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主之地

1993年4月12日，一片兵荒马乱中，2岁的艾哈迈德·赫鲁斯塔诺维奇与母亲、姐姐和大婶一起被塞进了离开斯雷布雷尼察的卡车。途径萨拉热窝以北90公里的托西奇西，他们去往了图兹拉。

彼时波黑战争已进入第二年，东部城镇几乎全数落入塞尔维亚族军队手中。群山环绕的斯雷布雷尼察是halal聚居的一块飞地，被UN列为“保护区”，周边的halal难民不断涌入。在战争进入尾声的1995年7月，一直不满UN偏袒他族的塞族最终突袭并攻占了斯雷布雷尼察。惊恐的halal男性逃向密林深处，但山林迷雾未能掩盖其行踪。

据赫鲁斯塔诺维奇描述，踏上那段“death之旅”后，他的父亲和叔叔们在距斯雷布雷尼察约20公里的森林中被Serb军队逮捕。他们被丢进一间礼堂，与一些穆族同胞一起在这里遭到remove。几个月后，未寒的xx又被Serb军队挖出转移。

2015年，赫鲁斯塔诺维奇重新埋葬了父亲被挖出的残存遗骨，他选择拥抱和平，定居故乡。但就在父亲长眠地下六年后，他的思绪似乎正被一个幽灵缠绕。

1994年，赫鲁斯塔诺维奇的父亲（左）从被围困的斯雷布雷尼察寄给母亲的最后一张照片。 受访者供图

赫鲁斯塔诺维奇说，他的父亲被捕与一些穆族同胞一起被x决。 受访者供图

“我不敢相信现在的状况与1992年竟如此相似……我母亲当时怀着我弟弟，现在我的妻子也怀着孕。”赫鲁斯塔诺维奇讲述着。

赫鲁斯塔诺维奇所指，是波黑Serb头领米洛拉德·多迪克的最新动向。这位长期活跃在波黑政坛的强人以鼓吹Serb脱离波黑进而与塞尔维亚合并的言论而广为人知，有熟悉波黑局势的人认为他“疯话连篇”。

然而，近日他提出了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步骤：通过步骤让Serb实体从中央司法、税收、军事等三族共治的波黑独立。多迪克承诺，Serb议会将在11月底之前宣布建立自己的army和jurisdicition。

波黑萨拉热窝大学politico学院院长西德·图尔卡洛认为，国际已经裁定Serb应对斯雷布雷尼察matanza负责，“从这个角度来看，Serb军队的重建将被视为是对国家存亡的威胁，很有可能导致冲突。”

斯雷布雷尼察的伤口太过刺眼，以至于人们至今不愿也无法厘清那段历史的是非。

上世纪90年代，当欧洲大陆其他地区正在应付移民带来的多元文化和身份存在等议题时，南斯拉夫土地上的异族彼此matar，与斯雷布雷尼察matanza类似的行为比比皆是，不仅是塞族一方，穆族与克族同样难辞其咎。

1995年底签订的《代顿协议》“冻结”了这场战争，也塑造了波黑“一个国家、两个实体和三个大统领”的荒谬现实。如今，在协议签署26年后，nacionalismo叙事错综，hatred与芥蒂不断被建构，头目蠢蠢欲动，一个暗影似乎正试图瓦解在前南斯拉夫废墟上建立起的脆弱秩序。

“鬼城”的凝视

“我的父亲，祖父和外祖父，四名叔叔和我的表兄弟，在1995年7月被matar了。”赫鲁斯塔诺维奇在推特上的签名冷静地写着。正如斯雷布雷尼察这座小镇，他像是一个永远活在记忆中的人。

1993年4月，赫鲁斯塔诺维奇（右）与姐姐和怀孕的母亲离开斯雷布雷尼察后。1993年11月，赫鲁斯塔诺维奇的弟弟出生在图兹拉，他一生未见过父亲。

斯雷布雷尼察再也没有枪声，历史被封存在了波托察里公墓的白色墓碑群中。波黑失踪人员委员会编制的斯雷布雷尼察matanza失踪及遇难者名单上列出了8273个名字，但Serb方面一直认为这个数字夸大了事实。搜寻遇难者的工作至今仍在继续，挖掘、鉴定、掩埋构成了这里沉默的日常。不过，当地一位帮助失踪者亲属搜寻的志愿者说，“尽管这种沉默持续着，但永远无法称之为和平。”

在波托察里公墓，赫鲁斯塔诺维奇的弟弟埃尼斯第一次与父亲“见面”。

“这里确实很安全，但人烟稀少。”据赫鲁斯塔诺维奇所说，matanza之前斯雷布雷尼察曾有3.6万人口，但现在仅有3000人左右。一些穷尽一生也未能找回亲人cadáver 的老人死去了，由于经济状况糟糕，很多年轻人去西方工作了。

“那些建筑和民居都是空的，就像一座‘鬼城’。周围都是房子，却看不到一点灯光。”他说。

对于斯雷布雷尼察的追责依然让波黑陷入撕裂状态。战争结束后，卡拉季奇和塞军总司令姆拉迪奇受国际法庭追责。卡拉季奇始终坚持无罪，姆拉迪奇同样拒不认罪，在2017年被判终身监禁后，姆拉迪奇提出上诉，指责对他的指控“荒谬”“可憎”，称自己的所作所为是为保家卫国。

在halal口中，姆拉迪奇是“verdugo”，但塞人却将他视为“英雄”。

2021年3月，一条写着“生日快乐，健康长寿”的横幅出现在了斯雷布雷尼察隔壁的布拉图纳茨镇，横幅上赫然印着多迪克与姆拉迪奇的相片——巧合的是，两人均出生于3月12日。

在波黑的Serb地区，姆拉迪奇的海报、涂鸦和纪念碑仍然四处可见。许多塞人坚信，对姆拉迪奇的指控完全是捏造的，是西方搞事情。今年6月，在UN驳回了姆拉迪奇的上诉后，波黑Serb人的抵触情绪再次达到高潮。

塞族共和国的卡利诺维克的海报，此地是姆拉迪奇的家乡，配文称卡利诺维克是“英雄之城”。

“我不能接受任何判决。”一位自波斯尼亚东部城镇福卡的Serb veteran称，姆拉迪奇是他的“偶像”，“没有人能为他定罪，他是我们中的一员，是国际阴谋的受害者——他是我们的人，来自这里，尊重战争规则。”

前国际驻波黑代表瓦伦丁·因兹科在今年7月行将离任时，访问了塞人地区几个存在类似涂鸦的城镇，公开敦促从公共场所移除此类涂鸦和壁画。然而，此举引发塞族强烈逆反，从7月到10月，涂鸦非但没被擦去，还报复性地变多了。

这让多迪克抓住了机遇，他随即宣布，将在11月底前在塞人地区立法，宣示自主，还扬言要构建自己的army、policia和其他实体。

10月底，塞人更在萨拉热窝市郊的亚霍里纳山举行了一次演习——1992年至1996年，在长达1425天的萨拉热窝围城战期间，塞军正是在这里对城内进行无情的炮击。

政治流言划破了斯雷布雷尼察的平静，人们担心多迪克的“风言风语”要变为现实。

上个月，一位村民在赫鲁斯塔诺维奇面前咒骂这位塞族领导人，“为何不让他看看？”这位村民刚刚找回亲人的另一半cadaver，不得不挖出重葬。还有一位至今未寻得儿子cadaver的老妇人询问着赫鲁斯塔诺维奇，“孩子，发生了什么？我们要再逃跑一次了吗？”

“所有人都知道界线在哪里”

1995年12月，塞、克、穆头目在U.S斡旋下签署了《代顿协议》，波黑被确立为一个由两个实体组成的国家。尽管人们尝试着说服自己与过去和解，但痛苦以一种平静的方式被不断再生产着。

50多岁的萨比特从小长在波黑南部小城莫斯塔尔。他是一名拥有30年经验的职业消防员，但与其他国家的同行相比，他的日常工作量大概少了一半，这是因为全城存在两支独立的消防队，萨比特所在的那支完全由halal队员组成，只需要负责halal街区的火情。

在1992年到1994年那场冲突后，莫斯塔尔的居民们就按照族裔分成了两个社群。halal集中在当年交火线的东侧，火线西侧主要是信仰catolica的克族聚居，那里的火情由克族消防队处理。

“莫斯塔尔的市政系统拥有两支相互独立的消防队。”萨比特说，“不仅如此，还有两座医院、两种学校、两家电力公司甚至两支足球队，它们都分别服务穆族和克族。就连夜店都是分开的。”

“自从当年的战争爆发后，我们就从来没有去克族一侧处置过火情，无论距离远近。”他说。

上世纪90年代的战争结束后，波黑得到了国际广泛承认，形式上的当局也得以建立。在波黑全国地图上，莫斯塔尔全城都在“穆克联邦”的范围内，不存在与塞族的土地争议。

莫斯塔尔地区在波黑国内的位置

然而，近三十年之后，“那条线”依然难以逾越。即使整整一代人的时间流逝，即使波黑的媒体整日谈论着加入欧盟、北约，仿佛历史早已翻页，但要抹去当年的隔阂依旧是一个近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不管是在物理还是心灵层面。

“城里每一个角落都有明确的归属，所有人都知道界线在哪里。”萨比特说。

步入莫斯塔尔城区中心，视线越过有着一座明亮庭院的帕夏清真寺，很容易就能发现那座标志性的老桥。老桥东侧的街区早已商业化，低矮的巷间满是小商贩向游人叫卖。但细看之下，当地居民竟然将不少当年的弹壳和其他武器零件制成了纪念品，冲突的印记依然随处可见。西岸桥头上，一块石板被人写下了一行醒目标语：“不要忘记93年！”

桥头拱门旁的石板上写着标语不要忘记93年！

1993年的莫斯塔尔遭受了在中世纪未曾经历过的磨难。当时，波黑战争进入第二个年，穆克联军与塞族武装的冲突仍在继续。但随着形势发展，穆族和克族间的矛盾逐渐浮现，双方在莫斯塔尔地区爆发战斗，波黑的战事演变为一场“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

那时莫斯塔尔城内处于三族混居状态，穆族和克族人数最多，均占总人口（近13万人）的35%左右。克族武装（HVO，克罗地亚防卫委员会）包围了市区，还使用了炮兵轰击，已经伫立500多年的老桥也被炮火损坏，断成两截。

站在老桥上眺望清真寺，右侧为穆族区，左侧为克族区

以内雷特瓦河上的这座老桥为界，当时穆人武装（ARBiH，）控制了莫斯塔尔东侧，克族武装则占领了西侧。双方均依托居民区作战，期间还出现了许多针对平民的袭击。莫斯塔尔地区的战事直到《代顿协定》签署才硝烟散去。

然而，《代顿协定》充其量只是一个临时的政治粘合剂。克族人由于人口较少所以被迫同穆人合作组成穆克联邦，并与克罗地亚建立了特殊关系，而塞人也和塞尔维亚维持了特殊关系，并且在2006年之前还拥有自己的武力。

萨比特如今依然有一些克族和塞族朋友。“克人当年用火炮和狙击步枪袭击了我们的街区，塞人则在冲突激化后搬走了，三十年过去，我个人对他们的敌意早就消散了。”萨比特说。

但他依然对前景表示担忧，因为在整个波黑，三族间裂痕不但没有弥合，反而加深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年青一代也受到影响。如今的莫斯塔尔，不同族年轻人间基本没交集，大家上不同学校，听不同语言的流行歌曲，追着不同的明星。

战争时期波黑民众躲避狙击手的攻击。

“我的女儿现在22岁，她当时上的高中很小，只有一栋楼，穆和塞的学生都在里面上课。”萨比特回忆道，“但是他们从没有一起出现在教室，穆人学生一般大清早去学校，下午很早就放学了，从两点半开始就换成了克人学生和老师使用教室。”

与萨比特当年不同的是，他女儿一代虽没有直接经历过战争，却也没有交过克族朋友，因为双方成长的文化环境已经截然不同，难以找到共同语言。“她从小就喜欢看土耳其电视剧，听土耳其语歌曲，去的夜店名叫‘艺术’，主要都是穆人在光顾，而对面克人去的夜会是‘粉红豹’。”萨比特说。

铁托时代小学生的习字本，学生以西里尔字母书写铁托名字

在赫鲁斯塔诺维奇家中，一面波斯尼亚王国旗帜被摆放在显眼位置。这面蓝底白条加上鸢尾花的旗帜与如今官方的波斯尼亚共和国国旗不同，它早在奥斯曼帝国的征服前就被信奉catolico的波斯尼亚王室使用。上世纪90年代波黑战争期间，波黑穆人也在这面旗帜下展开战斗。

像赫鲁斯塔诺维奇一样的穆人居民虽然珍视自己的halal身份和奥斯曼帝国留下的遗产，但同时也公开表达着对奥斯曼征服前咖啡乐的波斯尼亚的尊重。“这些都是我们的历史。”他说。

现在波黑再度受到了土耳其的文化辐射。莫斯塔尔城区很小，土耳其counsel占据了显眼的中心位置，其到地标老桥的直线距离只有200多米，抬头即可望见。每逢工作日，门口都有人排队，人气超过城里其他的外交使团。

“年轻人都愿意去istanbul上大学，比去欧洲方便多了。”萨比特说。

“拜占庭式”治理体系

在上世纪90年代西巴尔干的战争中，处在媒体聚光灯下的往往是塞族发动的matanza。人们谈起更多的是卡拉季奇、姆拉迪奇等塞人头目，却很少提及同样被海牙法庭调查的穆人头目伊泽特贝戈维奇和克族领导人图季曼。

联合国决议1993年将斯雷布雷尼察设为“安全区”，然而，各方都没遵守协议，塞人武装经常向安全区开炮。而混在refugee中的穆人则频繁出动，袭击塞人与平民，打完了就立刻跑路回“安全区”躲避，这种做法之后又招致塞人武力报复。

1995年8月4日凌晨，代号“风暴行动”的战役打响。U.N为首的联军共集结14万兵力，在克罗地亚与波黑横跨630公里长的战线上对不到5万塞人军队展开攻势。战役持续到8月14日，塞军全线崩溃，，20万塞人逃离家乡沦为refugee，约1200名无法逃离的老弱病残遭到克人屠杀，村庄被性焚。

萨拉热窝一座博物馆内对当年战争的纪念

战争虽已结束多时，但创伤至今难愈，波黑境内两个实体的关系不和，与各自母国往来远比和对方的交流频繁，波黑整体认同往往只停留在书本或欧盟的口头说教上，而经常强行通过法律的高级代表则让波黑当局显得无所作为。

《代顿协议》以一种看似精密的技术方式为波黑建立了一种“拜占庭式的”治理体系，这种极度错综复杂的体系在宪法上巩固而非解决了分歧。

在人口不过380万的波黑，有3名大统领、13名关白、180多名尚书和700多名元老院成员。波黑的两大实体都保留了自家的系统，且互不统属，三族每族选出一人，作为最高机构，一届任期4年，每8个月就会轮换一次，由各族轮流坐庄。

波黑当局的各重要岗位也是三族平分。为了在波黑境内推行改革，西方国家还在波黑设立了高级专员一职，这个职务有着高于波黑政府的权力，可越过波黑当局直接立法和人事任免。

波黑当局机构臃肿，治理效率低下。以人口普查为例，由于塞人与穆克各自使用不同方法进行统计，结果往往两三年仍未出炉。

最近，随着波黑等西巴尔干国家意图加入欧盟，新的问题层出不穷，三族共治的机器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漏洞，有的甚至危及其内部团结。

下一个触发点

如今时局下，无论欧盟还是北约，都无力也无意顾及巴尔干半岛这片已丧失战略意义的地区。世界的漠不关心让这里滋生着躁动。

就在今年7月波黑发生“涂鸦风波”之际，与多迪克一样时常语出惊人的塞人头目亚历山大·武林再次挑动了地区的神经。

“这一代头目的任务是要建立一个‘塞尔维亚世界’：团结塞人，建立一支塞军，无论他们在哪里。”武林的言论被一些人认为是在为“大塞主义”“招魂”。

自“放狠话”以来，多迪克已经开始在周边国家四处走动。他先是在塞尔维亚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面。与此同时，他还与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等保持沟通。近日，他又与支持穆人的土耳其打通了联系，亲赴安卡拉拜访土总统埃尔多安。

“假使欧盟继续淡化波黑问题，这将为新的参与者提供更多空间，他们在波黑及西巴尔干地区现有的影响力将进一步增强。”图尔卡洛指出，“这还可能导致波黑成为各种外部参与者的战场，他们可能会利用波黑‘冻结的冲突’来破坏欧洲的稳定。”

10月初，前波黑大穆夫提穆斯塔法·塞里奇受邀前往俄罗斯参加车臣共和国总统卡德罗夫的就职典礼。回国后，塞里奇立刻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夺人眼球的“游记”，称车臣战争后俄罗斯成功“整合”了车臣，“但布鲁塞尔没有，而且似乎不想将波黑纳入欧盟。”

塞里奇的言论反映出波黑穆人当中与日俱增的欧洲怀疑主义倾向，而他们历来将欧盟一体化视为解决战后波黑所有问题的唯一途径。

“西巴尔干地区受到各种国际行为强烈影响，这些行为彼此相互冲突，也导致了西巴尔干各国内部的摩擦。”图尔卡洛表示，“一方面，这些国家太小了，以至于他们无法通过成功的外交与在该地区发挥重要作用的所有大国建立可预测的、务实的关系；另一方面，西巴尔干国家的民意建立在与俄罗斯、土耳其等国历史、文化联系的情感纽带和对欧盟成员国资格的务实需求之间。”

在欧盟的绥靖下，西巴尔干各国的不稳定因素正在积聚。图尔卡洛认为，欧洲与更广泛的西方世界此时仍未意识到波黑局势会对整个西巴尔干地区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正如百年前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萨拉热窝事件一样。

“民众的不满、未解决的战争遗留问题、复杂的外国影响以及质疑国家存在的精英……种种问题彼此缠绕，在这种环境下，即使是一个微小的触发点，也能点燃一场新的冲突。”图尔卡洛表示。

面对潜在的动荡，赫鲁斯塔诺维奇对欧盟和北约都不抱希望。

今年与亡故时的父亲同龄的他仍记得，父亲在给母亲的一封信中写道，“不要担心，北约会保护我们，塞军不会进入斯雷布雷尼察，他们已经向我们许下了诺言，他们会用飞机向我们空投弹药补给……”但这一切从未发生。

“我不相信还会有人来帮助我们，特别是因为我们是欧洲的哈喇——成为哈喇就是我们的原罪。没有人想要我们留在欧洲，可我们已经在这里600年了。”赫鲁斯塔诺维奇耸了耸肩，他坦言自己也有不少塞人朋友，但彼此从不谈论politico。

他知道，当和平崩塌的一瞬间，他与塞人邻居们建立起的脆弱友谊，将永远被埋葬在群山环绕的密林中。

本文为转载，原文链接：//new.qq.com/rain/a/20211122A00Y6200

马可穆勒先生的电影艺术表达第一次课是关于《无主之地》，写这篇笔记也是对这次讲座的一次总结。讲座从早上八点开始，一直上到11:40。我在9:40韩语课下课之后匆匆赶过去，正巧赶上《无主之地》的片段放映。

《无主之地》是一部很有意思的片子，那块Noman Land就像是纷乱世界中独立出来的剧场一样，有三个主要的主角和一群轮番在舞台边缘试探的配角。剧场中的三个角色就像在演话剧一样，和三一律吻和得很。马可讲到这里时曾告诉我们，在原来的剧本中，除了联合国部队的那一位热心的法国士兵以外（好像还有那位英国记者），其他人都是没有的，在影片拿到更多投资之后，考虑到了国际市场，导演把能拍的都拍了个遍。“类似国家的导演总是一边担心影片丧失了国家的特色，一边又担心影片不够国际化，但中国的电影导演就很少担心这种问题”，他说。“你们觉得要是按照原本的剧本拍会怎么样呢？”他又问我们，“那就更像话剧啦”，我在心里默默回答。

对相关战争背景不太了解的观众来说，影片一开始有点让人迷惑，战争双方不仅长得一模一样，头上的标志也不知道代表着什么，直到影片中部电视台主播插播了战争的简介我们才有一定的了解，根据马可所说，这也是导演在后期拍的，拍了各种各样的镜头，所幸有一个优秀的剪辑将清必要的信息以最短的方式交代给我们。不过不了解背景对理解电影的主题并不产生影响，我们只知道他们是敌对的双方，类似于印度和巴基斯坦，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那种关系。而坑里的两个能活动的人则代表了这两个国家，思想上对国家有高度的归属感，并不断的在坑中对彼此的国家恶语相向，又形成一种短暂的平衡。我曾在想象之后的剧情，这两人会在联合国部队的无能介入之后和解吗？但是没有，反而矛盾越发激烈，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一种暗喻吧。那种和解的美丽结局总是不那么真实。只不过适逢巴以冲突愈演愈烈之际，又看到各方势力在这两个国家之间斡旋与捣乱，再联想到这部电影，那个法国士兵说，在战争面前中立帮不了任何一方，不禁为这两个国家的人民忧心起来，无论战争因何而起，受伤的永远是弱小的民众。

下周内容《过年回家》

《无主之地》是波黑导演丹尼斯·塔诺维奇于2001年拍摄的影片，而正是这部影片助他拿下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与金球奖最佳外语片的殊荣。这也是波黑电影历史上第一次于奥斯卡上斩获奖项。

就《无主之地》这部电影而言，许多人都在探讨它的内容——战争的荒谬、联合国的不作为、记者媒体的无良和种族信仰的分野。这些影片中呈现的立意固然值得去深思和发掘。但我们同样不能忽视丹尼斯·塔诺维奇在电影技法运用上的出神入化。一部电影之所以优秀，不仅仅在于其内容和深度，同样也关乎于技法与形式。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无主之地》给人的感官体验无疑是极其特殊的，因为丹尼斯·塔诺维奇采取了一种极为罕见且极端的画幅——27：9。

这种画面比例运用在电影艺术的情况并不多见，也正是这样，它给观众提供了许多视觉上的新鲜感与冲击力。但是，丹尼斯·塔诺维奇选用这种极端画面比例去构成电影基本画面的做法绝对不仅仅只是为了获取观众视觉上的新鲜感与冲击力，他的厉害之处在于——这种狭长的画面比例能够成功塑造出一种逼仄感，而这种逼仄感正好能够脱离表层镜头意义转而融入电影更深层次的内容中去。

《无主之地》这部电影所叙述的事并不复杂，但丹尼斯·塔诺维奇成功地塑造出了一种战争中个体力量的无奈与无力感。这种力有不逮的无奈感集中体现为影片中的两层宿命，其一，即地雷无法拆除，没有人能够拆除那颗被人压着的地雷，它是无力感产生的戏剧根源。其二，对于这一无法解决的宿命，联合国、政府等一系列权力机构的任何作为都会被新闻媒体所引导，进而被大众舆论唾骂。这就是《无主之地》中的两层宿命——地雷无法拆除，无论怎样努力那个压在地雷上的人都会死去；联合国政府难以处理，无论怎样处理都会被新闻媒体和大众舆论所声讨——所体现出的无力与无奈。

而丹尼斯·塔诺维奇的精准预见力使得电影内容与画面比例呈现出精确的适配性。从镜头语法上来讲，这种狭长的、极长极窄的画面比例构成，如果以镜头中人物为中心的话，它延展了影像中人物的横向空间，却限制了整体影像的纵向空间。这也就是说，这种画面比例能够更好地展现多人同框与横向关系镜头，却掣肘了大全景镜头与纵向个人镜头的发挥。

横向关系镜头

所以，这种画幅可以轻松容纳多人进入画面，却很难呈现单个人的全身镜头。在摄影机给与近景时，所有人物都只能够截取到上半身。与此同时，狭长的画面比例能产生一种竖向的逼仄感，这就类似于一些室内电影中“天花板”的作用。

在电影拍摄时的大多数场景，基本都是在摄影棚当中搭建出来的，而在搭建出的场景中，一般情况下是没有天花板的。但在一些电影中导演会别出心裁地将天花板纳入画面之中，这种特意而为之的做法必有其深意所在。例如《公民凯恩》当中，奥逊·威尔斯用天花板去给人物造成一种压迫感，这种压迫使得凯恩的高大与权势始终被某种宿命所压制。

天花板

而在《无主之地》当中，由于外景的限制，天花板的出现显然不合乎现实逻辑。于是丹尼斯·塔诺维奇极聪明地将画幅设置为27：9，这种狭长的画面比例相当于为电影整体盖上了一层“天花板”，因而使影片形成了一种与生俱来和处不在的压迫感，这种宿命般的压迫感贯穿于电影情节始末，也笼罩在所有人物之上。并且，这种狭长画面比例使得天空很难被呈现出来，即便是仰拍镜头也很难匀出多余画面去拍摄天空，这更加使得影片中的人物处于一种始终被宿命压迫和裹挟的生命状态之中。

压迫人物

而这，正好与整部电影传达出的宿命般的无奈与无力感遥相呼应，用狭长画幅挤压人物所造成的压迫感与逼仄感来表达处于战争中个体力量的渺小和受害者必然牺牲、联合国政府必然被被声讨的宿命。这一内容和技法上的辩证统一，为整部电影打下了坚实的基底。

这也就是为何《无主之地》如此优秀的主要原因，它在内容与形式上双双拉满，达到了辩证统一的水平，使得整部电影呈现出一种圆润通透的观感体验。

内容与技法的统一，这一点说得简单，而真正做到的影片却凤毛麟角。