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女人2019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电视公司（CBS）出品的电视剧《致命女人》，可以说是近期无法回避的一部热门电视剧，其英文片名是“why women kill”，因为故事涉及杀死“出轨”的丈夫，这部剧从一开播就一直在话题榜的前列，并被网友称为“爽剧”。

围绕女性在婚姻情感家庭的遭遇的故事总是张力十足，在1960年代的故事中，女主角贝丝·安需要处理的是丈夫和年轻的女服务生出轨了，应该如何挽救婚姻；而在1980年代的故事中，女主角西蒙娜则要面对结婚十年的丈夫其实是同性恋的事实，她在生气之余与邻居家的18岁少年偷情直至公开；到了2019年，女律师泰勒则要面临更复杂的问题，她是双性恋，且是家庭中收入高的一方，可是在一段开放性关系中，她应该如何平衡丈夫和自己的女性情人之间的微妙关系。

当然，观看完全剧，故事的走向也并非如我们一开始所以为的那样，事实上，只有1960年代的故事中，贝丝·安设计杀死了自己的丈夫。《致命女人》一直被受众当作一部女性主义作品，但它的反叛色彩真的有那么强吗？本文的作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撰文 | 余雅琴

《致命女人》的本质

依然在维护传统家庭合法性

《致命女人》一直被当做是一部彻头彻尾的女性主义作品来看待，甚至被一些声音批评是“厌男症”作品。其实，如若仔细考察其中的情节设置，我们会发现这部看似先锋和激进的作品依然没有跳脱出传统意义上对异性恋婚姻的想象和维护，更谈不上对男性主体的抵抗。

《致命女人》的女主角们在发生婚姻危机后都是想要维护婚姻的，贝丝·安使用各种谎言欺骗丈夫，无非希望他能回归家庭，直到发现丈夫真正的嘴脸才选择了杀戮；西蒙娜尽管一开始提出了离婚，可是很快为了维护所谓上流生活的体面选择了“各玩各的”这样折中的方案；泰勒看似前卫，是主导开放式婚姻的那个，但是她只是借助情人洁德舒缓自己的压力，而面对丈夫的各种不负责任甚至是欺骗和吸毒，都选择了无条件的接纳和原谅。

甚至，这部剧中女性的地位和主体意识看似随着时间的推移获得了提升，但女性对家庭和丈夫的依赖却似乎更深了。如果说贝丝·安用尽办法挽回丈夫是因为自己是家庭主妇，独自生活的能力不足，那作为名媛的西蒙娜和事业成功的泰勒本都可以离开背叛自己的丈夫过上更“省心”的生活。但是前者因为所谓舆论压力和所谓对丈夫的情感选择了停留在一段一开始就是谎言的婚姻中，后者则仅仅因为对丈夫莫名的爱一再没有原则的退让。这根本不是“厌男”，本质上还是对以男性为主导的传统婚姻的变体维护。

《致命女人》中贝丝·安一家。

当然，《致命女人》这样的设定从艺术创作上来说并无不妥，电视剧作为一种相对通俗的大众文化产品，本质上需要更多观众的支持和喜爱。只是从电视剧开始的立意上讲，我们期待这部作品能跳脱出某些既定的窠臼，尽管在宣传上《致命女人》以“女性力量”为一个卖点，但是看完这一季，还是不禁让人感到失望。

电视剧所塑造的形式多样的婚姻之所以面临危机，都是因为传统的一夫一妻制受到了挑战，只要维持对彼此的忠贞，婚姻的神圣性是不容质疑的。因此，“为什么女人要杀人”，这部剧不论用了多么花哨的剪辑和多么出格的故事，本质还是因为要维护婚姻的合法性。贝丝·安之所以借邻居“家暴男”之手枪杀了自己的丈夫，是因为她的丈夫彻底对婚姻的神圣和合法性提出了挑战；而西蒙娜虽然是一个一直被蒙蔽的“同妻”，她的丈夫在形式上还是尽到了义务和责任，可是由于这对夫妻背叛了所谓“忠诚”的约定，还是受到了惩罚（丈夫卡尔最终因为艾滋病去世）；而泰勒的家庭之所以出现那么大的危机，则是她的过错，如果她没有将危险分子洁德带回家，似乎一切都不会发生。因此我们看见在电视剧的结尾处，泰勒对丈夫伊莱说打算放弃开放式的婚姻，过起相亲相爱的夫妻生活，电视剧进入了最终的大团圆结局。这对生活在2019年的夫妻也是全片中唯一得以继续携手相伴的一对——因为他们最终选择了维护传统婚姻应该有的样貌，而不是超越和挑战它。

《致命女人》泰勒一家。

电视剧尽管试图将在同一个豪宅发生的不同时代不同女性的故事剪辑在一起产生一种女性命运共同体的观感，但是最终却给人一种女性依然是孤独的个体，而男性才可能结成同盟的错觉。在这部剧中，女性之间的关系不是互相竞争拆台，就是虽然暂时可以结成某种亲密的关系，但是背地里都有一些内心的罅隙——贝丝·安和丈夫情人的友谊建立在谎言和利用之上；西蒙娜和奥纳米的闺蜜感情则根本上就充满了嫉妒，泰勒和洁德的关系本质上也没有任何爱可言，更多的是互相利用。至于男性角色，尽管戏份不多，可是似乎都有一种对彼此真正的“理解”和支持——贝丝·安的男邻居都替她丈夫隐瞒出轨的事实，卡尔和男友赫克托有着真挚的同性爱，伊莱的经纪人也一直对其不离不弃。

《致命女人》中西蒙娜一家。

这三位女性都生活优渥，她们无需花费太多精力处理生计问题，几乎把所有的精力和智慧都用在了如何处理丈夫惹下的各种麻烦。电影没有展现她们人生中的其他太多面向，比如各自的世界和爱好都仅仅一带而过，就连婚姻之外的恋情也几乎都是作为报复丈夫，甚至是取悦丈夫（泰勒让自己的情人，成为了夫妻俩共同的情人）而存在。

“女性杀夫”

被处理成了讨巧的甜腻包装

“杀夫”作为故事情节的核心并非《致命女人》首创，不少电影和文学作品对此多有描述。《水浒传》中就塑造了潘金莲杀夫这样的经典桥段，当代台湾女作家李昂就曾经创作过一部小说《杀夫》来讲述一个被侮辱和损害的女性林市如何走上了杀死丈夫的不归路，她是在多么绝望的情况下将杀死丈夫作为自己和世界同归于尽的方式。

《杀夫》作者: 施叔青 / 李昂 版本: 花山文艺出版社 1994年1月

有趣的是，人们自古就对杀夫这种情节有着截然不同的评价，过去这种行为被看作是大逆不道，而后来杀夫则往往被视为是一种女性最绝望和最彻底的反抗，因此充满了戏剧性。《致命女人》以三个不同时代的女性如何处理婚姻中由男人引发的危机问题作为故事的主要推动力，而当矛盾积累到最高峰，杀死丈夫或许成了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

该剧的最大看点“女性杀人”事实上被处理成了讨巧于广大观众的甜腻包装。本来，女性为何会走上杀戮的道路是该剧核心的创作切入点。但是如果没有十足的合理性，就很容易将女性放置在一个被抨击和质疑的立场上。前文提及的《杀夫》这部小说，李昂是将女主角放在一个不得不杀死丈夫的地步来进行描写的，女主角虽然愚昧，可是她依然保持着一种旺盛的生命意志，努力地向命运的不公抗争，遭遇了无数非人的待遇之后爆发出了惊人的力量走上了某种“悲壮”反抗的道路。

而《致命女人》的女主角们到了结尾处的“杀戮”就有些为了将故事讲圆的刻意了，贝丝·安本来有机会离开丈夫建立自己的生活，而不是杀人解决问题；西蒙娜也可以离婚和年轻男友畅游巴黎，而不是在卡尔想要自杀的时候选择自己替其解决；泰勒更是完全有理由直接放弃婚姻而不是为了保护丈夫杀死自己曾经喜欢的洁德。女人为何而杀人？如果说女性的杀戮没有一种革命性的意义，那么作品中的杀人桥段可能仅仅是为了营造一种调动观众荷尔蒙的快感机制。该剧最后将杀人的理由假“爱”之名，看似感人至深，其实还是消解了女性想要走出相对狭小的情爱生活而追求更广阔天地的可能性。

《致命女人》剧照。

《致命女人》Vs《时时刻刻》

女性的压抑不再来自男性的威胁

《致命女人》这个故事让人很难不联想到电影《时时刻刻》，电影以伍尔夫小说《达洛卫夫人》为关键的情节线索，串联起20世纪不同时期的三位女性的命运。被一些评论家认为是一部关于20世纪女性的精神史。

《达洛卫夫人》的作者，著名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生活在上世纪20年代的伦敦郊区，游走在虚构与现实生活边缘的她，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与被束缚感，内心渴求着死亡；劳拉·布朗（生活在二战末期的洛杉矶家庭主妇）因为看《达洛卫夫人》，引起她不断追问自己，什么才是更有意义的生活？日复一日的持家生活同样让她萌生自杀的愿望；克拉丽萨·沃甘，生活在1990年代的纽约，正过着达洛维夫人一般的生活。她有着自己的同性女友，却依然深爱着才华横溢却因艾滋病难以自理的朋友理查德。

《时时刻刻》海报。

这部电影同样用时空交错的方式展现了三个不同时代的女性一天的生活。与《致命女人》以豪宅为连接线索类似，伍尔夫的小说连接了三位女性。值得玩味的是，尽管《致命女人》总被拿来和《时时刻刻》对比，但是两部作品在精神内核上其实并不完全一致。如果说《致命女人》讲述的是女人为何会“杀人”，那么《时时刻刻》探讨的则是女性为何会自杀。

乍看上去《致命女人》的女性主义立场更加决绝，而事实上，《时时刻刻》也许更深刻地描摹了独立女性的心态。电影把不同时空中的三位身份不尽相同的女性故事拼贴和重组，诉说了女性渴求独立、又身陷困境的共同矛盾心情。

《时时刻刻》的先进性在于并没有单纯地将女性和男性对立起来，这绝对不是一个好女孩遇到“渣男”才觉醒的故事。相反，电影里的三位女性的爱人都是宽容善良，甚至愿意理解女性的。但是这依然不能改变这些女性内心的孤独和苦涩，在本质上，这些女性在精神上都无法与她们的男性伴侣和友人真正共鸣。而三位女性在心理上的贯通，却使她们之间形成一种跨越时空的命运共同体，彼此映照，展现了女性主体的危机。这些女性角色看似孤独，陷入各自的困境，但这部电影却将女性的独特性展现出来，她们的问题绝不是个人的婚恋问题，而是在一个女性找不到位置和失声的社会中结构性的危机。这点绝对是这部作品比《致命女人》在意识上进步的地方。

《达洛卫夫人》作者: [英] 弗吉尼亚·伍尔夫 译者: 孙梁 / 苏美 版本: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年5月

因此，有评论认为：《时时刻刻》出现的一个积极意义在于，我们可以借此重新找回从女性解放主义开始至今走过的历史，客观追溯女性主义电影的发展历程，体验女性主义的呼声也从激进回复于冷静深挚的思考。

在《时时刻刻》中，女性的压抑不再来自个体男性的威胁，而更多的来自自我的困惑以及背后的结构性问题。但这也解释了为何百年来女性不断争取人权的自由并获得成功后还是存在着惘惘的危机，为何到2019年的主流电视剧中还依然是女性个体对抗男性个体的《致命女人》的故事。

当个体在社会结构中的遭遇无法言说和获得合理解决的时候，女性的危机很容易被总结为“遇人不淑”，而《时时刻刻》打破了这个刻板印象，以及女性对男性的幻想和依赖。其逻辑是即使有幸在情感中遇到一个好人，女性也依然可能不被理解和看见。

《致命女人》Vs《我爱迪克》

女性对自我的认知，开始于解构意义

无独有偶，近期出版的一本有趣的小说《我爱迪克》也或多或少涉及《致命女人》所探讨的主题，那就是如何面对婚姻中的不忠，以及当代女性如何走出“爱情神话”的泥沼。

《我爱迪克》作者: [美]克丽丝·克劳斯 译者: 李同洲 版本: 理想国丨上海三联书店 2019年6月

故事以一段开放式的婚姻关系遇到的妻子移情他人为开始：我们很容易将作家克丽丝·克劳斯的《我爱迪克》看成是一部自传小说，小说的主人公与该书的作者同名，同样从事着拍摄试验电影的艺术工作。这本书的故事主线也颇有些奇情色彩，足够令人产生遐想：女艺术家克丽丝，39岁、已婚、事业失败，有一天疯狂地爱上了她的丈夫、后现代理论家西尔维尔的同事迪克，并在丈夫的鼓动下，开始给迪克写长信。

丈夫出于某种隐秘的目的鼓励妻子和年轻男子约会的故事模式在小说中并不算少见，不论是三岛由纪夫的《禁色》还是谷崎润一郎的《键》。如果抱着猎奇的心态来看这本《我爱迪克》则势必要失望。21世纪的克丽丝不是昭和时代的日本贵族妇女，她并没有被完全放置在一个欲望的客体位置上，她不断地在表达自己的需要。

甚至，在这部以“迷恋”为开篇的小说的进展中，主人公克丽丝的主体性越发得到了彰显。甚至，克丽丝发现她越发把迪克对象化，将他变成了自己的“日记”。而通过不断地书写和表达，克丽丝更是理清了长期困惑她的一些问题，她向迪克其实就是向自己提出有没有可能用第一人称表达？谁应该有发言权？又是为什么呢？等一系列问题。

《我爱迪克》是一部充满了互文的小说，某种程度上说，这部小说既是一部知识分子小说，又是一部反知识分子小说。克丽丝写给迪克的信中一开始就认识到：“尽管如此，我仍然相信这些信件可以作为一种文化档案引起读者的兴趣。显然，它们展现了后现代知识分子最病态的异化。”

将这种没来由的迷恋使用各种文化手段，引经据典进行剖析和自我分析。让这本书打开了知识阶层自我反思的解读层面，成为一本写给知识阶层看的，解构了意义的书。

《我爱迪克》核心的故事讲的是迷恋的消解，一开始女主角沉溺在一种我们熟悉的“爱情神话”中不可自拔，最终她放下了自己对情爱的迷恋，获得了一种更深刻的解放。克丽丝对自己的价值进行了重构，她不再满足于个人情感的体验和沉浸。她说：“情感就是如此令人恐惧，全世界都不相信可以把感情当成一种学科或形式来研究。亲爱的迪克，我想使世界变得比我自己的问题更有趣。因此，我必须要把自身的问题上升到社会的层面。”

由此，回到《致命女人》的命题，我们今天谈及女性的“觉醒”，无需也不必再像过去那样仅仅探讨和表现家庭中的女性，今天的女性早就走出了家庭的桎梏，面临更多更丰富的挑战。《我爱迪克》的克丽丝的家庭与《致命女人》的泰勒家庭类似，她们都在尝试一种新型的家庭模式，试图用开放式婚姻的形式拯救自己危机四伏情感现状。然而，她们的尝试都失败了。只是克丽丝通过反思重构了自己的主体性，问题不是新型的情感模式的问题，而是如何构建自我。泰勒则回归了更保守的生活方式，但是这是否是有效解决婚姻问题的途径呢？正如这部美剧的结尾，新搬进豪宅的另一对夫妻在妻子发现丈夫出轨的手机信息后再一次拿枪相对，新的杀戮开始，传统婚姻的神圣需要用生命来维护，真的必须如此吗?

本文首发于公众号——新京报书评周刊（ID：ibookreview），系独家原创内容。作者：余雅琴；编辑：榕小崧；校对：薛京宁。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到朋友圈。

刷完了，情理之中又意料之外的爽感，自《绝命毒师》后很久没刷到这样的美剧了。

整剧叙事方法特别，三个年代，同一个房子，相互穿插讲述各自不同的故事。特别像《哈扎尔辞典》或《我的名字叫红》，一种多线多角色交织衔接结构。

一开始会有点迷糊，越到后面越自然。

争取平等的第一代的女主Beth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女人对平等的渴望正在萌芽，Beth是其中之一。

传统家庭，女人们相夫教子，隐藏事业野心，全心铺在丈夫与孩子身上。事实上，很多家庭表面其乐融融的背后，都是残忍与压抑：女人在家被男人呼来喝去，面对丈夫的轻视和背叛，甚至拳脚相加。在外还要保持优雅维护丈夫的权威。

不是傻，而是没办法。之所以对鬼混的丈夫装聋作哑无可奈何：经济地位低下，离开丈夫要怎样生活？就像《肖申克的救赎》里离开了监狱的老爷子选择了自杀。

社会的对女人偏见甚至限制了她们的视野，刚搬进豪宅时，唯一算得上好人的邻居，用针对他老婆的毒舌，点出了这样的社会现实：女人的时间大概都来无聊的攀比家具

Beth，从乡下到城市，是那种被传统熏陶的小女人，丈夫敲敲杯子就知道给添满咖啡。尤其她背负着害死女儿的罪名，更是对丈夫诚惶诚恐。

当她逐步发现真相，了解事实，从一开始要想方设法夺回丈夫，到理解丈夫的情人，或者说更多的理解女人，包括被暴力困扰的女邻居。

她决定离开，把丈夫让出去，拖着行李去办公室向Rob告别。

丈夫更深一面的无耻和恶心被他的秘书兼前情人揭露出来。她的自卑与自怨自艾，变成了仇恨。她改变了主意，坚定了想法：她知道她要什么，应该做什么。

虽然杀死丈夫是情理之中的事，但精巧的设局却在意料之外，正象第一集的结尾所说：唯一的问题，她能逍遥法外吗？

恭喜Beth，他成功觉醒，既学会了平等的看待男人与女人，也学会了强大，并和可能由情敌到姐妹，由姐妹到lala，开始了一段更自由的关系。为平等而Kill，她做到了。

某种程度上，lala之间的友谊比gay们更能互相理解与扶助，因为她们往往有着共同的敌人：男人和社会的偏见。

大概受到压抑的女性之间，更能相互理解吧。

争取自由的女主Simone

接手了Beth的房子，Simon在10年后办了场张扬的大趴，但，那个被丈夫抛弃了的塑料姐妹花旺达，用一个匿名信封毁了她的完美人生，至少表面上的。

旺达为什么这么做？

是的，不管从前还是现在，你的朋友都不喜欢这样的话。那些整日在朋友圈编辑幸福生活谋划完美人设的职人，要引以为戒哈。

旺达毁了她的虚假幸福，simone气到飞起对她暴揍。其实，她真该感谢这个气堵心朋友。

这纸糊的完美人生不轰然倒塌，哪来的勇气去改弦更张追求自由？

当她自怨自艾的悲叹自己的生活时，一段奇妙感情就开始了

她闺蜜的小她28岁还未满18岁的帅哥蛾子，成了她的床上发动机

彼时，同性恋正逐渐走台面，女大男小被视为勾引，偏见随处可见。艾滋病更是谈之色变的社会禁忌。男女平等不再是问题，但社会的约定俗成和偏见，对每一个人的压抑依然无孔不入。

所以，性别平等之后，人们还要疾病面前的平等（对病人的歧视，现在依然困难重重），还有放下虚伪追求自我的自由。

比如，搞砸了儿女亲家相见现场，被揪出同性恋的不只是Karl，还有亲家的女儿

一个钢铁直男的老爹，本随口鄙视Karl ，但却引出了不小心躺枪的女儿亦是同性中人。尽管偏见仍在，但显然更多的人不愿意在压抑和委屈自己，他们偷偷的寻找自我，尝试自由。

很多人搞错了重点，把刘玉玲捧为了女人的励志目标：通过婚姻赚到了钱，通过钱和魅力睡了小鲜肉。

但Simone 最令人感动的，是她的的温柔。

经历三次失败的婚姻，参透世态炎凉，她从一个准备自暴自弃，贪恋男色放纵欲望追求自由的中年女人，变成了一个令人敬佩的生活强者：确认Karl与理发师的真实情感后，她开始尊重Karl ，得知karl罹患艾滋病后，没有嫌弃他抛弃他鄙视他，她花光所有的钱，卖掉了最心爱的画，关掉了画廊，给Karl看病。

她拒绝了汤米欧洲旅行的邀约而陪伴摇摇欲坠的Karl。患难见真情，尽管不一定是爱情，但得了病的Karl对Simone从惧怕欣赏到最终的依恋，一个饱受了歧视的男人教会我们怎样保持优雅。

而刘玉玲目睹了同志之间的友谊，送走了他们的伙伴，硬钢歧视他们的餐厅老板，展示了她作为一个人的伟大与温柔，反衬了世人的虚伪。

人之所以为人，体现在你如何对待他人，而不在于你名牌美食与圈子。

这个故事，至此开始渐入佳境，在各种狗血之后，演绎成了全剧最动人的泪点。

是的，泪点。

一曲探戈，卡尔自尊且从容的接受了死亡，他深感此生无憾，亲手送走卡尔的Simone为爱和理解和Kill。

所以她对汤米说：以后你也会对别的女人说我爱你，但我很自豪成为第一个。

真挚的情感和发自肺腑的理解，人生短暂没有什么比它们更重要。肉体的自由是短暂的快乐，精神的自由是绵延的博爱。

Simone用一个人的温柔，挽救了整个剧的狗血。

追求体验的当代人，存在主义的凶险实验

Talyer Jade 和Eli，一个萨特波伏娃式典型开放婚姻样本，里面充斥着双性恋吸毒各种后现代的剧情。

几何里的三角形是稳定的，人之间的三角关系则是脆弱的。

他们是先锋的实验性质的当代人。

平等与自由与生俱来无可争辩。每个人都敏感的看待对方，任何感受都会看的很重要：I don’t want change you ，我可以救你于水火，但，我不想让你委曲求全牺牲哪怕一部分自我。

是的，总而言之，尽管我认为萨特忽悠的开放婚姻，就是丫骗炮还逃避责任的借口，但是对于当代的先锋年轻人来说，这都不是事，感受最重要，只有感受才能确定我之为我。

面对史上最漂亮的绿茶，幻想着3P的Eli，最终得偿所愿，但欲望之后边界在哪里？

他一方面拼命的想反抗tayler的控制，一方面又坠入了Jade的圈套。

脆弱的三人关系逐渐陷入到危险的境地

并逐渐演绎成最终刑事案件，Tayler最终因自卫而Kill。

而历劫不死的夫妻俩发现，相对刺激的开放婚姻，保守的二人世界似乎更有安全感，如此不安世俗的存在主义式的开放婚姻践行者，说出了“至死不渝”这种上个世纪爱情中的老梗

逐渐漏出真容的Jade很可能会成为下一季的主角，作为一个把生存放在第一位的女人，她几乎睡了她所有遇到过的人（注意是人，不是男人或者女人），你很难不好奇她到底经历了什么？

最终，tayler&Eli心有不甘又不得不的回归右派，这是社会性解放运动的某种自我调节。

太注重感受，人就有生命不可承受之重，因为刻奇到深处，人会忘了什么才是更重要的：稳定的财务，健康的生活，还有远离威胁的日常，才是前面那个1，否则再多刺激也是空泛乏力。

与其说tayler的kill是为了守护自己的爱情，不如说，他在守护一个已经快被现代人忘记的边界。

存在主义仍在演化，人们在试探它的边界，未来会是什么样呢？

最后，致命的，从来不是女人，而是危险关系。

原文贴在小组讨论区。很多人建议放在影评区就贴过来了。内容差不离。

我发现大家都太激动了。激动到用国内的婚姻法去代入美国的，法律不一样啊。甚至有些操作是国内的婚姻法都做不到的，大伙们有点想当然了。我不是法律专业的，基本是根据身边人的实际操作案例总结分析得来的。我在美加两地生活十五年了，每个州每个省都会有差异，这里讲的是总体上的共性。具体的案例还是要找当地的family law律师，这个一定不能怕花钱。

TAYLOR呢是犯了很多错误的，但是从法律角度上讲，她确实没有多少杠杆可用。因为她是配偶中高收入的一方，而且是有固定收入的（就是有regular pay check，有系统可查的）。她要是离婚，是个大悲剧。

首先，不管国内有没有“过错方”这个概念，美加两地没有“过错方净身出户”这个概念的。想都不要想。出轨不影响分财产。所以不管ELI出轨不出轨，他都不会净身出户的。

其次，如果没有特殊的婚前协议，婚姻内累积的财产是对半分的。不仅仅是婚后买的房子，婚后存的款，甚至包括401K这种养老金（有点公积金那种概念，你每次拿工资的时候扣一点存起来，老了以后拿出来用），都是要平分的。这个什么概念呢？就算TAYLOR60岁了，已经和ELI离婚几十年了，一旦TAYLOR想退休了拿养老金出来生活，ELI就可以上法院要求TAYLOR分一半（婚姻存续期间的）给他。

第三，伴侣赡养费。伴侣赡养费是收入高的给收入低的，以保证他或者她的生活质量不下降。所以别老听什么公--众--号讲美加婚姻法保护女性，根本没这回事。婚姻法只保护婚姻里低入的一方，不管你男女的。所以TAYLOR就算离了婚，没有意外也是要养ELI的。除非，ELI主动拒绝，或者ELI再婚了（交女朋友不算），或者TAYLOR能证明ELI有收入而且与TAYLOR差不多。但是吧，ELI这种自由职业者你证明不来的，因为他是没有regular pay check的。你可以说他剧本卖了多少钱，但是举证复杂啊！法庭讲证据的。

第四，也是最特殊的一点 -- 前面说的平分指的是婚内财产对吧？那么婚前财产呢？每个州法律不太一样。但是有一点必须要注意，婚前买的房子，只要婚后夫妻两个人住了，那就很有可能是婚房（ marital property ）了。如果是婚后才买的，那铁定是婚房了。而婚房是不论谁付钱买的，必须平分。而且夫妻二人没有权力把对方赶出去，哪怕对方出轨。但是家暴估计是可以的，还是一样，要举证。所以，就算TAYLOR一个人付房贷，甚至房产证只有TAYLOR的名字，这婚房也不是她一个人的。她没有权力赶ELI出去，只有申请法庭禁止令的情况下才能让ELI走，或者离婚以后让以ELI走。法院的命令一天没下来，ELI就有权住。那么离婚的时候呢，TAYLOR也是要分一半房子给ELI的，不管这房子谁买的，是不是婚前买的（有些州）。从这一点来说，国内的婚姻法还比较公平，婚前买的婚后不分。

第五，债务也是平分。所以ELI现在可以想刷就刷联名信用卡，不管TAYLOR愿意不愿意，TAYLOR起码都要付一半的账单。如果最后账单付不出来，信用记录被毁损的是TAYLOR，ELI作为副卡持卡人不影响信用记录。不要小看信用记录，在北美大陆，你要是信用记录差，房子都租不到。我找租客的时候是要看信用记录分数的，低的完全不考虑，不管你什么职业，你是总统我都不会让你租我的房。

第六，孩子的抚养费。这个和伴侣赡养费不是一笔钱。好在TAYLOR没孩子，不然孩子如果判给ELI，那TAYLOR就真的要大出血了。我下面贴了布兰妮案的例子，法庭布兰妮付 USD$35,000 每个月给前夫（仅仅是孩子抚养费部分），不过前夫又上诉告她了，要求增加到USD $60,000 每个月。在美国生活的人可以和自己月薪比一比，就知道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了。而且这个官司可以一直打下去，直到孩子成年。所以TAYLOR还是幸运的，没有孩子。

TAYLOR和ELI离婚，ELI操作得当可以分到一半的房子，一半的存款，一半的养老金，一半的其他所有东西，还可以申请伴侣赡养费让TAYLOR养他一辈子（不要惊讶，我认识两个这么干的，只要你结婚结的够久，伴侣收入够高）。他只需要，不结婚，不工作就行了。如果他和JADE生个孩子，而且证明自己需要更多的钱来维持他的基本生活费，那么当TAYLOR涨工资了，或是中大奖了，只有收入有增加，他可以重新打官司要求TAYLOR付更多的钱。布兰妮的前夫就是这么操作的，所以布兰妮不但要养前夫，养前夫和自己的孩子，还要养前夫和其他女人生的孩子，这一辈子是跑不了的。你要是不想付呢，法庭还可以强制执行。尤其是TAYLOR这种每两个礼拜发工资的，直接从工资里面扣。

TAYLOR不肯离婚，有她自己性格上的缺陷，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法律上她是不占便宜的。相反，ELI占尽天时地利人和。而且ELI在婚姻里也不用做家务生孩子承担任何传统家庭主妇要承担的一些责任，实在是非常划算的一笔买卖的。

所以你们明白TAYLOR这婚不那么容易离的吧？她得好好计划一下的。

我想这也就是为什么TAYLOR的人设是律师。我期待她用法律知识找到保护自己正当权益的方式，也算是给我们这些职业女性提个醒吧。

分居离婚情况下的婚房处理

1. 除非有法院文书，夫妻双方平等享有婚房的使用权 （TAYLOR不能赶走ELI）

2. 任何一方不得在没取得另一房同意的情况下独自买卖婚房，哪怕房产证上只有一个人的名字（没有ELI同意TAYLOR不能把房子卖了）

3. 即使房子是婚前的一方买的，婚前付的钱不作为婚前财产，离婚时应当平分。（这个州是这样规定的，不是每个州都这样）

4.赠予和遗产一般不作为夫妻共同财产。但是一旦受赠的钱或者遗产变成了婚房或者用于婚房，那么自动变成婚后财产，依然平分。

布兰妮付抚养费

《致命女人》第一季凭借其女性主义话题和出色的叙事技巧，与当下日益开放的社会而政治上趋近保守的美国形成了一股角力。号称美国史上最严格的反堕胎法案“心跳法案”的通过，是日趋保守的政治体系对近百年来的女权主义运动的又一次打压。而《致命女人》的播出，似乎就是对准了那些持着大男子主义、保守价值观的主流生态开出了致命的一击，三个女人深陷于三个不同时代的迥异困境，表达时代社会背景之下（即父权制占统治地位），女人如何通过自身的女性名义，去反抗绝杀父之法，从而寻找确立女性的地位和价值。本文将从三个方面去探讨这一女性问题，分别是从叙事、美学以及主题探析三点来对《致命女人》进行论证分析——她们如何以以“杀”之名，谱写女之歌。

一、精巧的叙事技巧，突围传统女性桎梏。

首先，《致命女人》最显而易见的用三个时代的不同女性来讲述三个女性故事。六十年代下的中产阶级父权家庭，男性主宰着家庭和事业，而女人则是男性在生活上的补充；八十年代则发生在富裕阶层之下的女性身份和LGBT群体的复杂纠纷；到了现代2019年是性开放视野下的新型情侣关系的三足故事。三个时代的女性故事，通过相似的母题进行平行叙事，这一点毫不陌生，最早采用这种叙事方式的是格里菲斯的《党同伐异》，它采用新颖的分段结构，各段的故事和背景不同，却彼此衔接顺畅，由河流逐渐汇聚成激流，表达出对历史进程的思索，营造出了恢弘的气度。格里菲里在这里回应了《一个国家的诞生》中遭受非议的种族主义，《致命女人》的故事可以与此形成对应，是对不公平男权制社会的回应。但是它关注的点更加细微且精巧，仅仅是针对女性、属于女性的叙事，这也与大多数气势恢宏的史诗电影，突显男性气概、历史命运等的宏大叙事不同，女性总是处于边缘地位，在主流叙事（传说、电影、小说、宗教）等的概述中从来都是客体地位，男性始终是主体，他们主宰着叙事的发展，而像《一个国家的诞生》《宾虚》这一类，女性永远找不到真正的价值。而这，正是《致命女人》所反对的叙事方式，它不意在叙述女性命运史诗，它更像是去刻画一种女性形象，一种试图摆脱男性束缚，寻求女性平等的对话或是多人关系中的自我价值的女性身份。因此，编导们采取这样一种精巧的叙事方式，不仅仅是意在结构上的整齐统一，更是形成了一种灵活、超文本的对话属性，让这三个不同时空的女性故事可以超越时空的完成“对话”，让这种女性表达汇聚成更猛烈更具摧毁力的激流，去摧毁父权制之下的种种女性囚笼。

《致命女人》在叙事方式上的运动，采取了灵活多变的风格，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对同一故事的多重视角的叙述。热拉尔·热奈特提出了一套严整的符号学叙事理论，他提出了“叙事、叙述、故事”三个概念，尤其是当叙事不等于叙述，而叙述决定着叙事的状态时，对叙述的分析成为了叙事学分析的重点。在《致命女人》中，叙述的主体十分多变，最主要的是他采用一种记录采访式的内聚焦视角，包括妻子、丈夫、情人、旁观者、死者等在内的主观叙述。在热奈特的叙述中，认为这种叙事的叙事者代替了作者，确立起与文本话语系统的关系，不是作者在叙述，而是叙述者在表达与陈述。《致命女人》正是借用多重人物的视点来叙述“Why Women Kill”这一电影标题，如同希区柯克的“麦格芬”、奥逊·威尔斯的“玫瑰花瑞”一般的叙事技巧，来完成对整个“杀人”事件的全景式表述。借用人物的独白或采访式对话，来表达常规叙事中缺失的女性视角或配角视角的补充，是赋予主线故事更多对女性的解读空间和外延的思考。同时，这种视角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常规的好莱坞式封闭的叙事技巧，在常规好莱坞的电影中人物始终无法脱离故事而存在，也让观众沉浸在梦幻虚假的故事中完成人生体验，而《致命女人》则用这种“超越”的视角打破了传统的好莱坞叙事，让观众从虚假的影像中脱离出来，进而对这样一种看似疯狂而又合理的杀夫故事产生现实的思考，提醒观众保持对影像的距离，形成自己的独立思维，而不是去纯粹的消费女性影像。

二、统一的美学风格，跨文本的女性对话。

《致命女人》尽管是三个不同时代的女性故事，但是导演在对故事的节奏和影像的表现上追求着统一的风格。首先最为明显的是人物的设置上，三组故事都有相似性的主要人物和次要角色，包括丈夫、妻子、情人、协助者、旁观者等，这种相似性的人物设置给整个故事的节奏增添了可控的因素，使得三个故事可以平行的河流同时向海洋汇聚，形成更猛烈、惊险的叙事张力。在这一点上，导演还有意的运用相似性的剪辑转场和同一个配乐来完成节奏的把控，尤其是在第一集当中用特效场景无缝连接起三个时代的家庭，十分精巧流畅。同时，编导们有意加入了多场舞蹈的场面，用巧妙的剪辑串联起三个时空的故事，包括最后一场杀戮所用的超现实主义的舞蹈，将三个场景完美的融合到同一场舞蹈当中，让杀戮的仪式感和女性的自由之舞形成巧妙的呼应，寓意着女性最后的胜利。通常的好莱坞歌舞片（好莱坞黄金时代）是建立在所谓“视觉快感”（劳拉·穆尔维语）和“窥视癖”（主要指“暴露癖”与“恋物癖”，克里斯蒂安·麦茨语）的创作心理和观众心理之上，对女性的身体和形象是一种满足快感的消费行为，在这一表述之中，歌舞片就是将女性客观化，拒绝女性进入“菲勒斯”的中心叙事的主流态度。而《致命女人》巧妙的借助这一歌舞形式，反其道而行之，把对女性的反抗表达与歌舞形式结合起来，形成浑然一体的女性之舞。不仅仅是歌舞形式，其中还包括舞台剧、新闻采访、超现实对话等的形式，笔者不过度叙述。

总的来说，这种剧作（表现形式）上的精心设计，使得三个不同时空的女性可以形成巧妙地呼应，她们的焦虑、困难、抉择不再是个单个的困难，而是一群女人在不同环境下的相似遭遇，一种女性普遍性的群体的焦虑和困境，包括对不忠的男人的容忍、大男子主义的压迫，对平等的性的需求以及经济结构变化之下的女性地位问题等等，这些大大小小的角色困境已经不再是单个虚构出来的情节需要，而是奠定在女性生活经验的基础之上，对其进行的二次创作，试图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到这些问题之上。通过这些叙事的技巧，能够形成女性共同身份的表达。

作为三个故事发生的同一场景——房子，承担了三个女人在叙事上的联系，这也作为一种场景上的美学风格承担了不同身份的女性表达。六十年代的贝丝·安和罗布的家庭结构和两性地位就是五六十年代美国社会普遍的中产阶级家庭模板，丈夫不仅是家庭的经济支柱，还在夫妻关系中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而对于他们的家庭装饰，是蓝色为主色调和谐的简洁殷实的中产家庭风貌，显示出当时传统的家庭女性和事业男人的现实对照，这里的女性反抗的是传统的父权制家庭的压迫，和五六十年代女性解放、摆脱男性束缚的潮流形成对应。早在1949年，法国女权主义者西蒙•波伏娃发表了作品《第二性》被新一代女性奉为经典，书中所提及的“女人并非生来就是女人，而是后天才成为女人的。”对包括美国在内的第二次女权运动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片中贝丝·安的邻居希拉曾提到过一本关于女权主义的书《女性的奥秘》，其作者贝蒂·弗里丹在书中就说过：“她将家庭比喻为“舒适的集中营”，描绘了女性面临的“无形的困扰”，号召妇女冲破家庭的束缚走向社会，结束对女性的性别歧视。”而罗布及其对妻子的标准要求，就是贝丝•安所面临的“无形困扰”。八十年代的西蒙娜通过豪华的家庭装饰显示出一个富婆的形象，包括墙上的名画、安迪·沃霍尔式的西蒙娜自画像、自身的珠宝穿戴等等这些显而易见的视觉元素，塑造的是一个十分具有门面的女性形象。她所要面临的是更加复杂的同性恋问题和女性的交际问题，看似十分激烈的冲突，编导有意用浮夸的剧情和表演去弱化道德伦理的剧烈冲突。看上去如此不靠谱的几段情感，最终却以异样的温情和祥和的死亡来结束，给予悲惨女性巨大的慰藉与关怀。新世纪20年代的家庭场所，更多的是轻便、随意的场景布置。角落堆砌的杂物，低矮的沙发，长桌高椅、没有过度的装饰，日常的咖啡和冰箱食物，显示出的是当下十分开放、简约的生活方式（当然也包括性开放的意识）。三人行的性关系重新审视了当下的婚姻关系，对女性而言，是一种更加自由、多样的性爱体验，女性逐渐从传统的父权制关系中逃离出来，而第三者的插入式对于这一是新型性关系下危机的探讨。影片的最后，也正是用房子的交换转让直接连接了三个女人，她们都用“杀”的方式进行了跨时空的对话，捍卫了女性的尊严与权力。并且，随着第四位房客的一声枪响，似乎寓意着女性的斗争史并继续谱写。

三、“杀”出女性出路，女性自我书写。

片名的“Why Women Kill”已经用事先张扬的谋杀来吸引观众的注意力，杀谁或者怎么杀不是电影要探究的关键，而是为何而杀这一题眼。而通过叙事的层层展开，对女人为何而杀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动机分析，像撒网一般铺陈叙事，最终通过“杀”来完成对女性自我的书写。

贝丝·安杀的是对女性身体的囚禁。丈夫和邻居的丈夫，是两个大男子主义者的代表，贝丝·安的被缚是两方面造成的，一方面是丈夫对妻子的传统要求，另一方面是对死去女儿的愧疚，代表着是主流价值观的压迫和家庭的阴影。贝丝·安所要对抗的是一座大山（主流）和一个包袱（女儿），丈夫的谎言则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她所设计的“死亡计划”不仅仅是对于自身的救赎，更是对群体的号召（妻子的情人、邻居），通过自身的反抗试图号召更多的女性联合起来，去反抗自私自利的男性话语，这种反抗是建立在男性具象的压迫之上，寻求两性的平等，正如当时那个时代一样，女性自给自足，寻求经济独立，自我事业的建树，平等的选举权，两性间分工的自然性等等。六十年代风起云涌的女权运动虽然电影中没有提及，但是所表达的女性之声依然是那个时代女性的心声。

西蒙娜的“杀”夫是对两性关系的和解。八十年代的女权主义已经逐步取得进展，这一时期也兴起了性别研究，因此，也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女性主义流派。人们在父权意识形态中形成的概念使得她们从男权的角度来描述这个世界，而女权主义者对这些习以为常的概念提出了挑战。片中最明显的就是西蒙娜的女性地位的上升，以及传统的男权观念在片中几乎很少呈现，并且加入了同性恋、中年与少年的性关系和性的伦理道德讨论。相比于传统的性爱关系，西蒙娜与丈夫的“情与欲”的羁绊更加微妙和复杂，但是两者的“性外遇”相比之下是一种更加平等的两性关系，压迫着他们的是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从他们邻居朋友的态度可以看出这样一种普遍的道德压迫。西蒙娜的敌人是世俗观念而非是丈夫本人，他们不同寻常的性伴侣所遭遇的不公平待遇，反而弥合了将要分崩离析的家庭。丈夫的“死”是社会偏见、世俗压迫的牺牲品，而西蒙娜的“杀”夫，是对丈夫的拯救，是对于当下人伦道德的讽刺批判。八十年代的女性困境，已经不仅仅是传统的父权形象，更应该是整个社会所扮演的道德精英。

洁德的被杀是新型伴侣关系的思考。对于泰勒和伊莱，一方面是传统男权身份几近消失，另一方面是双性恋带来的多边关系，他们所定制的伴侣契约关系是对于传统婚姻契约关系的打破，试图分区性与爱的单一性来满足更多元的自身需求。当第三者合理巧妙地插入其中时，三角关系也不再是最稳定的形状，尤其是在两性关系之中，看看《祖与占》《戏梦巴黎》等，几乎无法存在一种稳定的三角关系。三者之中两两关系的变化，包括经济地位、性行为等的差异性，以及人对于爱的嫉妒心和占有欲，这些个人心理与现实原因是难以逾越的，洁德的死正印证着这种新型情侣关系践行的艰难性。可以看到的是，这段故事虽然女性占比数量大（两女一男），但已经渐渐地想要跳脱单独的男性或者女性叙事，或者说不再专注这种不对等的两性关系，而是试图剔除性别差异的单纯的伴侣关系，寻求一种更加自由、平等的人与人的性爱关系。

通过对三个女性故事的戏剧化呈现，《致命女人》不仅仅讲述了一个富有趣味、嗨点十足的故事，还敏锐的抓住不同时代下的女性命运，她们用“杀”之名，共同书写出关于女性自我的篇章。笔者仅以以上三点作为表述的窗口，去试图探讨作品中所要表达的女性主义视角。同时笔者也寄予期待，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我们共同拥有一个美好未来。

先讲个大家可能都听过的一个老套笑话：以前有家可供人挑选婚内伴侣的商场。女人走进后，在一层丝毫未停留便径直上了二层。接着她驻足稍稍观望了一番又毫不犹豫地走上第三层，这一层的选择果然更好。她心想，楼既然不止三层，自然还有更好的。抱着找寻完美伴侣的期许，她又往上走了走，一直走到顶层，不料顶层空空如也，只有一块招牌，上面写着：这层只是证明女人到底有多么难被取悦。相较之下，男性基本都停留在前两层，其他几层鲜有人问津。

讲这个笑话与其说是女性要求颇多，不如说在婚姻这场双方斗智斗勇的消耗性长征战里，男性步入婚姻几乎不需要过多理由，让女性犹豫不决的考量因素却着实太多。

回到《致命女人》剧情本身，看了前三集，不得不承认利落的剪辑和转场、高速发展的剧情和短时间内多线爆发的激烈冲突提供了一种观赏舞台剧的刺激感。作为观众，想必不难发现随着时代的变化，女人在家庭范围内面对的困境也在随着时代向后不断「进化」：

故事1中事事围绕丈夫的家庭主妇 Beth Ann 缺乏经济独立性和主体性，她像冰柜里冷藏的速冻饺子，只是半夜回家的补充，不是引人渴望的甜品。Beth Ann 在泼辣的意大利女邻居和金发女招待的双重刺激下的觉醒和种种反叛举措无不透着快感，可又引人担忧：出走的娜拉到底能走多远？这是女性在婚姻里遇到的第一重，也是最常见的困境：一个仅在家庭范围内有参与权，实际无经济地位的女性如何能不沦为婚姻的附庸，又该如何追回和实现她的自我价值？

故事2里，刘玉玲饰演的名媛 Simone 生活优渥，虽是半老徐娘仍不失艳光，丈夫英俊幽默有学识，俩人结婚十年，一切似乎都恰到好处的完美。而她背后有过两次糟糕的婚姻，却再次选择步入第三次婚姻。在被人爆料现任的丑事后，她快刀斩乱麻式的处理和与年轻男孩的地下情揭示了婚姻的第二层困境——社会名誉。正如《傲骨贤妻》里的 Alicia, 自嫁给 Peter Florrick 那日起，她的名字便和 Florrick 牢牢绑定。婚姻中如若出了丑闻，羞辱的不仅是犯事的那方，而是双方。对拥有优渥资源的人而言，婚姻不止是搭伙过日子，更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捆绑关系。上流圈内的名声，旁人艳羡的目光下暗藏的落井下石的看笑话心思，无一不是桎梏。激情过后她回到派对餐桌上和丈夫十指相扣扮演恩爱夫妻，后厨里面对心思单纯、一身腱子肉年轻情人的质问，她回道，他是我的丈夫，我不会恨他。这一切让人感叹，婚姻何尝不是场处心积虑的表演，而这场表演又将持续多久？

故事3设在我们正处的2019年，编剧从各方面塑造了一个新时代先锋女性Taylor。容貌上，她不是迎合了主流审美的标准美女。职业上，她从事高难度高压力的律师行业。种族上，Taylor是非裔，在家的经济和话语权地位强势，也不具备多少传统顾家的特质。最后在婚恋观上，她是个女性主义者，性向上是双性恋，对婚姻的观念相对“开放”，并和配偶共同践行开放式关系。那么她在婚姻里是否一路顺遂呢？答案依然是否，且问题看上去更多了。丈夫长期没收入的事实无形增添了她的焦虑，虽秉持双方不隐瞒要坦诚的准则，实际生活中为维护男方自尊又按下问题避开不谈，只得通过炮友缓解焦虑并逐步心生依赖和爱意，带炮友回家被丈夫问起时又撒谎隐瞒实际认识时间。而在丈夫妥协让炮友住家中后，又不得不面对三人关系的复杂和炮友并非她个人专有物的失落和精神崩溃，也只有在此时，她才张口吐露心底真实的想法，即还是介意丈夫长期没有收入的事实，而炮友成了她压力的出口和依靠。如若将男女角色转化，她有没有些像那些苦苦一人养家，心里埋怨妻子没有经济贡献又不够持家，于是移情别恋到别处的中年危机男呢？这大概是婚姻，或者说亲密关系里最难处理的部分，即第三层困境——亲密关系的排他性和人在亲密关系中的权力欲。

若说故事1体现了男主外女主内式传统婚姻中的结构性不平等，故事2 则展示了社会对婚姻的期待对人的束缚，等到了故事3，在个人主义的重要性逐渐超越其他事物的当代社会中，当传统的家庭模式和婚姻边界变得更加不确定和模糊时，新的问题变成了个体应该如何平衡个人的欲望、亲密关系需要的稳定和他人介入后带来的种种人性上的挑战？当女性获得了传统语境里男性角色拥有的一切时，她是否就能高枕无忧呢？答案恐怕不是一个简单的是与否。

如此一路下来，没有经济地位显然不够得到幸福，拥有经济地位不能保证幸福，而有了经济独立性和话语权和开放式的婚恋心态依然没能得到幸福，问题究竟在哪儿，又该如何解决？回到开头的笑话，再套用下Anne-Marie Slaughter 于2012年在 The Atlantic 上发的那篇颇有争议性的文章标题，why women still can't have it all （为什么女人还是不能拥有一切）？

接下来的剧情走向一波三折，并从六七集开始显露崩塌之势，好在结尾数弹齐发，该死的、求死的、不该死的都有了一一对应的结局，也算给了观众满意的交待。三个时代的女人，Beth, Simone 和 Taylor 也似乎找到了更适合自己的路。这里不多赘述剧情，但想说说不同时代的三对关系分别折射出的一些令人玩味的设定。

60年代：女人的敌人究竟是谁？

按照多数八点档爽剧的设定，女主是唯一的正确，那些家庭破坏者都是女主晋级路上应被铲除的绊脚石，所有的一切指向一个目标：婚姻保卫战。在这目标下隐藏着共同的逻辑：该骂的是那些破坏我幸福的狂蜂浪蝶，而不是事情的始作俑者，那个不忠的配偶。基于此点，不得不说60年代这条故事线写得颇为引人动容。

我们已在数不清的影视作品中看到女性之间的猜忌和相互倾轧，也习惯了日常生活里对这种针锋相对的同性关系的刻画和渲染。假若一名女需要靠依附男性来完成自我实现，那么她在这条道路上遇到的敌人必然来自同性。在致命女人里，能看到 Beth Ann 的自我救赎不是通过打压同性实现的，而是通过和其他女性结为同盟实现。不否认 Beth 最初假用 Sheila 之名与 April 交好带有些许私心，但随着接触的深入，能看出二者的纽带越来越深， 且如一面镜子，折射出传统婚姻对女性的桎梏来，不管她身处笼中或笼外。若说 Beth 的天真是以为勤勤恳恳地当个好妻子和好母亲就能挽回婚姻或留住丈夫的怜惜，那April的天真则在于，以为婚姻是男人能对女人许下的最诚挚的爱的许诺，却不想这看似甜蜜的许诺正是锁住她脚步的镣铐和砝码。因而在这段旁人看起来有些扭曲的友谊里，Beth和April在未揭开的明面上是竞争对手，在实际的行为互动中却是相互照应的关系。无论是April对Beth自我意识的催化和鼓励，还是Beth对April的安抚和照顾，尤其是带她逃离地下堕胎私人诊所的一幕，均体现了女人之间设身处地的相互理解和惺惺相惜。感谢编剧，这一条线没有烂尾。在片中结尾，随着真相的揭露，Beth Ann 彻底摆脱了曾经身为母亲的“失职”带来的愧疚和束缚，她从赎罪的角色里挣脱而出，借他人之手惩戒了那个始作俑者，不仅为自己，也为他人寻得了自由。

诚然，现实生活中有剧中这般理想结局的少而又少。但Beth Ann这条故事线还是给我带来了不少触动，让我看到女性关系的更多可能性。

80年代：假戏亦可真做，无性的形婚竟是最体面的婚姻

关于这一对的溢美之词已有太多人写过，这里不多重复。三对婚姻中，只有这对真正实现了开放式关系。从最初的愤怒到不解到和解，爱即是放手，也是与自己的和解。

当代：S和M，谁才是关系里的实际操控者？

人看故事时倾向自我代入，并把剧中发生的事设想在自己身上，如此引发的愤怒和焦虑自是人之常情，却也易一叶障目。论狗血程度，Taylor & Eli 应是三对故事中最闹心的一对，Eli 因吸毒、长期待业无收入、没收入还胡乱消费等原因毫无例外地成了众矢之的，那么在发泄愤怒之余，有人是否想过如下问题：为什么Taylor 作为头脑清晰、事业有成，一出场便自带气场的成功律师会选择看上去各方各面都远不如自己的 Eli 做配偶呢？是被真爱影响了理性，还是另有缘由？同样，Eli 性格上的种种弱点并非在Jade到来后才暴露，此前吸毒已算突破底线，为何当时的Taylor 没有选择离婚还努力帮Eli戒毒？开了上帝视角的观众或许会觉得Jade的行为破绽百出又虚情假意，那么顺着前两个问题，如果说对Eli不离不弃是因为俩人之间的情意，那见过各种场面的Taylor 又是出于什么缘由爱上了Jade，甚至不惜违反和丈夫的约定执意把炮友身份的Jade带回家呢？答案肯定不只是那双摄人心魄的蓝眼睛。

要让俩人发生肉体关系，只需营造化学反应稍稍推一把即可。可俩人如能长久地在一起，必是从深层次彼此需要。从Taylor在某集的自述和整部剧中的行为中不难看出，她遇到困境时喜欢掌控全局和解决问题，也享受具备这种能力带来的安全感。 放在感情关系里，Taylor像dominant (S)，即主导的一方, Eli是M, 性格上相较温和被动，也更能接受妥协。在俩人坎坷不平的多年婚姻里，我们很容易把Eli视作一个处处需要Taylor收拾烂摊子的失败者, 却很难注意到Taylor恐怕也是需要通过「拯救Eli」来实现掌控感和成就感的一方。这样的例子现实中比比皆是，为什么有人放着优秀的伴侣不找，却总被性格有重大缺陷的人吸引？为什么有人痴迷在感情中当救火员？我们习惯了男强女弱、男人拯救女人的叙事， 可能忘记了女人也想且也能做拯救者和主导者。事情的吊诡之处在于，在看似不平等的SM关系里，S的安全感是以M的顺从和妥协为前提的，而M的脆弱和对自我弱点的暴露也恰恰是让S欲罢不能的地方。如果你问在这样的关系里，谁才是真正的控制者，答案恐怕是被控制方，因为一旦TA不想被再拯救或顺从，主导方的安全感和成就感便不复存在。

Jade的介入正是如此，她不仅是作为第三者打破了双边关系，更是以一个无所不用其极的极品M姿态搅乱了Taylor和Eli间的平衡。当Eli因长期写不出稿，在家自我封闭并逃避和Taylor沟通时，Jade的出现让Taylor觉得自己是「被需要的」，她那无家可归的可怜姿态更是激发了Taylor想要再次拯救他人的情结，很难说Taylor对Jade的爱意不是从这种被需要的需求里生根发芽的。随着Jade侵入两人的二人世界，并以极度迎合的姿态讨好Eli时，长期处在感情弱势一方的Eli心底的保护欲和表现欲被激发出来，以Taylor为核心的家庭结构开始不稳，这种冲突不断发酵，并在三人和Eli经纪人共进晚餐时爆发得最为精彩。当Eli的经纪人称Jade为Eli的女神缪斯时，Taylor情绪失控，因为缪斯二字意味着那个曾经掌控全局，给Eli出谋划策解决难题，那个在Eli精神世界里占据重要一环的人不再是她自己，而是Jade, 这是一种真正意义的夺权和越界，与这点相比，二人私底下调情或上床根本算不得什么。至于后来的发展由于过于狗血，不想赘述。

剧末二人重归于好，也能看到Taylor的一些转变，她舍弃了自己曾坚持的那部分自我（双性恋），选择和Eli专注在现有的二人关系，看了不禁莞尔，这正像剧中的探戈一般，有退方有进。

婚姻之路曲曲折折，在二人的一进一退中蜿蜒向前。如抱着输赢的心态，争夺权力的路将没有止尽。有人选择放手，有人选择逃离。没有完美的伴侣，亦没有一蹴而就的完美解决方案，无论选择哪种，自有其答案。

一栋房子三个不同年代的女主人贝丝•安、西蒙娜和泰勒，面对丈夫出轨，怎么办？暴打小三、一哭二闹三上吊搞得鸡犬不宁、狠心报复还是快刀斩情丝。

不同年代的女主角，随着剧情发展，作出截然不同的选择。

但她们的选择，远远不止是个人决定这么简单。她们面对的不忠婚姻仅仅是大时代背景之下，社会女性所遇到的千万个问题中其中一个，在被男人背叛的背后，隐藏着整个社会对女性的压抑和歧视。

《致命女人》选择美国最为典型的三个时期，60年代、80年代和2019，横跨美国第二、第三次女权运动，借助婚姻问题来讲述身处其中的女性所面临的社会和人生难题，从细微之处勾画出一部完整美国女性独立意识发展史和平权之路。

60年代女人：习惯性固步自封

对婚姻不忠，贝丝•安面的第一态度和反应是想办法赶走小三，留住不忠的丈夫。

她错将外因当内因，治标不治本，后来果然发现，除了现任小三爱普丽之外，丈夫过往还出轨了无数次，其中甚至包括了自己非常熟悉的丈夫助理。

贝丝•安面对的婚姻困境是典型的丈夫婚内出轨小三，她和罗布的家庭结构和两性地位就是五六十年代美国社会普遍的中产阶级家庭模板，丈夫不仅是家庭的经济支柱，还在夫妻关系中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

一开始的贝丝•安很明显就属于美国当时还未有独立意识的典型女性代表，有着传统的女主内式的婚姻态度和女性态度，生活重心全部围绕着丈夫和家庭而展开，虽然年轻的时候追求过艺术（钢琴），但因为丈夫的一席话就轻易放弃。

这种情况你可以在无数个同样背景的美国电视剧中找到例子，比如这两年爆红的《了不起的麦瑟尔夫人》，同样是精致得像油画的发型和妆容，轮廓分明的服装剪裁（当然了，米琪是住在纽约上西区的犹太人，衣服自然要比贝丝•安更讲究），同样是丈夫婚内出轨。

《了不起的麦瑟尔夫人》第一集第四集

但在一些细节中，观众还是可以看出这种独立态度是存在在贝丝•安骨子里的，当面对质邻居家暴男就是其中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一开头，六十年代这条线给人的感觉是最沉闷、最没有活力的，既没有2019年三人行的刺激、也没有80年代刘玉玲给人的惊艳感。

但若跳出贝丝•安的个人情况，环看整个美国五六十年代的大环境，你就会发现这条线的未来剧情发展非常值得期待。

因为美国的五六十年代是一个相当活跃和开放的时代。

二战后经济得到高速发展的美国，尤其以东海岸的纽约为首，各种思潮不断交汇碰撞，包括种族运动、反战（越南/朝鲜）思潮、反文化运动等各类民权运动层出不穷。

与此相呼应的，是美国第二波女权主义的诞生和兴起。

早在1949年，法国女权主义者西蒙•波伏娃发表了作品《第二性》被新一代女性奉为经典，书中所提及的“女人并非生来就是女人，而是后天才成为女人的。”对包括美国在内的第二次女权运动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美国女性的独立和平权意识进一步得到长足发展，在政治、经济、商业、甚至文化领域上谋求更平等的待遇，其中不乏一些具有影响力的女性平权运动家（如简•雅各布）、文学家（如哈珀·李，著有《杀死一只知更鸟》获1961年普利策奖）、政治活动家葛罗莉亚•玛丽•斯坦能（Gloria Marie Steinem）（70年代创办的《Ms.》杂志在女权主义运动中竖起旗帜）……

更别提1964年获得普利策奖的贝蒂·弗里丹，她所写的《女性的奥秘》一经出版便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

她将家庭比喻为“舒适的集中营”，描绘了女性面临的“无形的困扰”，号召妇女冲破家庭的束缚走向社会，结束对女性的性别歧视。

罗布及其对妻子的标准要求，就是贝丝•安所面临的“无形困扰”。

这个年代的女性其实是非常有活力的，不仅知道自己的个人价值，还有勇气走到街头去争取自己的权利，她们和开始时的贝丝•安完全不一样，更像是小三爱普丽那样：不管文化程度如何，都坚持个人经济独立，勇气尝试新事物和走到社会活动中去，敢于追求被社会认为是不稳定或不现实的梦想（歌手），而且非常主动地争取机会。

相比起爱情，她们把事业和个人价值的实现放在更高的位置。

所以，在爱普丽的引导之下，贝丝•安慢慢走向一个令人非常惊喜的方向，独立意识逐渐苏醒的她，意识到身为一个女性，其实有着更多的生活选择，在不知不觉间，她的生活重心也慢慢地向其他地方倾斜，而不是一昧地围绕着丈夫，重新燃起对钢琴的热爱、放弃和丈夫看棒球赛而去选择支持爱普丽的演唱首秀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贝丝•安对丈夫态度的缓慢转变，就是她独立人格慢慢形成的过程。

80年代女人：平权联盟第一线

和贝丝•安一开始竭力维护婚姻稳定不同，发现自己被骗婚的西蒙娜，选择了和年仅18岁的汤米发展忘年恋，而这已经是她第三次婚姻。

但同时，她又与丈夫卡尔保持着远超夫妻关系的友情。

没有任何一个女演员比刘玉玲更适合演西蒙娜这个角色，正如卡尔所说的，从走路的姿势可以看出，她知道自己的魅力四射。

相较于五六十年代的活力四射，美国八十年代显得有些惨淡和倒退。

在六十年代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的影响之下，美国女性的地位有了进一步的提升，包括1981年迎来了美国历史第一位最高法院女性大法官，桑德拉•戴•奥康纳。但在文化和生活的各个方面，仍然面临着非常严重的隐形歧视。

在美国经济衰退的大背景下，保守派借机攻击说女权主义者们所提出的自由议题应该为美国经济倒退和社会道德败坏负责。

与此同时，八十年代还是艾滋病爆发的十年，这其中不仅仅是一个疾病的发现和对抗的过程，还参杂了LGBTQ的权利运动。女性平权团体因为与性少数群体站在同一阵线，进一步受到保守反同势力的抵制。

与此同时，原来占主流的“平等性女权主义”也遭受到新概念“区分性女权主义”的围剿。

后者认为男性和女性不仅在生理上有差异，在思维模式上了存在着不同，认为不应该用同一种标准来看待男女性，因为两者本来就不同，“平等性女权主义”只会让女性向既有的男权靠拢，而不利于女性自身特性的探索。

“区分性女权主义”这个观点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也受到当时相当多的科学研究理论和实验支持。但它有一个致命的危险就是，它极容易被传统保守派加以利用和扭曲，从而阻挠男女平等的最终实现。

所以，剧里西蒙娜和卡尔之间爱情靠边、友情至上的剧情，并非只是腐女对“基友”/“基蜜”肥皂剧的不切实际幻想，而是对当时现实社会的一种集中反映，为了追求平等权利，女性团体与LGBTQ团体站在了同一阵线上。

尤其是当剧情发展到卡尔患上艾滋病之后，刘玉扮演的西蒙娜所表现出来的无限度精神和实力支持，让观众又心痛又心酸。

2019年女人：开放性关系让嫉妒翻倍？

一对一关系中的嫉妒来得直接、强烈且“有理”，害怕被取代，害怕对方移情别恋；开放性关系中的嫉妒则显得有些尴尬，既然都已经允许第三者的加入，承认嫉妒不就是自己打脸？

说嫉妒是2019年泰勒、伊莱和洁德的三人行剧情主线，一点儿都不为过。

性社会学家Jillian Deri所写的《爱的折射》里就详细分析了开放性关系中经常容易存在的妒忌问题，通过大量例子和数据，探讨了一对一关系和开放性关系中妒忌情绪的不同形式。

在前者，妒忌多表现为一方害怕被取代，对方移情别恋，在后者，身处三角甚至多角关系的个体更倾向于担心自己关系质量的下降。

嫉妒在开放性关系中，存在一个悖论。

书中指出，嫉妒并不是一种天然性情绪，而社会习俗长年熏陶和影响的结果。

在一对一关系中，如果出现第三者，你（在习俗上）应该感到嫉妒，而在开放性关系中，与此相关联的社会规则告诉你不应该感到嫉妒。

在新旧习俗的交叉影响下，这种新型关系产生了一个新的矛盾，第三者的出既让你（实际）感到嫉妒，但同时又容易让你接受这件事，因为并没有习俗去进一步强化你这种嫉妒。

这种关系和情绪的不对称，必然就会造成行为失控，泰勒和伊莱的决裂，就是最好的证明。

开放性关系在1970年美国开始被广泛讨论，经美国近年统计，约有5%左右的人口曾经或正在有过开放式关系，如果没有社会和文化压力，愿意尝试开放式关系的比例将会提高8倍左右，男性比例远高于女性。

新型伴侣关系的多样性正在变得越来越丰富的同时，也带来了现行婚姻制度局限性的质疑。现代人对婚姻态度的转变，就是开放性关系讨论的一个延伸。

传统（专偶）婚姻制度地位的下降，是和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变、个体尤其是女性的经济能力不断提升紧密相关的。

随着女性社会地位和经济能力的不断提高，男性作为家庭唯一的经济收入支柱的地位不再像以往那样牢固，随着家庭经济结构的改变，两性地位也随之出现变化。

与此同时，以往作为支撑社会稳定的家庭不再是社会的基本单元，随着全球化经济、尤其是第三产业、互联网经济的发展，每个人都拥有创造独立且持久的经济来源的机会，这一新的经济现象也让传统的婚姻制度的经济基石岌岌可危。

泰勒身在传统的律师行业，收入稳定，伊莱是编剧，经济不稳定但一旦剧本成功就会短暂性带来大笔收入，作为外来的洁德则完全无收入来源，三人的经济状况也成为了这段三人行关系的基础和各方态度转变的关键。

泰勒作为家庭收入的稳定来源，习惯照顾整个家庭，对有惰性和曾经有毒瘾的伊莱也是像小孩一般照顾和容忍，但适当也需要放松，所以才和基本没有经济挂勾的洁德发展成为了恋人；伊莱因为毒瘾重犯和突如其来的剧本成功带来大笔收入，对过往泰勒的强势有了一个过激的反应，而洁德在这里就起来推波助澜的作用。

泰勒、伊莱和洁德三人遇到的问题最根本性的起因就是现代经济关系发展在社会道德上产生的一个新命题：当个人不再需要结盟（比如结婚）来保证生活质量的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该如何向前推进？

从60年代围绕着丈夫生活，到80年代牵手LGBTQ群体，到2019年开放性关系的探讨，《致命女人》三段看似狗血的剧情其实向我们巧妙展示了美国女性的独立发展之路，自我价值的挖掘、支持社会少数群体的权利争取、追求与男性比肩的经济能力，最终追求的是无差别的男女平等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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