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们

看了李奎满的新作《孩子们》，因为个人非常喜欢他前一部《RETURN》。

《孩子们》是一部根据韩国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与《杀人回忆》、《那家伙的声音》并列韩国未决悬案之1，2，3。事发1991年大邱的青蛙少年失踪，五位外出找青蛙的孩子们离奇失踪，后虽发动近30万警力搜寻，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可最后还是无一所获，2002年意外发现孩子们的骸骨，但并没有有效的线索，致使2006年诉讼时效过期，已无法由官方侦破，成为悬案。

电影开始便告知了这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因为对于在韩国公映的电影这样做并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但对于不谙真实的我而言，却冒出“啊，也许不要告诉我更好”的念头。观影的过程中，我始终在思忖着，真实的占比是多少呢？李奎满导演惯常的悬疑制造手法并不适用于真实的故事结构，所以《孩子们》并不如《RETURN》那样的屏人气息，作为尽人皆知的真实事件，没有那么多肆意发散的空间，更引人关注的恐怕是事件中的伦理性。电影中的男主角——朴勇宇饰演的纪录片PD，在这一个悬而未决的案子中嗅出自己出路的香味，而和柳承龙饰演的社会学教授一起将“父母为了制造社会混乱而杀害了孩子们”的猜想推波助澜。待无止尽的考证、折磨一次次的碾过失去孩子的父母身心后，朴PD最后倒在自己的良知之下，进而成为真相的奋力追击者。

我好奇的是朴勇宇和柳承龙的演绎是否在韩国真有其事，而其间对父母的斥责又经历了怎样的轮回。50%的真实与80%的残酷，造成的震撼截然不同。作为失去孩子的父母，万般撕心裂肺和千种无奈折磨之下，非但承受了常年盼不来回家，找不到凶手，寻不见尸身的惊人苦楚，还要承担被指为变态杀手的控诉，这样的桥段陌生吗？远在他国的人们，能够以这样的公演形式，放大种种歪曲和学界、政府、警力的不当，而我们却往往对着报刊上的各种离奇事件嗟叹。

这是一部够格的好电影，虽然说不上惊悚，但表演到位、正中下怀。没有太多的镜头移位，长而缓慢像是父母摇摆放不下的心，开篇的红斗篷让人怀念起《辛德勒的名单》的那一抹红裙，一样的扣人心弦。既然真实，我就不希望它惊悚，并祈望永远不会重演。但李奎满上映时谈到创作的初衷是希望人们不要忘记这件事，更希望凶手看到——这一点上，我担心的是如果凶手因此藏匿更深，那么真相难见天日。

说句题外话，柳承龙、朴勇宇的出演，让我笃信这部电影的水平，对于韩国电影选片的驾轻就熟全权交给他们的审查体制。完善的商业电影分级制度，保证了供给方和需求方的最少磨合，但我也明了忠武路上的人们用了多少抗争换来这一结果。而这边厢，各位名导天天为了社会风尘，嘴仗笔伐不断，自己份内的事，关乎如何定义和维护更多元的电影层次丝毫不上心，妄论电影产业的发展。

    《孩子们》还可以，但都有韩国电影的缺点，就是煽情过度。

    前半段的故事发展，可以说是精彩十足，引人入胜。案件摆出来，如何查案就成为看点。但电影并未向正常套路一样选择警察作为深入点，因为韩国警察一向无能，二是需要制造阴谋论的迷雾。所以记者和教授就临时成为了侦探角色，这给电影情节的推进带来了新鲜感，也为后来推论失败埋下了伏笔。

    前半段，电影视角等于两个“侦探”的视角，于是观众便理所当然相信了他们的论述。于是疑邻盗斧，孩子的父母也在电影镜头下显得十分可疑，两“侦探”和观众都充分被卷入其中。因此最后推论失败，伤心的何止两位“侦探”，观众也被玩弄得团团转。

    推论的逆转没什么好说的，因为推论的指向性，无论是从电影还是故事情节的角度上看，都是人为导致（电影是导演人为，情节上是教授人为隐瞒线索）。但导演安排这一场误导，意义何在？后来教授和记者的第二次交锋点出了玄机，不过是为了满足虚荣名利罢了。于是这一场误导便成为了媒体和围观者对案件本身的消费，而这正是现代消费主义的特征。因此这一场误导既解剖了部分案件内容，又批判了时代，电影镜头的冰冷是最好的诠释。

    到此为止，处理都相当出色，案件只是幌子，结果只是麦高芬，查案过程以及目的，才是亮点。所以当电影后半段回归到正常的“追凶”情节时，风格和节奏都已经改变，这破坏了前半段所营造的冷酷。哪怕后半段还是保持着“悬疑”和“刺激”，但也只能像大片一样依赖煽情、追逐、打斗得元素维持可观性。那么干嘛要后半段？无非是这个案件还有挖掘的元素而已，但往往是贪多嚼不烂。

从2003年上演的《杀人回忆》、2007年的《那家伙的声音》到2011年《孩子们》，为我们呈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三起韩国的悬案。我们在感叹我国现实题材电影少的时候，韩影给了我们启示，其实我说过我们的题材多如牛毛，怕投鼠忌器，或者怕教坏了人，我们以前还有一些破案的影片，敌特片多，小时候看多了《黑三角》、《驼铃》、《羊城暗哨》、《神秘的大佛》、《神女峰迷案》、《405谋杀案》等等，无不表现了我公安干警的神勇、神机妙算、群众的力量和罪犯的破绽百出和极其愚蠢，根本就不是在一个等量级的，那还有什么可比的，直接低头认输得了，我们还装模作样地拍出来，现在连这样的电影也很少看到，要么是狄仁杰的案子、要么是三枪这样的泊来品。坐进影院的人，总想得到一个结果，对于这样明知没有结果的，怎样拍才能吸引人，值得我们学习，有了前2部的预备，心里还是没有底，5个孩子失踪了，过了10年发现了遗体。就是这样的故事。还用了132分钟的时间去展现。这个功力深啊。我不讲内容，今天我要讲的是对韩国电影的想法，韩国电影起步很晚，没有日本很早就有享誉中外的黑泽明、小津安二郎等导演拍的影片，搞得后起之秀都是没法拍了，所要讲的故事都给前辈讲完了，所以日本后来是动画片、AV片有市场，当然这只是我的玩笑话。但从我最近看的一系列韩国电影，我顿时肃然起敬，时政片有《华丽的假期》、《共同警备区》、《辩护人》等，犯罪片，我上面提过的，还有朴赞郁的复仇三部曲《老男孩》、《我要复仇》、《亲切的金子》等等；爱情片有《假如爱有天意》、《八月照相馆》、《我的野蛮女友》；战争片《太极旗飘扬》、《欢迎来到东莫村》；黑帮片《汉城大劫案》、《新世界》；古装片《醉画仙》、《王的男人》；科幻灾难片《汉城怪物》、《流感》等，这还只是我孤陋寡闻看到过的，都是90年代以后的电影。更不要说它还有那么多让中国人如痴如醉的韩剧，不是韩国的“都教授”还被邀请来参加青奥会的开幕式，可想而知他的影响力。韩国绝对成为文化产业的输出国，也会影响其它国家人们的价值观。为什么会这样，而我们号称三个自信，却没有将文化渗透到别的国家（我们也有遍布全球的孔子学院，但有什么效果，而且是贴了大量的资金），能让别的国家的人来争相模仿你。我想原因有很多，根本的是对文化创作是否开放。我们有没有自信让从事艺术的人能做任何事，没有条条框框，也有信心人民自有自己的道德判断和价值取向，是否容得下不同的声音、是否真正接受来自各方的批评甚至是丑化。

之前看到有关韩国三大未解悬案的文章，兴之所至就想着去看下由这三个案子改编的电影。《孩子们》算是其中的一个，主要讲述了5个孩子离奇失踪后对家庭和社会产生的影响。故事肯定是精彩的，毕竟作为三大未解悬案之一，案件的深度和影响力都有。5个孩子突然集体失踪，政府出动30万警力进行搜查却没有丝毫结果，群众从最初的同情到后来的麻木，渐渐至于遗忘，最后记得的只有孩子的父母。父母为了让警察一直保持对此案件的关注，撒谎骗警察也是可以理解的；记者和教授出于爱慕虚荣的目的，无视一些不利于自己结论的证据而做出片面的骇人听闻的推论也算是人性的阴暗面，能够理解却不会同情。

可是导演或者编剧先是让大家跟着黄教授的推论，怀疑是钟浩的父亲杀了孩子们。当大家终于入戏开始觉得钟浩的父亲很可疑之后又告诉大家钟浩的父亲其实是无辜的是很可怜的。大哥，不带这样的，白白付出感情和脑力推理是会产生心理阴影的好嘛？特别是当我们带了有色眼镜看人之后很难再恢复对一个人的信任和同情的，好嘛？就算后来知道了钟浩的爸爸是无辜的，就算后面可怜到都得了癌症了还在诉说自己对孩子的思念也无法激起我的丝毫同情心好嘛。个人感觉这是本片最大的败笔，也是最让人出戏的地方，而且结尾姜至胜的个人英雄主义也无法让我对他改观多少。幸好后面利用了大家对于孩子们的同情心，由母亲的口说出“一想到孩子生前受了那么多苦”这句催泪弹，多多少少又把出戏的观众拉回来了。

不完美却可以当做了解三大未解悬案的影片，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也推荐大家看下。

《孩子们》和很多韩国电影有不少相似之处：对司法警察的讽刺、对无良媒体的挖苦、对受害亲属的安慰、对那个人心惶惶的时代的记录与反思......但“黄教授”这个人物的出现使《孩子们》相对于“三大未结悬案”另外两部（《杀人回忆》、《那家伙的声音》）多了很多值得反思的新鲜之处，大大提升了这部电影的思想深度和讽刺力度。

满脸求知欲的学生、洒满阳光的阶梯教室、最前沿的心理学理论和一个引人深思的案例，这是导演为黄教授安排的出场布景，这布景和教授脸上睿智而淡定的微笑多么匹配，预示着一个“拯救者”式的英雄即将介入。作为一个大学生（一个在知识分子云集的地方混了六年的屌丝青年），对这种温文尔雅的教授自然特别亲切，而当教授用美国学来的、十分前卫的、看似反常识的社会心理学理论对这宗离奇的少年失踪案提出颠覆式的猜想时，他那“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教授风度和“学以致用、关怀现实”的学者风骨的确让我这个象牙塔里的学生有些小崇拜。按照电影“故事感”的节奏，我感觉黄教授的出现预示着故事的高潮即将到来。

教授提出了几条显而易见但却被视而不见的“线索”——1、孩子们一般都是傍晚才回来，为什么钟硕的母亲在案发当天的上午就急着报案？难道仅真是因为“母子连心”的第六感？2、钟硕母亲在孩子们失踪两个月后突然接到“钟硕”的电话，但电话录音中的母亲却异常平静，这是一个孩子失踪两个月后的母亲应该表现出的“淡定”么？3、当姜PD和黄教授一起拜访钟硕家人时，钟硕奶奶奇怪的手势、钟硕母亲奇怪的失聪、钟硕父亲奇怪的跟踪以及钟硕家里奇怪的水泥地等等，无不印证了黄教授的之前的假设：孩子们的父母为了某些政治目的，故意制造“孩子失踪事件”以转移百姓视线，从而左右案发当天正在进行的大选投票，而失踪案所在地正是“选票争夺最为激烈选区之一”，于是，一个小村庄的失踪案似乎和一个巨大的政治阴谋联系起来了！看到这，不得不大呼情节的离奇！不得不大赞教授的睿智！而教授“父母杀儿子，埋在水泥地”的结论更是让我倒吸了一身冷汉，巴不得快进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但戏并没有按照教授的假设演下去，警察在钟硕家刨地三尺却没有挖出“万众期待”的尸骨，而“不合逻辑”的现实也让一直自信的黄教授开始变得犹疑了：一切线索和细节均符合理论啊！“逻辑和历史（证据）”是那么得相得益彰！但为什么就是挖不出尸骨呢？到底哪出了问题？我下意识地看了时间轴，电影到了这里才演了一半，于是按了暂停，出去撒了泡尿，预感“稍后的故事更加离奇”，因为电影才演了一半。但其实，当警察凿开钟硕家的水泥地，抽干钟硕家的大便池后却没有发现“孩子们的尸骨”时，故事已经结束了！导演的任务——讽刺，已经在看似应该“中止”的地方“终止”了，而剩下一半的电影，无非留一点时间，让那些像我一样“期待更加离奇”的观众们在电影进行或结束的某个时候突然意识到自己心里那和黄教授一样可笑的“故事情节”是多么的愚蠢和多么的自负。

其实，日常生活中的大事小事多是杂乱无章毫无逻辑可言的，但当一件事让我们无法用“章法”和“逻辑”来解释时，我们会自然而然地感到不适应、不痛快、不自在，于是，人们产生了对新闻和历史的心理需求，希望那些聪明睿智的记者以及客观深邃的历史学家给那些悬而未决的事件一个解释——一个勉强自圆其说的解释可以给人以“不过如此”的安全感，而一个曲折离奇的解释则给人以“原来如此”新鲜感。换句话说，我们需要有人给我们“讲故事”，并从故事的“悲欢离合”中“安顿”那颗在信息化、碎片化、虚拟化的现代社会中如惊弓之鸟般的心。
于是，当一个小镇的五个孩子无故失踪而无能的警察又无法查出真相时，大众便急于得到一种合乎情理的解释，这种需求为记者和学者制造了一个隐形的市场，让那些如黄教授一般“有点墨水有点野心”的理论家以及如姜记者一般“有点创意有点胆量”的记者敢于把现实当做电影来导演，以至于陷入黄教授所讲的“认知的偏差（当邪教徒得知世界末日并不存在时，他们不但不会怀疑邪教本身，反而会为自己愚蠢认知和行为找借口，以至于更加坚信世界末日真的存在）”中泯灭了作为一个人的基本良知。因此，当黄教授坚信的所谓“证据”被一个个证伪时，他不但没有及时回头，反而认为那是孩子的父母制造的“伪证”，一个懂得“认知偏差”的教授却在现实中出现了严重的“认知偏差”，这不是最犀利的讽刺吗！
而再深想，那个被教授的理论所折服，一心期盼着故事“一定会有一个离奇的结局”的我，不也是导演想要讽刺的对象之一么？现实中真的有那么多离奇曲折的“故事”么？一些琐碎的小事可以有很多种合乎情理的解释，如教授所怀疑的“钟硕奶奶奇怪的手势”可以如教授意淫那般是“指明凶手的暗示”，但也可能是一个痴呆的老人习惯动作，而事实证明教授的确“想多了”，老人的那个奇怪动作其实没有任何含义；再如“钟硕母亲接到电话后的淡定”，在一半人看来的确很反常，但电影最后给出了一个看似反常但却合乎人情的解释——一个失去孩子心急如焚的母亲在经历了两个月折磨后不堪各种骚扰电话，在明知不是自己孩子的情况下还坚持谎称是孩子打来的电话，她的目的只有一个，引起早已不关心孩子死活的警察的重视，为找到孩子寻求一丁点希望！多么真切真实啊！但对于一个没有真正尝试丧子之痛的人来说，那接到电话后的淡定的确不可思议，但谁又能真的设身处地呢？于是，人们宁愿或者自然相信教授所谓的“父母在政治阴谋的操控下杀子掩埋”的“荒唐的真相”，而对一个无辜的可怜的家庭投向怀疑的目光。
最后，还想再次追问一句：既然现实里并没有那么多“故事”可言，那为什么我们都喜欢“听故事”呢！“没有料”的生活就真的不堪到难以忍受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