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虎(2021)

从服装，布景，到光线运用，《白虎》中的几乎所有要素，都包含有强烈的色彩。在一些场景中，色彩与特定人物的身份地位紧密联系在一起；而在另外一些场景中，色彩则是人物情绪与性格的具象化表现。

本片使用的第一组强调色是黄色与蓝色。作为一对互补色，这两种颜色在色轮上出于相反的位置。而在影片的前20分钟里，导演通过大量使用黄色与蓝色服饰，将这对互补色与低种姓、高种姓两个阶层紧密绑定，从而为后续情节与人物的转变奠定了基础。

我们首先来看奶奶库素的第一次出场。在这个场景中，她背对阳光处于阴影之中，身上套着一件不起眼的深色纱丽，而纱丽里边则穿着一件高饱和度的黄色短袖。

奶奶库素首次出场

在第二次出场时，库素换了另外一条纱丽，然而在深蓝色与红色交织的纱丽之下，她仍旧穿着第一个场景中的黄色短袖。

库素第二次出场

在影片的不同场景中，虽然纱丽的颜色与款式不断变化，但观众始终可以在库素身上看到那件永远不变的黄色短袖。以至于在库素的最后一次出场里头，画面中央的黄色虽然只占了一小部分，但在绿色纱丽的映衬下却显得如此醒目，令人无法忽视。

库素最后一次出场

同样作为低种姓人，男主角巴拉姆在影片前半段中也包含有大量黄色穿着。与库素奶奶单独出镜不同，巴拉姆身上的黄色常常被用来与同一场景中高种姓人物的蓝色着装形成对比。

比如在下面这个巴拉姆初次遇见阿舒克的场景中，观众首先看到巴拉姆穿着一件象征低种姓的黄色背心，而他的身后则是两堵黄色的墙壁。

穿黄色衣服的巴拉姆

在下一个镜头中，地主老爷穿着一件蓝色的库尔塔（Kurta）从他的私人轿车走下，他的身后站着同样穿蓝衣的司机。

穿蓝衣的地主老爷和司机

或许是因为这个初见场景发生在巴拉姆的贫困家乡，在尘土飞扬的低种姓滤镜之下，蓝色与黄色的对比并不显眼。为了强化黄蓝对比，导演在巴拉姆与阿舒客相见的第二组场景中，采用了相似的服装颜色。

在这个围绕铁门展开的对话中，巴拉姆的衣服仍旧由象征低种姓的黄色组成，此时与巴拉姆身处同一镜头的地主家看门人身上，同样穿着低身份地位的黄色衣服。

黄色衣服的巴拉姆和看门人

而在紧随其后的反打镜头中，巴拉姆透过铁门看到了站在远处的阿舒克和地主阿鹳，两人毫无意外地穿着蓝色衣服。

阿舒克和地主

在接下来的三人对话中，导演让穿着蓝衣的阿舒克和阿鹳地主站在近景的左右两侧，而让黄衣的巴拉姆处于弱势被夹击的中间位置。通过精心设计的构图，剧中人物的地位高低被投射到了衣着颜色上，并形成了强烈对比。当巴拉姆念出阿谀奉承的台词时，他身上的黄色便与“低下”划上了等号，而与之相对，蓝色也自然成了“高贵”的代名词。

具有强烈黄蓝对比的对话场景

随着影片的展开，巴拉姆以仆人的身份进入到阿舒克家里工作，此时蓝色不再仅仅表现在衣着上，而是逐渐扩散到场景的每一部分。比如这个场景中，巴拉姆穿着浅蓝色工作装，这与他地主仆人的身份相匹配。阿舒克的帽衫有蓝色元素，平姬的背心也是蓝色的。除此之外，真正引人注目的却是平姬手里的蓝色水杯，座椅上的蓝色靠垫，还有阿舒克衣柜中各式各样的蓝色衬衫，无处不在的蓝色将巴拉姆紧紧包围，这象征着他终于脱离了尘土飞扬的黄色故乡，获得了他梦寐以求的工作。

到处都是蓝色

事实上，色彩、衣服与人物地位的联系是如此紧密，以至于本片中任何与衣服颜色有关的变化，都会使观众联想到人物的身份转变和心理变化。

比如下面这场对话，色彩完全主导了场面调度。巴拉姆穿着蓝色工作服站在铁门的一侧，而他的哥哥则穿着黄色衬衣站在另一侧。即便导演没有用台词直接表达，仅仅是两件不同颜色的衣服和一扇铁门，也足以让观众感受到成为家仆的巴拉姆与哥哥之间的身份差距与情感断裂。

被铁门与颜色隔开的兄弟二人

又比如在平姬与巴拉姆至关重要的那场对话中，当平姬指责巴拉姆的制服脏死了，她显然不单单是在指责衣服，她同时也在指责这个狗屁不通的种姓制度。

平姬看似在指责制服脏

平姬是片中唯一一个把巴拉姆当“人”而非仆人的角色，她衷心希望巴拉姆能跳出种姓的束缚，摆脱奴性，成为一个独立大写的“人”。也正因如此，平姬成了本片中唯一一个提醒巴拉姆换衣服的角色。

平姬真正想表达的意思

巴拉姆显然被平姬的话所打动了。在平姬生日那天，他终于脱下了蓝色制服，换上了与平姬同一色系的深蓝绿色华服。这个场景中衣服颜色的转变，是巴拉姆心理状态与情感的具象化表现。在这一刻，他似乎超越了黄蓝两色的种姓束缚，变成了一个与平姬平等的人。但令人惋惜的是，这是巴拉姆唯一一次穿着这件衣服，也是他在本片中最接近“人”的一刻。

与上一张图平姬同一色系的衣服

除了黄色与蓝色，影片还引入了第三种表达人物状态的混合色——绿色。在色环中，黄色与蓝色混合后生成绿色；而在本片中，绿色则专属于低种姓奴仆。他们是高种姓人的仆人，早已习惯了受到剥削与奴役，对痛苦感到麻木，并且形成了一套欺骗主人的伎俩。

对于巴拉姆而言，影片的前半部分他的身边几乎没有出现绿色，这是因为此时的他虽然充满奴性，但却对阿舒克忠心耿耿，甚至渴望得到主人的信任。

下面这个镜头选自巴拉姆第一次来到地下车库，画面中强烈的绿光侵占了整个空间，甚至将人物的脸也照得发绿。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则是远景中属于巴拉姆的蓝色房间，即便在如此强烈的绿色环境中，巴拉姆的房间仍旧保有蓝色。这种利用布光形成的蓝绿反差，既是人物身处环境的象征性表现，同时也传递了巴拉姆与其他低种姓仆人截然不同的心理状态。

注意左边的卧室黄绿黄绿的

然而当巴拉姆对主人阿舒克的幻想破灭后，他身边的空间也随之被绿色同化。这代表着巴拉姆终于开始看清他的奴仆身份，不再妄想成为阿舒克忠实的朋友，而绿色也成了巴拉姆痛苦、绝望、愤怒等情绪的外化表现。

被绿色侵占的巴拉姆

事实上，在影片的后半段，绿色几乎成了巴拉姆在夜间的专属色。在白天，巴拉姆是穿着蓝衣忠心耿耿的仆人；而到了晚上，他则披着绿衣干尽见不得人的勾当。

绿衣巴拉姆在晚上

绿衣巴拉姆开假发票

绿衣巴拉姆倒卖汽油

在影片的最后，巴拉姆下定决心与奶奶库素决裂，并用玻璃瓶杀掉了自己的主人阿舒克。在巴拉姆自己看来，他觉醒了，他终于成功逃离了鸡笼，摆脱了种姓的束缚。为了区分此时巴拉姆的心理状态，导演使用了黄色、绿色、蓝色之外的第四种颜色——红色。

红色在视觉传统中象征着暴力、权力与强烈的情感，这些特质无疑与双手沾满鲜血的巴拉姆高度吻合。在重获新生之后的多个场景中，影片的视觉风格达到了高度统一，红色几乎占据了压倒性的地位。巴拉姆用来行贿的包是红色的；白虎车行的霓虹灯是红色的；连他的网站首页也是红色的。

红色的包和红色的房间

红色车行

红色的网站

在汪洋的红色中，巴拉姆彻底觉醒了。他意识到自己既不属于低种姓，也不属于高种姓，更不属于阿舒克。他是一个人，是一种动物，是一头“白老虎”。而在他的身后，似乎站着千千万万头白老虎。

红色的白老虎

很久没写过观后感，随便写几句

看到有人说这片儿该改名叫白眼狼，其实不必。男主的确杀了他主人，但是他主人也不是真把他当朋友。虽然主人受到西方教育，觉得人要平等，仆人可以直接喊他名字，有时候对他也挺好。但是他联合他家里人让男主背锅签字说自己才是肇事者的时候，他自己被老婆甩了把男主准备的吃的打翻的时候，估计他也没当他是朋友吧。我觉得那段男主签字画押的戏他拍的真好，那个眼神真的！骨子里男主还是个印度人，种姓制度下的，跟我论文写的一样，处在一个mosaic的阶段，ambivalence 中，西不西东不东的，肯定不如他老婆更西一点，至少他老婆还会鼓励男主学习，虽然在外人面前还是会训斥他，还知道要告诉他真相。

再说男主这人，从他从第二driver变成第一driver，把干了20年的穆斯林司机赶走时，就是坏。我不觉得是因为他贫穷所以他坏，就是坏罢了，富的也有坏的。不过他在暴富后，对于下属的处理方式还是好的。至少不是像有些人，以前受尽欺压，有遭一日发了财拼命欺压弱者。他中间是反复过好几次的，终于决定干了，带着侄儿一起跳出鸡笼

不过确实主人一家人大多数确实不把他当人是真的。主要讲了caste，就是阶级嘛，但是gender 其实也有的，里面充斥了各种对男主人老婆的贬低，好在她不吃这套，忍不了就跑了。

先说一个直观感受：旁白处理的太烦了，哪怕他是一个倒叙的形式的电影，那也我也觉得是太烦了。

虽然电影在后面表现出阿肖克在骨子里还是那种就是印度奴隶主的思维，但把它当作冲突的焦点，并且惨死的话个人觉得还是有些不好。

其实电影里也说了男主还是觉得前东家不应该那么惨死，真正被刺死的应该是猫鼬。 这可能是导演为了加剧冲突但又不想突破基本的合理性才这么安排的吧 。

还有一点，他是这封倒叙下的信是给影帝的就很莫名其妙，吹“贵国吹的”有太唐突，不是不能吹，吹得莫名其妙。而且后面说到白人必然衰落、黄人和棕人必然领导世界也是，电影中到底是怎样得出这个结论的 好歹要演出来吧？

这同时也体现了剧本中象征物的冲突的一方面，电影中完成种姓突破的是在美国长大的平姬，始终以较理想社会表现出来的是纽约。那最后怎么就达成这个样的结论？

我对这部电影两星的评价仅仅是对电影本身，虽然戏剧化处理了但电影所描述的类似事实及复杂沁血的发家史，其实是存在的，我甚至在八九十年代的事情中，见过，听过不少。这部电影硬伤太多，一部电影好歹要把自己想表达的东西顺畅的表达出来。

我在这里换一个思维方式角度很另类，但是我觉得这反而特别贴切。那就是清末的改革。

猫鼬就是清末的保守派，阿肖克是清末的开明改革派。试想，如果主角始终就是在猫鼬的控制下，没有见过阿肖克。那主角将会像他的哥哥一样，被套住一直与愚昧贫穷，别说成为后来的企业家，连一个体面的司机都不会是，就一直在那儿等拉车打煤球。高种姓的统治会很稳固。若让阿肖克这样的改革派去管理，虽然有可能结局会是好的，但难度会大大提升就如同走钢丝，更大的可能最后就是自己被弄死。好的可能性是有的就如电影中所提到，如果阿肖克在困惑的时候跟主角直接去了班加罗尔而不是在就奴隶主的思维中越陷越深，那结局很可能会不一样。这也许能能解释为什么清政府就是不愿改革。。。。

底层爬到阶级顶层的途径有两种：犯罪或从政。主人公选择了犯罪，给予他启发的是从政的那位同样出身底层的女性——社会主义党的领袖。

途径不同，本质一样，即不择手段；目的也一样，即不择手段捞钱。

处于食物链顶端的社会主义党领袖，干的还不是蝇营狗苟的事，索贿贪污才是初心；富豪一家对下压榨，对上行贿，坏事干尽，富二代出国留学，似乎带回来民主的希望，张口闭口平等民主，但实质呢？任由酒后女友飙车，任由仆人顶包，到处行贿维护家族地位……

在这样烂透了的社会，谁又有权利让主人公固守阶层，不思反抗呢？

主人公不过是一个扭曲了价值观的觉醒者。冲出鸡笼，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他不知道吗？一家都会被灭门，影片中出现两次，一次他脑海中构想自己杀人后家人的悲惨结局，一次是他功成名就后翻阅报纸时看到的一个新闻。如此惨烈的代价，主人公为何还要走这样的路，因为他已经完全扭曲了价值观，放弃了人性。 至于杀的谁，重要吗？谁带了400万，他就杀谁。

本片比寄生虫高了n个层次。如果纠缠于不知恩图报反而恩将仇报的层次，那就太对不住这部电影了。

一个印度低种姓穷小子，得到了一份给地主老爷家从美国回来的小儿子开车的体面工作。跟随地主儿子在德里待了一阵，见了些世面，因为怨恨和见财起意，杀了地主儿子。跑到班加罗尔开了一家出租车公司，成了体面的成功企业家。

如果就是这么一个底层不择手段逆袭的老套故事，不可能成为轰动获奖的纽约畅销书。世界各阶层读者喜欢它，一定有别的原因。看完影片，内心确实有震动，原来这是一个逃出鸡笼的指南，原来我们内心深处也是奴性斑斑。

震撼到我的是两处细节。一个是地主儿媳酒后开车撞死人，主人公立刻把主子两口子带离现场、清洗车辆、守口如瓶，甚至还签了顶包声明。这时候主人公内心是替主子帮了大忙的满满幸福感。这种渗入骨髓的奴性实在是太真实了。我忽然觉得，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很多时候，和主人公基本是一样的。替老板挡了个雷、给领导排了个忧，看到上级的满意微笑，我们也是立刻满满幸福感爆棚，这不就是主人公一样的奴性嘛！

另一个细节是地主儿子在老婆离开后的低谷时期，主人公细心照顾地主儿子，也满心以为有了患难与共之后，地主儿子会把他当成平等的朋友。结果地主儿子的哥哥一来，地主儿子立刻恢复了主子的嘴脸。主人公也才真正明白自己的奴仆身份。我们很多时候在职场上的争表现、争赏识，搞得自己压力很大烦恼很多，原来和一个奴仆幻想做主子的平等朋友一样荒谬可笑。

阶层差异、主奴关系、奴隶的觉醒才是影片的主题和灵魂。影片用了大半篇幅展示了主人公渗入骨髓的奴性是怎么练成的，除了地主，他奶奶的奴役和掌控对他的奴性养成也是功不可没。主人公的觉醒很艰难，但是最终成功了，我们都为他感到高兴。我们在现实中实际也被各种各样的他奶奶掌控着。

给中国官员写信、印度政客腐败、种姓制度的罪恶、先修路还是先民主，这些都不是影片主题。试问哪里没有等级阶层？哪里没有鸡笼？哪里没有习惯了等待下锅的鸡？

影片提供了一点启示：你能不能成为一只觉醒的鸡？你能不能成为一只白虎？

导演准确把握住了故事精髓，最难的是主人公内心变化的过程，拍的行云流水，令人信服，主演也是演技爆棚，奴隶的谦卑懦弱和白虎的霸气外露都演得极其到位。

在吉卜林的《丛林故事》里，狼孩莫格里与老虎谢尔汗之间的战争惊心动魄，在维护与信奉“丛林法则”的莫格里看来，吃人肆意破坏规则的谢尔汗无疑是野蛮无知的代表。吉卜林将谢尔汗视作盲目跟随旧秩序的罪人，他们不懂得民主与自由的含义，排斥进步的力量。在殖民时代的印度，吉卜林的故事含沙射影地批评了十九世纪中期以来针对英国在印度统治的一系列愚昧的“兵变”。老虎是旧印度的象征，老虎杀死人类就是印度本地人对英国人的“暴行”。那么莫格里呢？他是人又是狼，他将文明的“火种”（谢尔汗死于烈火之中）带到丛林，他连接了两个世界，但对于人类社会和丛林世界来说他都是外来者，莫格里的丛林与英国统治下的印度在吉卜林那里成为了一种怪异的组合，但这种殖民地的帝国梦想在幼年的吉卜林心中早已成为最完美与稳固的历史表现。

阿迪加的《白老虎》属于新时代印度的《丛林故事》，其中传递着来至历史深处的回音，似乎当代印度仍然在吉卜林的帝国残梦里沉睡，仍莫苏醒。

《白老虎》中的关键概念就是“笼子”，那些贫穷、丑陋、邪恶、贪婪的灵魂在笼子里哀嚎，阿迪加的这部处女作将印度社会最黑暗的一面呈现出来，贫富差距、政治腐败、宗教之争、人性贪婪，两个阶层的战争，失去身份与价值，大量细节丰富又沉重，在书信体说书般的戏谑语调中读者仿佛来到一个黑暗地狱，但“黑暗之地”却被看着是救赎之所，旧印度与新印度，中国与西方，迷茫的当代印度社会芸芸众生如动物般活着，失去尊严和梦想，任凭宰割和压榨，谁愿意去找打开“笼子”的钥匙？但那扇门却一直开着，短短一本书写尽了印度泥沼中挣扎的困境，人物跃然纸上，仿佛就出现在你的眼前，但印度就是能在这样的悲喜剧之间从容转换，它肮脏贫穷，充满待解的谜团。

阿迪加的记者身份能让他用新闻人的眼光剖析当下的社会。在书中，阿迪加对印度历史的概括就是“动物园”：“印度这个国家在她最富强的时候就像一个大动物园，一个自给自足、等级森严、秩序井然的动物园，每个人各司其职，乐得其所”，这无疑是对吉卜林象征的呼应，在《丛林故事》里，我们看到吉卜林将动物世界进行分化，那些希望服从文明与秩序的驯养类动物，遵守丛林法则的野生动物以及破坏秩序钻规则空子的野兽。《白老虎》的主人公巴尔拉姆出生在印度最贫穷的比哈尔邦，但读书时聪明伶俐被赞为稀有的白老虎。巴尔拉姆的故事无疑暗示着两种角色的转换和两个世界的对接。他在和大部分比哈尔人一样因为贫穷逃离家乡来到大都市德里后在社会最底层挣扎，如老鼠般生活，逐渐忘记自己的“猛虎”身份，最后的苏醒与报复更像是老虎冲破围栏的抗争。“以前在印度有上千种种姓，上千种命运，现在只有两个：大肚子和扁肚子的，同样也只有两种命运：吃人，或者被吃。”阿迪加对吉卜林的谢尔汗作出了现代社会学的演绎。在德里受尽不公与压迫的巴尔拉姆似乎和一百多年前奋起反抗英国殖民的印度人有了些精神上的契合点。

巴尔拉姆的德里生活被阿迪加描绘得生动而直接。在德里给富人当司机，巴尔拉姆必须学习所有的阿谀奉承、溜须拍马的技巧，他生活在暗无天日的地下室里，老板则住在上面的高档公寓，老板拉铃铛，他就必须随叫随到，他不能进入购物中心，靠看黄色书刊来娱乐，在百货公司的转角就是贫民窟，下层人在交界处大小便仿佛是两个世界的分割线。巴尔拉姆看不上那些在德里街头整日呆坐的人，他们是他“黑暗之地”的老乡，却“身体瘦弱、面目肮脏”如动物一般地生活在立交桥下。巴尔拉姆血液里流淌着反抗的基因，按理说遇见阿肖克这样的“好老板”也是应该知足的。阿肖克的国外留学经历让他并不适应印度上流社会的贪污腐败，但渐渐地转变，他也变成了一个冷漠、粗鲁的印度上层人的代表。这也是巴尔拉姆最后杀死他的一大原因。

阿迪加将《白老虎》用给中国总理写信的框架来创作，是有明显的寓意的。首先对于印度来说，现阶段的发展不可能不与中国产生交集，两个相邻的大国又同属文明古国，有太多对比的理由。另外一方面，给中国总理写信的是新的巴尔拉姆——阿肖克·夏马，从德里到班加罗尔，这是旧印度与新印度的跨越，是下等阶层的老鼠到上等阶层的猛虎的跨越，阿肖克·夏马的声音也正是新印度想说的话。

阿迪加把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系抽离，我们看到的就是互相利用、伤害的人性之恶。巴尔拉姆对自己的家乡的感情复杂而且矛盾，在德里工作的他被当成家庭的提款机，不识字的奶奶托人给他写信，只是为了催他赶快寄钱，亲戚之间全靠金钱的关系维持。巴尔拉姆的家乡和许多印度村庄一样，有残垣断壁的古堡和寺庙，突兀屹立在山坡上，好似来自遥远历史的回望，记载着曾经的光荣过往，也暗示着当下的破败与颓废。巴尔拉姆喜欢在黄昏时登上山坡看日落美景，可是壮观的夕阳却让巴尔拉姆忍不住吐口水，他对家乡的恨如此强烈，以至于最后牺牲全家的生命他也要逃离。阿肖克从国外回来，他比其他主任给予仆人更多的尊重和自由，但这片土地如此荒谬，如毒药般改变着一个人，阿肖克最后被杀也正是他堕落的必然结果，主仆之间的对抗，也更像是巴尔拉姆代表的传统价值对阿肖克新秩序的摧毁与报复。

在阿迪加与《白老虎》之前创作的短篇集《两次暗杀之间》中我们能更全面地看到他对当下印度社会的描述。两次暗杀指的是1984年英迪拉·甘地遇刺到1991年拉吉夫·甘地遇刺之间的印度社会，这也是印度的“强人时代”。“铁娘子”英吉拉·甘地在冷战后期的印度是绕不开的话题，她的“紧急政策法案”和中央集权管理都备受争议。阿迪加将所有故事的发生地都放在印度西南沿海的基图尔这个虚构之地，基图尔位于果阿邦和喀拉拉邦之间，这里是印度自然风景最美的地方之一，也是人均生活水平最高的地方。在对基图尔社会各阶层、各宗教、各种姓的不同人物的素描中，我们能看到90年代初期的印度社会的分裂与重组，其中许多故事都能和之后创作的《白老虎》互文。

《两次暗杀之间》的第一个故事就是关于北方移民的，齐亚丁和巴尔拉姆一样来自北方的贫穷地区，开始以打杂维持生活，喀拉拉邦北部有许多穆斯林移民，齐亚丁的故事凸显出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在融合中的矛盾和偏见。《两次暗杀之间》比《白老虎》有更多的政治影射，在甘地遇难日死去的老师，就像是爱国主义和商业浪潮的牺牲品，“印度一度曾经被三个国家统治：英国、法国、葡萄牙，现在则换成了三个土生土长的祸害：背叛、误事。背后暗算”学生变了，电影院被色情海报贴满，没人认真看泰戈尔了，在《保护老虎》的影片中，老师感到乏力，他无法适应这个混乱又嘈杂的时代。

和《白老虎》一样，《两次暗杀之间》中描写的不停应付腐败税务官员的商人和去德里议会送钱贿赂官员的阿肖克有着相同的困境，他们本想实现自己的抱负，奈何被时代所困。灭蚊工乔治受雇于一个似乎并不在乎种姓的女主人，但平日看似平等的行为最后却被揭示为残酷的歧视，乔治看到的真相和巴尔拉姆并没有本质的不同，“我们在他们眼里只是垃圾，有钱女人绝对不会把一个穷小子当男人看，只会把他当作仆人”。之后也就顺理成章地有了反抗。

《两次暗杀之间》中的辛喀拉，父亲是婆罗门种姓，母亲则是霍伊卡，他是高低两个种姓婚姻的产儿，父亲将这种婚姻看做是对传统种姓制度的报复，但现实却又如此残酷，辛喀拉本身却夹在两个种姓之间动弹不得，“你会是个杂种”，他找不到任何归属感，反而每日目睹母亲的妥协和忍气吞声，似乎理所应当。辛喀拉的反抗无疑和巴尔拉姆一样，他们都试图通过打破旧社会秩序来获得解放，他们的自信和尊严马上将要被摧毁，如果再不反抗，就会变成过街老鼠。辛喀拉的炸弹寓言了矛盾的积累和爆发，但防抗之后的幻灭怎么办呢？

巴尔拉姆通过谋杀获得了尊严和地位，但失去了家人，他最终感到一种轮回，永远无法逃离的宿命，他的侄子会成为他，而他会成为下一个阿肖克。反抗的人最后被反抗吞噬，印度社会也难逃千年宿命，在进入历史的新纪元时，巴尔拉姆们的抗争至少揭示出印度人最本真的一面，我们看到了企业家、记者、农民工和老师各色人等，他们都面临不同的挫败感，不管是从体面的别墅还是肮脏的街角，裂痕在加深。

巴尔拉姆在动物园看到被关在笼子里的白老虎，当他们对视时，巴尔拉姆突然昏厥了，老虎在笼子里从一边走到另一边，然后以相同的节奏又走回来，“仿佛中了邪一样”。阿迪加的老虎比吉卜林那带有东方神秘色彩和殖民特点的老虎更加真实，这里有反思的意味和直视的勇气，阿迪加希望这只是短暂的晕厥，这个国家还有更多魔幻现实主义的传奇等待去续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