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布莱克

英国是一个高福利国家，无论在观影前还是观影后者都是毋庸置疑的。但也正因为如此，会产生与我们国家不一样的，令人啼笑皆非，甚至会扼腕叹息的故事。布莱克就是这个背景下的极端例子。

因为是高福利国家，他们拥有政府分配的“临时救济房”（女主住的那套），即使这套房子并不算好，但也能遮风避雨。但相对的就是为了维持这套福利制度，需要高昂的经费，光靠普通的税种是无法维持的，所以有了男主需要缴纳的“卧室税”这种让我们不能想象的税种。它的本意是好的——有多个卧室的卧室的家庭条件一般都不错，为了能让穷人过得更好一些，这些条件不错的人理应帮助同一个国家住不上房子的穷人。可是这样就极大地伤害了中产阶级。甚至是像布莱克一样无法工作又无法领失业救济金和就业支持津贴的人。

回到影片的中心人物布莱克，他是被这套制度还惨了的人，政府福利部门把医保核定工作交给了雇佣无医疗知识的商业公司，商业公司像布莱克询问的问题是具有普遍性的，但不具备特殊性，且不承认专业医生开出的证明，再加上核定环节复杂，没有弹性，造成问题难以解决的后果。布莱克是个个例，但也正是因为合理的存在而告诉世人这套制度的缺陷在何处。他们的失业津贴发给有工作能力并且努力找工作但暂时找不到工作的人。就业支持津贴发给经过医保核定成功的生病群体。那布莱克呢？他似乎是一个在制度之外的人，没有任何一条制度可以保护他。这套制度在公平方面是做到了，但是也难有法规之外的状况，这时候他的反应就会非常慢，甚至显得不近人情了。

这是一部在高福利国家这个特定背景下才能产生的悲剧，他把人们长期追求的那种高福利、制度化的国家撕开一个口子，让我们得以一窥在这之内的悲剧。

丹尼尔·布莱克，朋友们叫他丹，59岁，大不列颠联合王国人，俗称：英国人。这里有女王、贵族、剑桥，抖森、卷福……优雅的国度，不是么？当然不是。

有贵族，就有被剥削者。英国同样有底层。据说威廉登陆之后八百年，英国上流社会一直由八百个家族把持。矿工水手贩夫走卒想往上流动，单凭个人的奋斗肯定渺茫，英国稳定的社会结构，从未拥有广泛的阶层流动。要进入你熟悉的伦敦上流社会，除了天时地利人和，像《赛末点》那样的运气也不可或缺。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英国是左翼胜地，出版过《资本论》，兴起过声势浩大的新左派和新马克思主义运动。导演肯·洛奇是一员左派悍将，数十年来坚持将摄影机对准底层的工人阶级，以坚硬的、不低头的姿态伫立英国影坛，提醒世人英国除了《唐顿庄园》和《故园风雨后》，在不事生产的贵族之外，也有不屈的工人、有残酷的阶级固化。

《跳出我天地》里，面对撒切尔夫人的新自由主义强权，数以万计的矿工在矿业工人联合会的带领下，加入到抵制矿场自由市场化的罢工中。为了罢工，工人们圣诞节甚至无煤取暖，父亲果断砍了钢琴。然而他为了供孩子继续芭蕾生涯，顶着“叛徒”的恶名屈屈辱下井。这些远在英国的被压迫的脸，像极了我们国度那沉默的多数。

《我是布莱克》里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坏人，唯一的大反派，由低效无能的官僚系统担当。布莱克申请失业救济金屡次碰壁、找工作、填表格、学习填写简历等等经历，但始终得不到那份他应得的失业补贴，处境尴尬犹同卡夫卡笔下那位徘徊在“法的门外”而终身未得其门而入的主角。

资本主义伦理，工作被神圣化，是光荣的标志，失业则被视为懒惰、吃救济金的蛀虫。但财富分配不均，令富者愈富穷者愈穷，失业会令有产者一夜之间即可由小康堕入贫困，贫困者堕入饥寒交迫。布莱克因病失业，在福利门外兜转徘徊，饱经劫难、愤怒和绝望，像“法的门前”的人一样，最终倒在了福利制度的门外。官僚系统固然可以害人，杀人者却是资本的伦理。

布莱克是一位木匠，边缘但足以糊口。然而一旦失业，他不得不应对电脑、互联网等新鲜事物，被迫加入到全球化的竞争中。曾经，全球化描绘了天下大同的美好图景，然而现实是滋生了一个前所未有、跨越国境的巨富阶层，联合起来实现了全球化剥削，而底层人民却被隔离在各自国境之内，默默苦熬。唯一的希望就像布莱尔的黑人邻居“China”，依靠广州认识的工厂小贩在街头贩卖品牌厂货，揩资本主义的油。

戛纳评委选择了《我是布莱克》，英国选择了脱欧，美国人选择了特朗普，不过无论政治向哪个方向，但愿永远有人拥有清醒的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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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要从戛纳说起。2016年戛纳国际电影节的获奖名单引发了轩然大波。 坊间看好的《托尼·厄德曼》一无所获。老导演肯·洛奇凭《我是布莱克》拿下第二枝金棕榈，但外界评价不高。恶评滚滚的《只是世界尽头》，居然拿下了评委会大奖。前方一线的中国报道团，直言老评委们瞎了狗眼。 随着资源不断流出，尤其是《毕业会考》（最佳导演奖）和《美国甜心》（评委会奖）收获好评，《托尼·厄德曼》却神话破灭。许多影迷又高呼：这届戛纳评委也没有全瞎。 但最让我意外的，还是讲述一个老头被“椰子”杀死故事的《我是布莱克》。 我认定了它平庸无趣，结果却被老导演的一颗善心所打动。他把电影技巧，完全化解在了每一个人物开口的声音当中。 许多人揶揄这部电影奉行政治正确，但从什么时候开始，“政治正确”变成了一种不正确。老生常谈，会变成了“不能谈”。 质疑大多落在了肯·洛奇一如既往替劳工阶层喊冤，令人无法站到另一边去，与无辜的他们做对立。尤其是在第三世界国家的观众看来，布莱克并没有落到风餐露宿，坐以待毙的丛林社会局面。况且说到比惨，布莱克依然过着体面的，有渠道可以解决问题的福利社会自然人生活。那么，他的焦躁不安，到底是因为什么。 这部电影抛出了一个万万没想到般的脑筋急转弯：鲨鱼和椰子，哪个杀人更多。猜对正确答案只是第一步。电影试图告诉观众，为什么椰子会杀人——那可不是因为椰子长得像你身体里的心脏。 因心脏病从岗位上退下的布莱克，走上了一条申请社会救济的漫漫之路。他被告知如果想要领取救济，就必须主动去寻找工作（但医生诊断是他不能回去工作）。布莱克烦透了这一切折磨人的规章条款，他想要上诉又被告知救济会停止，这无异于切断了他的生存之路。 对《我是布莱克》的故事进行长篇大论，无疑会陷入电影开头的无意义对话。布莱克希望获得救助，但体制却在进行长时间的筛选排除，不断做各种减法，通过这个繁琐悖惑的过程打退许多人，节约社会公共资源开支。 故事本身，令我想起来黑泽明《生之欲》的公共部门办事，皮球踢不停，但在日本人的电影里，作出反思的角色，是一介平凡公务员。再有被认为是文字薄凉的张爱玲，她提到过报上乡村女人故事。女人被夫家虐待，但在村区县法院兜兜转转，无人肯接受她的控诉。她感慨说，“无告”二字，是一种入骨的悲哀。不难从这个故事，发现许多电影的影子。 作为一个合法的英国公民，一个依靠双手的经验木匠，布莱克陷入到了网络新时代的困惑中，他所信赖的手艺和规章，全部在高龄和病痛面前败下阵来。 在能工巧匠与规矩制度缠斗的主线以外，电影还加入一个同样被救济拖累还带着两个孩子的单身妈妈。她偷东西，因饥饿大哭。 热心的布莱克，尽自己所能去帮助这一家子人。过程当中，孤苦伶仃布莱克和他的人生往事，也不断被翻了出来。 许多人把电影看做了怒喷官僚体制，但在我看来，《我是布莱克》更像对“好人一生平安”的冷眼旁观。布莱克在四处奔走的过程中，也发现自己陷入了不义。因配合体制问责，他需要假装写简历去找工作，却耽误了别人正事。 只要体制存在问题，那么，无论是好心帮忙布莱克的女士，还是布莱克自己，他们都会变成趋附于僵化体制的一部分。有人甚至做了反向推导，正因为西方国家福利体制太好，反而降低了他们的生存能力。突如其来一场病，只不过是个危机隐喻。 但《我是布莱克》更是一部感人，不乏幽默且努力拒绝人与人之间冰冷的通俗庶民作品。除了做得很足的焦躁感，电影更多在表现布莱克与年轻一代和小朋友的沟通，瓦解人物身上的孤独。 放在心里的人生远航，但求心安的手工书架，对隔壁小黑的尝试理解……意识到眼前的社会体制有如此这般的问题种种，你是继续冷眼，网络咆哮，还是去行动改变，用耐心和善意，对待自己遇到的陌生人。这恐怕是《我是布莱克》最令我感慨的一份真情。 不要失去卑微的自尊，更不要苟合体制，束手就擒。 如果肯·洛奇是二三十的毛小伙，我会认为他是天真幼稚傻。可作为耄耋之年的老者，我相信，从《小孩与鹰》开始，他就一直坚信真实、温暖与爱——与政治立场无关，与所处阶层无关。 我的人生到底是从哪里开始不正常的呢？ 布莱克遭遇的，当然是问题。 你也可以认为，这是不成问题的问题。 因为放在哪个社会制度，都有这样那样的毛病。 最关键的是，导演试图通过老生常谈，让观众看到什么。平庸的恶，迁怒于体制，恐怕都不是肯·洛奇想抨击的目标。更应该来自年轻人的愤怒，到了老导演的世界观里，变成了古往今来伴随小人物的心酸无奈，还有那么一点点自嘲。【刊载于 大众电影 木卫二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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