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iangle

除了那些漫天飞“翔”的重口味场面，《悲情三角》还能带给我们什么？

有一个角度，我发现很少影评会提及，那就是除了讽刺和隐喻之外，本片其实同样也是一部有关人际关系和沟通技巧的教学片。影片的三个篇章，正好对应了情侣，陌生人，上下级这三种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最经常遇到的沟通场景，而且选取的案例个个都极具代表性。

觉得我扯得有些不着边际？我们不妨先来看看电影的第一章。

卡尔和亚雅

卡尔和亚雅两人之间的矛盾看似千头万绪，但其实总结起来就是一个字：钱。

相信所有亲密关系中的情侣、夫妻，都没少在这个问题上栽过跟头。电影中的卡尔和亚雅，虽然进出高端场所，吃得是时尚圈这碗饭，但论其沟通方式，却根本谈不上前卫，吵吵闹闹与普通情侣并无二致。只不过很神奇的是，卡尔和亚雅在一度谈崩的情况下，居然很快就能重归于好，甚至在本章节的最后，俩人的关系还获得了某种突破，这说明他们后来一定又做对了什么？是什么呢？

我们先来看看卡尔。

讲实话，这位大兄弟在这个场景中的表现着实让人为他捏了一把汗。

的确，两人的这顿晚餐本不应该由他来付钱，亚雅在账单端上来之后无动于衷的态度也确实是一种性别角色的刻板印象。但问题是，当两人明显都已经因为这件事闹得不愉快时，卡尔却不管不顾，一路从餐厅、到出租车、再到酒店，似乎非得立刻在这个话题上争出个所以然才算罢休，完全没有“挑选合适时机”这个概念。而他在沟通中采用的那种试图通过摆事实讲道理来证明对方“有错”的做法，更是非常不明智的行为（这一点似乎是很多男同胞的通病）。

为什么？

借用卡耐基在《人性的弱点》中的观点，沟通中，“批评他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无效的，只能徒使对方增加防御，并竭力替自己辩护”。不管犯下的错误有多么离谱，都很少有人愿意批评自己，这是人的天性使然。所以，除非你的目的就是为了打击对方的自尊、引发争吵，否则在沟通中你永远不要指望能靠批评来说服别人。以卡尔的例子来说，虽然他认为自己没有得到尊重，受到了不平等对待，但是与直接在现场发作相比，更加正确的做法是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另外找一个气氛融洽的时机，平心静气的与对方沟通自己的感受，然后共同寻找解决方案。否则，你越是急切地想要证明对方错了，对方反而就越会为自己辩护（甚至搬出非常拙劣的借口），直至两个人鸡同鸭讲，彻底闹僵。

而反观亚雅，在这场沟通中同样也表现不佳。

亚雅其实从一开始就非常清楚卡尔为什么不满，但她却始终选择回避问题，甚至曲解对方的意思。当然，她这么做有自己的理由（这里不讨论两人观点或是目的本身的对错），但问题在于，即便你是想借助这种方式对卡尔进行“服从性测试”，但当你发现对方已经产生了明显的抵触情绪，自己不可能达到原先目的的情况下，就应该及时收手止损，更不该将错就错地继续试探卡尔是否会因为性别角色的刻板印象而服软。这种做法的意图如此明显，以至于连那位吃瓜看戏的出租车司机都瞧出了端倪。亚雅一意孤行的结果，就是最终令矛盾激化，俩人不欢而散。

所以，两个人都在沟通中犯下了这样那样的错误，通常情况下，这种局面最常见的结果就是冷战，而且还是拉开架势打好久的那种冷战。但为什么后来俩人又能快速地重归于好呢？

最关键的原因，就是亚雅主动承认了错误。

这一点至关重要，而在现实生活中，能做到的人可以说凤毛麟角。

绝大多数情况下，人们要么是固执地认为自己没错，要么是出于自尊心而不愿主动认错，沟通的双方很容易就会陷入到对抗当中。但其实，如果你想在争执中让对方接受自己的意见，主动承认错误反而是更加有效的做法。这是因为，当你快速、直接地承认错误时，你其实是将自己摆在了一个更加“高尚”的地位。前文我们说过，任何人都会尽力为自己辩护，但一个能坦承自己错误的人，却会显得不同凡响，并且立刻在沟通中占据了优势地位。

这其中深层次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在渴望着实现自我价值，而这种心理需求必须通过比较才能获得。因此，当你首先认错时，等于是先一步替对方说出了他心中想说的话，那么此时他无法再通过批评你来证明他的优秀，只有通过表现的比你更加宽宏大量，才能获得更加“高尚”的感觉，进而得到自我价值的实现。

所以你看，当听到亚雅坦白了自己的做法之后，卡尔的反应就是上述理论的绝佳诠释。

他并没有继续责怪雅娅，而是立刻开心的说，我爱你，称赞亚雅的确是个“大方”的人。此前俩人争吵的那么凶的话题，几乎弹指间就烟消云散。

这就是主动承认错误的威力，亚雅通过这种做法向卡尔释放了正视问题的态度，卡尔因此感到了被重视的“价值感”（立刻豪言自己要让亚雅真的爱上自己），他们之间的问题其实也就已经被自然而然地解决了一大半。

所以，人与人交往中，“价值实现”是个非常重要的心理需求，人的大部分行为都是被其驱动的，记住这一点，我们再来看看电影的第二章。

游艇

有没有想过，如果某天你也有机会登上这样一艘价值2.5亿美元的豪华游艇，和来自世界各国的社会名流并肩而坐，你该如何打开局面和他们交上朋友呢？

卡尔、亚雅与“屎王”迪米特里相遇的场景就是个典型的教程。

最开始，迪米特里看着这对在食物前面摆拍ins的情侣起了兴趣，于是饶有兴致地主动搭上了话茬，但是这种情况下的搭讪，更多的是出于一种好奇，而真正拉进他们距离的，是由于卡尔问了迪米特里一句话：你是做什么的？这句话显然问到了对方心坎里。要知道，每个创业成功的老板都喜欢追忆自己的奋斗史，即便是游艇上的这些早已功成名就的“社会名流”也不能免俗，因为如前文所说，所有人都渴望在他人面前获得“价值感”，而卡尔的问题恰恰就给了迪米特里彰显自己成就的机会。

其实你可以注意到，卡尔当时这句话完全是随口一问，甚至之后他也完全没有机会插嘴，只能拘谨地听迪米特里滔滔不绝的说下去，但是你猜怎么着。这位富豪对这对小情侣印象好极了，在游艇上他们显然结成了关系还算不错的好朋友，而究其原因，正是因为卡尔瞎打误撞做对了与人沟通的两个关键：其一，让对方感到自己重要，其二，善于静听。

与此类似的，还有卡尔后来在船长晚宴上与军火商两口子聊天的场景。

此时卡尔似乎已经发现了这样开场的好处。于是他故技重施，依然抛出“你是做什么的”这样一个问题，而对方也的确同样被这个话题紧紧抓住，卡尔稍作引导，两口子就开始兴致盎然地追忆起自己的军火生意发家史。

所以你不要因为这些富豪们的显赫身价就觉得他们自带某种光环，其实在人性层面，他们同样也需要获得被重视的感觉——毕竟登上豪华游轮本身就是这种心理推动下的消费行为。

与此类似的，还有那个IT创业公司老板。

他虽然自称“so fucking rich”，但到了游艇上却依然在急切地寻求“自我价值实现”。因此，当亚雅和迪米特里的情妇拉着他一起拍照时，他立刻激动地宣称要为两位美女买劳力士手表，而且还向坐在一边的卡尔和迪米特里连声称赞，“她们是非常非常好的姑娘，既大方又有爱心”。

这种夸张的反应相信一定会让观众忍俊不禁。在旁人眼里，雅娅她们可能并没有做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充其量不过是热情的跟他合了一张影罢了，但是对这位仁兄来说，却正好击中了他内心深处渴求的东西。对他来说，劳力士并不稀罕，而雅娅这样的大美女跟他合影带来的心理满足感，自重感，才是无价的。

而更典型的例子，当然还得说是迪米特里的老婆。

如果不是她任性地要求整艘游艇的员工都下海游泳，厨房食物就不会变质，那么当晚船长晚宴也就不会变成一场灾难，再之后的海难也就很有可能不会发生。而这一切的源头，就是这位贵妇想要通过这种“强行”关怀他人的行为来获得道德上的优越感，而号令他人按自己意志行事的做法也同样满足了她彰显自身阶层地位和权势的心理。而这一切，说到底，依然是“自我价值实现”的需求。

抓住这一点，你也可以跟富豪做朋友。

岛

当然，对于你我这样的苦逼社畜来说，白日梦做做就算，更切实际一点的，还是要琢磨一下如何跟公司领导打好交道。而在这一点来说，电影第三章围绕清洁工阿比盖尔展开的故事，就对我们充满了现实意义。

当往日的名流们流落“荒岛”，原先文明社会中以金钱、名望等要素确立起来的阶级地位不复存在的时候，生存能力就成了硬通货币。于是，作为众人中唯一一位知道如何生火、捕鱼的人，阿比盖尔自然就有拥有无可动摇的权威性。在这种环境中，她几乎并没有费太大力气就翻盘成功，确立了自己领导者”的地位。看着往日自己低头服务的对象反过来开始对自己谄媚，俯首，甚至甘心被操纵时，阿比盖尔的自重感得到了极大满足，而对于其他人来说，要如何与这样的“独裁者”沟通？

这里有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迪米特里。

当他发现荒岛上的社会权力结构发生变化之后，这位顶级富豪没有任何“偶像包袱”，第一时间选择臣服于阿比盖尔的权威，不管是承认对方“船长”的权威，或是拿出劳力士表交换夜宿救生艇的资格，亦或是后来阿比盖尔捕鱼归来他鞍前马后地花式奉承，无比殷勤的打灯引路，等等这些做法，都做得心甘情愿，诚意十足。因为作为一个在商界打混到金字塔顶的老油条来说，他无比敏锐的了解到，这就是阿比盖尔需要的东西，只要让她充分得到自重感（千穿万穿马屁不穿），那么自己就能安全无虞的在这个荒岛上活下来。

而反面典型，又要回到我们年轻稚嫩的卡尔身上。

因为迟钝，或是自尊心作祟，卡尔在偷吃食物被发现后，下意识地想要反抗“暴政”，结果受到了进一步剥夺食物的惩罚，最终沦落到“卖肉为生”的下场（当然他似乎对自己“男妃”的身份并不反感）。

而同样因为沟通失败而下场悲惨的，还有雅娅。

是的，在我的理解中，电影结局处雅娅一定是被阿比盖尔杀死了。究其原因，与其说是阿比盖尔万念俱灰下的疯狂，还不如说是亚雅是被自己的一句话断绝了生路的。哪句话呢？就是雅娅最后面朝沙滩喃喃自语的那几句：阿比盖尔……或许你可以来为我工作，你可以当我的助理。

我们无从得知，雅娅此时是否已经察觉到身后杀心四起的阿比盖尔。但无论如何，从她最后说出来的这番话中我们可以发现，亚雅其实从来都没有真的认识到阿比盖尔的心理诉求，亦或者，是她此时由于逃生在即而口无遮拦，高兴地忘记了自己这番话隐含的危险信息。

对阿比盖尔来说，亚雅口中的“帮忙”，只不过是带着“俯视”的角度，施舍给自己一个继续为他人服务的工作，依然是一种要被人踩在脚下的生活，而雅娅却把它当成是一种恩赐。这种隐含的对自己社会阶层的“刻板印象”，无疑更加刺痛了阿比盖尔，提醒她一旦回到社会之后会是个什么下场。而这一点对阿比盖尔而言是最不能接受的，所以，雅娅应是必死无疑的下场。

很多观众或许会因此而对亚雅这个角色感到惋惜。

那么我们不如这么想，如果电影的最后一幕继续下去，亚雅能真正的站在阿比盖尔的角度，关心对方的真实需求，那么她接下来说出的话，或许应该是利用自己的资源帮她脱离这种“下等人”的生活，而不是再把她推进另一个火坑（当然，雅娅或许不认为给自己当助理是个火坑）。真心或假意我们不论，但或许只有这样，阿比盖尔才有可能放亚雅一条生路。

这大概是我能想象到的因为沟通失败而得到最惨烈的下场了，大家千万要引以为戒哟。

The End.

只能说不愧是金棕榈，不负电影节真正的灵魂，那就是对处于社会阶层上层的讽刺，这一次的讽刺简直就是直接黑到了一切自诩时尚的欧洲文艺青年们的灵魂深处。

为什么标题是卢森堡公园的男男女女们因为片中的这些自诩高雅的精英们我觉得都会出没在巴黎卢森堡公园附近，不管渴望去Balenciaga当模特的白斩鸡金发白男比如carl还是对欧洲人来说异域风情的tanned skin girl yaya,又或是抬着头高傲的蔑视一切的金发法国大妈，还是满口代码渴望以此泡妞的秃顶肥肚码农你在卢森堡公园到拉丁区附近转几圈一定可以碰到一打，当然，这些也是戛纳电影节以及欧洲文艺界一直引以自豪的“精英们”，在这部电影中被黑的体无完肤。

Carl是个有点姿色，自认为进步的所谓“女权男”，不过他骨子里知道他打“女权男”的牌其实是为了省钱，其实就是又想有个漂亮的模特女友又想不花钱，还摆出各种道貌岸然的理由，似乎在乎平等但是对女友又有些大男子的管控欲，而也和大部分欧洲白左男一样，看见东南亚的异域女性也忍不住的想重现一下当年的欧洲殖民地情节，最后一幕的奔跑也和他的本性一样，优柔寡断废物一个。

Yaya是一个表面光鲜亮丽的网红，口口声声强调“我朋友都说我很大方的”，但其实骨子里对食物可能还是有不安感，包括餐厅付账时的犹豫，不过她为了吃的送男友去做鸭这一幕我觉得很有喜剧感。

还有几个典型的欧洲中年白人精英就不多说了，太typical了，平时搞出一副我们要equal不给实在的搞些什么虚头八脑的团建表演，，关键时刻就开始觉得黑人是海盗。

这个片子其实与《寄生虫》，《小偷家庭》是同一种类型，《寄生虫》黑的是韩国人引以为傲的企业精英，《小偷家族》黑的是日本引以为傲的安定社会体系，而《悲情三角》黑的则是欧洲人引以为傲的时尚精英们啦，拿金棕榈有理有据

作者：Damon Wise / Deadline（2022年5月20日）

校对：覃天

译文首发于《虹膜》

在短短十年间，鲁本·奥斯特伦德已经确立了自己作为一名新的戛纳电影节大师的地位，并且轻松完成了进阶——2011年的《儿戏》在导演双周单元亮相，2014年的《游客》晋升了一种关注单元——然后就是2017年的讽刺佳作《方形》一举夺得金棕榈奖。今年，他带着由哈里斯·迪金森、查尔比·迪恩·科里克和伍迪·哈里森主演的《悲情三角》回归（译者注：鲁本已经凭借本片跻身了双金棕榈得主的行列）。这位瑞典导演兴高采烈地跟记者分享了一切——甚至包括影片的结局——但他的电影与其说是关于故事情节，不如说是关于人，而他最新的主题——时尚界，为他的忧郁思想提供了大量养分。

问：重回戛纳的感觉如何？再度入围主竞赛会紧张吗？

鲁本：对于回到这里我并不觉得紧张，但在等待入选通知的时候还是挺绷着的，甚至有点心烦。现在当然已经放松下来了，对于能够再次入围主竞赛单元，我感到很高兴和欣慰，也非常期待给观众看到这部电影。这次比较特别的是，自从疫情爆发后，限制终于放宽了不少，所以我期待着在电影节上，我们能够一起回到电影院的氛围中去。

问：能简单介绍一下《悲情三角》吗？

鲁本：首先，我可以告诉你「悲情三角」是什么意思。如果你的眉毛之间有一道皱纹，它在瑞典语中被称为「麻烦纹」（the trouble wrinkle），意思是如果你在生活中遇到了很多麻烦，就会长出这种皱纹。但是你只需要打一针肉毒杆菌就可以在15分钟内抚平它。这是一个来自整容手术的术语——不是整形手术，而是整容手术——我认为这很滑稽。它就像一个关于表面和美丽的黑暗而滑稽的评论——我们对美丽、外表的迷恋，以及我们往往相信，如果我们能在自身周遭构建起一个强大的外壳，我们的内在问题就将随之得到解决。

问：这个故事是关于时尚界的，是吗？

鲁本：是的。而我之所以选择以时尚界和美容业作为新片的背景，是因为我的妻子，我们俩在2014年左右相识，她是一位时尚摄影师。认识她的时候，我很想了解关于时尚界的事情——它有一些可怕的方面，同时又很有吸引力。她告诉了我很多关于男模的事情，例如男模特并不被认为是一个地位很高的职业；男模的收入是女模的三分之一或更少，所以这可以说是我们社会的一面镜子，两性的角色对调了。我的意思是，这是为数不多的男性收入低于女性的职业之一。因此，以这个为出发点，我对「美是一种货币」的概念产生了兴趣。

问：影片是如何以此为起点发展起来的？

鲁本：故事首先从时尚界开始，然后登上了一艘豪华游艇，最后落脚在一个荒岛——影片基本上就发生在这三个不同的场景。

问：影片的演员阵容很强大，是有一位突出的主角，还是说侧重于群戏？

鲁本：应该说有两位主角。一位是哈里斯·迪金森，他是英国人，在片中扮演一名男模特。另一位是查尔比·迪恩·科里克，她是南非人，在片中扮演一名女模特。这对夫妇将是整部影片的焦点。但在许多方面，它也是一部群戏电影，因为在游艇和岛上，大概有八名演员同场飙戏，我们为每一个人都安排了相当吃重的戏份。我们有来自菲律宾、德国、法国、瑞典、丹麦、美国和英国的演员，所以这部影片也是十分国际化的。

问：《方形》曾因150分钟的片长而受到抨击，这部影片的时长如何？

鲁本：这一次其实也差不太多。但这个故事本身是需要花时间来铺陈的，毕竟我们还有三个主要的场景。我希望它能像壁画一样，让观众有一种成人版过山车的丰富体验——因为它将会很有趣，但完全是为成年人准备的。

问：意思是说会有成人内容吗？

鲁本：并没有具体地指向。或许有些内容是挺成人的，我现在还不能说太多，但肯定有些东西不是家长想让孩子看到的。

问：这部电影完全是诞生于疫情时代的一部作品，是吗？

鲁本：没错。我们是从2020年1月开始筹拍的。当时疫情刚出现苗头，并且很快蔓延到了欧洲，我的脑海中几乎立即响起了警钟。于是我们开始抓紧拍摄。因为封锁政策，我们在三月中止了拍摄，一直等到了秋天。事实上，我们在六月也拍了一点镜头：我们把伍迪·哈里森请到了瑞典，并且争取在封锁前的窗口期拍完了这一部分。然后我们飞到了希腊，拍了影片最后的部分，刚好赶在又一次封锁的前一天杀青。所以说，我们拍摄这部影片时几乎是在和疫情打游击。

问：你们在希腊拍摄的时候，是不是还需要和人群保持距离？

鲁本：是的。希腊有一些政策——比如说我们没办法都登上同一艘船，诸如此类。我们有一次做了1160人次的核酸检测，幸运的是，所有人都是阴性，只要有一例阳性，整个拍摄或许就会泡汤，整部电影也无限延期。尤其我们当时要拍摄在游艇上的戏份，租金可不便宜。当然，拍摄也有很多有趣的事情，整个经验也很棒，因为所有人都配合无间，能够抛开分歧，协作解决问题。所以，尽管有诸多问题，我们的拍摄还算顺利。

问：整个世界在过去五六年也改变了许多，这对你的创作有什么影响吗？

鲁本：当然。我认为《不要抬头》是一部很棒的电影，即使它试图（刻意）讽刺，它仍然是准确的。这些事情正在发生！但显然，我关注的是更小的层面。我对人类之间的社会互动更感兴趣，当我们产生某种尴尬的时候，或是处理丢脸的恐惧等等情况。

但影片中的某些部分确实是呼应时代的。比如，在游艇上，伍迪·哈里森扮演的信奉马克思主义的船长，对船上的客人——那些富有的乘客进行报复，刻意在天气不好的时候进行晚宴。所有的乘客不得不在暴风雨来临时吃大餐，而这将会演变成一场混乱。只有一个人没有晕船，他是一位俄罗斯寡头。所以，来自美国的共产主义者和来自俄罗斯的资本家，坐在一起喝酒，开始谈论政治。

我成长于八九十年代，东方和西方阵营不断地将各自的意识形态推向对方，到了现在，突然之间发生了乌克兰这档事，我们似乎又回到了这种东方/西方阵营的思维模式。在许多方面，它是如此的过时，但它确实又发生了。

问：你2014年的作品《游客》被好莱坞翻拍成了《每况愈下》，你和那部电影有关系吗？

鲁本：没有，我放手让他们去拍了。我很高兴他们想要进行翻拍，而且我认为让他们拍出自己的版本很重要。我没有任何异议。你可以将其看作一部戏剧在剧场反复上演——每个人都有机会呈现自己的版本。而且那部电影里确实有几场不错的戏，我对此倒是有点嫉妒。

问：回过头去看《游客》这部作品，它可以算作是你的突破之作吧？

鲁本：对我来说，《游客》确实是我开始关注男性行为的第一部电影——包括男性形象以及这个时代的男性身份。然后《方形》也在探索身为一个男人的意义，我们在挣扎什么，外部世界是如何看待我们的？可以说，在许多方面，《悲情三角》是这个三部曲中的收官之作，它真正在探究身为一个男人意味着什么。我从自己的生活中得到了很多灵感。

问：这部电影改变了你对时尚界的观念吗？

鲁本：没有。我的意思是，从事时尚界的都是很好的、正常的人，他们与其他行业的人没有什么不同。只要你了解他们，你就不会因为他们对服装的痴迷而感到震惊了。我不喜欢时尚界的一点是，它试图通过利用我们的不安全感向我们推销服装和产品。

举例来说——影片中也有所表现——如果你关注那些非常奢华的品牌，你会发现他们的模特基本上从来不笑，似乎在看不起消费者。就像是，他们处于等级制度的顶端，而这些衣服的销售实际上是为了让你在所属的社会群体中伪装自己。所以，如果你为那些服装豪掷千金，你也可以站在等级制度的顶端，看不起其他的人。反过来，品牌越廉价，他们的模特就越是面带微笑、热情洋溢，就像是，「也许我们都处于这个三角形等级的底部，但我们会一起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我想说的是，时尚界对于社会学的知识了如指掌。

原文链接：

//deadline.com/2022/05/ruben-ostlunds-triangle-of-sadness-cannes-competition-1235019444/

小生油头粉面，富豪粪坑蝶泳。以此描述今年的金棕榈奖电影《悲情三角》并非耸人听闻，而是字面本意。《悲情三角》并未延续导演此前洞察现代生活的深刻和批判的机锋。费了大劲儿闹腾了两个半小时，清洗了不知道多少次摄像机上的（道具）呕吐物后，本片讲的正是油头粉面和粪坑蝶泳这一体两面的事儿。

《悲情三角》的序幕即是一群仅着修身长裤的男模在眼前晃悠，一群完美符合人们对“时尚人士”刻板印象的时尚人士在为即将到来的大秀在面试他们。有着一具完美躯体和一个完美头颅的男主角卡尔（Carl）正是男模中的一员。

他正在接受指导——“有韵律地走来”，“收起你眉间的悲情三角”……原来，“悲情三角”这个片名正是对时尚业的讽刺：选一个绝不会被冲的概念（nuance，dynamic，diverse…），用狗屁不通文学生成器产出一段废话，便可卖出天价并实行配货制。

正片在此开始，由三幕组成。第一幕，男主角卡尔和女友Yaya就餐完毕，侍者送上账单。Yaya对镜自照，认真补妆。卡尔和Yaya随即就“你挣得比我多但我总在买单”一事从餐厅吵到出租车，又吵到酒店。

第二幕，卡尔和Yaya乱入富豪聚居地——游艇，整日自拍P图。船长先是把自己锁起来自闭，又在醉醺醺中开启了“船长晚餐”。风暴把游艇吹得东倒西歪，光鲜亮丽的晚餐渐渐失控。人们上吐下泻，挂着救生衣瑟瑟发抖。豪华套间内的马桶倒灌，粪坑蝶泳一语成谶。

第三幕，几个（疑似）原住民的黑人小哥的手榴弹让游艇灰飞烟灭。幸存者们流落荒岛，没有上演大逃杀，而是混吃等死。补充：幸好艇上的厕所清洁工，一位东南亚女性Abigail天赋异禀，抓鱼、生活、组织采集，不然前者将不能混吃，只能等死。

《悲情三角》延续了鲁本·奥斯特伦德几部前作的主题：现代生活的虚假，中产阶级的虚伪，社会连接的摇摇欲坠，和个人精神的沉沦殆尽。

现代文明诚然教会了人们时刻表演礼节和风度，却无法有力激励甚至是强迫人们对“他者”承担责任。

人们谨慎地扮演自己的社会角色，谨慎地维持与他人间温情脉脉又不可跨越的边界，以保持正确、安全和体面。

而鲁本·奥斯特伦德则以惊人的敏锐在生活中捕捉一个个这种边界破裂的情境，将其放大。他让人物在此类情境中徒劳适应，最终丑态百出。形形色色的“中产阶级现形记”直接指向现代社会已泥足深陷，无力向前的症候——

在《游客》中，圆满的中产家庭因为一次虚张声势的雪崩和父亲危急时刻的独自跑路而发生裂痕。父亲理直气壮地接受了自己“本能”的自私和懦弱，却不能接受其男性气质和家长尊严在妻、子面前的崩坏。而家庭需要继续，生活需要继续。

片尾，在又一次的茫茫雪景中，夫妻联手演了一出“英雄救美”来重建家长权威，只是这次连两个孩子都看不下去了。

在《方形》中，艺术家打造一个互爱互助的“方形”，敦促人们重思如何作为共同体而存在，但艺术家本人和他的同事们却在和“他者”（移民、有色人种、精神障碍者……甚至是一夜风流的对象）的相遇中一次次暴露出与“方形”理念对立的自矜、利己和傲慢。

《方形》仿佛在暗示：北欧国家敞开国门接纳了难民，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个体北欧人“不接受，不拒绝，不负责”的态度或许集体地决定了难民在社会中的隐形。

如此，“方形”不能隔开冷漠和敌意，后者将如大海源源不绝涌入方形。“方形”本身就是无远弗届的高墙。

《悲情三角》的第一幕延续了这种老辣的力度。在我看来，这一幕生动刻画的，不是人们在性别期待前的焦虑失措，而是现代人对于一切关系的“无能”。

餐桌冲突的起源，倒不是男主角卡尔或女主角Yaya抠门，而是“爱情”以及任何人际关系本身都隐含着对于“对等”的实际期待——当人们强调他们对平等关系的渴望，他们实则在期待“付出对等于回报”。

但任何关系一旦还原为“对等”，则失去了浪漫化的金色外衣和粉红泡泡。此间种种，不能细想，必须心照不宣——甚至不能失望，因为现代社会教育我们，要尊重边界。

鲁本·奥斯特伦德准确地捕捉了这种张力——人们期待比“对等”更多的关系，却已无力使其成为可能。作为体面人，失望的卡尔在高档餐厅安抚着被揭穿而恼羞成怒的女伴Yaya，终于忍到回了酒店，进了电梯，大展“男性气概”——堵住电梯门对她大吼。

更为有趣的是，而互揭底裤、撕破脸皮的两人，竟然没一会儿工夫就如《游客》中那般欣然和好，更显现代人色厉内荏的“空心”本质。

然而在《悲情三角》中，除了第一幕外，我们已无法看到鲁本·奥斯特伦德让人物轻轻滑进一个个他从生活中以艺术家的敏锐捕捉到的尴尬情境。

他似乎没兴趣让游艇上的这群人有“搞笑”之外的任何形象了。观看白天在甲板上让所有服务人员排队玩海上滑梯以取乐的无聊富婆穿着塑身内衣在呕吐物中从厕所一头滚到另一头是挺好笑的，但她曾经的空虚和此刻的惨状于银幕前的我而言，诚然是“内心毫无波动，只是想笑”。

而鲁本·奥斯特伦德甚至狠心地让富婆在海中泡的发白的尸体漂上海滩，以便安排她的丈夫，一位俄罗斯富豪抱着她一边嚎一边从尸僵的手指和脖子取下blingbling的戒指和项链，仿佛只为再对现代人的虚伪来上批判一击。

这样的情节，这样的人物，俨然是鲁本·奥斯特伦德手中的提线木偶，他们喋喋不休地传递给我们一个熟知的真理——富人都是混球。

在我看来，这个真理过于简单，无须强化记忆，更无须影片冗长的第三幕“岛”。鲁本·奥斯特伦德让黄种人清洁工Abigail翻身当家做主人，并迅速暴露出强势和贪婪的一面，让岛上最俊的白种人小伙卡尔陪床，“我难道不该得到一些好处（advantage）吗？”仿佛在说——“得志便猖狂”乃寻常人性而已。

而Abigail捕鱼时矫健的身姿和白人男性们杀驴时的一惊一乍的残忍对比，又显然是对全体“文明人”的一记地图炮。

接近结尾处，Yaya到达了这个“原始”荒岛的另一端——一个充斥着廉价人造景的度假村。还没学利索英语的原住民小哥用木棍撑着一揽子古驰、香奈儿、爱马仕包包兜售。因中风而半身不遂的失语女性激动落泪，却只能继续喊出“In den Wolken”。

至此，她的“In den Wolken”已经喊了接近两个半小时，此句的讥讽（富人之思想和行为均不接地气高高飘在云端）也再无法激起如首次喊出时的笑声——笑麻了。

在荷兰的一个本地电影节观看《悲情三角》时，全场笑声雷动。甚至，有时包袱还没抖出时，已有人预演式地欢笑。即使是电影结尾处图穷匕见之时——Abigail试图杀死Yaya的那一刻，也不例外。人们似乎并不在意鲁本·奥斯特伦德越来越大的特写所渲染的杀机。

或者说，在Abigail和Yaya开始登山之时，人们就在不无快乐地期待，是她杀了她，还是她杀了她？导演成功地让所有人像看猴戏似的轻松观影——小嘴一咧，整个世界“雨我无瓜”。鲁本·奥斯特伦德最拿手的道德和伦理焦虑，这次没有扰动观众。

当镜头由Abigail又不忍又决绝的眼神转向林中狂奔的卡尔，随后戛然而止时，让我听得已经有些厌烦的笑声亦戛然而止。人们稍作等待，随后端起空酒杯，叠好薯片袋，拎起包，有序离场。但那未曾停歇的沉重的、真实的、无法可解的生活还在继续。

那一刻，在笑了两个半小时后，面部肌肉有些僵硬的我甚至不知该跟身旁的人讨论些什么。若以鲁本·奥斯特伦德曾经的宣言——“我热衷于电影，因为就改变人类行为而言，电影是强大的”——而言，笑声之外，别无其他的《悲情三角》大概既不能激发认知层面的反思，也不能引导行为层面的改变。

太厉害了，说的装逼点就是对社会的解构，说实在点就是告诉你社会的荒谬，属于延续了前作《方形》的主题，但比《方形》更加平易近人、更加细致。想法可谓是一针见血，并且严肃但不沉重，看完会让人会心一笑。

影片是经典的三幕剧，第一幕比较短，开场就用H&M和巴黎世家广告拍摄的区别来揭示上层阶级对底层阶级的臭脸和不屑一顾。

随后是模特carl和网红yaya这一对情侣在餐厅就餐时的付账问题，carl觉得自己付的已经够多了，yaya应该付一次款，而yaya身为网红很有钱，而且也认同现代两性关系应该基于平等，但在付账单这件事上，她却希望尊重传统，有人可能会觉得冒犯，但其实就是这么荒谬，而这个父权社会下的付款老梗，与接下来第三幕的母系社会成了一种巧妙的互应。

第二幕开始，carl和yaya获得模特公司的赞助，参加了一次免费的游轮旅行。导演和他的制作团队，借着游轮这个舞台，狠狠的秀了一把调度和剪辑。而这充满权贵的高级游轮，却是个社会阶级极度分化的缩影。

富人们在甲板上晒太阳，享受旅行，享有特权，他们的一切要求都会被满足。而游走于游轮的是一些白领员工，全都属于白人，他们对上层阶级展现出奴仆般的温顺，转头却对底层员工帝王般的指使，象征着现代社会的中产阶级。而与东亚人和菲律宾人组成的劳工则住在船底，任劳任怨的干着苦活重活，象征着底层阶级。

而这些富人都各有各的奇葩，患有妄想症的老年夫妇；说自己维护着民主的军火商夫妇；带着情妇和妻子一起旅行的俄罗斯大亨，他过着纸醉金迷、及时行乐的生活，因为买肥料发家，所以见人就说自己买屎；还有一位来自德国的老妇人，她只会重复说一句话：“在云里”，可能是导演想借此表示上层阶级已经与现代社会脱节，生活在云里。而这些各式各样的富人则告诉你，上层阶级并非你想的那么崇高。

这些稀奇古怪的人在游轮上上演了一幕幕独角戏，每一幕都代表着这个社会的荒唐可笑。yaya在游轮上穿梭，用她那夸张的滤镜进行拍照，点出了影片的法文译名，翻译过来就是“无滤镜”，隐晦表达了导演内心的想法：不要滤镜，不要伪装，撕毁这层虚伪的面具。

而一场carl检举清洁工的戏，很明显的揭露了游艇上的权力关系；在游轮上经常光着上身的carl去检举一个没穿衣服的清洁工，除了讽刺之外，还呈现了carl此刻的自卑和紧张感，他极其需要在底层员工那里获得优越感，那他为什么会感到自卑和紧张呢？因为在这个富豪们做主的游轮上，他的外貌优势不被重视，因此他极度的担忧自己的女朋友会被其他人所占有。在这座处处是有钱大亨的游轮上，他只能孬孬的看着女友去试图攀附这些有钱人。而最荒唐的是，在这游艇上的种种荒唐，在我们现实社会，则被认为是相当正常的。

直到一场极度疯狂的晚宴过后，客人们离去了，清洁工们入场，精准本分的清理这些有钱人所制造的垃圾（就像现实世界一样），游艇上的这一幕荒谬喜剧被升华了起来，而这一幕惊鸿一瞥的阿比盖尔也成为了下一幕的主要角色。

在我认为这部电影就是这样一个酸酸笑笑的讽刺喜剧时，来了个惊天大反转，游艇遭到海盗袭击，几位主角来到了一座荒岛上，第三幕就此开始。

刚开始他们还保持着原本的阶级关系，但当他们认清很难等到救援时，荒岛上就有了这样一出精彩的阶级反转。原本是底层清洁工的阿比盖尔，因为有着获取食物的能力，成为了大家的船长；几个原本的上层阶级，为了活命，听命成为了阿比盖尔的下属，而原本担心女友出卖色相的男模carl，此时此刻处在这个母系社会下，也义无反顾的出卖了自己的身体。carl的颜值确实有它的价值，但在这个母权社会下，也只是成了上层阶级的消费品。

后来他们渐渐适应了这里的生活，也诞生出了自己的体系：属于上位者的阿比盖尔，给阿比盖尔献媚的白领中产和一些蓝领苦工。直到阿比盖尔和yaya走到荒岛深处，发现了这压根不是一座荒岛，而只是无所不在的资本世界的一环。但就在yaya期待着众人即将要回到旧的秩序时，阿比盖尔在yaya身后举起了石头……

奥斯特伦德无论在剧作上还是在表现手法上都极具原创性，岛上的一切都是那么写实、那么精明，比任何荒岛故事都要来的真实而精彩；导演看的很透彻，影片最后的落点来到了资源的分配上，拥有资源的就是身处最高位者，人的不平等源于资源的不平等，而资源都在一人手上，世界将被独裁统治。因此这部片不太像是对打压者的愤世嫉俗，更像是对人性悲哀的刻画。

影片中有一段商业大亨和社会主义者船长的精彩对话，大亨说到：“共产主义只有在天堂这种不需要它的地方才可能实现。”其实仔细想想，共产主义不就是人们想人为创造的一种天堂吗，但这种天堂，人类怕是无法实现。

（欢迎在我的B站频道，观看《悲情三角》视频版影评）

Part 1：Ruben Östlund 是谁？

这位导演的性格实在是太有趣了！

他经常在采访里说，自己是拍滑雪影片出身，进电影学院之前对电影史完全不了解——是个门外汉。

一方面他喜欢瑞典大师罗伊·安德森的电影，

一方面他受教于哥德堡电影学院老师的教诲

“Look into the core of the pain to be a human being.”

于是，鲁本·奥斯特伦德就从自己的生活出发，

开始摸索电影应该如何挖掘：“生而为人的痛苦”。

他先是拍摄了一个短片，关于自己的父母时隔21年后，第一次谈论两人离婚的始末。

鲁本·奥斯特伦德对这种，人们会本能的「闭口不谈」的事情特别敏感。

他特别想去追问，为什么人们不愿意开口谈论某些问题？

比如一夜情之后，两个成年人会如何对话？

比如和女朋友约会，如何讨论到底该谁买单？

鲁本·奥斯特伦德认为，如果他的电影能给到观众一个契机，

去谈论这些事情，那么他的目的就达到了。

所以他把观众拉进电影故事的方式非常特别，

那就是制造一个典型的 Ruben Östlund 困境。

Part 2 Ruben Östlund Situation

以他最近的「男人困境三部曲」为例。

在《游客》中，是丈夫也是父亲的Thomas，

因为害怕雪崩而丢下了妻子和孩子，

事后却无法承认和面对自己的胆怯，最终彻底崩溃。

在《方形》中，艺术策展人 Christian

因为丢了钱包和手机，

向一整栋楼的居民散步恐吓信，

私生活的失控也导致了他在工作上的失职，

个人信誉和职业生涯尽失。

在《悲情三角》中，模特Carl先是被困在与女友的不对等关系中，

之后又面临了更大的生存困境。

也许是多年拍摄滑雪电影的经历，

鲁本·奥斯特伦德的电影总是喜欢从「一场雪崩」开始。

首先，设定一个空间场景，

可以是雪山、度假村、艺术馆、游艇或小岛等等。

然后，让身处其中的角色，遇到一场意外，

可以是雪崩，丢钱包，沉船等等。

导致他们犯下一个错误，这个错误不大，

但是却有些丢人，至少是你不想在公开场合承认的那种。

鲁本·奥斯特伦德特别喜欢去探讨，现代人在道德困境下的反应。

也就是人在自私自利的本性，与维持社会身份和道德尊严之间的矛盾。

经典的「鲁本·奥斯特伦德困境」让会角色面临两种选择，

一种是直接认错，也是他故事中的角色通常不会选择的解决方案。

另一种就是否认，故事中的男性角色通常会为了面子，

让一个「小雪球」越滚越大，发展成一个人的情感、家庭和职业危机。

最终，整部电影变成一场社会实验和人类观察，

通过把观众带入人物的困境之中，

引发大家去思考自己会如何反应。

鲁本·奥斯特伦德尤其对自己的生活圈层感兴趣，

正因为知道欧洲人不喜欢谈移民问题，

不想面对阶级差异和意识形态的问题，

他才一再的在电影里去挑战现代社会中的信任，

去刺破那些人人平等的谎言。

甚至用一整部电影，抓住中产阶级精英的小辫子不放，直到他们完全崩溃。

鲁本·奥斯特伦德说自己的创作灵感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Youtube Video，Google Image 和社会调查。

他说自己对一个生活中的问题感兴趣后，

就会在网上搜索，例如 Worst man cry 的视频。

在画电影分镜的时候，会到谷歌图片里找灵感。

当然更重要的是他会去看很多社会学研究资料。

看多了鲁本·奥斯特伦德的采访，

我觉得他本人就像他电影里的角色一样。

例如在谈到《悲情三角》的创作时，

他说自己就曾和身为时尚摄影师的妻子争论到底谁该为晚餐买单。

So, if you go the Hôtel Martinez (Cannes, France) and you look into the elevator shaft you probably will find a 50 euro bill there.

如果你去到戛纳的 Martinez 酒店，在电梯井里很有可能找到50欧元纸币。

在《游客》被瑞典选送奥斯卡角逐最佳外语片时，由于没有入围，他在酒店里哭到崩溃。

Part 3 空间、建筑与社会隐喻

让我们说回社会学研究，

这次重看鲁本·奥斯特伦德的三部电影，他选择的空间都非常有趣。

例如：《游客》最后的巴士，《悲情三角》中的游艇，

相信大家都能感觉出来其中对于社会或者国家的比喻。

你可能甚至会觉得，这个想法有点简单，

例如荒岛实验，把社会阶层倒置之类的。

这谁都想得到，但是就是这样的简单类比，

近些年不断地出现在金棕榈的电影里。

早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就提出了著名的「船喻」，

将一个社会或国家的治理

比作指挥一艘在茫茫大海上颠簸航行的木船。

他将集体公民比作这艘木船的拥有者即船东，

船东是所有者，但是缺乏必备的航海知识；

喧嚣的政客是吵闹的水手；

而哲学家（哲人王）则是观星者兼掌舵人，

他知晓船的航向并熟练掌握着驾驭船只的「航海术」。

尽管水手们自夸掌握着这一技术并总是积极地向船东争取掌舵权，

甚至不惜动用酒精和毒品、并贬损作为掌舵人的哲学家，

但实际上他们一无所知。

借助这一隐喻，一个国家治理的现状显得通俗易懂。

这一隐喻，显然在《悲情三角》中被挪用。

只不过，导演似乎在其中另外添加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社会学的「大厦隐喻」。

这一空间隐喻将一个社会整体分为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

上层建筑代表着文化与政治的权力结构，

对应的经济基础代表着生产方式与劳动关系。

上层建筑在影片中被简化为富商与贵族游客，

而中层则是中产阶级消费者，以及保证整个游艇正常运转的服务人员，

以领班为代表负责执行体制的规则，满足贵族乘客们的愿望，就算是船长也能不例外。（擦并不存在的船帆）

游艇的底层还住着水手、厨师和清洁工，

影片还特意强调了作为乘客的俄罗斯商富商，

由于没有见过引擎室的工作人员而发生的争执。

「大厦隐喻」在另一部金棕榈影片《寄生虫》中也尤为明显。

这些比喻对于我们来说，甚至已经不算是「隐喻」了。

更重要的是导演如何把这个比喻用影像和空间呈现出来。

《寄生虫》给人印象深刻的转折，

是一场暴雨带给不同居住环境的人，怎样天翻地覆的影响。

而《悲情三角》里我最喜欢的桥段，

是借用晕船和生理系统的崩溃，

让乘客们不再能伪装出体面的模样，

把他们打回原形，还原为人的样子，

在生存危机下被独孤、绝望和恐惧笼罩。

而清洁工们听着摇滚乐，彻夜打扫乘客们的污秽，

他们集体的工作形态，相互协作的效率，

与上层乘客们处在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

《悲情三角》里的阶级分化不仅仅是空间上的，也是心理上的。

比如二刷的时候，你会发现第一次推开Carl的房门，

问他要不要客房服务的就是 Tolet Manager Abigail。

他们之间的一门之隔，也是是两个阶层之间，

默认地选择互不打扰，避免接触的生存法则。

一旦产生交集，也可能是毁灭性的。

例如 Carl 的投诉让水手丢掉了工作。

一旦 Abigail 有机会跃升社会阶层，

也有可能会对阻碍她的人产生杀意。

空间上的隔离只是电影的表层结构，

而导演要指向的是我们内心的阻隔，

只有我们意识到了自己在回避问题，

才会想到为社会空间的固化做点什么。

Part 4 Ruben Östlund 的悲喜剧

鲁本·奥斯特伦德的故事，

总是关于难以抉择的道德和生存困境，

但是作为观众的我们却看得乐在其中。

因为他太擅长把观众放在第三视角了，

在公共空间里比如《游客》里的清洁工，

《悲情三角》里的出租车司机等等。

在故事场景和私密空间里，

导演还特别喜欢设置小孩和宠物的在场，

制造一个严肃场景的同时，

却充满了戏剧化的气氛。

再加上巧妙地利用空间里的环境音，

例如《游客》里漫长的上山传动带一直发出诡异的声音，

就像这个正在被沉默和谎言肢解的家庭。

《方形》里的艺术装置，

不断地打断一夜情过后的男女对话。

而《悲情三角》租出车里的雨刷器，

制造着这对情侣之间的尴尬气氛。

还有那些一直出现在我们视野里的昆虫，

都是导演特意用后期特效创造出来的，

让观众产生【临场感】的元素。

最后，鲁本·奥斯特伦德说自己的电影很简单，

在一个空间（Space）里的，

一个群体（Group）中的个体，

如何试图保全自己的面子（Face）。

故事通常围绕着三个关键词

也就是讨论一个重要议题（Important），

关于一场彻头彻尾的悲剧（Sad），

深陷其中的人却略显滑稽（Funny）。

于是，就形成了这三部电影里的

三个男性角色（Tomas、Christian、Carl）

在《游客》获得成功后，

鲁本·奥斯特伦德说他早就想好了，

下一部电影《悲情三角》要搞个大的，

从时尚圈、到亿万游艇，再到无人荒岛。

并且他的下一部作品也确定了，

故事将发生在一架封闭的飞机上，

名片暂定为《娱乐系统暂停》。

相信你肯定也会想看看，

现代人会如何在飞机上度过

没有娱乐节目的十几个小时。

鲁本·奥斯特伦德在拍摄电影之初，

就说自己一定要拍摄与观众互动的电影。

他和制片人 Erik Hemmendorff 在成立「平台 Plattform Produktion」 电影公司的时候，

更是扬言要做一个不撒谎的制作公司。

他一再地用电影去挑战观众们的底线，

讲述几个移民的孩子如何打劫中产阶级白人的小孩儿。

去展现一个家庭中男人的崩溃，

更是拿所有阶层的人来开玩笑，

把艺术圈和时尚圈的人都讽刺一遍。

很多时候，投资人们都认为这将是鲁本·奥斯特伦德的最后一部影片了，

结果20多年来，他和最初的制片人一路搭档，拿了两个金棕榈！

这个当年的电影门外汉，没有理由不开心！

好啦，感谢你看到这里，

以上就是我在大银幕二刷《悲情三角》，

以及回顾「男人困境三部曲」的感受。

欢迎分享你对影片和导演的看法。

好电影和书一样，值得被反复观看

我是小玄儿，我们下期再见

2022年11月10日小玄儿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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