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成为贝壳

影评里我听到有两派声音：一派是认为电影就是宣导反战，不要因为中日的历史仇恨上纲上线。而另一派就是认为这就是一个日本人替自己战犯洗白的电影。其实双方都有些道理。作为观众我们有自己的看法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至于你支持哪一派或另有你自己的看法，让我们先了解一些有关“我想要成为贝壳”的真实历史背景。

我想要成为贝壳在日本是比较有名气的一个剧本，曾经翻拍过多个版本的电影。是作家桥本忍根据日本战犯加藤哲太郎的真实“遗嘱”改编的剧本，虽然遗嘱是真实的，但电影剧本和真实的历史有很大的出入。基本可说除了有杀战俘这件事以外，剧本里的冤案本质上是虚构的。

和电影里卑下的瘸腿二等兵清水丰松完全不同，真实主角加藤哲太郎在战时的官阶是中尉。1944年他成为东京新泻战俘营第五师的主任，由于1945年时战俘营发生了一个案例，有一个两次试图逃脱的美军战俘被刺刀处决（是否是加藤的直接责任已不可考）。日本战败后，加藤被指控为涉嫌虐待和杀害战俘而成为 BC级战犯 。1948年12月23日，被在横滨的第八军事法庭判处绞刑。我想成为贝壳的遗嘱就是加藤被判刑后写的。1949年 5月11 日， 加藤的妹妹藤子直接向美国驻日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提起上诉，藤子被允许与麦克阿瑟会面并交出请愿书。 5月16日，麦克阿瑟同意了不同寻常的重审。 结果由于有了一位友好证人的有利证词，加藤于6月24日被改判终身监禁，并后改为30年徒刑。加藤最后于1958年遇到大赦释放出狱，1976年7月29日死于食道癌。

电影是宣导反战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否涉嫌为日本二战战犯洗白呢？我觉得现在的剧本是很难逃脱这个质疑的。否则为何要隐瞒加藤的真实身份而改成电影里的清水呢？ 再看看电影里两位被美国军事法庭处决的战犯：一个是表现出大义凛然的矢野司令官，临死前把所有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同时义正言辞的指责美国人滥杀无辜；一个是无辜被卷入战争而虐杀战俘一事纯属冤案。反观审案的美军法庭表现出的就是胡搅蛮缠，荒谬无理草菅人命。在电影里反倒成为美国人蛮横无理，而日本战犯上至司令下至二等兵要不然是有担当情有可原要不就是被害者的局面。

电影里还有一幕清水为矢野理发时，矢野提到这里关押的死刑犯都是士兵或低级军官。他们的罪过不过是服从上级的命令罢了。这就是间接的告诉观众除了东条英机少数挑起战争的高层外（而这些A级战犯已为他们的罪付出了代价）其它人都是没有责任的。这也是日本现在很多人的意识里觉得他们不应该再为二战发起侵略战争负担历史责任的原因。但这个逻辑是合理的吗？要反驳这个由于不是首恶就无罪的逻辑，这就得提出另一个概念：平庸的罪恶（Evil of banality）：这是1963年德裔美籍哲学家、犹太人汉娜。阿伦特在她的著作《艾希曼在耶路撒冷》里，首次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平庸的罪恶”。即做出恶举的人并不需要是什么大奸大恶之徒，哪怕是平日里连一只蚊子都不忍心驱赶的普通人，只要他身在群体中，成为运转机器的一员，就很容易因为选择“服从”，而做出连他自己都难以想象的事。“他们只是在威势面前失去了自己下判断的能力”。这种没能在大恶的权威下提出反对声音的众人也是有责任的！也就是为什么德国人在希特勒的领导下以及日本人在东条英机等人的领导下做的恶不能简单的因为是服从上级命令而被豁免！

离开这个问题，电影本身还是很优秀的。清水代表的是小人物的无奈，奋斗与挣扎。一路从学徒，背井离乡从零开始。好不容易有个家有个业就遇到战争被拉夫。战时受尽了长官的凌虐，好容易熬过了战争，却又不幸被卷入了虐杀战俘的冤案。更被胡搅蛮缠的美军军事法庭判了绞刑。在绝望之后，由于原来的司令官临死前把所有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再加上同窗的犯友给了他可以透过亲友联署给美国总统可望获得减刑的希望。然而当房江历尽千辛万苦集齐200个署名之后，最终的宣判来临，仍然是绞刑。

这就是佛家说的共业：在那个坏的时代，任何人都很难逃过战争带来的苦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