泪痕

《泪痕》是北影厂1980年摄制的，编剧孙谦、马烽，导演李文化，作曲陆祖龙、时乐濛，作词乔羽，独唱李谷一，演员有李仁堂、谢芳、杨威、周森冠、侯冠群、李孟尧、茂路、李百万、程学钦、邵万林、方辉、于文仲。

这是一部反四人帮题材的电影，表现形式是政治破案片，内容充满了中国人熟悉的阴谋、暗斗。电影当年影响很大，还获得了百花奖。

本片拍的还是很好看的，因为它设置了很多悬念，吸引观众往下看：孔妮娜为什么会疯？曹毅这么个好干部怎么会上林彪贼船？木村公社到底怎么回事？魏新老婆之死有什么蹊跷？等等，通过新任县委书记的调查了解，层层剥茧，谜底慢慢揭开，最后发现是一个重大冤案，隐藏很深的帮派势力大boss最后也浮出水面。这种先是充满迷雾曲折，最后正义战胜邪恶的传统描写方式是观众很喜欢的。片中有些情节今天看依然能打动人，比如孔妮娜平反那场戏我就被感动了，说明它确实是有艺术魅力的。

影片中，李仁堂演得很不错，堪与《创业》里的华政委相媲美，得百花影帝也算实至名归。谢芳装疯时演的挺好，情感真挚，只是一恢复正常，就又变回原来那个冷静的谢芳，又显得有距离感了。杨威演的公安局长似可商榷，他的人设是个老公安，但没有老公安的那个派头。常言说居移气养移体，一般干公安多年的人应该自然而然有一种威严，神态气质眼神应该有特点，毕竟这是个特殊行业，杨威都没有。还有茂路也很怪，他在上影都是演龙套的，怎么这次北影拍电影把他请来演个重要配角？

影片有个情节不合理，就是让华如玉一直照看孔妮娜，她是个县委常委兼公社书记，忙得很，又不是公安局的内勤，怎么能让她来照顾孔妮娜呢。还有，帮派势力老大是县委办公室主任，而副书记是小弟，但办公室主任有很多杂事要做，很辛苦，让老大整天干活，小弟相对清闲，不大合理，坏人会这么做吗？文艺作品为了制造悬念这么做还行，现实生活中恐怕不行。本片编剧这么设计可能是参考了四人帮的情况，王洪文虽然是名义上的最高职务者，但实际老大是江青张春桥。这种参考未必合理。

影片拍的早，时代特色挺明显，墙上还挂着毛主席和华主席的照片，对林彪还是一口一个林贼，上贼船什么的，还让一个女青年造反派当县委常委公社书记，是个正面人物。

还有一个有趣现象，看《泪痕》之前我刚看完文革电影《山花》，也是孙谦、马烽编的，但那部电影非常垃圾，主人公蛮不讲理，只会扣帽子说大话空话套话。我看过介绍孙、马两人文革时期经历的文章，也是很难的，见了江青也是胆战心惊的，在那种环境下，要自保也只能胡说八道。导演李文化也是，当年拍《决裂》，尤其是拍《反击》，那可是江青的御用大导演，现在又反戈一击，拍起了反四人帮的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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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听说电影《泪痕》，是2018年，在祖父的葬礼上，听人讲述他的生平时，提到了两件我一直都不知晓，却在那一刻肃然起敬的事：一是主修胡兰大桥，二是在担任老家的县委组织部长时，给这部电影的编剧介绍了故事主人公的原型（wenge中冤死的县委书记的家人）。于是在参加葬礼后，特意观看了这部和我的家乡，也和我的家人都距离如此之近的作品，算是对祖父生平的一种纪念和致敬。

影片改编自真实事件，讲述了wenge结束伊始，一位因受冤而自杀的县委书记得到平反的故事。作为90后，虽然那段历史并不遥远，但往往距离越近，便越是难以在众说纷纭的评述中挖掘其真相，没有真切经历过的我们，只能在拟态环境中想象和还原其面貌。而影片，恰是为这一想象提供了冰山一角，让我们从一名基层干部的遭遇，窥见宏大叙事中无法看到的，历史洪流中的个体命运。

如果稍微了解一点我国社会的意识形态争论，就不难发现，对于wenge这段历史的描述，左派和右派往往呈现出截然对立的看法，在后者清一色的批判和主流社会谓之“动乱、浩劫”的定论之外，偶尔也可以看到前者以“理想主义”之名进行的微弱辩护——作家马社香在《前奏》一书中，将该事件的起源归结为领袖对当时社会领导阶层腐化的洞悉和担忧，“青年左翼人士”赵皓阳更是用“屠龙的勇士变成恶龙”的隐喻，直白的来表达在他眼里，伟大领袖发起这场“革命”的初衷。

我一向以为，单一的视角往往无法解释宏大的历史，因为任何一起zz事件，都一定包含着复杂且多元的内涵：它包含了大人物们的理想抑或野心，包含了一个又一个个体或群体为不同诉求而进行的表演，更包含了复杂的人性和无数鲜活生命的悲喜与血泪。

面对复杂的世界，本质主义常常会告诉我们，事物的本质隐藏在现象之内，于是，我们只能透过肤浅的现象，才能洞悉真相。然而，现代以来哲学讨论的一大进步，就在于认识到事物是其全部元素的集合，比起抽象的所谓“本质”，事物的真相更在于其全貌。面对复杂的历史，也许只有不加评述的还原，才能看清其真容。

而wenge是否如左翼所说，是理想主义的？我想，它至少是包含理想主义元素的。在我关于祖父的记忆里，他二十多年的退休生活始终伴随着奔波和劳碌，他曾一次又一次的带领着家乡的退休干部们，向他无法认同的官场现实发难——要么替体制内的工人们讨要工资，要么揭发“关系户”的“易子而仕”。而那个年代的老干部里，他的这种一身正气和理想主义其实并不少见，甚至在改革前的那个时代，整个社会都是弥漫着理想主义气息的，而wenge，在一定程度上，则是将这种革命理想主义推向了极致。

在人类历史上，极致的理想主义引发的灾难并不少见，从欧洲三十年战争到两次世界大战，再到当下仍然频频发生的亚伯拉罕诸教之间的冲突，我们都可以看到极致的理想主义的影子，人类社会有太多的罪恶，是假以“崇高”之名进行的。所以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后，西方主流哲学思潮往往试图对一切“崇高”进行解构，并在极大程度上促进了现代性对传统价值的消解。

而在我国，经历了10年由“理想主义”引致的灾难后，现代性对传统价值、世俗化对革命理想的冲击，都伴随着80年代的改革同步上演。有意思的是，如同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最初确立，是依靠zf强有力的“重商主义”政策的推动一样，70年代末至整个80年代，对于改革前的制度、思想以及理想主义的解构，并不是以世俗化的名义，反而也有着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正如《泪痕》中所描绘的，那时对“四人帮”的“揭露”，对wenge的批判，都被赋予了“崇高”的情感色彩。及至80年代中后期，个性的解放和个人主义的表达，也同样带着一种理想主义的悲壮，而不似现在，个性和自我，似乎已经等同于物欲，等同于消费主义，甚至当切·格瓦拉的头像出现在小资气息十足的杯具和T恤衫上时，连“崇高”本身，也被资本赋予了商品的属性。

我一向承认，个人主义的觉醒是一种进步，尤其在东亚社会，即使经历了一次次革命的洗礼，经历了现代化的变迁，传统价值观的束缚仍然无处不在，尤其当族谱、祠堂、甚至缠足都在我们这个社会部分的回归时，个性的解放在现今仍然有着极重要的意义。然而，我们也需要看到，在追求世俗物欲应得到尊重的同时，如果完全丧失了理想主义，个人反而更容易被奴役，同时，当“精致的利己主义”和“极致的理想主义”一样，成为我们走向另一个极端的信号时，一味对崇高的消解也更容易招致另外一种灾难。

而对于作为个体的我们，找到对某种价值的追求，则是我们对抗生命本身的虚无，最好的方式。我们需要的，是在世俗与崇高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