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疯人院

现在流行一个片子叫越狱。越狱我没看过，昨天看了一个飞越疯人院，着实把我吓着了。
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 Cuckoo, 布谷鸟。我查了金山词霸，它还有一个俚语的解释，是疯疯癫癫的人。Cuckoo’s nest 就是疯人院，很贴。
McMurphy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进入疯人院。他不是个通常意义上的好人，偷懒不好好工作，未经允许就说话，与未成年少女发生关系。这些举动就足以让人认为他是个疯子。可他自己是振振有词不以为然的，反而想当然的认为疯人院总比劳改场要好。
在这里他遇到了一大堆的疯子，有狡猾世故怀疑自己妻子出轨说话很逻辑还喜欢扯到宇宙与人的Mr. Harding，有说话结结巴巴妈妈严厉求婚受挫不敢长大的小男孩Billy，有懦弱爱激动地Mr. Ches，有又聋又哑又蠢又个大的印第安Chief……一大堆疯子（nuts），生活在这个封闭的空间里，他们接受的治疗，就是护士长Nurse Rachel(具体怎么拼的没记清)表情和蔼却内心冷漠的座谈，毫不怜惜的挖掘着每个人的伤疤。他们每日就在护士小姐按时发放的药片，扑克牌和大富翁中打发着时间，耳边始终回响的是舒缓美妙却压抑的音乐。
起先我不喜欢这群疯子，高的高，矮的矮，胖的胖，丑的丑，沉默的，结巴的，傻笑的，跳舞的。可后来，当他们对着一台没插电源的电视机，伴随着Mac的解说又跳又喊的时候，当篮球乱打一气却赢了的时候，当Candy问他们，Are you all crazy? Mr. Ches开开心心的点头时，当他们抱着一条大鱼耀武扬威时，饿滴神啊，这真是一群可爱的疯子。
故事到了最后，离自由只有一步之遥的Mac和Chief，平安夜的狂欢，甚至结束了童男生涯的Billy，我以为这部电影会像肖恩克的救赎一样有个胜利大逃亡。可我，智商也就这点，远远没有猜到结局。直到现在，我也没搞清楚这个问题，Mac有那么多跳出窗子的机会，他为什么没走呢。
统治者回来了，一切恢复了秩序。只是还没有跳出自己心结的Billy割断了颈动脉，Mac……
开始时我没看懂他们到底对他做了什么，后来上网查了，才明白这帮人多没有人性。
Mac从一个鲜活的人，一个疯子的领袖，变成了只会走路，会睁眼，目光空洞的真正的白痴。Chief杀了他，我知道如果Mac还有一点能力的话，他也会这样选择的。怎么能忍受生命受到这样的污辱，不自由，毋宁死。
疯人院是这样的地方，正常人会疯，疯子也不被允许痊愈。
在一个既定的环境中，反抗和斗争总是徒劳的。一次又一次的印证，最后留下的只有他的这一句，I tried, at least I tried.
有人说他在影射社会，有人说即便片子在今天排，我们国家也不会引进的。
这些我不懂，我是很乖的医学生，不问政治，也不懂政治。
当我看到Chief抱着Mac，像抱着一个弱小的孩子的时候，当我打下这些话的时候，我还是哭得很伤心。

看完电影的结局，我非常震撼和感动。但仔细考察这部电影的环境和演进，我认为是这并不是一部完全歌颂革命和自由的电影，虽然它包含着反抗精神和自由精神的因素。
　　
疯人院是精神病人的聚居地。男主角麦克默菲进入疯人院之前，这里秩序井然，医生和看护们与病人互道早安，按时娱乐，服药，开会和自由活动，偶尔还组织出门游玩。病房里经常播放着悠扬的轻音乐，护士长瑞秋虽然并不友善，但足够专业。从表面上看，这里是精神病人的庇护所，但它外表的温情脉脉有一个严酷的基础：所有病人都必须严格遵照既定的规则生活，不得反抗或怀疑医护人员的意志，否则就会受到电击甚至切除额叶的“治疗”（惩罚）。
　　
麦克默菲的到来打乱了这一切，他是启蒙者的化身。他开朗热情，天性无拘无束，对生活和人群有一种本能的热爱。最重要的是，他并不把周围的人当作真正的疯子，而把他们当成和自己一样的正常人，对他们有种兄弟般的感情，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应当和他一样享受人生。“你们和那些街上的混蛋没什么不同”——这就是麦克默菲对同伴的态度。因此，他和缄默耳聋的酋长说话，教他打篮球，教大家玩牌赌钱，甚至略施小计，把他们带领出去进行了一次海上钓鱼。
　　
于是我们看到，“疯人”们的自我意识开始逐渐苏醒了，疯人院逐渐出现了生机。最明显的表征是，他们开始表达自己的意见，开始“提问”了。我们看到，最初一次会议的讨论环节，几乎是护士长的独角戏，病人一律沉默，麻木不仁。但后来，他们开始思考自己的生活并提出各种问题，一次比一次热烈。“比利不想谈论的问题，为什么要逼他回答？”“为什么宿舍在白天和周末要锁起来？”“为什么我不能得到我的香烟”
　　
为了看棒球大赛而进行的两次投票已经体现了这种苏醒：第一次，麦克只得到了犹犹豫豫的三票，第二次却是全票——民众的民主素质是在民主实践中提高的。当然，护士张瑞秋压制了这种病人们妄想主宰自己部分生活的行为，虽然两次投票都是她这个实际上的独裁者首先提议的，但显然——独裁是不可能改变的，民主不是目的，只是手段。
　　
引起香烟争端的第三次会议达到了一个高潮：“你们有什么权利把我们的香烟扣留在你们桌上，只当你们心情好的时候才发一包？”要注意契奇维克歇斯底里时的一句台词：“我不要他的香烟！我也不要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香烟！我甚至不要你（指麦克）的香烟！我要我的香烟！我的、我的、我的！”
　　
这里强调“我的”，其实在强调一种天然的合法性，强调人的自然权利，也即“天赋人权”的觉醒。
　　
在这一次香烟争端之后，一直沉默的酋长开口说话了。作为疯人院里一个真正健康的正常人，酋长代表的是社会中真正的清醒者和理性者，对环境具有理性的洞察，因而选择了装聋卖傻，默默地过着自己的生活。他不认为自己具有反抗或逃走的能力，但他的沉默并非出于麻木，而是代表拒绝：拒绝与权力或体制发生关系。而麦克也看出了这种洞察，所以他力邀酋长一起逃跑，“只有我们两个”。
　　
然而，麦克的计划失败了。他的计划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他一直在独善其身和成为领袖这两者之间徘徊。理性告诉麦克，他不可能成为这样的领袖，但他不由自主地完成了对病人们的“启蒙”之后，潜意识里又无法完全抛弃他的同伴（他们弱于他）。因此，他一次又一次地错失逃跑的良机，并且被比利——这个享用了麦克的友谊和女人的年轻人——出卖。
　　
让麦克致命的行动，并非是他的最后一次“Party”，也不是他“诱使”比利与女伴发生了性关系——类似的麻烦他已经惹过很多次了——而是他对护士长瑞秋的攻击。这时候，强权者暴露出了其容忍的底线：一切想要威胁其存在的人，必然会受到最不公正的、最严酷无情的报复。
　　
比利遭胁迫自杀的悲剧发生以后，护士长说了一句话：“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回到日常秩序。”于是，疯人院里，“时间永是流驶，街市依旧太平”，病人们照常打牌、赌钱、吃药，偶尔谈起麦克。风波过后，英雄对于民众，已经成为过去式和茶余饭后的谈资。只有酋长，还在苦苦等待麦克的归来。然而，他等来的却是一个被施加脑部额叶手术的、没有灵魂的麦克。麦克的精神被杀死了，麦克也就随之死亡了。
　　
这时，酋长身上的力量复苏了，“我感觉自己像山一样强壮”。他用枕头闷死了被“改造”过的麦克，独自一人，举起了那个麦克不曾举起的水箱，重重地砸向疯人院的玻璃窗。他高大修长的身影在晨曦的微光之中，在灰蒙蒙的天空下的荒原上大步向前，渐行渐远。
　　
当强大的极权已然稳固之后，历史就形成一种难以抗拒的惯性，如同疯人院那张“精心研制”的作息表一样，这就是秩序的力量。在疯人院里，秩序给予病人们保护，同时也造成他们被彻底剥夺自由的现实。民众是具有疾患的。他们热爱英雄，但同时软弱无力、畏惧强权、只重视自己的利益、无原则可言。而且，正如李普曼说，民众是需要被统治的——“我确实知道，对同居于一国或一地的人群来说，最大的必需品莫过于被统治，如有可能便实行自治；如蒙天赐，就受廉明政府的统治，但无论如何，非被统治不可。”当自由与秩序（权力）进行博弈的时候，其实是“利益”站在天平的两端。而权力掌握着所有的资源，自由手里则空空如也，高下立判。因此，疯人院依然存在，而且还将存在漫长的时光。然而酋长毕竟代表着一种希望，一种实现理想的希望，尽管模糊，尽管在寥廓的原野上，他白色的身影只是沧海一粟。

一除手铐就像个疯子一样狂吻了狱警的麦克显然对于疯人院这个安排还是感到相对满意的，他甚至打算在这里建立一种正常化的生活，包括教酋长打篮球，和一群疯子们玩扑克21点，直到他渴望用民主方式获得看棒球实况转播的愿望被专制粗暴地镇压了之后，麦克第一次萌生出了逃离疯人院的念头。

就像孩子不被允许做作业的时候听收音机于是开始和大人作对故意慢吞吞写字一样，麦克的初次觉醒显然更多的是一种孩子气的泄愤与不满，包括他扬言要举起笨重的洗手台砸碎玻璃的大力士出逃方案也注定是要失败的。他催头丧气地走出浴室，喃喃自语：At least I've tried。有多少次，当我们被不公正地对待，当我们视欺凌于无睹，当我们主张被拒绝，我们曾有过应有的质疑吗？我们曾有过费劲心力动员周边的人一起去争取去反抗吗？亦或是我们渐渐同化成为疯人院中沉默的大多数。

事实上，逃离疯人院并不难，为了证明这一点，麦克轻而易举地翻过铁丝网跳了出去，不过这个时候的他还只是那个没有被允许听收音机的小孩子，他的第一次也是唯一成功的escape只是为了带着这群只会在疯人院里发发牢骚YY一下出逃的疯子们出去见见世面。他就像个组织春游的老师一样跟自己的学生们享受了一次美妙的出海钓鱼，再满足地回到那个没有生气没有异议的模式化专制生活中。

然而和谐一旦被打破，就像平静的水面涟漪四起，连一贯胆小的比利也开始向母亲一般严厉的护士发出结巴的质疑，在麦克的带动下，精神病反抗联盟初见雏形，并有愈演愈烈之势，是该给不安定份子一些苦头的时候了。

野蛮的脑部电击固然痛苦，但没有什么比得知自己的自由是掌握在护士长那个变态女人手里更让人绝望的事情了，另一个可笑的事实是：想出去的出不去，却一些随时可以离开的病患，放着自由好日子不过偏要在疯人院做一头驯良的草泥马，这一切加速了麦克的觉醒，使他终于明白，必须逃离疯人院！

大好机会终于来了，被色诱哄骗的守卫把自己关在监护室里，因为砸了工作苦闷得酩酊大醉，而精神病患们在医院里喝着红酒跳起了舞蹈，铁丝网被移除，窗户门大开，麦克用调侃的口气说：It an't take very long,you know what I mean。他是指比利的成人仪式不会太长，对这样一个害羞又胆小的男孩，麦克有如长兄一般慷慨地把自己的女人赠与他一晚，可没想到这仪式漫长得让麦克错过了最好的出逃机会。他自己竟然等着等着趴在地上睡着了。与其一厢情愿地责怪比利的误事，不妨注意导演此时安排的长达数十秒的近焦特写。画面久久停留在麦克酒后疲惫黯淡的脸上，他懒散的耷拉这眼皮，如果不是他眉间一次敏捷的跃动和嘴角扬起的一丝不为人知的微笑，你只会当他是快要睡着了。他在想什么呢？他自语着“等他到了加拿大.....”那停顿之后是什么呢？他是在规划出逃后的生活吗？他在那一刻究竟是留恋起疯人院虚假的安稳还是在担忧出逃后不可知的生活艰辛？当现实逼迫我们不得不改变的时候，又有多少人是义无反顾地接受挑战而没有丝毫犹疑的呢？

天亮了，放纵过去，一切又回归专制。看到比利从自信到怯弱到绝望与恐惧，麦克再一次找回了头脑：他可是要逃出去的人啊！于是，他不顾一切地去开铁网的锁，这就跟已然战败的勇士还要用没有弹药的空枪去做最后的一搏，而他的面前是代表权利象征的粗暴守卫，他让步了，就在他慢慢放回钥匙的一刹那，比利的自杀打破僵局，赋予了他最后一次绝佳出逃良机。守卫不得不跑去处理紧急状况，女人们在窗外呼唤他，而他只犹豫了片刻便坚定地向自由说了诀别。

不管这个世界多么可怕，多么无理，多么令人失望，支撑我们继续生活下去的动力是因为这里有仍然那么多我们爱的人，构成了我们生命的意义。疯人院里未尝没有人间的真情，然而，在这样一个懦弱到只会服从的苍白空间里，曾经构筑的感情，曾经有过的抗争，终究会慢慢淡去，就像结尾处，四个看似正常的疯子又凑在一起若无其事地玩起了扑克，桌面上的一点黯淡的血迹尚未完全褪去，人们已然忘记了曾经发生过的一切，麦克是逃走了还是在楼上，已经没有人关心了，因为，我们安于现状的天性最终会让我们放弃一切质疑与改变的念想，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感谢肯·克西最后让酋长跑了出去，他稳若泰山的强健背影，让我感受到了一丝苍劲的鼓舞。

1989－1990年，北京摄影师吕楠历时两年，走访了全国十个省市38家精神病院和上百个精神病患者家庭，完成了一部名为《被人遗忘的人：中国精神病人生存状况》的摄影集。他在文案里记录了自己第一次去医院拍摄时的一件事。在北京安定医院一间病房，有一个病人正往外看，他想拍他，这时病人突然走过来，那病人很壮，吕楠本能地用手护住头，脑子一片空白，这时，那病人却伸出一只手来，要和他握手。他被病人的友好和善良深深触动，此后，在他的心目中精神病这一概念也发生了转变。

在观看影片美国经典影片《飞越疯人院》的时候，我一再的想起这部摄影集里那一张张定格着活生生的精神病人形象照片来，那些安静微笑的少女，那些穿着蓝白条纹病号服的眼神呆滞的男人，那些关在石头屋子里，被铁镣锁着的，被捆在树上的因狂躁而遭受特殊 “待遇”的病人。同时被唤醒的还有一部著名的日本电影——《梦旅人》。掐死孪生妹妹的可可，与失手杀死了屡次侵犯他的变态老师的卷毛，还有活在自己世界里的妄想症患者小悟，在精神病院这个特殊的地方他们结识并成为了好友。在经历了对医院的压抑生活徒劳地挣扎后，某一天，这三个青年爬上了医院的围墙，他们沿着围墙走啊走，决定去寻找梦中的世界末日。他们没有任何恶意也不想打扰到任何人，他们只是满怀憧憬地行走在一道窄窄的围墙之上，行走在社会边缘与疯人院的夹缝里，清醒着的身体载着做梦的灵魂去追寻某种救赎。

欧文·斯通在为荷兰画家梵高写的传记《渴望生活》里曾描述过梵高精神病发作后住进圣雷米休养院的场景，各种各样的精神病患：吵闹不休的，不停把自己的衣服剥下来的，把面前每一样东西都毁掉的，像兽一样嗥叫的，总想自杀的，迫害妄想症的，还有喜怒无常的癫痫病人们。某一些暂时性发作的患者结成小的团体，形影不离，他们在各自发病时互相帮助，并保持着无比的耐心，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明白，不久之后就该轮到自己了，那时他也将需要自己同伴的帮助和容忍。在这些患者意识清醒的时候，他们接受自己身患疾病的事实，并克服对它的恐惧，把彼此的疯癫看成像肺病或者癌病一样的身体病变。

我掉了大半天书袋的真正原因，或许是我仍然迟迟难以为《飞越疯人院》这部电影动笔写影评。不得不承认，这部片子给我已有的观念带来了很大的冲击，我甚至无法给这部有口皆碑的影片做一个简单的五星评分。我不能只单纯的考虑它超越制度，超越文化的 “不自由毋宁死”的象征意义。因为它表现的状态，离我所学专业的关注点太近了，让我不得不正视它。

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在他1948年创作的政治寓言小说《1984》中为我们描绘了一个“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的极权主义社会。在那个白色恐怖的世界里，人民的个人生活，个人情感甚至是个人思想都要暴露在公共监督下接受亲爱的“老大哥”的审视。所有有活力的头脑都被禁锢了，尽管此时的社会外表看来无比的和谐有序。
麦克墨菲被送进来的前的疯人院，与这样的社会集体氛围有点像。
护士与病人互道早安，按时娱乐，服药，开会和自由活动，大家在安静的打牌，音乐是舒缓的，光线也很轻柔，表现好还能出门游玩，疯人院里的每一天都在这种既定的日程表下循环地上演。一切看上去都秩序井然，静谧安逸，除了有一种难言的压抑以外。

麦克墨菲可以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异端，还可能有一些反社会型人格障碍或者成人多动症的嫌疑。他自信，反叛，挥霍，激进，快乐至上，血液里充满了不安分的因子，恨不得每一分钟都在革命，都在游戏。在他的生命里，正如法国象征派诗歌的先驱波德莱尔所言“永久性的惩罚对得到一秒钟无限乐趣的人来说，又算得了什么呢？”

这样一个易燃易爆的危险品与病态僵化的疯人院相接触，对于彼此来说都会是一场灾难。

麦克墨菲用他的顽劣与桀骜试图应对所有想要将他驯服的清规戒律，他的出现像一块投入死水中的卵石，打破了疯人院死寂的湖面。只是与许多表现自由精神的摇滚电影或者政治电影不同，麦克墨菲的极端反叛行为并不是由于他接受了某种先锋教育或者摇滚精神熏陶，他对自由的渴望和依赖仿佛是与生俱来的天性，是上帝重新创造出来还给人类的品质。这种品质因为在现代文明过于平静的秩序中十分稀缺，所以非常诱人，贫瘠压抑如精神病人也会在他的鼓舞下享受到了正常人一样的对自身需求的满足和快乐。他带领病友外出捕鱼，晒日光，与女孩嬉戏那一段戏拍得非常感人。

疯人院最大的权力掌控者、规范的执行者和监督者是护士长拉奇德（赞一下她的扮演者，十分到位地刻画了这个角色），这是一位冷冰冰的清教徒一般的中年女性，在今日的眼光看来应该是那种尽之尽责、雷厉风行的职业女强人。这位从动作，神态，面部表情都透露着一种不近人情的冷漠的管理者，一面口头上时刻都挂着那种服务行业装腔作势温情僵硬的礼貌用语，一面不可动摇地维护着疯人院里的圣神秩序。她，及她一丝不苟的头发与白大褂，连同不停播放的、声响足以妨碍正常听力的“抒情音乐”，为这座死气沉沉的疯人院穿上了一件人道、慈爱、祥和的外衣。

尽管影片似乎有意将拉奇德塑造成为该片最大的反面角色，然而我对于这样一个曾任职于军队、从一名小护士熬到一间精神病院的护士长的女性还是不自觉的产生了同性之间的某种理解和同情。整日与精神病人生活在一起是常人无法体验的高压且枯燥的工作，或许她年轻时也是一位温柔仁爱的好姑娘，或许她曾无数次被发病的患者攻击过，无数次的为没能控制好一个忽然躁狂的病人而偷偷抹眼泪，但是她终究还是累了倦了，丢失了年轻时的爱心和耐心、笑容和理想，最终变得坚硬麻木。她是被权威制度同化和改造过的人，顺理成章地扮演了卫道士的角色，不可动摇地服从制度也不过是以一种最省时有效的方法执行自己工作职责罢了。说到底，她也一直囵于制度的压制之中，虽然是管理者，却也是牺牲者。

这部影片拍摄在70年代的美国，60年代时美国接连爆发的反战运动、黑人民权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嬉皮士运动、性革命等一系列政治文化运动兴起了一场反传统、反秩序、反主流的文化思潮，这股思潮几乎席卷了那个时代青年人的价值观，所以文艺作品中创作出麦克墨菲这样一个狂野放任气息十足、宁可咆哮着死，不愿屈膝着生的反叛权威者，自然也迎合了这种价值观念认同。

然而悖论在于，社会之所以称作社会，是有其约定俗成的社会文化认定和理想模式标准的。那些与正统的观念冲突，不受社会主流文化认可的行为就可能被界定为“异常”或者“疯癫”，而有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米歇尔•福柯在《疯癫与文明》阐释了他对“疯癫”的理解，他写道，疯癫的现代概念就是一种实施控制的文化发明：曾经被接纳为社会和荒唐人生一部分的疯子们被视为一种威胁，他们被隔离到了精神病院里，变得悄无声息。

当社会权威力量容不下那些不遵守社会规则的人时，就可能将这些主流之外的“话语权”隔离起来，把那些不接受标准束缚的异端边缘化，排挤到文明的暗角里，就可以理所应当的对它的存在视而不见。这种“精神病学”被统治者极端利用的例子可以追溯到斯大林统治时期的30年代的苏联。今年获得奥斯卡五项提名的自美国20年代真人真事改变的影片《换子疑云》中，也再现了美国的执法部门为了掩盖自己在破案上的失误，而将精神状况完全正常的女主角送进了精神病院的行径。令人深思的是，在精神病院里，几乎没有一位医生和护士愿意理会这个弱女子“我没有病，我是被迫害”的解释与诉求。她不得不在这种环境中安静下来，否则等待她的便是可怕的电击。

 20世纪六十年代，美国曾有过一场“反精神病学运动”，精神病学家Thomas Szasz是运动代表人物，他主张精神障碍与不合习俗的行为不一定是疾病或犯罪，认为所谓精神疾病是人为的“标签”，即是统治阶级和有钱人对穷人、持不同证件者和不遵从传统者的排斥。这个观点在现在看来尽管过于极端，但是对70年代的“非住院运动”有极大的促进作用。1973年，也正是该片开拍前后，《科学》杂志发表了一篇名为《神志健全者显身于非神志健全者之地》 的研究报告， 八位研究者假扮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的病人入住精神病院，经过7-52天被准许出院，但仍被院方作出了“缓解期”诊断，这项研究激发社会的反思，从此除非对社会有危害，美国社会不再强制精神病人住院。（关于这两场运动我几乎没有查到什么中文文献）

 在人道主义主宰社会主流价值观的今天，或许像用麦克墨菲最后被强制实施的“前额叶摘除术”那样手段来诊治精神病人的历史时期已经过去了，但是如何尊重精神病患者或者任何一类的“少数”人群作为一个人的权利仍然是我们需要思考的话题。

尊严、自由、平等是作为人类中每一个个体的基本价值，但自由从来就不是天生的，它是不断抗争的结果。精神病人有被社会妖魔化的历史，也曾被大众所遗忘，医务人员被贴上白衣天使的标签，却也曾利用权威建立一种不平等的倾轧关系。推而广之，无论是统治国家，管理医院，还是所谓的治疗“网瘾少年”，我们都必须意识到的是，他们所面向这些对象中都没有谁是要被制伏和被标准化的。有压迫的地方必有反抗，即使作为先驱的星星之火会被暂时熄灭，也终将会有被唤醒的大力士来接替他的位置，举起巨石，砸碎铁窗，飞越“疯人院”。

很早之前我在一部少女小说中看到过这样一句话，“当你想堕落的时候所有人陪着你一起，当你想要奋发而起的时候你只能是一个人”。沉默的大多数，被很多人用来指责公众的不作为和对“恶势力”的畏惧和包容，在这部几十年前的电影里，压抑的不仅仅是医院里泛着的刺鼻药水味、还有那些对待病人赤裸裸的非人道制度和对自由的禁锢。牢笼，不仅仅是医院里那苍白的长墙和围栏，更是人们对“强权”和“制度”的畏惧和屈服。
“不自由、毋宁死”，多少人歌颂过这句话，又有多少人真正敢为自由而死，其实这不能责怪人们，因为“自由”和“死亡”本身就是相悖的命题，失去了生命的自由本就谈不上自由，因为自由是以人“自由的意志力”来控制自我行动为前提的，当人们的生命、亦或是鲜活的意识失去了，“自由”也就没有了意义。
很多时候，歌颂自由与人权的影片都会用一两个追求自由的“失败者”的惨剧来凸显“胜利者”最后的悲壮，《飞越疯人院》残忍地安排了比利的死亡和麦克墨菲的痴呆，《肖申克的救赎》里是汤米被枪杀，位高权重者畏惧着制度的被打破，不得不采取极端的方式来维持着这本不合理的“平衡”。医院和监狱，本来一个是天堂一个是地狱，一个是白衣天使行善之地病人治愈之地，一个是罪恶被惩治之地，而在这两部影片中，天堂和地狱结合在了一起，成为禁锢人们自由的牢笼。
当追求自由的代价是死亡时，谁敢真正迈出这一步？只有天才和疯子。
比利为什么而死，他甚至没有触到自由的裙角。也许是因为极乐和恐惧。和爱人的相处或许是他在这个牢笼里初次与最后一次的快乐，再也没有新的快乐了，再也不可能实现新的快乐了，生命中最美好的已经体验过，就已生无所恋；护士对比利的威胁触发了他极乐之后加倍的恐惧，当美梦被打碎，噩梦会被放大一万倍，比例本来就是一个脆弱的病人，层层打击下，死亡似乎是他唯一的出路。
齐佛为什么杀死麦克墨菲，让他重获自由前双手沾满挚友的鲜血。因为失去了自由意识的麦克墨菲，本来就已经“死亡”。本片中我最不能接受的一点，就是医院单方面的剥夺麦克墨菲的思想——以切除他额叶的方式。这与谋杀何异！人之所以为人，全在于其自由的思想与意志，剥夺了他的思考能力使之变成一具行尸走肉，这简直令人发指！齐佛拥抱着挚友的“尸体”，给了他最终的“自由”。
齐佛，一个“疯子”，当人对自己所处的社会和制度充满绝望时，当救治人的医院开始剥夺人们的生命和思想，当白衣天使的双手也沾满罪恶，当自己的朋友为了自由而死，当愤怒最终大于恐惧，当癫狂最终大于理智，唯一的作法只剩抵死抗争。
其实我觉得，自由这个命题，在这座疯人院里，并不是自然而然的被激发出来的，而是被强权与压迫逼出来的。如果没有麦克墨菲，病人们依旧会循规蹈矩的生活下去，护士长尽管严厉但也只是在恪守职责，一切都那么“自然”。当平静的生活中出现了“异类”，平衡被打破，制度的制定者和制度的遵守者之间出现裂痕，反抗才得以开始。这不是比医院的“谋杀”更令人绝望的事情么。
令人悲哀的不是自由被剥夺，而是被剥夺者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失去了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