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魔共舞

1982年是黎巴嫩内战的第7个年头，这个原本因美丽而享有“东方瑞士”之称的雪松国现在已经是满目疮痍。在首都贝鲁特，居民死于子弹横飞、炸弹爆炸、战机呼啸、坦克碾压、谁都不知道转瞬间会发生什么。然而，谁也没有料到，在9月15日夜，一场大屠杀的降临会如此突如其来。

    位于地中海东岸的黎巴嫩是阿拉伯国家中唯一由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两大教派教民组成的国家，而在这两大教派中还包含着许多小教派，这使得黎巴嫩社会因派系林立、党派众多而异常复杂。在这面积1万平方公里，人口300万的小国里，大大小小的教派不仅一般都有自己的政党，而且还都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甚至还在自己的势力范围里设立了自己的行政管理机构。　　

      9月14日16时10分，黎巴嫩新任总统、基督教马龙派要员贝希尔·杰马耶勒被炸身亡。基督教马龙派立刻将此加罪于巴勒斯坦人，扬言要为杰马耶勒报仇，特别是长期以来一直追随以色列的黎巴嫩右翼民兵组织基督教长枪党更是气势汹汹。以色列立刻借机出兵占领了贝鲁特西区。以色列总理贝京向外界解释道：“这次行动是为了保护巴勒斯坦穆斯林不受长枪党人的报复。”

　　在进占贝鲁特西区时，以军遭到巴解游击队的零星抵抗，给以军多少造成了一些人员和装备损失。时任以色列国防部部长的沙龙马上向前线以色列北部军区司令德鲁里下达命令：立刻采取“断然措施”，对巴勒斯坦难民营进行“净化”。德鲁里随即指挥以军包围了萨布拉和夏蒂拉两个难民营，对它们采取了“密封式隔绝”，即彻底切断了这两个难民营与外界的一切联系。

　　谁都明白，这样的“净化”势必是在杀戮中进行。以色列考虑到难民营中实际上已经没有抵抗力量，于是，决定借基督教长枪党之手来完成这次结果将是血淋淋的行动。15日下午，德鲁里在设在贝鲁特东区的以军司令部召集长枪党参谋长及情报负责人霍贝卡等人，商谈对这两个难民营进行“净化”的行动部署。会后，德鲁里向沙龙报告：“我们的朋友正在向难民营进发。我们同他们的领导人在这一行动中进行了配合。”沙龙以满意的口吻褒奖道：“祝贺你，朋友们的行动已予通过。”

　　紧接着的是，按照商议的部署和德鲁里的命令，以军用密集的炮火向萨布拉和夏蒂拉两个难民营进行轰击，刹那问，难民营里血肉横飞，建筑物被基本夷平，特别是多处围墙被炸塌。炮击过后，人们可以依稀看到在附近的贝鲁特国际机场大楼屋顶和另一座高楼上，有以军士兵用望远镜观察着难民营里的动态。一切似乎又恢复了平静。其实，这场炮击是在为“净化”行动清除可能出现的障碍。16日下午，一辆辆满载着长枪党民兵的军车驶进国际机场。17时，大约有1200名全副武装的长枪党在机场附近的一个高尔夫球场集结完毕，随即沿着预先设置好的路标奔向出击位置——科威特使馆所在的十字路口。

　　傍晚时分，天色渐暗。18时左右，一阵阵直升机的轰鸣声由远及近，不一会，几架以军的美制直升机飞临难民营上空，投掷下一连串的照明弹。包围难民营的以军也从不同的方位向难民营方向打开了探照灯，难民营里如同白昼。就是同时，大批长枪党民兵持枪跃过被炸塌的围墙，冲进了难民营。顿时，难民营里枪声大作，呼喊声不绝于耳。敏感的新闻记者纷纷向这两个难民营赶来，但被以军远远地拦截在难民营之外。以色列军方声称：这是长枪党人在搜捕隐藏在难民营里的大约2000名恐怖分子。

　　在以后的40个小时里，难民营里所发生的一切都是非常恐怖的，人们后来是通过幸存者的回忆和刽子手的自述知道了当时所出现过的一个个血腥的场景：
    几个长枪党民兵冲进一间民房，里面住着三口之家。民兵先是呵斥年轻的夫妇和年幼的孩子站到墙边，然后用枪托猛击丈夫的头部，丈夫的脑浆溅落在墙壁上，当即死亡。孩子大哭，与母亲抱成一团。一个民兵上前一把抓住母亲，其他几个民兵顺势夺过孩子，把他按在地上，将枪口压在他头上开枪。母亲发狂了，扑向民兵。一颗民兵的子弹击中了母亲的心脏。在屋内进行了一番抢劫后，这几个民兵用炸药炸毁了民房，他们又向另一处民房走去。
    一位巴勒斯坦男青年被捆绑着，惊恐地望着一群正在拿他寻欢作乐的民兵。一个民兵先是扒开青年的衣服，用匕首刺向青年的下身。青年大声惨叫，鲜血四溅，痛苦地蜷成一团。狂笑不止的民兵不停地折磨着这个青年。最后，一个民兵开枪打死了这位青年。
    民兵包围了位于夏蒂拉难民营南侧的阿卡医院。4位穿着白大褂的医生为了使医院免遭灾难，受院长的托付，举着白布，走向民兵，打算同他们进行谈判。然而，迎接医生的是一枚手榴弹，3位医生当场丧身，1位身受重伤的医生跌跌冲冲地回到医院。转眼间，民兵冲进医院，接着发生的是毒打、烧杀和奸淫。时近深夜，这群民兵也疲劳了，他们一边吃着夜宵，一边欣赏着受害者临死前痛苦的呻吟。

　　屠杀进行了一夜，一些幸存者回忆道：“16日那一夜，这里简直是一座地狱，天空始终没有黑下来，枪声始终没有停过，人们一直在尖叫。”当时，有许多巴勒斯坦人跑出难民营，哭喊着向以色列士兵求救。但是，这些士兵不但不予理会，反而又将他们驱赶回难民营。事后，一位以色列士兵也承认：“屠杀就发生在我们的眼皮底下。”而另有一个以军士兵后来在遭到人们指责时，还声辩道：“我们以色列人没干那种事情，那是基督教民兵干的。”

　　17日，天亮了，大规模的屠杀告一段落。难民营里的断垣残壁上到处是死尸，其中很多尸体是支离破碎的，其惨状连民兵们都感到恶心和胆寒。坐镇国际机场指挥屠杀的霍贝卡得知后，立即发出指令：“马上把现场清理干净，不得留下任何痕迹。”

　　不一会，几辆挖掘机和推土机开进了难民营。尽管瓦砾中还不时传出呼救声，但推土机依然是野蛮地从上面碾压过去。挖掘机挖出了一个个几米深的大坑，卡车将死尸抛人坑中，最后由推土机推土填平大坑。直到18日上午10时30分，一队以色列士兵进入难民营，长枪党民兵才整队集合，谈笑着离开了难民营。

　　事后，人们在难民营发现了2300多具肢体不全的巴勒斯坦男人、妇女和儿童尸体。另外，还有21名伊朗人、7名叙利亚人、3名巴基斯坦人和2名阿尔及利亚人遇害，他们都是巴解组织的支持者。

    民兵撤离后，以军进入难民营。一位以军军官站在装甲车上，用扩音器反复喊话：“大家不要上街!我们正在搜捕恐怖分子，不然，我们会开枪的。”尾随以军的是一批来自世界各地的新闻记者，两个难民营里触目惊心的惨景令他们瞠目结舌，接着的是整个世界为之震惊。

　　美国记者菲克斯是第一批进入夏蒂拉难民营的，他的报道和感慨让世人震撼。他写道：“到处都是尸体，道路上、胡同里、庭院里、破屋里、瓦砾下、垃圾堆上。在有的地方，地上的血迹尚未干。当我们数到100具尸体时，我们就不再继续数了。……每一条小巷里都是尸体，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或是刀下丧生，或是饮弹而亡，横七竖八，惨不忍睹。……在(一堵)矮墙下，一排青年男子和男孩倒在血泊中。他们面壁而立，背部中弹，倒在墙根下，那情景甚是悲凉和恐怖。这堵行刑墙和墙前成堆的尸体，使人似曾相识，后来我们才想起，这同第二次世界大战新闻图片所显示的那种杀人照片是何等相似。”

　　在他的报道中，无不显示出对死难者的同情和悲悯。他记述了这样一个场景：“地上躺着一个年轻的姑娘。她仰面朝天，似乎是在晒太阳，鲜血从背上流下，浸湿了衣衫。她双脚并在一起，两手摊开，像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见到了自己的救星。她的表情很平静，两眼微闭，那样子几乎像是圣母。唯有她胸口的一个小枪眼和庭院里的血迹表明她已经死了。”

　　在随后的日子里，来自世界各地的声讨此起彼伏，而以色列政府只是被动地辩解道：我们以为长枪党民兵仅是搜捕巴解游击队员，而没有想到他们会如此不问青红皂白。9月24日，联合国举行第七次特别紧急会议。会议的议题就是“谴责以色列屠杀贝鲁特平民的罪行”。会议听取了有关报告后，一致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对贝鲁特大屠杀事件进行调查。

　　这场大屠杀也震惊了以色列社会。9月25日，在首都特拉维夫爆发了有40万人参加的大规模示威，而当时以色列的总人口也仅为400万。这是迄今以来以色列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示威游行。美国犹太历史学家H?萨克尔在1996年写道：“在以色列历史上从未迸发过如此激烈的民众愤怒。”1983年2月10日，内外交困的以色列内阁举行紧急会议。在会上，除沙龙外，一致通过了以色列当局调查贝鲁特难民营大屠杀事件委员会的报告。
    11日，许多国家的媒体在显著位置报道了这样一条新闻：沙龙被迫辞职。

这片子只能说太赞了。
立意方面再说，画风（尤其是色彩的运用）和配乐是令人叫绝的。以动画手法做纪录片，单单这创意可能反让人忽视了片子本身的优质，有点哗众取宠的味道，谁知导演真真把这个“噱头”以大量的超现实主义手法的表现运用到了极致：梦境与现实的切换、大量残忍血腥情节肆无忌惮的上演、巴赫配乐下的疯狗追逐、欢乐摇滚中玩乐般的民众屠杀、民谣配唱的坦克进驻城市、肖邦协奏的林间优美慢镜是一个持枪的孩子的倒下、以及最经典的枪林弹雨下的华尔兹，这一切看似戏谑实则无比讽刺的“高对比度的残酷现实”，把战争令人绝望疯狂的一面推向了极致。给未经历过战争的人（比如我）以极大的震撼。

这个真的是只有动画，最简单却含义丰富的2D做到了，而且包含了丰富的细节，无论作为动画片还是纪录片都是出类拔萃的。从艺术上讲，我觉得这片子简直完美。人类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跟破坏力果然同样强大。

至于背景故事，据说还是美化了以军的----关于Sabra和Shatila的大屠杀，他们是知情的。不过要我说，这片子值一个Oscar最佳影片提名。

刻意被遗忘的回忆，也许是一种政府行为：
     以色列最高法院15日作出裁决，考虑到政府的意见，法院不同意对1982年黎巴嫩大屠杀调查报告进行解密。新华网

但是屠杀的参与者并不一定等同于政府。在事发当时，政府的存在也许只是在几百公里外某幢大楼里边吃着丰盛早餐边开电话会议的秃顶发福中年男人。政府的存在也许只是简单的几声令下：开火！轰炸！坦克压过去！有时是无所谓的一句陈述词：一切都在我军控制之下，没什么好恐慌的。而军队，作为代表政府的符号，是由一个个鲜活的身体组成的。他们要直接或间接屠杀的，也是与他们多少有些共同点的鲜活的身体。那么，他们为什么也要甩开这段记忆？

年轻英俊的以色列小伙子Folman应招入伍前，刚刚被女朋友甩掉。在奔赴黎巴嫩的直升飞机上，他脑中唯一的念头：“如果我战死沙场，她会后悔一辈子。”而他的战友更加浪漫，觉得黎巴嫩之行就如同一场战争主题的异国旅行，没什么好可怕，只不过是亲身经历了一场电影。但是战友二十年后为什么每天晚上都在噩梦中被26只恶犬追杀？几个月来每天都在同样的梦中惊醒，却不记得二十年前到底发生过什么。而二十年后的Folman呢，他自己又记得那场屠杀吗？如果他脑中一片空白，那是为什么？

Waltz with Bashir（《与贾梅耶跳华尔兹》）是以色列导演Ari Folman的第三部电影，也是一部半自传体的动画纪录片。Folman在以军服役期间被送往了黎巴嫩战场。突然有一天他回想起二十年前的那场战争的时候，却发现自己什么也不记得了了。他于是开始竭尽全力的搜索记忆，从认识的人，到不认识的人，从曾经一起服役过的兵，到心理医生。大多数时候，如同电影中梦幻的漫画笔触一样，这段记忆之旅显得那么不真实。枪声和肉体的消亡，都仿佛只是异世界光年外传来的回响。年轻的他，面目模糊，也许不是他……也许与他无关，也许与像我这样的观众无关……

但是当回忆的图像逐渐完整，记忆中消亡的肉体也逐渐写实。直到最后一刻，熟悉感袭来，一切的一切，都重新连接起来。直到这个时候，黑暗来袭……

“經過整整40個小時的血腥殺戮，在兩個難民營的廢墟上，血流成河，屍橫遍野。”
萨布拉·夏蒂拉大屠杀Sabra and Shatila Massacre简介（纪念若雪巴勒斯坦资讯网）

“屠杀持续了一夜。两个难民营成了大屠场，成千的男女老幼的尸体横七竖八，有的倒在街上，有的被杀在家里。一些男人被捆绑着，拴在一起押在卡车上拖走，有的青年被割去了生殖器，有的喉管被割断，有的奶头被割掉，还有人头颅被砍掉，有的妇女紧紧地抓住自己的婴儿死去……”
1982年9月15日贝鲁特大屠杀（网易新闻频道）

问题是到底要多坚强，才能面对这种黑暗？

张纯如在研究南京大屠杀和美国铁路华工的时候曾经遇见过这样的黑暗。那像黑洞一样，吸走了她的光芒，她选择了死亡。回忆的刀子，可以杀死你。

更多人，比如行行色色的Folman们、文革的亲历者们，选择绕道而行，以忘却装点生活的光明。逃脱不了记忆的人也许是少数，像摄影师Antonin Kratochvil镜头下的朝鲜战场退役老兵Chris Walker。因为朝鲜战场的记忆太骇人，他试图饱食至撑死，结果变成一个大胖子，身体和床长在一起。Chris Walker被马戏团收留，号称是“世界上最胖的人”放在一间玻璃屋里，赤裸着身体供游人观赏。也许那时围观他的人并不知道，他的肥肉是他编织的一张安全网。这张网把黑暗挡在身后，困在其中他便可以暂时忘却记忆。

Waltz with Bashir的背景音乐里有一首颇为讽刺的歌，叫做Beirut，由以色列音乐人Ze'ev Tene作词。电影里的士兵用希伯来语高歌勇进：“I bombed Beirut! I bombed Beirut everyday!” 原唱是加州的另类摇滚band CAKE，原歌名叫做：“I bombed Korea!” 这首歌当然还可以改成：“I bombed Iraq!”或者"I bombed Georgia!" 等等等等……扫射，是没有目的的，你看不见你炸的是谁。只是一个笼统的名字“敌人”。对于从来没有出过远门的年轻士兵，关于目的地的游客式的幻想，便足以掩盖起初的挣扎与恐惧。但之后呢，当在那些身心上保护他们的坦克被炸掉，当他们不得不面对真实的血液和尸体、哭泣和哀号前的时候呢？

历史在不断重复，回忆，因为人们对黑暗的恐惧，而在不断消亡……

   回顾2008年的世界电影，有两部电影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一部是英国年轻导演史蒂夫•麦奎因的《饥饿》；另一部则是一部以色列的动画片《和巴什尔跳华尔兹》。它们的杰出在于能从一种独立、客观的视角中揭开那段被集体尘封的记忆，然后通过个体经历来重构历史话语，在痛苦的反思中抚平心灵的伤痕。对于英国，北爱尔兰是一个敏感又痛苦的记忆；对于以色列，贝鲁特大屠杀则是深埋于国家、民族灵魂中的潘多拉之盒。在电影中这个盒子被挖出，直到最后被打开。但它释放的却不是仇恨的力量，而是反思的勇气。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这部电影让我们看到了民族和解的希望，尽管它微弱、渺小，但对于一部电影来说，你还能要求它什么呢？
   《和巴什尔跳华尔兹》选择动画这种形式确实让人眼前一亮（尽管前年的《我在伊朗长大》已经足够惊艳了），但更让人折服的却是影片的主题。用动画形式包裹严肃主题对于习惯于好莱坞迪士尼式儿童动画的观众来说可能会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但如果你的视野稍微开阔一点就会发现从日本到西亚，从东欧到西欧，动画片从来就不是儿童的专利，动画形式常被导演用于作为表达思想、传达态度的媒介。主要原因在于动画相比真人拍摄的种种限制，它的表现空间更开阔、更自由。去年，当全世界都沉浸在皮克斯制造的机器人乌托邦中时，来自以色列的电影创作者们却给我们呈现了一个没有虚幻爱情和光明结局，混淆善与恶、美与丑，夹杂血与泪、痛与恨的真实历史。在那里，战争中人性的异化、身份的错位、尊严的丧失交织成为一出彻头彻尾的现代悲剧。更让人不寒而栗的是，它不是发生在剧院里，而是真真实实地发生在我们这个星球上。皮克斯放眼太空用两位机器人去换取高票房，以色列人回望过去用一代人的伤痛来为民族赎罪。我不敢妄断两部作品的价值高低，我只能说在笑与哭中也许后者才能真正给人带来一种叫做“希望”的东西。
   在动画形式之中《和巴什尔跳华尔兹》还选择了纪录片的拍摄模式：通过一个丧失战争记忆的前士兵（现在是一个电影导演）寻访相关亲历者重组记忆的故事，来再现20多年前的那段历史。那位丧失记忆的主人公正是当代人对待历史的缩影呈现。一种强大的权力话语禁锢了这段历史，甚至连当事人也不例外。而突破这种权力话语的压制，正是影片主人公探寻真相的原因。影片导演借主人公的身份对照，表明了电影创作的真实意图。对于官方历史的重新建构，将历史的解释权还给历史的当事人，如同用巴赫金“狂欢节”式的文本书写，去抵制罗兰•巴特的“语言法西斯”。因此，电影中那场战争中的相关人员依次登场：从士兵到记者，用他们的亲身经历还原历史、重构历史。其实，任何站在当下的时空维度去对过去的探究都无异于刻舟求剑，任何记忆都不可能完全真实。电影中展现的那一段段梦魇般的记忆琐碎、个人，但当历史的当事人被重新推向历史前台，个人历史与国家历史间的矛盾顷刻展现，众生喧哗之中战争终于可以超越正义与非正义的层面被否定，个人经历终于可以跳出国家历史的束缚被承认，民族亦可于逃避与谎言中被救赎。
   影片暗示了一种令人深思的角色转换。电影最后记者提到了从贝鲁特难民营中走出的形容枯槁的生灵，高举双手、满脸恐惧，像极了那张摄于华沙犹太难民营的著名照片。曾经的受害者变成了施害者，历史总是如此充满“戏剧性”，常常让它的演员们无所适从。还有那个被抛弃的士兵在历经艰难之后，救他的竟然是抛弃他的那支部队，而他变成了抛弃战友独自逃命的懦夫。影片最后由动画影像变为真实影像远没有《辛德勒的名单》最后的黑白变彩色那般动人。相反，它将原本就压抑的空间进一步压缩，这就是赤裸裸的真相，没有一丝一毫的篡改空间。与之相比，《辛德勒的名单》的升华倒显得矫揉造作了。
   那段肆意疯狂的华尔兹，黑夜中徐徐下落的信号弹，大海中孤独前行的“爱之船”……一幅幅历史记忆不断呈现，那是战争亲历者们终身无法释怀的梦魇。无数的人体炸弹、汽车炸弹，一轮又一轮的大规模空袭，隔离墙两端对扔的石块……一幕幕现实惨剧不断上演。历史的伤口还在隐隐作痛，现实就已经开始迫不及待地要往伤口上撒盐了。解决之道在哪？电影告诉我们：不在现在，更不在未来，而是在过去。只有正视历史，才能重构现实；只有重构现实，才能希翼未来。一部真正的好电影是绝不满足于仅对历史做现实的重构，重构历史的真正目的在于关照现实世界，去对现实进行重构。用电影改变世界，这或许就是每一个怀抱电影梦的创作者的终极理想吧！我们也有理由相信，面对这个满目疮痍的世界，电影也许可以做得更多。

第一次看这种形式的纪录片，或者动画片。故事概要就是主人公（或者说本纪录片的导演）发现自己残留着年少参军时目睹的黎巴嫩屠杀的记忆残片，“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的疑问驱使着他追寻那仿佛梦境的记忆。根据点滴线索，他不断走访和当时有关的朋友、战友，对那段大屠杀的记忆随着访谈的深入而逐渐清晰。全片几乎都是电脑加工的动画，使得本片的视角始终在纪实与虚构之间游离，这种暧昧的态度直到最后才突然明朗，在黎巴嫩难民撕心裂肺的哭号声中，画面由动画换成了真实的镜头。导演通过长时间的对影片真实感的剥夺，使得最后的真实直指人心。
我一直在问自己纪录片是什么。现在我的答案是感觉，真实的感觉。纪录片的导演通过各种技法和手段，营造出那么一点点微妙的真实感，让观众认同他的表达和主张。所以，《和巴什尔跳华尔兹》虽然是动画，但依然可以被认为是一部令人尊敬的纪录片。迈克尔摩尔的电影，很多镜头据称都是摆拍和策划出来的（其间不乏阴谋），按理是违背了纪录片的准则，但是业界在摇摆之间仍然不能否认他拍的是纪录片，至少是因为他的电影靠真实的感觉来表达意见。而很多整天扛着摄像机跟在被访者屁股后面转的片子，因为缺乏有力的表达和对倾诉的渴求，或许只能算是素材片了。倒是应了英文Documentary的意思，一家之言。
本片另一个值得玩味的是主角（或曰导演）为什么会失去对大屠杀的记忆。刚推荐过的《第三种猩猩》里的解释是：大屠杀如同一次大规模的催眠，让无论是外界还是内部的人都呈现出一种逃避性的集体失语和失忆。之所以人类社会中的极大部分屠杀事件都被埋没在主流声音之外，是因为无论是对受害方还是第三方，都有足够的缘由保持沉默：对于屠杀幸存者来说，他们往往因为身边的人都死去而质疑自己为什么会活下来，相较于悲伤、害怕和愤怒，自我怀疑和愧疚反而是主导他们的情绪，所以他们一般会因羞愧而保持缄默；而对于第三方（如记者或联合国观察员）来说，大屠杀的反人性程度大大超越了他们的认知经验和道德体系，强大的震慑导致心理创伤，让他们选择逃避、沉默或否认。于是乎，Super Junior的演唱会视频可能一夜之间传遍全球，但在地球村某个角落正在发生的屠杀、种族灭绝等重大事件却因以上原因而很难通过主流话语体系而被世人所关注。唯一的例外就是二战时期的纳粹集中营，因为受害者是全球最懂得舆论和宣传的民族之一。而我们的南京大屠杀，虽然铁证如山，但想获得正式关注却难上加难，这是值得我们好好研究的。更莫提发生在我们所不了解的国家的更多的人间惨剧了。没看过本片的话，你知道黎巴嫩当时发生了什么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