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面

广场上的数以万计的游客以游览者的身份，轻巧得游戏着。就像那些用自己的面孔替换城楼上毛泽东的面孔得一次成像照片，或者是那些在蓝天底色下上下飞舞的各色风筝，或者是作者王我手里的DV镜头，从这一边的天安门城楼自由翻转到另一边的英雄纪念碑。这样的开头让人暂时生存在温暖的泡泡浴之中。这就是今日中国的图景以及社会关系的体现。或许在无意之间这两部作品就已经成就了“DV十年”中国影像界的制高点。DV给与我们的可能性的确很多很多。从《老头》到《铁路沿线》，从《江湖》到《北京弹匠》。这些优秀的DV影像作品为我们的时代添写了重要的生动旁注。不过问题的关键是，王我几乎已经抛弃了作为一个传统影像制作者的所有骄傲和自上而下的俯视。从2001年到2005年王我手里的DV成了他生活日记的一部分。一方面他的拍摄方式属于绝对个人的；另一方面他所拍摄的内容又避开了作者化的对私人空间的入侵。他拍摄都是我们这个国家广阔的公共空间以及这些空间相连处的缝隙。

DV给我们带来的是拍摄门槛的大幅度降低。有更多的作者得以拿起使用轻便价格便宜的工具纪录我们周围的人和变化。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在他的《关于姿势的札记》所阐述的关于影像本质的论断正好可以用来描述我所要说的话：电影的本质是姿势，而姿势指向的就是意识形态。这里的“姿势”既可以看成是拍摄对象的姿势也同样是拍摄者的姿势。毫无疑问的王我的姿势非常特殊，它在自由主义的底片上成功成像。电影带领着图像回到了姿势的故乡。借用贝克特《梦与夜》中的美妙比喻，电影是姿势的梦。导演的责任就在于把惊醒的元素注入梦中。王我所报得态度不是把自己当成一个高高在上分析社会的艺术家，而是一个和时代与身体周围漂浮的时间同处一室的参与者。这种参与带着一种游戏性的调侃，也带着一种摆脱了权利系统控制的，继而以个人观点发言的严肃。面向广阔的外部世界的游戏性纪录刚好证明了作者潜意识中对于世界的凝视。
王我在描述自己作品的时候说，由于自己没有办法走近那些远处的拍摄对象，所以他选择了站在一个“安全”的位置通过不断的推拉来寻找事件的来龙去脉。这个安全的位置值得我们思考，通过王我手中的DV我们可以将当代中国的政治的、阶级的、满含偏见的界限消融。个人在当代业已失去了穿越阶级和生活空间的能力，因为阶级的樊篱已经在经济基础的大山上树立。生活空间的复杂性使得在其中传统的行走变得艰难。《外面》和《热闹》更像是一个窥视者的中国，个体通过对传统方式的抛弃而翻转位置与中心权利的傲慢和强大展开地下的博弈。数码影像技术的不断发展，最终使得DV成为一种有限的工具。一种只能达到某种成像质量的尝试，因为当我们在使用HDV或者HD信号的时候，整个拍摄过程又回到了传统的拍摄与被拍摄的对立之中。自上而下的不平等重新回到我们身旁。灵巧的家用DV那种游戏者的轻松和在对立阶级空间中自由穿梭的能力，被王我的这两部站在私人空间凝视公共空间的作品发挥到最高程度。

在王我的坚决态度之下，游戏的变成严肃的。敢于将这些影像碎片通过具有决定意义的剪辑而变成严肃作品。这之中体现的预见性，证明了王我深刻而具有远见的思考。

如果我们梳理出一个DV手段的创作历程，过去DV只是一种工具性的体现，而如今DV成为一种“沉默的思考”。过去DV属于私人面向私人空间关照，如今DV属于私人面向当代外部空间的个人主义突围。

不过，对于当代中国来说这种尝试只能是一种方法。更为重要的是一些具有穿透力的作品的诞生。一种跨越性的纪录热情应该显现出来。勾连和跨越国家的冲动，个人与真实与土地之间的关系应该被持续的建立起来。一方面我们需要向《外面》这样的作品的诞生致敬，另外正是借由这样作品的出现，我们也听到了远处隆隆的雷声，看来大雨将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