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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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精彩的片段被和谐了，生气！！！

哪些人才是真正的灵魂强奸犯！！！

原文如下：

泥人落水木人捞，石上莲华火里泉

导演把真人假人用姓名做了区分，马福礼、金财玲、金多多是真人，胡昆汀、贾梅怡、甄曼玉、苟也武是假人。

我喜欢真人，不喜欢假人。真人和假人不是绝对的。

之前看李焕英的时候，和朋友讨论过一个问题，就是何为真。

“真就是一个人处于避无可避、丢盔弃甲的境地时，不得不以真身直面世界的一种状态。人大多数处在一种角色里面，你是女儿、母亲、你是一个好人之类的，面对所有的事都有办法，都有策略，所以演得出来。”不用演的，才是真的。

马福礼虽是真人，却也只是在演。他在扮演要洗清冤屈的杀人犯和又憨又怂的丈夫。

因为只是在演，所以对于马福礼这个人他一点也不爱惜，对别人有心无心的捉弄他逆来顺受。律师、屁哥、北野武、昆汀、团长，甚至市里领导，没有一个人能真正救他，他却甘愿被这些人耍来耍去。

屁哥一会信佛一会信上帝信科学，他在演一个没有信仰的人。却能唬着马福礼跟着他的路子走。我想起蕴禅师有这么几句话：

问：如何是禅

师曰：石上莲华火里泉

问：如何是道

师曰：楞伽峰顶一茎草

问：禅道相去几何

师曰：泥人落水木人捞

“泥人落水木人捞”，泥人怕水而落水，木人不畏水，却也懂得要救泥人。（真正的）马福礼是泥人，泥人深陷水潭之时，木人是漂在水面上的。陈建斌扮演的马福礼则是木人，同样身处水中，泥人性命攸关命悬一线，而木人只是去捞。木人终究不是泥人，有人说网好，他便用网；有人说桶好他便用桶；有人说不用捞，泥人本从泥里来，还应从泥里去，他便放弃打捞。

陈建斌一直在尽职尽责扮演这个角色，所以他被各种人、各种事件摆布，愿意为小马注销户口而成为死人。这个角色和一个勺子里面的那个陈建斌也很像，蒙昧地对命运逆来顺受，全无挣扎。他说：“我们还过什么日子呢。”

他要翻案、要做一个好父亲，这些都是演的。只要设定好了程序，编进剧本填上台词，都能演出来。

那他什么时候是个真人呢？

是当他拥有信念的时候。

这信念不是翻案、不是留住小马、不是成为死人，而是他想过好日子的信念。

财玲挺着个大肚子，在邻居大爷面前装孕妇时，他脸上有发自内心的高兴，这个高兴是马福礼的高兴。最后在小车里和彩铃玩笑，你打我一下我打你一下，他是真的开心。

这个开心的马福礼此时不用牺牲自己，也没有外人来左右他，似落井人尝蜜。

木人得知泥人真实愿望，他终于助他呼吸到氧气。

泥人浮出水面，未来可期。

他，得救了。

多多是楞伽峰顶一茎草，风吹雨打，身世飘摇。给她雨露她就成长，给她烈火她就焚烧。

多多在游乐场半空中荡漾是我最喜欢的片段之一，那一刻她叛逆而天真赤诚。

难过是真难过，洒脱是真洒脱。

首映会上窦靖童声音很细，有点害羞。害羞是很可贵的，害羞的人是越来越少了。

金财玲是早餐店的斯嘉丽，我最喜欢的就是她在什么情况里都能吃下饭。

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和命运一直斗下去。

她一直活得不轻松，因为分配到了冲锋陷阵善后兜底的角色：渣男跑了，她独自生下多多；马福礼被污蔑，她就去车前躺下，去人前耍泼；多多怀孕，她就喜当妈，大热天把枕头缝在裤子上。

她一直气喘吁吁，大汗淋漓，就像她每天早上炸的油，焦灼滚烫。

就这么个人，因为有她，马福礼有信心能过上好日子。

或许她本来是温顺的，与各种烦心事打的交道多了，被迫练出一身武艺来。她是真正来自市井的，见过生活的各种脸色，所以她脾气暴躁。

人被抛在世，“烦”是一种摆脱不掉的状态。只有勇猛如坚硬的石、如暴烈的火才能推着日子向前过。

但她的这些武装也不是一直都管用。

当在饭桌上面对摔碗的女儿，想到女儿要重蹈她的覆辙，她也沉默无言，只是吃饭；在门后听到马福礼要注销户口，她踮起脚悄悄地回去装作睡着；她借捡筷子去轻轻地摸了摸多多的肚子，摸到枕头后，她吃惊却又故作镇定。

这些她都是反常的，她的石、她的火只能解决常规事件。上面这些事，都太违规了。

但这些她也是真正的她，暴躁的金财玲A如果没有沉默的金财玲B润养着，早就火烧火燎、铁石心肠了。

周迅自然松弛，她没有刻意地要去表演谁，她是真正的忘我，成为了金财玲。

她可以勇猛地与世界赤手肉搏，也可以微笑着给丈夫生活的信心。

她是石头上开出的莲花，是大火中不会干涸的清泉。

另，首映的时候，看着周迅还是不太会说话，主持人特意cue四郎如懿梗她也没接住，只傻傻地说，“之前我也没想到哈哈哈。”会见风使舵的人不是不好，可还有一种人划船，她不为前进，只为弄舟，在光影里遨游。

还有一个我很喜欢的场面，是宋佳戴着墨镜坐在凳子上看着胡昆汀被打，那个配乐太昆汀了，虽然只是静静地坐着，但在我心里她已经杀人了。

再说一下，被车压死的那两个人我觉得他们是想死的。一个人用结婚惩罚自己，一个人用不结婚惩罚自己，他们都很痛苦。人有时候是很难自我了断的，所以希望马福礼帮他们解脱。男的大声喊让马福礼把刹车踩紧了，其实是引导他松开刹车。

《第十一回》是“导演”陈建斌的第二部作品，比前作《一个勺子》要复杂得多，它说的是剧场内外、生活和戏剧的关系。采用章回体的小说结构，分十一个章回，毎一章都有一个“回目”，即用点睛的两句话概括出本回的故事内容。这在古典文学中司空见惯，这样的做法会让结构一目了然，更好地帮助观众理解这个故事。

故事讲述某话剧团将三十年前一起拖拉机杀人旧案搬上舞台，改编成话剧《刹车杀人》。可是现实中的当事人马福礼说自己并没杀人，宣称是刹车失灵酿下的惨剧，害死了前妻赵凤霞和她的情人李建设。马福礼当年有口难辩，只好通过认罪委曲求全，被判刑多年。此番话剧团旧事重提，给马福礼和他刚建立起的家庭带来了莫大困扰。他设法阻止话剧排演，想要翻案，以免一辈子背负杀人犯的名声。

比起纯属虚构的故事，真人真事的改编似乎更“麻烦”。 拖拉机杀人案本身就带有强烈的荒诞色彩，话剧团又改成一出具有先锋戏剧意味的舞台剧。在马福礼眼里，这台戏推翻了历史真相，可它就是根据自己当年的口供改的，案件的卷宗通过司法裁决被公开披露，成为众人知悉的公知事实。新闻已经将这个故事写得烂熟，甚至比真实更真实。那么，戏剧是在歪曲事实吗？艺术源于生活，但不等同于生活。

当马福礼去话剧团讨要说法时，主任认为舞台上的是角色，不是真实人物。大家都知道，真实事件改编成舞台剧需要进行戏剧化的处理和艺术上的夸张，部分细节被放大或者被处理是常有的事。从生活中的马福礼A到舞台上的马福礼B要做很多处理，通过演员的表演让观众信以为真。对于不了解历史真相的观众而言，他们都不是事件亲历者，只能通过戏剧去相信案件。真实本身依然会成为争议，从案件到口供可说是一重加工，口供和戏剧是二重加工，正如从葡萄到葡萄酒的的过程，它们呈现出来的绝非一样，但葡萄酒肯定不是葡萄。对于改编背后的真实故事，我们应当理性对待。

具有反讽的是，影片一再通过“修改”来让这台戏变得越来越戏剧，离真实越来越远。当然，戏剧本就是修改的艺术：《刹车杀人》每次排演，都会有人出于不同目的，站在不同角度，施加干预。当事人的名誉、经济原因甚至是审查机制也是创作的一个个推手，在不同目的的驱动下，剧作倾向于某一边，戏剧真实性的具体形态也被不断改写。导演的意图被一次次改变，演员需要经过新的排练，重新揣摩角色的动机与思量。女演员贾梅怡，为赵凤霞建立起的人设被一次又一次推倒重来。现实世界与戏剧排练的互动提亮了这部电影，串起了整个故事线索和全部链条，把一个可能艰涩的社会新闻事件，以及戏剧与现实的关系讲述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胡昆汀是剧团里唯我独尊、爱拽词儿的年轻导演，他吸引了单纯的女演员贾梅怡。一直强调“戏剧是自由”的胡昆汀，也为贾梅怡带来了一种角色上的自由精神。在马福礼质问贾梅怡为何插足别人婚姻时，已经投入“赵凤霞B”的贾梅怡借角色之名，怒斥马福礼和赵凤霞之间是没有爱情的婚姻。此时的贾梅怡已经打破了自身的枷锁，从“本我”变成了“理性的我”，这是戏剧的力量，也道出了人的自由本性与现实束缚之间普遍的紧张。这种打破枷锁，也是贾梅怡的不能自拔之处。与此同时，她和胡昆汀是真爱吗？话剧团传达室的苟也武，看不下自己的外甥女甄曼玉受气（注意：“真曼玉”和“假梅姨”的名字是对立的），反倒质问马福礼当初为什么不杀掉“狗男女”。

另一厢，金彩铃为了掩盖多多（小马妈A）早孕的迹象，把自己伪装成孕妇，当着邻居的面演起了小马妈B。邻居大爷只能通过片面的观察，误以为是这家人顺应二胎政策，完全没有察觉到真正的小马妈是谁。那位多多口中始终未曾露面的“他”却一直都在欺骗她的感情，自始至终在多多面前演，如果一直演，多多愿意一直相信下去，可到最后不再演了。多多怀着小马，又好似重演了金彩铃当年的历史，是两个时空的共同演绎。所以，金多多也是金彩铃B。生活远比戏剧要荒诞的多。

舞台上的这台戏源于生活中的真实案件。同样，在人间这座剧场中，生活也像一台愈演愈烈的戏。人人都是演员，每时每刻都在扮演属于自己的角色。胡昆汀的情感纠葛也与戏中的人物一一对应上了：胡昆汀就是“李建设”，贾梅怡就是‘赵凤霞”，甄曼玉就是“马福礼”，还真应了那句老话——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引用自陈建斌的原话：“生活中会有许多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当我们把这部分内容拿到舞台上、银幕上表现的时候，人们会觉得很荒诞。其实，它是真实的，但是我们却接受不了。”

影片通过几组人物和故事线，戏谑地探讨了真假虚实的问题，戏外的纠葛带进戏内，戏内的角色也在影响着戏外，这就构成了戏剧上的反讽。以真实故事和戏剧故事互相混淆，是《第十一回》有寸劲儿的地方。最有趣的一处是贾梅怡在化妆间玩弄着一只苹果，另一个女演员走进来找寻“苹果”，贾梅怡告诉她苹果刚才不是在你手上吗？当我们以为苹果明明就在贾梅怡手里时，才发现那名女演员找寻的是自己的苹果手机。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有时候你眼睛看到的有限信息也不一定就是真实的全部。

马福礼是个很固执的人，在人物塑造上，甚至有那么点儿“柴犬”的意思，常常钻进死胡同跟自己过不去，认准的钻死理儿要一条道走到黑。

“柴犬”一样的马福礼

故事发展到最后，《刹车杀人》终于顺利公演，我们方才发现，这是个追寻自我真相的故事。观众代表的正是马福礼私人化、狭隘化的视角与记忆，对他而言，他只是感知到了自己所看到的那部分真相。就像马福礼站在二手电视机橱窗前，看着监视器对准的各种自我，它们画幅比、色彩都不相同，哪一个更接近真实呢？

赵凤霞和李建设的隐藏故事借贾梅怡之口说了出来，马福礼穿透历史的迷雾，用三十年前那台拖拉机重演了当年的历史。这一次，他在历史的车轮下，看到了迷雾背后的真相，做到了话剧演员都没有做到的忘掉剧场。我们仿佛也能从贾梅怡和胡昆汀的关系中捕捉到当年赵凤霞和李建设的蛛丝马迹。回到舞台/历史的现场，倾听历史的深切回响。结尾提供了一个让人们漫无目的寻找能够唤醒过去记忆触发的场景，是全然不知情，抑或是想要删除创伤的记忆（片尾彩蛋中的删除片段：拖着红布、天降血水别有一番滋味），那是我们审视自我的法场。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豆花儿咸了（To Be）还是没盐味（Not To Be），这是个终极Question。就像在“第十一回”的终章里，观众见到的答案一样，人只愿意相信自己相信的，而不是那么在乎答案，因为人人都患有“确认偏误”(confirmation bias)。另外，影片一直强调信念，舞台演出被各种人打断，信念就断了，现实中要有信念，生活才能继续。

其实，戏剧不是生活本身，它只是一面镜子，照出人与人、人与生活、人与时代的关系。虚实之间张弛的空间，让《第十一回》焕发了活力，这得益于陈建斌早年的舞台经验。戏剧手法的荒诞性在片中不会觉得突兀，反而十分自洽。不仅本子好，还有着电影皮和话剧骨的交织，在画面拍摄、空间对比及电影配乐上都下了一番功夫。

电影原来叫做《如是你闻》，“你是这样听说的”，正式上映改名《第十一回》，于是就真的老老实实地讲了十一回。每一回的开头配以文字点出章回的名字——文字是明确、精炼的，似是要明明白白地告诉你，可是当真的用表演把各回的故事展开的时候，似乎又看不真切了，人物间互相推搡着、纠缠着前进。

陈建斌又一次演了一个唯唯诺诺的小人物，弓着背、拖着脚，连指认舞台上的戏剧原型正是自己的时候都是夹臂塌腰的。这样一个人，想讨一个说法的时候，他是不会大吵大闹的，就那么一回回的往剧院跑，央求着人家改一改，找看大门的苟也武套近乎，或者是眼睁睁看着比他有能耐的人推动着剧情变化——车轮下的男女从偷情变成了苦命鸳鸯，而话剧里的马福礼B在杀人犯的位子上坐的稳稳当当。其实他也不是真的想讨一个说法吧，律师说他这是为世人讨一个公道他便为世人讨公道，屁哥说应该放下他便想放下。“信念、信念、信念！”马福礼的信念是什么？作为杀人犯的15年已经过去了，对他来说翻案是没有意义的事情了，甚至为了小马他可以变成一个法律意义上已经死亡的人，这样的人却是说着——日子不是已经越来越好了吗？

这样一个人，要配上金财铃那样一个火爆的脾气婆娘，这日子才有人指了方向，才有奔头。金财铃是操着菜刀在案板上用力切着油条、大口吃饭的人，甚至出去闹事躺在人家车前，金财铃是要躺在更靠近车轮位置的。金财铃真的是太有趣了——妥妥的暴君、家里的顶梁柱：不戴项链而在胸前挂着玉，让我有点想起了大街上撸胳膊挽袖子、盘着串子的大哥；老公和女儿被管的死死的，想用钱不敢开口的时候要想办法偷；老公被人打了不肯说，那好办，就打到肯说为止——打的时候还要挨打的老公将就着她找一个舒舒服服的高度跪好。可是这个暴君也有柔情的一面：女儿怀了孕她会挺身而出假装怀孕帮忙偷天换日；老公为了女儿和小马开了死亡证明不想让她知道，于是悄悄从偷听现场踮脚离开假装已经睡着，但还是没忍住翻身抱住了老公。但我最喜欢的一幕还是筷子掉到了地上她弯腰下去捡的时候，平时那么一个嚣张、和女儿剑拔弩张的一个人，小小的桌子下面反而成了她的庇护所，让她柔情泛起、忍不住去触摸女儿的肚子，然后装作若无其事地钻出来用手擦擦筷子接着吃。周迅的状态真的很神奇，可以那么明媚娇艳的一张脸，演起被生活苦苦打磨的主妇时也一点不违和，每一道皱纹都有戏。

另一个很喜欢的人物是小宋佳的甄曼玉。过来捉奸，她是昂首阔步的，站在苟也武门卫房的小窗前，“叔，谢了”，仿佛有一种武侠人物抱拳拱手的侠气。被打了哭着一张脸回来，你们以为老娘就会因为怕声张而认怂吗？不，老娘会带着一队人明目张胆地打回来。

《第十一回》中每个演员都很出彩，金多多坐旋转木马、苟也武踩着胡昆汀唱戏、贾梅怡的眉来眼去，虽然是群戏但是个个都有高光瞬间。台上演的是人们口中的人物B、故事B，镜头一转就是烟火气、闹哄哄的人物A、故事A。生活不就是这样么，就像即使到了电影的最后，马福礼和金财玲夫妻齐齐上证七嘴八舌地讲“小马”和“枕头”的关系，主持人还是一头雾水。人和人之间只能看到片面的某个章回，而生活还在继续——金多多打扮成了大人模样，架着电动三轮车载着一家子向新生活前进。

摩擦着、碰撞着、和解着，只要还活着，你看，这日子不就是越来越好了么？

（原载于虹膜公众号）

《第十一回》内容荒诞，所汇聚的阵容，也很「荒诞」，一大批不同领域、不同维度，平时八竿子打不着的优秀演员共聚一堂，而制造最大惊喜的，还是周迅。

那个着装打扮、举手投足普通得仿佛没了身份特征的中年妇女金财铃，实在是周迅出道三十年来所扮演过的一个最具颠覆性的角色。从她身上，你几乎找不到周迅的既定痕迹，但周迅不着痕迹的演绎，如同片中的拖拉机，坡道倒车后碾平了一切固定印象与人设。

这当然不是刹车失灵，而是「司机」有意为之。

好演员其实可以分为两种。

一种，是在自己天分框定的一亩三分地里，勤恳而仔细地耕耘，把他的天分用到极致，把老天赏的那碗饭认认真真吃了，让人看到他们，或者看到某个类型、某类角色，能够相互联想得起。

另一种则是不安于自身的天赋，管他什么个性特点、脚本框架、人设限定，只要能打破的，突围的，过界的，超越的，都不放过。换言之，这演艺圈就没有他不能吃的饭，就没有他不能演的戏。

周迅就是后者，凤毛麟角的那种。

1.演员生涯的前十回

十七岁那年被谢铁骊导演挖来北京拍摄电影处女作《古墓荒斋》时，周迅像是从自己此前拍摄的挂历画、封面照里头走出来似的，添了小狐狸精乔娜的粉饰装点，眉目举止依然不改本色。就凭这姣好的本色，她在九十年代初引起了陈凯歌的关注。

《古墓荒斋》

在投身他的《风月》之前，周迅完成了学业，也在酒吧有了驻唱歌手的经验，跟最初稚气未脱的少女相比，起了些变化。陈凯歌去了那酒吧，听照片中的女孩唱歌，最后决定让她演一个小舞女。

虽然戏份只有几分钟，但是天赋显山露水了。最被人惦念的那幕，是一身白西服的忠良（张国荣饰）在舞厅饭桌前坐下，递给她一枝红玫瑰，而她只是定定地举在面前，一滴泪从右眼挣出，浇得忠良心里怅怅的。于是，《荆轲刺秦王》又找了她，演那个盲女。

《风月》

这个阶段的周迅，单凭外在，凭直觉，就吃住了镜头。演一些楚楚动人的青涩角色之余，也有人敢让她尝试反叛少女，譬如电视剧《红处方》的导演董志强。这时的她接近于白纸状态，任人摆弄作画，但成品就没有不好的，所有人都在注意这个新演员，看她的可塑性还能撑到什么程度。

就在这样的试探中，周迅进阶了。世纪之交那几年，她迎来了担纲主演的多部代表作，包括电视剧《人间四月天》《大明宫词》《橘子红了》《射雕英雄传》、电影《苏州河》《香港有个荷里活》《巴尔扎克与小裁缝》《恋爱中的宝贝》……比四小花旦这些名号更有实质意义的，是她天生的表演直觉，终于跟多年的剧组历练产生出完美的化学反应。

《大明宫词》

《自在人间》里有说，周迅懂得了演员的责任，就是干干净净地成为一个空杯子，「让导演去盛放角色的人生处境」。工作节奏越来越快的周迅很迷恋当年可以提前去当地体验生活的日子，扮演《香港有个荷里活》里的风尘女孩东东前，导演陈果就让她到香港即将拆掉的贫民窟铁皮屋里待上一段时间。

《香港有个荷里活》

周迅说，「那个味道我现在都还记得，就是有点发霉的，那种南方潮潮的味道。香港夏天特别热，是真热啊……我觉得，唉，不容易。」一句「不容易」，灌注到角色的命脉里，让戏中曾经出现过的简单快乐，都会成为日后悲剧的强大反衬。回想东东买烧肉、吃荔枝时眼神中的明媚，多少试图压抑的感怀都要败了给她。

《巴尔扎克与小裁缝》也是，开拍之前周迅就去湖南乡下待着，吃饭，聊天，都在那个语境中。先在戏里活一遍，这些戏就都被她演活了。

《巴尔扎克与小裁缝》

能够把角色一个接一个演活的周迅，对于角色最强烈的情绪，有着敏感异常的知觉。再度与李少红合作的《恋爱中的宝贝》，叫她塑造了一个染上「假孕」心病的女孩，几次或歇斯底里，或满口胡言的神经压迫，是周迅挑战演技，并把角色痛感精准传给观众的又一次成功试验。

《恋爱中的宝贝》

观众很快就会意识到，从电视剧《大明宫词》到电影《夜宴》，能够说出「太平像一句惊叹，青女像一个呼吸」的周迅，早已不再是个只能「言听计从」的演员了，她洞悉了自己的「灵性」，善用了这难能可贵的天赋，于是可以游刃有余地穿梭在各类角色当中，赋予她们灵魂，更赋予她们与观众之间微妙的共振。

《夜宴》

时间再往后拨一点，中国电影产业的腾飞，复兴了国产片的多元化与主流化。周迅自是顺着这股东风，投身到各式各样的主流商业电影制作中。歌舞片《如果·爱》、爱情片《李米的猜想》、奇幻片《画皮》、谍战片《风声》等等电影一字排开，周迅顺利地从各式「边缘少女」「古怪女孩」过渡到不同背景、不同性格、不同命运的女性角色上。

《如果·爱》

《李米的猜想》击中了很多人心头最柔软处。当找了失踪男友四年，他最终出现在摄影机里时，李米隔着银幕，从喜悦，到羞涩，到惊诧，到失望，到悲伤，就这样一气呵成地流泻在眼眸与嘴角，仿佛时光坍缩为这短暂分秒的阴晴圆缺，等最后几滴泪无声落下，有很多自知的冷暖已经失去了与外人道的必要。这一段，当真叫人百感交集得对周迅动了无限怜惜。

《李米的猜想》

能让人动情如此的角色不少，周迅太懂得钻入人物深层内心，在那里点着一把火，令观众一同感知炽烈激荡的情绪了。这是一种印记鲜明的周迅式表演输出，是在更大层面上对角色的把控，对观众的投射。

到了这个阶段，我们已经很难再用狭隘的「灵性」来界定她了，因为她升级了「灵性」的概念，反写了一个如鱼得水的表演状态。

最近这十来年，周迅在表演之余，积极参与各种公益活动，介入到更广泛的社会事业中，她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国首位亲善大使、国际特殊奥林匹克全球形象大使，获得联合国授予的「地球卫士」奖，在环保、赈灾、关爱特殊儿童等公益事业上不遗余力。

对人世间的回馈，也给周迅带来了更为深广通达的历练，更为云淡风轻的心境，她与她的角色心中依然有火，但又有了容纳水的空间，她变得厚重了，却也更轻盈了。她在表演时，愈发掌握了气定神闲的胜算，这种状态，是有让人如沐春风的本事的。

许鞍华就称赞她「很有性格」，「性格这个东西很难解释的，就是你喜欢她在银幕上(的表现)，她动作什么的很优美。」四十出头的她在《明月几时有》里演年轻热血的斗士方兰，依然能给「赤子之心」的青春找到贴切的注解。

《明月几时有》

《红高粱》同样如此，让她从九儿少年时演起，并没有什么违和。这总让人感叹周迅身上经久不散的精灵气质。

《红高粱》

但当然，角色越是有纵深感，越是显得出周迅功底的炉火纯青。《如懿传》最精妙的地方，莫不是曾经一颗痴心蜜意被囫囵揉碎，最终再无明光。最记得大限将至之前，她只是在庭院里摇着扇，看着天，与容佩闲话几句，神情闪过一切如烟的无谓，浮起了一个笑，就在回忆中沉沉睡去，再不复醒。周迅实在演透了那种闲淡，那种心如死灰却又豁然开朗的自得。

《如懿传》

天赋、经验与自我的严丝合缝，大抵如此。一位演员最理想的表演状态，周迅在四十岁时已经达到了。

2.演员生涯的「第十一回」

然而，大多数演员终身不可求得的所谓完美和圆满的状态，对周迅来说，也只是用来继续打破和超越的。

在这个意义上，新片《第十一回》或许是她演员生涯后半程的一个起点。

她把自己的整个身躯和灵魂都没入这部影片，然后浮起一个「金财铃」来，泼掉了我们之前对周迅的所有印象。

大银幕上的这个女人，素着一张脸，肿着一只眼，披着艳俗宽身的衣服，叨着粗糙生冷的话术，仿佛不过是借了周迅的一张「画皮」，形像了，但神不像。

这番脱胎换骨，少说也有五个方面，能让我们看到周迅对完美自我的颠覆。

其一，演悍妇。金财铃的人设就是悍妇一个。第一幕戏，她在吃饭时把丈夫马福礼（陈建斌饰）训得头头是道，「人家话剧团想怎么排就怎么排」，但「自由」只属于外人，在她金财铃掌管的家里，老实巴交的马福礼并不享有。于是，当他说不上被谁打了，她就会依照惯例让他跪在沙发上接受体罚。更「悍」的地方，是一通电话打来，单凭那呼吸声，就可以让马福礼迅速招供。

莫说不怒自威的「悍妇」，单是「悍妇」，就跟周迅的形象气质完全没有交集。但她拿捏得来，下手就见起风，张嘴就是屁话，粗俗得来，却又带了点周迅式的涵养，所以金财铃很少扯开嗓门吼，也并非得理不饶人，她「悍」得挺有道理，也挺有立场，看久了，会觉得这「悍」实质上承载着生活琐屑对人的磨损与改造。

换句话说，金财铃与周迅之间的差距，浸泡着许多普通主妇的辛酸泪。人在那样忙碌却清贫的环境里，就像油锅里的油条，很快就酥软滑腻了。这样的女人带着疲态来「悍」，天然就有一种不是滋味的难堪。周迅抓住了这种捉襟见肘的粗糙与尴尬，贡献出一个中国电影里还没见过的悍妇形象。

其二，演母亲。周迅当然演过几次母亲，不过只是在电视剧《如懿传》《不完美的她》、短片《女儿》等少数作品里。这次她演的母亲，女儿已经成年，双方的对抗就令意义很不同了。中年母亲身上是掩饰不了的岁月痕迹，这痕迹外化为面相的松弛，神色的衰老，以及挥之不去的疲倦、强打精神的无奈，很多女演员恐怕都会望而却步。

《不完美的她》

如此一个「老妈子」，周迅竟然也演，而且演得不加粉饰。须知这些年来，浑然天成的「少女感」「灵气」这些冻龄特质，一直在延长她诠释年轻角色的演员寿命。那金财铃这个人物，多少有点堵截她重返少女路数的意思，可以说，周迅像是在用这个角色，与一个阶段告别。但我更愿意相信的可能是，能够熟练驾驭人生各种层次的周迅，既然习惯得了形象颠覆，就有本事一次次实现转身。

这种不打安全牌的叛逆，又把她跟饰演女儿金多多的窦靖童给牵连起来。窦靖童的酷劲，说白了也是对常规的鄙夷，对未知的欢迎，对代价的无惧，这多么像十几岁就一意闯荡北京的周迅。

骨子里相似的人演一对母女，戏里戏外就构成了互文，彼此针锋相对而又惺惺相惜的平衡感，也就格外有看头。饭桌上金财铃一句狠话扫过去，金多多一个饭碗扣下来，口舌与拳脚的争执就有了势能差，要等金财铃一记耳光与金多多一勾眼神的交锋，才算势均力敌。

这样自认为看得清的母亲，强硬地要「替」似乎看不清的女儿「当母亲」，这就戳破了母女关系的悲剧性，同时，赋予了日常惨淡一个触底反弹的可能。

在反弹之前，金财铃是以家庭主妇的身份在惨淡着，但就像万千同类，她把负面情绪揉到了家务事里，久而久之就失去了好好表达的本能。

其三，演多了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周迅，这次演的是一个浑身烟火气的主妇。她很娴熟地在大排档炸油条，在厨房里做饭，很自然地坐在电动小三轮上，或是挺着肚子跟邻里打交道，整个人都泡在那世俗的日常里了。吃饭时筷子掉地上了，她自个儿捡起来，用手反复地擦，方才察觉女儿堕胎的惊诧、恼羞甚至释怀说不出口，便都化作对待筷子的力道，一搓一拧，全是无比生活化的处理。

不只是这些持家营生的工作，她对一家三口的操持还在着装打扮上。她是不甘于平凡的，但是视野格局摆在这，节俭操持的性子就让她在地摊货中寻找名牌的替代品。尤其是马福礼，被捯饬着穿上土潮的山寨货，被屁哥（贾冰饰）一比，尤其显出大俗的寒碜。这反差的寒碜，又是金财铃无从感知却又极力掩饰的，她只求全家人威威风风齐齐整整地穿洞洞鞋，做比邻居高半等的人物，一旦看到金多多舍弃了这身装扮，就能嗅到避无可避的家庭变动。

周迅就用这种生活敏感性，赐予金财铃粗中有细的血肉。也由此，放下自我的她，整个人藏到了普通的家庭主妇体内，不再任由自己强大的个人气场，把观众的注意力锁定在自身。她与那个小村镇，那个小家庭，很贴切地融合在一起，体现出比以往更加强大的适配性。

这适配性，又让她跟这部荒诞喜剧相互成全，这就是她的第四个突破点。喜剧她当然演过几部，比如《撒娇女人最好命》《我的早更女友》这些都市喜剧，是以乖张、闹腾的表现形式为主的。但整体上，她涉足更多的还是正剧，走入这部没那么多商业气息的荒诞喜剧，呈现黑色幽默就不能倚赖刻意的搞笑。

《撒娇女人最好命》

周迅倚赖的是反差，是出人意表。金财铃的形象给了她一套做「悍妇」的铠甲，她就能在台词、动作上叠加不同以往的表达。特别是，谁能想象身形娇小的周公子会手抄笤帚，把牛高马大的马福礼打得吱哇乱叫呢？谁又能想象自带「高冷」气质的她还会挺着枕头肚子，到舞台上「三俗」地顶撞胡昆汀（大鹏饰）呢？

想象不到就对了，就表示桥段依然新鲜，演员跟演员的对手戏仍有互相激发的空间。在这样的故事里，个人气质与角色设定之间的距离越远，给观众传递的喜感就越大。周迅的挑战，就是在不断加码。

同一个时空存在那么多喜剧、相声演员，她又能以不相同的姿态，跟他们之间构成错落有致的喜剧效果。比如牛犇，演员与角色的属性都是火热的，跟周迅与金财铃刚好相反，但是二人的对手戏也特别合拍，周迅是顺着对方的反应去反应的，别人外放一步，她就内收一步，等对方需要她的热烈时，再增加语气、眼神与体态的温度，像是融冰，但是自己把握着尺度与速率，要极其经验老道，才能控场，不致于造成不协调的观感。

其五，这也是为什么在如此一个舞台化的故事里，她这个原本就是为摄影机而生的演员，也能够浑然自若。舞台是需要夸大的，张扬的，上了台，周迅就有了台上的样子，动作是剧烈的，主动的，语气是撒泼的，顿挫的，旁人把质疑、反攻抛过来，她就一一借力打力，承担得了那份聚焦。

下了台，她就藏到生活流中，用微表情来传情达意，把一个个特写扛下来。在第十回末尾，明知小马被流掉了，她也还是对着马福礼的幸福畅想强颜欢笑，笑着笑着，把自己的心情给笑了上去，一曲《甜蜜蜜》定格了这个笑容，被生活碾压过的人，也许都能读懂当中的疼痛、温存以及坚韧。

能在一部戏里无缝对接两种表演风格，周迅做到了。

我们都知道，演员是一个限制很大、非常被动的职业。在内，外形、年龄、性格、气质全都是制约，很多时候出师未捷身先死，并非因为经验或演技的匮缺。在外，讲究的是机遇，而机遇关乎市场环境、人脉、观众缘等等。种种因素交织在一起，演员能够选择的空间非常小。对绝大多数演员而言，可以做到顺势而为，甚至把握潮流变动、钓出潜在机遇，都已经算是难得了。

周迅的了不起就在于，她不仅拥有超凡的天赋，并且能将其运用到极致，成就演艺事业的辉煌，更是能够突破各种先天条件和规定戏路的限制，超水准完成很多我们认为她做不到的事。

为什么她可以呢？

如果说演员的身份是一个形状固定、边界有限的容器，「周迅」是一个被各种标签框定的载体，那么，周迅作为一个真实面对自己、勇敢探索生活的人，每一次拍戏，就是在试图覆盖之前的痕迹，破除那个容器的束缚。

这种表演上的「越界」，愈过火，愈叫人上瘾。但是，中年女演员接戏难始终是一个行业的宏观问题，就如秦昊透露过的，就连周迅，一年也碰不到几个合适的好剧本。

不合适，那就将它变得合适，演员要学会把自己的路走宽。经此一役，周迅何止多了五条戏路。

问题又不止在剧本，演员人设的老本会被耗光，表演运用的灵气也会见底，唯独真实生活，以及活生生的人是没有边界的。对「自由」充满渴望的周迅，一直在策马奔腾，等她千山万水踏遍，依然能找到下一个高山远水。

陈建斌评论周迅，「就好像一瓶度数非常高的酒，一瓶陈酿，你必须把这跟好酒的人分享，你会知道演员身上蕴藏的醉人的魅力。」只消醉过这一回，谁又舍得酒醒？

这不是陈建斌第一次当导演，前作《一个勺子》豆瓣7.7分，拿到金马最佳新导演奖。当时，金马执委会执行长闻天祥评价他：“陈建斌完全不是演戏演多了想当导演，而是有极大的格局和视野。”

这回他的野心真的很大。

阵容豪华的《第十一回》

朕搞过先锋话剧

虽然观众认知度最高的角色是《甄嬛传》里的四郎，但陈建斌最早是演舞台剧的。

话剧对陈建斌的影响很深。直到现在，他最引以为傲的经历还是曾经演过先锋话剧。

在出演先锋话剧《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死亡》之后，他说——

“当我演完这个戏之后，我觉得一切都变了，在这以前，我对艺术的理解是模糊的。”

《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死亡》

舞台剧对于陈建斌的影响也延续到了《第十一回》中。

电影中有两条线，一是在舞台上——话剧团排练话剧，马福礼不断阻挠；二是现实生活——再婚妻子和女儿关系紧张，马福礼不得不周旋于两人之间。

舞台部分，大鹏饰演话剧团导演胡昆汀，春夏饰演新人演员贾梅怡，他们两人的表演都是夸张且外放的，台词的话剧味儿也很浓。

胡昆汀酷爱掉书袋，张口闭口都是莎士比亚等大师的语录，贾梅怡也会对着马福礼说“你冒犯了我的自我”之类的高深台词。

现实部分，马福礼在得知自己的案件要被改编成舞台剧之后，咨询了律师和被害者的弟弟屁哥。

对于马福礼要不要翻案这问题，律师和屁弟完全持相反意见。但相同的是，两人的台词都是舞台剧化的，不写实，人工表演的痕迹非常重。

贾冰饰演的被害者弟弟屁哥

对于《驴得水》这样的话剧改编电影来说，太像舞台剧是贬义，导演依旧在用舞台剧的逻辑拍电影，无论是剪辑还是镜头调度，都看不到任何属于电影的技巧。

但对于《第十一回》来说，过重的舞台剧感并不是致命伤，反而成为一种风格，与电影荒诞的喜剧形式相得益彰。

大师语录挂嘴边的胡昆汀，在喝醉酒后对着话剧团保安来了一段彼得·汉德克的《冒犯观众》。

虽然是在一本正经地念严肃文学，但这种与现实格格不入的夸张做派显得十分可笑。

背诵《冒犯观众》的胡昆汀

这种荒诞的黑色幽默时刻遍布全片。

窦靖童饰演的女儿金多多，年纪不大，风轻云淡地在楼梯间告诉马福礼她怀孕了，怀的是一位已婚男人的孩子。

父女谈论打胎事宜的期间，还有耳背的邻居大爷走上走下，穿梭其中。

楼梯谈秘密的父女

金多多不愿意打胎，周迅饰演的金财玲为了保护女儿不得不假装怀孕。

金多多不屑母亲的保护，直呼孩子生下来不得管外婆叫妈？管妈叫姐姐？管杀人犯马福礼叫爹？

整部电影没个正常人，一群异类搭配得非常和谐，故事在荒诞感和话剧腔中稳步推进。

被遮蔽的真相

对很多导演来说，能做到辛辣讽刺的荒诞喜剧已经很难了，但陈建斌并不想止于此，他有话要说。

某种程度上，马福礼和导演前作《一个勺子》里的拉条子是同一个人。

轴、执拗、一根筋。拉条子一根筋地寻找傻子，马福礼寻找的则是历史的真相。

他知道自己没杀人，那剧就不能这么排，排了就是扭曲事实。

除了金财玲，没人相信马福礼。话剧团的人不把他当回事，他们可以为了钱和领导改剧本，但不会为了区区一个马福礼影响“创作”。

马福礼也使路子、走后门，试图干预创作。可惜找的小保安苟也武人微言轻，不仅没帮上忙，还落个写检讨、扣工资的下场。

当众检讨的苟也武

在苟也武的建议下，马福礼计划搞臭创作者名声，找胡昆汀和贾梅怡偷情的证据，没想到证据没找到，反遭文艺工作者贾梅怡一顿理直气壮的臭骂。

话剧还在排练，马福礼仍然被视作杀人犯。他是整部舞台剧的主角、原型人物，但没人在乎他的感受，也没人在乎他的真相。

与马福礼形成镜像对照的，是话剧团的导演胡昆汀。

他追求的是导演的尊严，是一出好戏。然而，谁都有权对话剧指指点点，唯独他没有。

孤立无援的导演

卷宗上白字黑字写明凶手和杀人理由，但当事人不同意，百般阻挠排练和演出。

当事人马福礼之后，是资本的干预。被害者的弟弟屁哥资助剧团20万，想把剧情改成马福礼妻子勾引他哥哥。

想要改戏的屁哥和团长

胡昆汀义正严辞地拒绝：戏剧是属于观众的。团长却说：屁哥不也是观众吗？

剧本被改，重新排练。

资本之后是上级压力。领导看了话剧，不满里面对于妇女的塑造，认为价值观导向错误，于是剧本再次被改，再次重新排练。

这位演员也是真领导

一出戏被改来改去，不但没人在乎原型人物马福礼，也没有人在乎胡昆汀，更没有人在乎真相。

只有贾梅怡。饰演妻子的她为了找到角色正确的感觉，寻来了30年前的那辆拖拉机，问了死去妻子的表姐，才还原了拖拉机杀人事件的真相。

最后观众才发现，就连亲历者马福礼，也只是了解他看到的部分事实。

电影中有一块夺目的红布，那不仅是话剧团舞台表演的道具，也像导演在暗示观众，红布遮盖了历史的真相，我们并没有看到事实的全貌。

真相藏在红布下，真相刻在拖拉机上，甚至不用废力气就能找到。但没有人愿意找。

一个用心的创作者，却可以还原、呈现真相。

电影另一个特别的设定是名字。

话剧团中，大鹏叫胡昆汀（昆汀·塔伦蒂诺），春夏叫贾梅怡（梅丽尔·斯特里普），大鹏妻子宋佳叫甄曼玉（张曼玉），话剧团保安叫苟也武（北野武），都是一些电影人的名字变体，日常生活中很少见的名字。

而另一边的现实中，陈建斌叫马福礼，周迅叫金财玲，窦靖童叫金多多，很接地气。

有趣的是，随着话剧团的排练，戏剧越来越真，生活却越来越假。

在贾梅怡的调查下，话剧最后呈现了当年案件的真相。舞台上是真的。

金财玲为了掩盖女儿怀孕的事，不得不假装怀孕的是她，马福礼也协助她一起演戏骗邻居。生活里是假的。

我们的生活不见得可信，但一部电影、一部话剧却值得相信，只要那个创作者去追问、去思考、去查证。我们总会发现真正的历史。

尽管陈建斌说自己现在还只是业余导演，但从《一个勺子》到《第十一回》，没有人会否认他作为导演的才华。

他有好的导演能力，也有旺盛的表达欲，在华语电影的维度，这真是一件十分难得的事。

希望四郎还能继续说话，继续有野心地拍下去。

文/JOJO

如果说大部分电影都是没话找话或无话可说的，那么陈建斌的电影绝对是有话要说的，而且是有很多话要说。

《第十一回》是他第二回做导演，很显然，这五年来他积攒了大量思考，并且毫无保留地装进了这部电影里。

结果是陈建斌玩嗨了，影迷们也看嗨了。

下面，我就我看到的一些角度，给你拆解下这部表意丰富的电影。

01 难产的艺术

从最浅层的文本看，这部电影在讲述艺术作品诞生的艰难过程。

话剧团的年轻导演胡昆汀正在排练新剧《刹车杀人》，该剧改编自30年前的一桩拖拉机杀人案。

按理说，创作应该是件很单纯的事儿，可胡昆汀却遭遇了重重磨难。他的舞台不断被闯入，剧本一再被篡改。从他身上，我们得以窥见当下创作者的普遍困境。

第一个闯入者，是原事件中的“杀人犯”马福礼。他来的理由很简单：我没杀人，你们按我说的改改？

两边对话的一幕，极富象征意味。

一边是演员们，坐在台上；一边是马福礼，坐在台下，中间隔着不近的距离。简直是把“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这句话，直接拍给你看。

但很显现，马福礼并不这么认为，在他看来，你们演“我”，我就有权指手画脚。但问题是，若每个原型人物都保有艺术作品的最终审查权，又何来创作自由？更狠的角色还在后面。

先是死者的弟弟赶来，直接拍下20万块钱，要求改戏；后是市领导看了排练，对“男女乱搞”的戏码很不满意，提出了若干条修改意见……资本、权力粉墨登场，进一步抹杀艺术的独立性。

再加上话剧团内部的重重掣肘，演员罢演，员工闹事，领导甩锅……使得艺术不断偏离艺术本身，沦为一场闹剧。

何以至此？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在所有人眼里，艺术从来就不重要。它空有个冠冕堂皇的名字，但比起真金白银、领导仕途、社会稳定来，它什么也不是，它随时都可以被利用、被粉饰、甚至被牺牲。

更令人莞尔的是，胡昆汀因出轨女演员贾梅怡而被扣上了“劣迹导演”的罪名，惨遭封杀。这所有的过程，我们简直不要太熟悉。

最终，命途多舛的话剧终于公演，而代价是胡昆汀必须放弃“导演署名”。那时的他，剪掉长发，如阉割掉自身的艺术理想，以一个乖怂的形象泯然众人。

如此荒诞，又如此真实。

02 渐隐的真相

如果我们把眼光从艺术拉回现实，这部电影实际也在讲“真相的难以抵达”，就像《罗生门》所揭示的那样。对于30年前的拖拉机杀人案，影片先后提供了四个不同的故事版本。

最公认的当属“官方说法”，即卷宗的记载，大致如下：拖拉机于斜坡上发生故障，驾驶员李建设和马福礼的妻子赵凤霞钻到车底修理，结果二人趁机偷情，被马福礼发现，盛怒之下，他松开脚刹，致使二人殒命。

事实清晰，但稍一琢磨，发现不对，这简直不合情理。其中最让人难以理解的就是李建设和赵凤霞俩人为什么会在那样的场合偷情？

可是卷宗并没有回答这个疑问。

随着案件被搬上舞台，重现于大众视野，知情人纷纷登场透露背后的隐情。首先登场的正是马福礼，他否认杀人，称一切只是意外。而他当初之所以认罪，是因为发现妻子偷情，碍于男性尊严，才把意外故意夸大为“复仇”。

紧接着登场的是李建设的弟弟屁哥，在他的讲述里，马福礼无疑还是杀人犯，只不过哥哥的越轨行为完全是出于赵凤霞的勾引。而在赵凤霞表姐的讲述中，李建设和赵凤霞则成了一对被拆散的恋人。他们并非偷情，而是真心相爱。

所有人都在依据自己掌握的信息以及秉持的动机和观念，对同一个故事做着私人阐述。而真相、历史也就在这个过程里被蒙上了无法拨开的迷雾。

该如何抵达真相？陈建斌相信：艺术是可以依赖的途径。正如影片最后，当马福礼站上话剧舞台时，在破旧的拖拉机底部，他得以拂去历史的尘埃，窥见迟到的真相。

那一刻，拖拉机的实物与其象征物“一块红布”同在，仿佛在说：艺术的真实，或源自真实的艺术，可以带我们重返历史现场，使渐隐的真相复现。

03 身份的焦虑

前面说了艺术，也说了现实，但要问《第十一回》最核心的表达，实际存在于两者的间隙中，即艺术与现实的关系。

影片借胡昆汀之口，讲了一套表演理论，大致是说，演员有两个“我”，一个是“本我”，即真正的自我；一个是“理性的我”，即构建出来的角色的自我。两者构成一组镜像关系，就像人照镜子，镜子里的你不是真的你，而是一种理想的投射。

类似的镜像关系在影片中无处不在。如前面所说的真相与故事的关系，原型事件与艺术作品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如果把生活本身看成一场盛大的表演，那么我们每个人实际都是角色。这就触及到《第十一回》着力探讨的话题：一个人该如何确立自己在生活中的角色？换句话说，该如何通过界定“我是谁”，来获得一种自主性？

记得姜文曾经说过，他拍《太阳照常升起》就是因为过了四十岁，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在生活里有无数角色，但到底哪个才是真正属于他的，他并不清楚，于是开始焦虑，于是才有了《太阳》的创作。而陈建斌作为姜文的师弟和“同类”，在相似的年纪也开始了同样的思考，而这一思考的结果，最终落在了马福礼的身上。

马福礼活了四十来岁，突然间晃范儿了。

他根本不清楚自己的角色，相反，一群人在替他做着定义。杀人犯、说谎者、王八蛋；律师怂恿他做个“讨回尊严的强者”，屁哥劝他做“四大皆空的修行人”……面对这些角色，他无力拒绝，更无从选择。正如面对监视器，当无数屏幕投射出高矮胖瘦各不相同的自己时，犹如无数个“自我”反噬自身，令马福礼感到阵阵眩晕。

回到家里，妻子出色扮演着“虎妈”的角色，女儿扮演着“叛逆少女”，只有他像是多余的。此时，“镜子”这一意象再次成为点睛之笔，圈出了马福礼的尴尬处境。只见，当一家三口同坐在餐桌前时，妻子和女儿在镜中都有成像，而马福礼面前却空无一物。

他是个“无像之人”，他除了一个毫无主见的本我，尚无理想之自我。

一地鸡毛的折腾之后，他甚至以一张“死亡证明”直接否定自己的存在，并借此摘掉“杀人犯”的帽子，还女儿清白的生活。

吊诡的是，正是这一“自杀”行为使得女儿（实为继女）最终接受他，于是他得以拥有一个崭新的身份——一个真正意义上有担当的父亲。尽管他不是多多的生父（父亲A），但在“父亲B”的角色里，他终于找到自己的定位，并重获了生活的信念感。

其实也不止马福礼，片中的很多人物都有着类似的经历。贾梅怡在扮演赵凤霞的过程里，渐渐明白何为爱情；金财玲在扮演“孕妇”的过程里，收起责骂，成为守护女儿的母亲；最特殊的是金多多，她因意外怀孕搞得家里鸡飞狗跳，母亲为了掩护她，假装自己怀孕。而最终多多拿掉了孩子，换成一个枕头，这看似多此一举，但从她涂抹的口红我们知道，她在扮演一个成熟的怀孕女人，那正是当年的母亲，她以此体认着母亲的不易，她重新成为她的女儿。

而这一切转变的最终达成，都发生在影片的“第十一回”。

04 彩蛋的奥秘

《第十一回》的全片采用章回体结构，横跨小说、戏剧、电影三个媒介，构成对生活的三重镜像。它试图告诉我们：生活本是一场表演，而人人都是演员，重要是找准角色，好好发挥。

作为一部信息量巨大的电影，陈建斌巧妙地将各条线索融合，使其自圆其说。这是很难得的。

而更令人惊喜的是片尾彩蛋，第一个片段与影片的开场镜头形成一组鲜明的镜像关系，开场镜头是从人物的头拍到脚，而彩蛋是从脚拍到头，仿佛一切又回到故事的原点，有如轮回一般；最后的彩蛋片段是一个超现实段落，主人公马福礼以话剧方式重回杀人现场，只见漫天红雨落下，仿佛一块巨大的红布，遮天蔽日。 这一系列彩蛋构成强烈的间离效果，将原本封闭自洽的前面十回故事，重新打破，形成一个开放式的收尾。

这一近乎冒犯式的处理，恰恰暴露了陈建斌的创作观。仿佛在说：别指望电影给你任何明确的答案，特别是当你觉得答案已经确定无疑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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