐在窗前，望着大地，她的心情激忿不安，想到前途，也想到中国，想到校长余敬唐，也想到卢嘉川……大地奔驰移动的影子投射在火车窗上，林道静的沉思的面孔就在这窗后，光有时改变方向，火车的浓烟有时流过窗前，更衬托出她激动不不静的心情。几声汽笛的怪叫，把她从沉思中惊醒，声势浩大、气势磅礴的学生卧轨斗争场面展现在她的眼前。

四，求职的几场戏，虽然镜头不多，但世态的炎凉在林道静心灵中投下暗影。这是悲惨社会的缩写，很富于时代感。三四个镜头，用雪、雨、落叶，说明是在三个不同的季节。第一次排队求职，用青年学生，最后一次排队求职，用不同年龄、不同身分的人，这样前后呼应，说明林道静从高一级的职业求到下一级的贸易行。在脚的特写镜头中出现了刊载“一二八”淞沪抗战的消息的报纸，一方面说明时间，一方面表达出时代气息。

当林道静在痛苦失望之后，接受余永泽的温情的时候，在她的特写中，清晰地看到了泪珠；她感到的并不是幸福而是受旧社会压迫的悲痛和无望。

五，白莉苹公寓的除夕聚会，使林道静受到深刻的启蒙教育，她在卢嘉川的启发下，觉醒起来了。这场戏很重要，很富于时代感，我们读原小说时，就被这个情景深深地激动了，尤其是四十来岁的人，更会由这情景引起很多回忆。因此摄影设计上要花一番力量。我们首先选择一个风雪的除夕，室外是冰冷的世界，玻璃窗上冻着冰花，室内是火红温暖的环境。为了造成光影，光源也安放了几个点，用电灯光和蜡烛光作为基本光源，必要时用些橙红色光，做为最激情的场面的光源。另外我们也想在卢嘉川谈到红军得到很大胜利的时候，把屋内的气氛改变一下，使红红的蜡烛闪耀着发出更大的光辉，人们的面孔更加喜悦欢快，增加欢欣鼓舞明快的气氛，使林道静被这种气氛感染；更加深她内心的革命激情。为了使这场戏的开头和结尾形成对比，开始安排了较沉闷的色调，用了不同的光影，并在不同的距离拍摄各种慷慨悲歌的姿态，镜头节奏也是缓慢的，随着歌声慢慢移动。

六，林道静受到卢嘉川启蒙教育之后，从卢嘉川那里借来革命书籍苦读的一场，镜头很少，但是我们认为这是林道静思想的重要的转折点，应该看出她的内心世界，革命的种子在心里生根、发芽，那双清澈明净的眼睛吐露着青春的光辉。摄影应该抓住这一重点，把林道静的肖像在这场戏里拍得最美，最鲜明，使这个镜头成为全片最难忘的镜头。为了突出人像，我们选择傍晚的时间，后景较暗，而且用大纱模糊后景，用几条光束来衬托人像；人像处理在最亮的光线下，使她更鲜明，甚至可以看出明丽的眼睛里映出花的光影。接下去是洁白盛开的玉兰花的大特写和桃花千万朵的镜头，这样不啻对前面的特写镜头做了一个形象的譬喻。

七，林道静和余永泽由于两种思想、两条道路的矛盾而引起争吵的戏，要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摄影选择两个不同的后景，余永泽的周围高高堆着古籍，好像埋在书堆里，在画面的一角可以看到胡适的相片，余永泽在这个大书堆里更显得渺小卑微；林道静的周围衬上红的鲜花：一古一今，对比鲜明，更会有说服力。

八，卢嘉川来到林道静家里，交给她三件工作，这使她十分愉快；十分兴奋。为了突出这种火热的心情，用夕阳的红光照射在室内，使室内呈现出红色的光影。拍摄人物时用这红色的反光照射在头发上或某一部分上，更会陪衬出人物的愉快和兴奋。

九，卢嘉川被捕入狱，受了酷刑，但坚贞不屈，他那颗赤诚为革命的心，只要一息尚存就要为革命事业去工作，去斗争。为了表现这种崇高的品质，在光影上应该是很强烈的，用反差较强的光线拍他那种虽然忍受着痛苦但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的闪闪发光的眼睛和面颊。

十，刑场和贴标语的镜头，是导演处理得很好的蒙太奇句子，简练而又有意义。摄影处理上是选择黎明前的时间，刚落完大雨，乌云渐渐散去，东方呈现红霞。刑场和贴标语看起来是一个时间。刑场的戏把烈士们处理在山岗上，背景是天空，国民党刽子手处理在画面的右下角，从对比中显示我们的烈士昂扬慷慨的气势。贴标语场景，处理得清新一些：被雨濯洗得很干净的街上，贴着鲜红的标语，和美丽的朝霞相映，显示蓬勃的朝气。通过这些处理，表现出革命者的前仆后继，使观众产生“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联想。

十一，林道静回北平后和王晓燕谈话那场戏比较重要。导演和大家一致同意把她们处理在幽美的环境中，一方面衬出她们开阔的胸怀，一方面使下面一大段监狱的戏得到舒缓。后景上为了衬托，用上荷花、清流，以及金红色的晚霞，更能陪衬她们的心情。

十二，林红在狱中讲故事教育林道静这场戏，我们设想随着林红那种富有热情的声音，看到窗口现出曙光，大地渐渐明亮起来；当她说到那些最感人的辞句时，转换成映着红光的大特写，这样更能渲染出必要的气氛。

林红就义的场景是全剧的重点戏。林红是党的优秀女儿，她那英勇的形象将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里，教育着林道静也教育着我们。为了突出这英雄的形象，先表现国民党的狼狈形象作为对比，例如他们撤退时被风吹得四散的文件，在冷风中摇曳闪动的路灯，监狱走廊中摇晃着的长长的黑影等等。及至镜头转向林红时，镜头角度由急遽的变化趋于平稳，光也随之作了相应的改变。林红把红毛衣交给林道静后，走上台阶回身注视着道静时，我们用一个近景强调她注视道静的炽热目光，表现她对道静的希望和勉励。她在走廊中走过时，用跟移的近景拍摄，突出表现她那镇定而坚贞的面孔。铁门打开，林红的背影走出去，一道阳光流洒进来，使人感到这不是一个人走向死灭，她英勇牺牲了，却会有更多的人站起来，高举红旗，坚持斗争，直到胜利。

十三，波澜壮阔、动人心弦的“一二九”运动的场景，作为全剧的结尾，一方面表现林道静入党后的革命斗争，一方面给人热烈、雄伟的感觉，以此鼓舞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的雄心，增加群众对党的热爱。为了拍得真实动人，我们以繁华的北平街道做后景，以数千群众构成这雄伟的场面，并出现和大刀水龙搏斗的场景。在这里既要看到林道静、江华被水龙喷射的困难情形，也要看到林道静振臂一呼的英雄形象。风吹动着她的长发，水淋在她的身上，以此和影片开头跳海的镜头形成鲜明的对比。镜头节奏也是快速的、激昂的，有时用急速的变焦距镜头和升降镜头来造成这种气势。

上面写的是在影片开始拍摄时的摄影设计的一部分，只是个轮廓。限于水平，写得很乱，错误也很多，有的拍出来也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出入很大。为了相互学习，拿出来发表，算是抛砖引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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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部在中国电影史上有着非凡意义的红色电影，《青春之歌》的意义绝非教育那么简单。无论是文学文本的传阅还是电影的人物塑造，都为我们打开了一扇“如何去叙述知识分子在革命历程当中的转变和作用”的大门。 而影片的主人公林道静，一个具有双重身份——女性&知识分子的主人公，无疑在影片当中承担着最为重要的叙述部分。 坦白的说，这绝非是一部女性自主意识觉醒的电影。实际上导演和原著作者是在以这样一个女性的身份来作为一种革命者的载体，阐述一种知识分子或者说是“小资产阶级（林道静家原来是地主）”在剧变的社会中如何由被动（卢嘉川等人的引导）到主动（身着红衣，投身学生运动）地找到自己的革命道路。 而为什么一定是女性呢？大抵有一下几个原因。 1.这是一种现实社会的映照。长期以来（自古至今？），男性的权力结构就一直是社会的结构，整个社会都是在男性的权力映照下运行的，当时的女性在很大程度上需要男性来作为一种革命的引导（林红就是被丈夫引导走向革命）。而对于林道静来说，父亲的逃跑和母亲的强迫出嫁，让林道静失去了“父权”或者说是“男性”的某种庇护。因而之后的卢嘉川和江华等人对她才有如此之大的影响。 2.某种程度上说，林道静的解放暗示着五四运动后，女性的解放。林道静原以为逃出了被迫嫁人的命运后会解脱，但是和余永泽的婚姻再次陷入思想的困境，林道静的选择是——走，远离思想的分歧。之后林道静曾两次被胡梦安（国民党特务，觊觎林道静）所捕获，不过在一次又一次的斗争中，她逃离了胡梦安的魔爪。而卢嘉川（尽管两人之间并无爱情，但是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有着某种欲望禁忌的吸引）的出现，也再次让林道静有了新的斗争方向——解放思想（不再为小我而革命）。于是，在这层意义上，林道静确实象征着女性思想的解放（尽管是在男性的引导下） 无论如何，《青春之歌》诞生之初到后来几十年一直都饱受好评，这与其他描写知识分子革命的电影所获得的评价有些“大相径庭”。它无疑完成了一次绝妙的革命意识转变的叙述，也无疑在某些方面，完成了一次遮蔽。

改编成电影的《青春之歌》，大红大绿的色调，很有年代感（色调倒是让我想到了最近看的《爱乐之城》）。首先，很容易便会将书中与电影中的人物形象进行对比，不得不说，善恶两面的分化过于明显，余永泽真是够猥琐。演员总体上年龄都偏大，像卢嘉川王晓燕江华林红一幅叔叔阿姨气质。当然，最重要的主角林道静，乍一眼看过去觉得有点老气，可随着剧情推进，她的一颦一笑却是灵动的，特别是那一双大眼睛很符合林道静的感觉（电影中多次特写林闪光的眼睛）。然后就是剧本了，可以看到剧情删减很多，进展匆忙，明显是在观众都将小说看了的基础上进行演绎的。印象中比较深刻的是，将林道静举报晓燕姑姑的剧情删改了，可见电影想要抹去林道静的“污点”，将其无限放光明的企图。通过对二者的对比，比较直观地感受到了影视与文字演绎的区别，电影是很难将一些幽微的心理活动展现出来，但是却有其独特的画面语言。中心思想的话，其实好像没什么可供提出来褒贬的，想到贺桂梅还是戴锦华提到的说把顽强抗争的林红改成了继承其丈夫的遗志，其实是对女性主体性的贬低，倒是观察得很仔细。而受诟病的所谓“打着革命的旗号谈恋爱”的色彩在电影中也进行了最大程度上的淡化。总体看来，电影的“政治正确性”更高于小说，而电影展现的时代的美学价值值得如今的我们反思和挖掘。

话剧味儿很浓。

一个整天喊着独立的女人，找工作碰壁了几次，男朋友甜言蜜语就嫁了，嫁了之后，没找工作，还一股脑喊独立，确实是只说不做。

觉悟其实并不高，对马克思的理解和感受也并不是很深刻。只是看了几本马克思就觉得自己可以革命了，但是看了一堆马克思为什么还是不知道深入群众？空有理论（还没学好），没有实践。安排三位党员老师指导她，但是全程处于被动地位。

但是影片对女主的思想觉悟提高的指导是递进的，从一开始一些小活动传达思想，到深入群众切身体会，最后升华到为革命付出生命乃至哲学的层次。

郑瑾太美了，就义那场戏国际歌和一扇扇铁门打开通向死亡，是全片最精华的部分，比女主角思想觉悟提高，执着入党好看多了。

为什么一直要纠结入党呢？难道只有入党才能拯救人民群众吗？

女主角是自私的，前期学习马克思想入党为了打破自己无聊的生活，后期入党喊多了反而成为了一个单纯的执念，她说入党是理想，那一刻她一定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但是入党归根结底是拯救危亡的中华民族，解救水生火热的中国人民，但是这些她到后期都极少谈起只是要入党。或许只是为了满足自己，这是一个“入党情结”。

其实找女主的角色的发展，最后入不入党已经不重要了，之前没有入党的时候她也在和反动派做斗争，入党不过是锦上添花。真正有思想觉悟的人，即使不入党她也会为民族事业作出贡献。最后结局如果改成，让她入党了，但是她自己说入不入党其实不那么重要了，最主要的是做贡献，为这个伟大的事业出一份力，这是每一个中国人民都应该做的。我想这个结局会不会更好，有更高的思想觉悟，同时也有宣教作用。

原著和电影共同的路线都是，林道静经由余永泽，卢嘉川，江华三个男人，从最初的懵懂少女到坚定成熟的共产党员。然而在原著中依旧展现了一个女性在战乱纷繁的年代所面临的困境，尽管有关女性命运的问题在作品中被压抑，被淡化，却还是有迹可循。到了电影里，也许是受当时政治因素的影响，与其说是青春之歌，不如说电影里是一曲革命之歌。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林道静由个人主义走向集体主义，从个人英雄式的幻想，到参加阶级解放的集体斗争。她终于能够回答卢嘉川的灵魂之问：参加革命究竟是为了摆脱个人平庸成为英雄还是真心想要拯救劳苦大众？

曾经有评论探讨青春之歌涉及的“性与政治”，林道静与这三个男人的爱情之路也交织着她的革命之路。那么，她所受到的救赎，指引是否与她作为女性所拥有的美好肉体有关，我想是有的，但并不绝对。余永泽这一形象其实放在如今也仍有真实存在，他好言相劝林道静与他结合，讲究实用主义，最初对道静说出“我是最主张女性走出厨房的”，却又在后来自毁面具说出“你是我的”！他对于林道静所谓的爱的背后，是父权体制下所孕育的大男子主义与占有欲，他披着进步的羊皮，骨子里却还是传统观念。林道静在遇到他时，尚处于“本我阶段”，连最基本的温饱与安全感都无法满足。其后，林道静进入“自我阶段”，开始追求精神上的满足，卢嘉川的出现填补了这一空白。卢嘉川死后她又遇到江华，而这时，她已然由一个一见面便倾吐一切的少女成长为一个较为成熟的共产党员，她此时进入“超我阶段”，满心革命与劳苦大众，自身有着极高的道德追求。这些男人为她的革命成长一步步铺就道路，又在每一个阶段就此别过，“性与政治”就这样相互交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